第八章 入阁拜相 1969 年秋,帕尔梅正式从埃兰德手中接过首相大印,开始主持瑞典内政外交 的大政方针。 帕尔梅为求稳定,效仿恩师以前做法,组阁时原封不动地保留埃兰德的全班人 马,只是增添英瓦尔·卡尔松填补他升迁后留下的教会与教育大臣的空缺,其余大 臣一概留任。 “瑞典社会民主党现已面向人人平等和自由的大家庭的未来,”帕尔梅向全国 发表他的就职演说,阐述他的施政纲领。“任何社民党主席的首要任务是倾听(工 人)运动的声音。”他说他今后10 年要达到的目标是缓解由于科技进步和自动化 程度提高而带来的消极后果,要“扩大和深化瑞典社会的民主,为实现平等而努力。” 换言之,他将沿着他年轻时的政治偶像埃恩斯特·维格福斯开拓的航向继续前进。 殊不知瑞典社民党的“福利社会”经40年的经营,已出现许多问题。瑞典经济在70 年代初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日趋剧烈的国际竞争的夹击下,发展速度缓慢,明显 走向下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瑞典病”的方方面面已渐渐暴露无遗,新首相非拿 出新的对策不可。 帕尔梅少年得志,但此时他却故作谦逊,强调社民党的领导,个人作用微不足 道。“社会民主是一场运动,从来不是,也不会允许任何个人来导演,”他说。他 领导的党都将采取群众路线,将“研究党代会的辩论和决议,将深入到各个区和工 会组织,听取他们的辩论”。 右翼报纸对新首相不无批评,几乎天天都有攻击他的文章,这都在预料之中。 《每日新闻》是全国最大的报纸,写了一篇评论,指责帕尔梅是机会主义者,专门 看风使舵,忽而把自己打扮成激进派,忽而把自己装扮成温和主义者,担心他这个 上层社会出身的人,为了博得社民党的欢心和信任,有时难免表现得比社民党人更 加激进。评论警告说,“这样会导致不必要的对抗。”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诚 如历史学家海德纽斯所说:“帕尔梅在对外政策上有些激进,但对内政策却是实用 主义的。”帕尔梅担任首相后,公务更加繁忙,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了。担任首相 十余年(1969~1976 年; 1982 ~1986 年),生活作风几乎一切照旧,无甚变 化、他和妻子丽斯贝特仍旧住在郊区瓦林比,每天仍由丽斯贝特驾车送他上班。夏 天人们还看见他像以前一样,骑着自行车上街采购或散心。他仍像绝大部分瑞典人 一样花钱十分谨慎。他口袋里仍旧只装些现金,从不使用信用卡。 他与寡言古板的瑞典同胞不同,作风随便自然,全无贵族痕迹。当了首相,依 旧如此,从不为条条框框束缚,不装腔作势,不端架子。首相应该是个什么“架子” 呢?世上有那么多首相、总理,有无标准的“架子”呢?帕尔梅似乎从未考虑过这 个问题。在他看来,“作为首相在瑞典能像平民一样地生活,我只感到高兴。”一 次他出国访问,在去阿兰达国际机场途中,车子出了故障,抛锚了。司机检查了汽 车的电路、油路,找不出故障所在,急得满头大汗。帕尔梅见飞机起飞时间快到了, 打开车门下车,拿出他二十年前在美国当学生练就的搭便车的本领,站到路旁,伸 出右手,作出要求搭车手势。不久有个送丈夫去机场的妇女把他捎到机场。他的挚 友和心腹记者迪特尔·斯特朗德有次亲眼目睹他的“狼狈样”。斯特朗德住在南郊 的一幢公寓房里。这里是典型的工人居住区。一个夏天夜晚,斯特朗德听到凉台下 有人吹口哨,探出头一望,原来是首相寅夜造访! 斯特朗德还记得有一次记者招待会,帕尔梅首相迟到了。他是从佛乐岛的休闲 小屋赶未的。只见他身穿恤衫、牛仔裤,手提一包替换下来侍洗的衣服。妻子丽斯 贝特要他将这堆衣服洗一下,并将使用洗衣机的程序写在条上,说明洗完衣服后要 按逆程序一一关闭洗衣机的键钮。 克莱斯·帕尔梅回忆说,有天奥洛夫·帕尔梅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想看奥林 匹克体育场举行的田径赛。奥林匹克体育场位于斯德哥尔摩里汀屿大街的南端,是 里汀屿岛进入市区的必由之路,建于本世纪初,是为迎接奥运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而建的,外面看来像个城堡,朱红砖墙黑大门,很有特色。用现代标准衡量,这个 体育场显得太小、太陈旧,但使用率相当高,每年仍有不少重大赛事在这里举行。 克莱斯说:“奥洛夫特别喜欢田径运动。 我同意一起去,他便开着他那辆小得可怜的轿车来了,车里已经坐着体育部长 思文·阿斯普林。我们都塞进小车,实在过于拥挤,坐在里面无法动弹,好不容易 到了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都急忙下车,舒口气,活动活动手脚。 然而我们来晚了,没有停车的地方。奥洛夫突然发现体育场旁边有一小块空地, 犹豫不决地对我们说:‘你们认为我可以把车停在那儿吗?’我们说: ‘当然可以。’但他仍满腹孤疑,我们就一个劲劝他快去。然而,正当他要把 车停到那儿时,一个大个子警察发现了,他先站正了身子,脸上露出不可侵犯的严 肃神情,朝我们走了过来。看来他决心要为破坏不知哪条规则而对我们兴师问罪, 进行处罚了。但是当他看见车里的人时,他的脚步变的怯生生的,像个犯了错误的 小学生见到老师一样。奥洛夫摇下车窗玻璃,说:‘对不起,我能把车子停在这儿 吗?’警察迟疑了一下,遂即敬了个礼,说:‘我将亲自看守这辆车,先生。’奥 洛夫感谢他,车子停妥,锁了车门与我们一起朝入口走去。‘克莱斯,让阿斯普林 走在前面,’奥洛夫对我说,‘门口收票的人都认识他,我们可以不买门票了。’” 帕尔梅在政治舞台上时刻处于战备状态,但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需要休息,需 要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他说:“总当政治家是不可能的。有时你需要休息一下, 跟朋友在一起聊聊天,说说笑话,有些笑话也许已经听过一百次,但我愿意再听一 百零一次,也不愿去讨论最近签订的农业协议。”上班为官,下班为民。首相业余 时何尝不能开个玩笑。 帕尔梅收到过十几万封来信, 1984 年一年便收到1.9 万封,有些信开头很随 便,“你好!帕尔梅”或“你好”,这是现代瑞典人朋友之间写信最通常的方式, 有的比较正式,开头要说“最尊敬的奥洛夫·帕尔梅。”许多信是孩子写的,问他 最喜欢的瑞典冰球球星是谁,有的反映学校伙食不好。 对这些来信,他力争一一回答,不用秘书代劳。因而回信花去的时间无法计算。 对反映伙食不好的信,他抱歉地回答说,政府对学校食谱影响不大,不能对厨师下 行政命令。但他有次对一个班级学生说:“饭菜应该是既有营养,又很可口。问题 是:汉堡包、可口可乐难道真有营养吗?”麦当劳公司生财有道,在瑞典设了许多 店,搞了无数促销活动,瞄准的消费对象却是孩子。 他们用些花钱很少但很讨孩子欢心的小纪念品作为馈赠,孩子仅仅为了这小纪 念品就用父母给的零花钱去买一份麦当劳。童心纯洁无瑕,童心也极易受骗。 据说帕尔梅对孩子信中提出的问题都一一转告有关当局,请他们解决。 他收到那么多信,都很好收藏起来,无一扔进纸篓。他有次对一年轻记者说, “信太多,回信就很难及时了。”很可惜,有几封是恫吓信,他没有很好重视,导 致悲剧。 帕尔梅做官不像官。不论这些是否都是装出来的,却赢得不少民心。他逝世十 年后,今天仍有许多瑞典人怀念这位贵为首相、凡如俗子的帕尔梅。 作为首相,作为个人兴趣,帕尔梅最关心的是外交和国防。 外交上帕尔梅最关心的是与美国的关系。瑞典是一个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 商品的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国一直是瑞典重要的贸易伙伴 之一。到80 年代后期,美国已成为瑞典第三贸易伙伴,对美出口占瑞贸易出口总 额的百分之十一,从美进口占瑞贸易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美国是超级大国、是西 方之首。瑞典社民党意识形态上与美国虽有分歧,但基本价值观念是一致的,都崇 尚民主、自由。与美国关系降至最低点,对瑞典,对帕尔梅本人总是不利,要设法 改善。 帕尔梅恩师埃兰德也为此担忧。他虽已告老,但未还乡,仍留在斯德哥尔摩。 他把帕尔梅扶上马,还要送他一程,助他一臂之力。 埃兰德对帕尔梅最为了解。帕尔梅在反对美国侵越战争中的言行与其说是出于 他个人良心,不如说是为了瑞典利益。美国人恼火是预料中的事。但尼克松政府迟 迟不派新任驻瑞大使,美国人扬言要抵制瑞货,不买沃尔沃汽车,码头工人还说不 为瑞典货物装卸,这就过分了。许多瑞典商人不理解帕尔梅的用心,谩骂之声每日 见于报端,这就太委屈了帕尔梅。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于是埃兰德亲自出马,向美国人作解释,尽快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帮助爱徒 渡过难关。 1970 年4 月9 日,尼克松似乎觉得已经教训了帕尔梅,选派杰罗姆·H ·霍 兰德为新任驻瑞大使。霍兰德是个黑人外交家。当他到达斯德哥尔摩阿兰达国际机 场时,发现欢迎他的除瑞典外交部礼宾官员和一大批警察外,还有一大群示威群众! 他们抗议美国侵略越南,惨杀越南无辜村民。不过瑞典人有教养,懂礼貌,对新任 大使没有任何过火行为,示威也只是静静站着,表达自己感情而已,点到为止。据 说后来一人冲破警察警戒圈,向霍兰德大声喊道:“滚回去,杀人犯,瑞典不欢迎 你!”美国使馆为此提出抗议。瑞典外交部向美国使馆表示道歉。 4 月29 日霍兰德为美国新落成的文化中心剪彩,身上又被示威群众扔掷的臭 鸡蛋击中。 示威群众在另一次反美游行中烧了美国星条旗。 霍兰德一次又一次提出抗议,并说他在瑞典旅行时,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他 说有人还骂他是“黑鬼”。 示威群众主要是瑞典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但也有从越南战场上下来、在瑞典 政治避难的美国逃兵。他们因厌战而逃来瑞典,他们的反战情绪是可想而知的。瑞 典政府收容他们,这就是对美国政府的不敬了。 帕尔梅严厉批评了过火的示威游行,特别谴责了焚烧美国国旗的行为。 但美国并未就此罢休。 1970 年,即帕尔梅参加斯德哥尔摩反美示威游行后的第二年,凯尼恩大学决 定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这一荣誉的获得对帕尔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6 月,帕尔梅偕夫人丽斯贝特赴美接受这一荣誉。但是,帕尔梅的这次访问,不但受 到美国政府的冷遇,而且遭到一些美国人的污辱。 一踏上美国国土,“欢迎”他的便是码头工人的示威游行。帕尔梅说这是右翼 势力组织的。码头工人打着“帕尔梅是种族主义者!”“帕尔梅是瑞典的华莱士!” “帕尔梅滚回去!”等标语牌,散发反对帕尔梅的传单,说帕尔梅“亲共反美”, “共产党国家喜欢你,他们那儿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凯尼恩大学毕竟是高等学 府,是帕尔梅母校,师生对帕尔梅夫妇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为帕尔梅举行隆重的学 位授予仪式。帕尔梅满含深情地在会上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题目是《人的 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他说:“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凯尼恩度过的,见到大 学里的人我总是非常高兴。”当他正在阐述人的自由与民族自由的关系时,国际码 头工人工会组织一批人,聚集在校园里的草坪上大喊大叫。帕尔梅起初不予理会,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继续谈其自由观——一个他从学生时代就对东欧和东南亚青 年学生宣传的题目。后因会场被喧嚣声破坏,他便离开讲稿提高嗓门说,学术自由 “也包括声音被别人听到的自由!”演讲完毕,帕尔梅与学生在树下的草坪上席地 面坐,欢快交谈,也不让记者参加。联邦调查局派来的十名特务,散布在离帕尔梅 不远的地方,比尔·麦基便为其中之一。麦基戴副墨镜,手持对讲机,腰间挂着手 枪,在圈子外面徘徊。麦基奉命紧随帕尔梅,寸步不离。帕尔梅上厕所他也跟进厕 所。有时他为提醒帕尔梅注意他的存在,高声喊道:“这屋里有医生吗?”英文里 面“医生”与“博士”是同一个词。他用这双意词同这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帕尔 梅开个玩笑,但帕尔梅不与其计较,而且以德报怨,临行前送他一副袖扣作为纪念。 记者后来问麦基:“帕尔梅与学生谈了什么”,麦基满不以为然地说,“无非 是性和越南。”帕尔梅无法掩饰他对美国的失望。他说:“美国是世界上超级大国, 人们期望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国家的行为与其民主理想相吻合。美国有责任体 察人们这个希望,人们期望它这样做并不是反美。”帕尔梅在记者招待会上,也不 掩饰对码头工人的不满,说“他们是受雇于人。拿人钱财,为人示威。我为他们感 到难过。我知道他们并不代表真正美国工人。”他说示威是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的。 记者指出尼克松是右派,但许多工人投他的票,选他上台。帕尔梅说:“美国不少 工会对国内政策态度是激进的,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是反动的。”“您认为美国有希 望变得更激进些吗?”“啊,那是肯定无疑的,”帕尔梅回答说。“美国还有一股 民主暗流。 我是乐观主义者。”帕尔梅访美期间,美国官方避而不见,后来安排国务卿罗 杰斯接见。帕尔梅有些受宠若惊,而谈话时间之长更使他喜出望外。“我原以为是 礼节拜会——一刻钟便结束——但结果谈了两个小时,讨论热烈,四分之三时间谈 的是东南亚。”帕尔梅对随行记者斯特朗德说。 “这使我有机会谈谈我们对入侵柬埔寨的看法。谈话有时很僵,因为我们将入 侵柬埔寨与(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我们坚持这个观点。 1968 年我们问俄国人:‘谁请你们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又是谁邀请美国军 队去柬埔寨的呢?柬埔寨政府没有发出正式邀请。我们把入侵柬埔寨比作俄国入侵 捷克斯洛伐克是完全恰当的。这关系到一个小国的主权问题。”“然后他们又提出 一连串其他国家:你们瑞典认为我们对希腊应该怎么办呢?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 题。典型的超级大国作风!”帕尔梅说整个辩论很“严肃,但很友好,罗杰斯还在 家里设宴招待”。 帕尔梅在华盛顿未见到尼克松。他到已故的肯尼迪兄弟墓上献了花圈,去纽约 参加了莉娜·霍恩和哈里·贝拉方特两位歌星举行的招待会,见到了黑人民权运动 领袖雷尔夫·艾伯纳西和马丁·路德·金的遗孀科雷塔·金。 贝拉方特高歌一曲:《你们在哪儿?》,这是一首纪念肯尼迪兄弟、马丁·路 德·金,以及其他遭到暗杀的美国人的颂歌。帕尔梅很激动,说“这是美国迄今最 了不起的事”。 斯特朗德问帕尔梅:美国之行的好的一面是什么?帕尔梅答:“是我们能够表 达我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坏的一面呢?“是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糟糕透顶地撕成 碎片。”最使帕尔梅难过的是美国居然管他叫“种族主义者”。这是因为美国大使 霍兰德被人唤为“黑鬼”而引起的。帕尔梅回国后顾不上休假(瑞典人对休假十分 认真,几乎是雷打不动。七八月份许多工厂停工,因为工人都去度假了),在佛乐 岛给霍兰德写了封长信,解释他对种族歧视的态度,回忆他1948 年在美国密西西 比的公共汽车上无意坐到专为黑人划定的座位上、白人要他离开,他坚决拒绝、险 遭白人毒打的经过,信最后说: 这只是许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个。这早在民权运动开始之前就发生了。22 年后 当我再去美国旧地重游时,有人竟对我打出“帕尔梅是瑞典的乔治·华莱士”、 “帕尔梅是种族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标语。这种人身攻击是令人不快的,但使 我更加奇怪、更加震惊的,是在几次记者招待会和会议上,人们连续不断地向我提 问有关瑞典人民种族偏见的问题。美国公众相当一部分人显然有个印象:瑞典人是 种族主义者。据说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曾被人唤为“黑鬼”,因而使美国大使蒙 受了种族偏见的污辱,因而出现对瑞典人的上述指责。这种指责损害了瑞典人民的 名誉。这个问题很重要,很严重,对我们两国关系亦有影响。所以我从美国回来后, 立即指示外交部详细调查。美国大使馆并未就种族污辱向外交部提过交涉,但外交 部从警察总署以及其他方面搜集了情况,并从目击者(即4 月9 日看见您抵达阿兰 达机场和4 月14 日看见您坐马车去王官的人),处获取了报告。跟您同坐一辆马 车的人以及骑着摩托(为您开道)的人都被找来谈话。从瑞典当局已掌握的材料来 看,没有证据说明发生过种族歧视性质的事件。 在此等情况下,我建议,(瑞典)外交部与美国大使馆一起把问题澄清。 我原想与您当面交谈这个问题,但我眼下正在佛乐岛休假,因此我给您写了这 封信。 向您和您夫人致以热烈问候。 您的忠诚的 奥洛夫·帕尔梅 霍兰德复信简短,寥寥数语,但几乎每个字都透露出大国沙文主义态度: 亲爱的首相先生: 您7 月25 日提及我家和我在瑞典经受的某些不愉快事件的来信收到。 与其让(瑞典)外交部和本使馆讨论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和我找个双方方便的 时间当面交谈,讨论此事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 你的忠诚的, 杰罗姆·H ·霍兰德 美国大使。 按瑞典惯例,外国大使有事,一般只能见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或政治司司长,如 果事关重大,而且确有必要,方可安排外交大臣接见。礼节上不需要首相本人出面。 帕尔梅是否与霍兰德大使找到“双方方便的时间”“当面交谈”,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1970 年7 月29 日帕尔梅在《每日新闻》发表以《美河在我心中》为题的文 章,强烈谴责美军1968 年惨无人性地屠杀越南美河村民的暴行。帕尔梅写道,参 加这次大屠杀的不是魔鬼,而是你们每天可能见到的人,他们受战争驱使而变得惨 无人性。“我们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美河,”帕尔梅写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 此类似的情况下,应该如何作出反应。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设法避免使我们陷 入这种情况。惨暴行为必须受到谴责,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不管由谁承担责任。” “普通的美国男孩参加了这次大屠杀……当幻想破灭时,该是何等痛苦。美国出兵 是去保卫自由和民主的,是去保卫越南独立和美国荣誉的。人们可能‘为我们的孩 子”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无所畏惧地为崇高理想而战斗。 然后传来大屠杀的照片,被屠杀的正是军队派去保卫的人。他们在去往塞莫皮 莱的路上来到了美河。”帕尔梅文章并说他在美国遇到针对他的示威,是美国为其 错误进行的自我辩解,反映出美国自感有罪。“美国希望政治解决的愿望与日俱增, 对此我深信不疑。”帕尔梅上任后除去美国外,还正式访问法国、前西德等国家, 每次都将美国侵越战争作为会谈主要议题之一。帕尔梅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在国内 外赢得不少赞誉,也招来国内右派的不少批评。他们指责帕尔梅不务正业,不认真 考虑国内问题,反而整天在国际上招摇过市。右派当然不会理解这位瑞典首相和瑞 典社民党主席的“鸿鹄之志”,但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瑞典福利社会此刻已 出现不少问题,“人民之家”或“美好之家”虽然不是大厦将倾,但已多处屋漏, 危机业已出现,确是需要首相多加关心。可惜这位政治上十分敏锐的首相,未能及 时察觉问题的严重性而采取对策。 1970 年9 月瑞典大选,帕尔梅首次率领社民党进行“卫冕之战”。结果只获 得45·3 %的选票,在议会中失去绝对多数。但帕尔梅决定单独组阁,声称“社民 党人在逆境中战斗得更出色”。他知道社民党加上共产党的议席,在议会仍占多数, “非社会主义集团”掀不起翻船的风浪。 二次大战以后,瑞典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直至1965 年前后。这是瑞典经济的 “第二个黄金时代”,此后便出现下降趋势。经济学家将1965 年前后称为瑞典经 济发展的“分水岭”。帕尔梅恰恰是在经济走下坡路时上台的。 帕尔梅刚刚上台,瑞典基律纳等三大矿区的5000 名矿工不顾工会劝阻,举行 罢工,抗议计件工资制。其他地区也接连爆发“非法罢工”,对政府征收过高的个 人所得税和雇主表示强烈不满。罢工尚未结束,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又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为吸引妇女就业而制订的、新的鼓励已婚妇女工作的税法,称这将“破坏 正常的家庭单位”。工人阶级妇女也上街示威,抗议粮价飞涨。 这些社会现象反映了经济滑坡后,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产生的不满情绪。 瑞典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发出警告,必须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否则福利社会将 难以为继。然而,一是由于各种矛盾尚不十分明显,二是调整实非易事,帕尔梅遂 对各种罢工、抗议、示威游行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仍将主要精力集中 在国际事务方面。 1972 年圣诞节前夕,美国悍然恢复轰炸北越。帕尔梅闻讯趴在自家的饭桌上 起草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声明,谴责美国: 人们对每件事都给一个正确的名字。越南发生的事是一种酷刑。军事上轰炸是 毫无理由的,西贡的军方发言人已经否认北越有加强兵力之举。 不能让谈判桌上抱顽固态度的人决定去从,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那样,主 要是西贡阮文绍总统反对巴黎达成的十月协议。 他们正在于的只能使人民,使一个国家遭受折磨和痛苦,蒙受羞辱,迫使它投 降。因此轰炸是个暴行。 现代历史上有过许多这类暴行。大家都知道这些暴行的名字。格尔尼卡、奥拉 多尔、卡廷、利迪策、沙佩维尔以及特雷布林卡。暴力得逞了。然而后代对那些要 为此负责的人的裁决是严厉的。现在,这一长串名单上又增加一个新的名字——河 内, 1972 年圣诞节华盛顿对此声明十分恼怒。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对即 将离任的瑞典大使休伯特·德贝切说,尼克松认为帕尔梅的声明是对美国的莫大污 辱,从不记得瑞典政府对纳粹德国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暴行曾发表过言辞如此尖锐的 声明。基辛格博士对帕尔梅将美国轰炸北越,与纳粹死亡集中营相提并论,感到特 别沮丧。 帕尔梅于圣诞之夜收到尼克松的一份电报:瑞典新任驻美大使Y ·摩勒不受欢 迎。帕尔梅也不甘示弱,给尼克松复了一份电报,表示他对“越南正在继续进行的 生命涂炭的悲剧感到最深切的焦急”。 帕尔梅的声明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许多瑞典人觉得帕尔梅简直胆大妄为。然 而更多的人虽为瑞美关系恶化感到不安,但认为帕尔梅有勇气,好样儿的。帕尔梅 本人每天收到1200 封美国人的来信,感谢他如此直言不讳他说出他们要说的话, 对他表示钦佩。帕尔梅说,他是与包括埃兰德在内的社民党领导人磋商后发表这份 声明的,他获得所有社民党领导人的支持,他似乎有恃无恐了。 然而中伤他的谣言四起。他去探望因病住院的母亲,立即有人说他得了绝症已 经住院;有人说是精神失常,有人说他正在住院戒毒;更有人煞有其事他说,帕尔 梅眼圈发黑就是精神病或瘾君子,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病兆。有人鼓唇摇舌,说他爱 好女色,纵欲过度。 政敌诽谤,不屑一顾,帕尔梅担心的是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国人牢骚怪话颇多, 不满情绪日增,而且党内意见分歧,对今后发展方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73 年9 月又迎来了瑞典大选,政府议员又得受次煎熬。议会每三年换届选 举一次,时间相隔太短,坐椅刚刚坐热,就得面临选民考核。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未 烧完,就有下台可能。有人建议大选时间延长一年,帕尔梅认为这不是不可考虑, 只是目前还得维持现状。 这次大选辩论的主题是经济。 1973 年和1974 年交替之际,国际上爆发了著名的“石油危机”,中东、委 内瑞拉等产油国结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每桶石油价格提高了4 倍。 西方国家经济此时已在周期性萧条中挣扎了几年,此刻更是一片混乱。瑞典经 济在世界经济萧条、石油危机和国际激烈竞争的几重打击下,更是步履艰难了。 埃兰德是福将,当政时正值瑞典经济蓬勃发展,因而做了23 年太平盛世的省心首 相。虽然他也遇到一些问题,跟反对党也有争吵,但许多争吵只是为了取乐,谈不 上严肃的政治斗争。如今情况不大一样。俱往矣,“黄金时代”。现在一副沉重的 福利社会担子都搁在他帕尔梅肩上了。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对瑞典经济打击沉重。瑞典本国不产一滴石油,每桶油都 是从国外进口。油价扶摇直上,导致其他物价上涨。为应付石油危机,帕尔梅政府 宣布瑞典未来能源政策的四个基石: 一是放慢能源消耗速度。把每年能源消耗增长率从百分之四至五减少到百分之 二;二是减少对石油,尤其是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三是寻找新的能源供应。按瑞典 现有条件,能源来源有三:水电、石油和核电站。核电站是新的能源政策的核心, 将在能源中占重要位置,因为瑞典在兰斯达德蕴藏丰富的铀。核电站可满足瑞典数 百年的能源需要;四是国际合作。 很显然,帕尔梅政府的意图,是将发展核电站视为解决石油危机的最佳方案。 政府计划在1985 年前兴建15 个核电站。能源政策一公布,有人拥护,有人反对, 全国一场要不要发展核电站的大辩论从此展开。 核电站在50 年代、60 年代初建时平安无事,各方并无异议。1970~1971年 议会表决时几乎全票通过建立11 个核电站的决议。然而形势此刻大变,一向关心 环保的瑞典人,似乎环境保护意识更强了。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国王公园里榆树太 多,公园根据发展规划,决定将它们砍伐。大群酷爱大自然的瑞典人(主要是青年 男女)闻讯立即赶来,有的爬到树上,有的在树下围成人墙,誓死保卫榆树,就像 虔诚的锡克教教徒爱护自己发须一样:此乃父母所生,岂能剃刮。榆树乃大自然所 赐,岂容砍伐。警察进行干涉,与护树群众发生冲突,群众始终拒不退让。帕尔梅 只得下令召回警察。但发展核电站与砍伐榆树不能相提并论,它事关国家能源战略, 是不能退让的。 中间党主席费尔丁利用群众情绪,在环境保护上大做文章。他到处发表演说, 煽风点火,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兼顾生态平衡,“坚决制止进入核电站社会的步伐”。 共产党议员也加入其行列,一场反核电站运动突然爆发,而且来势迅猛。议会中共 产党与中间党站在一起,是反方,社民党与保守党站在一起,为正方。双方各执一 词,争论不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50 年代关于“附加养老金”的辩论。帕尔梅从 来不将说话缓慢、思维迟钝的费尔丁视为令他看重的对手。殊不知费尔丁通过辩论 捞取了很多政治资本,大选中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中间党成了不可忽视的反对党。 大选前帕尔梅遭到的批评越来越多。一个社民党重要人物归纳他的窘境时说: “非社会主义方面对他的指责铺天盖地而来,说他左右摇摆,很不可靠;缺乏与各 方达成妥协的能力;不必要地挑起冲突;没有阿尔宾·汉松、埃兰德所具备的道德 形象和品质。党内对他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大选结果,社民党与共产党一起共得 175 席;保守党、自由党、中间党共得175 席,“社会主义集团”与“非社会主义 集团”平分秋色。帕尔梅决定社民党继续单独组阁。 临近投票时,年逾90 高龄的老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逝世。帕尔梅出席 了国王葬礼。他神情肃穆,严然是一般政府首脑惯常老成持重的样子。 从理论上讲,社民党与国王水火难容,但社民党不会将国王彻底推翻,帕尔梅 更不会。1974 年帕尔梅主持修改的新宪法在议会通过,取代了从1809年起一直沿 用了一百多年的老宪法。新的国家根本大法规定瑞典实行立宪君主制,为王室留有 一席之地,仍尊国王为国家元首。但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仅履行代表性或礼仪性 职责,不能干预议会和政府的工作。 帕尔梅就任首相后,在议会通过的另一部重要法典是《就业保障法》。 工人的劳动权利受到法律保护,雇主如无正当理由不能随意开除工人。如果工 厂减产,需要裁员时,也要遵循“最晚进厂,最先辞退”的原则。许多跨国公司以 此为由,纷纷将资金移向国外。ABB 公司即为其中之一。它索性将公司总部迁到瑞 士。雇主眼见瑞典税率这么高,劳动力这么贵,又不能显示自己的威风,此刻不走, 更待何时。 资金大量外流,说明瑞典政府经济状况已很不妙。帕尔梅此刻或未看到被经济 学家称之为“瑞典病”的种种险情,或日子尚过得去,或虽已看到,但无能为力。 总之,他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经济恶化。 帕尔梅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上。197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智利军事 政变,杀害智利总统阿连德。帕尔梅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大声责问道: “阿连德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人们总不能把他看作是 对民主的威胁吧?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在智利人民帮助下,正努力使他的祖国摆 脱外国的剥削。”同年秋天,帕尔梅又声援西班牙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抵抗运动, 亲自上街为他们募捐,谴责“双手沾满鲜血”的佛朗哥法西斯主义者。 与在国内情况相反,帕尔梅的国际声望与日俱增。 从1971 年到1976 年他出访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前西德、奥地利、坦桑尼亚、 葡萄牙、加拿大、南斯拉夫、墨西哥、美国、前苏联、古巴等等。他是西方第一个 正式访问古巴的领导人。古巴给他极其隆重的接待。卡斯特罗亲自陪同。帕尔梅也 乐于接受给他戴的“左派”帽子。他并飞往阿尔及利亚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领导人 阿拉法特会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也视他为朋友,纷纷来斯德哥尔摩访问。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南斯拉夫 总统铁托等都来了。 至此,许多瑞典人才认识到帕尔梅在国际上的作用。《每日新闻》主编思文一 埃里克·拉尔松曾陪同帕尔梅访问拉丁美洲,见到他每到一处皆受到的热烈欢迎, 欣喜地在报上撰文道:“有人只看到帕尔梅在国内与中间党领袖弗尔丁、保守党领 袖博曼在挖苦讽刺、互相猜疑的气氛中唇枪舌剑地进行辩论,他们也许很难想象他 在今日之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在我与他访问拉丁美洲的日子里,我收集到许多 证据说明,瑞典首相在我们访问的国家里威信是何等之高——这对我来说是出乎意 料的。”这时期帕尔梅还会见过美国基辛格博士。两位博士谈得并不投机,然而却 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吧。 他们谈了六个小时,帕尔梅说“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观点相左,”不过他和基 辛格都觉得谈话很有益处。 外交上的成功并不能解决国内的困难。1973 年后瑞典经济继续下滑。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伦德堡分析说,瑞典70 年代开始的巨大经济困难,究其原 因,“不仅是周期性经济运动造成,同时也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和经济结构危机造成 的。”原料工业、采矿业、造船业等历来是瑞典创汇大户,如今却连年亏损。50 年代初原料工业、采矿业纳税前的毛利润率为65~70%,“黄金时代”过后开始下 降,到70 年代未反而亏损30~35%。钢铁工业1950 年的毛利润率为29%,到70 年代初便降至7 %。造船一向是瑞典传统的出口刨汇部门。50 年代后期,日本造 船工业崛起,英国造船业很快落马,瑞典尚能抵挡一阵,平均年增长率仍为5.2 %。 但到70 年代,南斯拉夫、波兰、韩国、巴西、新加坡等国造船业起来后,瑞典造 船业便被挤出国际市场。瑞典造船业像许多工业部门一样,投资少、技术陈旧,产 品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当然缺乏竞争能力。日本一艘普通商船的生产成本只为瑞 典的75%,而韩国只为瑞典的65%!①因此经济结构必须调整,亏损部门必须转产。 帕尔梅肩负这样庞大工程,也实在难为自己了。 70 年代初,西方世界陷入“滞胀”困境:公共开支猛增、财政赤字扩大、通 货膨胀加剧、资本投资疲软、技术更新缓慢、竞争能力削弱。作为福利国家典范的 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更是突出的一个。 试以公共开支(即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社会福 利部门、学校、医院的开支)为例。瑞典福利设施由三方掌管: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和社会保障部门。由它们分别征收税赋和收取保险费,也由它们为福利设施项目 支付经费。它们为居民、企业发放各种补助、津贴、救济、赠款、建造住房、公共 建筑物以及为医疗卫生、教育事业支付费用等。 70 年代起,公共开支平均每年以5.9 %速度上升。公共开支急速增加,是因 为经济开始不景气,企业亏损,工人失业,需要补助(到1982 年公共开支竟增至 3756 亿克朗,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0%,就是说公共开支一年吞噬三分之二以 上的国民生产总值)! 瑞典为支持福利社会,一向是寅吃卯粮。1950~1960 年间中央财政赤字增加 1 倍(从3.1 亿增至6 石亿克朗);1960~1970 年间增加4 偌(从6.5 亿克朗增 至32.3 亿克朗)。1970 年后财政状况更加恶化,10 年间增长12倍(即从32.3 亿克朗增至429.1 亿克朗。1981 年更增至662.7 亿克朗!) 由于巨额赤字,政府不得不发行国债。1970 年初,国债为100 亿克朗,(到 1981 年便累积到2950 亿克朗,全国每人负债3.5 万克朗,高于美国国债的水平。 70 年代初,瑞典几乎没有外债,到1981 年外债达520 亿克朗,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17.5%。)债务高,支付利息也多。(1982 年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便达335 亿 克朗)。财政赤字带来了通货膨胀。1974 年后物价上涨通常达到两位数字。物价 飞涨,给国民经济和靠工资谋生的劳动群众带来了严重困难。 物价上涨,工资就得提高,否则工人就要闹事。1974~1976 年工资提高50%。 工资提高,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必然增加,瑞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能力必然削弱。 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也是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1965 年后瑞典像日本、 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生产率 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在60 年代,瑞典加工制造业的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为7 %,1973~1981 年则降为1.8 %。 进入70 年代后,目睹瑞典经济陷入困境,帕尔梅和许多人一样,感到不能长 此以往。公共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若超过50%,必然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 后果。1970 年公共开支为51%,但未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抑制,而是一味上升,显 然是“过头了”,势必给储蓄、投资、生产率等等造成严重伤害,形成恶性循环。 必须进行重大改革,这是确定无疑的。至于怎么改,帕尔梅心中无数。 瑞典总工会的经济学家梅达纳尔经数年研究,于1975 年提出医治“瑞典病” 的药方——“雇员投资基金”。 梅达纳尔创议的根据,是社民党要实现第三阶段战略目标——“工业民主”, 改变工人在工厂、企业管理中的无权状态。社民党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政治民 主”,已随着1921 年普选权的实现而完成;第二阶段战略目标是“福利社会”现 也大体完成;而第三阶段战略目标就是说要改变所有制,将私人企业变为“雇员投 资基金”所有的企业。这是很大胆的设想。 梅达纳尔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将企业利润分配给职工一部分,变成企业中的“雇 员集体股份”由工会代表职工掌握。“雇员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一是将 企业缴纳的职工补助养老金保险费提高1 %;二是从公司超额利润中提20%。例如 一家公司资本额为1 亿,正常情况下平均利润为15%,即1500 万。如果它的公司 利润增加了,比如说到了3000 万,则1500 万为超额利润,要从中拿出20%作为 “雇员投资基金”。瑞典总工会估计,全国企业的雇员投资基金一年可得20 至30 亿克朗。 根据梅达纳尔方案,各省、市设一“雇员投资基金会”,全国共设26个基金会, 掌管本地区的“雇员投资基金”。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各地 工会提名。董事会中包括省、市政府代表。由此可见,基金会基本上为工会控制。 雇员投资基金赋予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力,有权对企业投资数额、投资方向 等发表意见(他们是股东,他们的代表在企业董事会上有表决权)。 据估计,“雇员投资基金会”不用多久便成为企业的控股一方,私营企业的所 有权也就改变过来了。梅达纳尔直言不讳他说,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传统 的社会主义学说所要求的、生产资料由工人集体占有”。 这个改革计划在瑞典各界产生极大震动。企业界强烈反对,学术界争论不休, 从而又引起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性辩论。 反对这项计划的人中有一位经济界权威人士。他就是林德贝克教授。林德贝克 教授是国际经济学界瑞典学派的当代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主席,在国 内外都享有声誉。他是社民党党员,是社民党高级幕僚,同时也是帕尔梅的好友。 其实帕尔梅就是他推荐给埃兰德首相当私人秘书的,对帕尔梅有知遇之恩。他对政 府经济决策曾发挥过重要影响。他除理论上指出“雇员投资基金”不能医治“瑞典 病”外. 并强调这项计划一旦实施,“工会官僚”随之得势,后果不堪设想。他斩 钉截铁他说,如果社民党采纳梅达纳尔的馊主意,他就退党。后来他果真退出社民 党。 帕尔梅左右为难了,社民党第三阶段战略目标不能不槁,“工业民主”不能不 实现,否则雇主仍是主子,雇员依旧为奴为婢。然而权威朋友的话不能不听。改变 所有制问题实在太大了,暂且搁下,从长计议。 随着1976 年大选逼近,社民党威信下降。社民党官员的官僚作风越来越使老 百姓憎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涉,老百姓甚至觉得最简单的小 事都要获得官僚批准不可。是该让社民党靠边站了。有项民意测验问:“你眼中的 社民党人主要是老板、官僚、狗群中的大狗,还是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改革家、 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41%的人答他们认为社民党人是前者。普通选民投票是 看自己工资袋里的钱是增加还是减少了。 眼见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社民党官僚又如此骄横,选民情绪是可想而知 的。大选前景对帕尔梅颇为不妙了。 这时对杜民党另一不利变化是,保守党、自由党、中间党联合起来了,决心要 与社民党决一雌雄。过去就是因为它们不团结,几次失去执政机会。 这次他们推费尔丁为首,尝尝执政的滋味。 帕尔梅从不掩饰他对费尔丁轻视和鄙视的态度。哥德堡大学研究员彼得·凯塞 雷尔说:“帕尔梅在议会讲话时,费尔丁按照礼节,认真倾听;而费尔丁讲话时, 帕尔梅大部分时间都转过身去,背朝着他。或打断费尔丁讲话,或对他的话连连摇 头,发出啧啧的声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轻蔑费尔丁的表情。”但今非昔比了, 费尔丁哀兵必胜,他现在好像胜券在握。 正在此时,帕尔梅的警察总署署长皮尔松给他送来一根救命稻草,据说能扭转 大选颓势。 事情是这样的: 警察署长皮尔松素与司法大臣谢盖尔不睦。一次,斯德哥尔摩警察局抓到一名 女贩毒嫌疑犯,在她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有司法大臣谢盖尔的大名及地址、电 话。警察知道这案子麻烦,牵涉到大人物。 “你认识此人吗?”警察审问道。 “当然认识,她是我的男友,”女嫌疑犯答道。 “嘿嘿,”警察冷笑起来。“我还说英国女土是我的女友呢。”警察嘲笑她, 并再三诱导她更改供词,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女嫌疑犯一口咬定不放。警 察无奈,只得将此案推给总署处理——事关司法大臣,市警察局不敢作主。 皮尔松拿到报告后如获至宝,忙将此事呈报帕尔梅首相。岂料首相正为大选之 事心乱意烦,未予置理(况且谢盖尔还是帕尔梅的挚友呢)。 但皮尔松并未就此罢休,他还想从女嫌疑犯处钓出一条大鱼来。他把女嫌疑犯 释放,暗中监视,发现她原来是个拉皮条的鸨母,又从她身上搜出一份嫖客的名单, 其中竟有那位道貌岸然的中间党党魁费尔丁的大名! 1976 年8 月20 日,即离大选还不到一个月时间,皮尔松又紧急晋见帕尔梅 首相。皮尔松知道,他手中这份材料虽非重磅炸弹,但大选在即,只要将费尔丁这 件桃色丑闻在新闻媒介一抖,费尔丁难以招架。嫖娼卖淫在瑞典不算犯法,但堂堂 未来首相行为如此不检,总不光彩,公众形象肯定受损,当首相的美梦恐怕要等选 民对此渐渐淡忘再去圆了。这至少是下次大选的事了。 但帕尔梅对此只是淡然一笑,还是不予重视。一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社民党还能 在大选中获胜。过去多少急流险滩都闯过来了,这次也一定能;二是他觉得采取这 种手段打击政敌并不光彩,即使获胜,也胜之不武。 皮尔松大失所望,然而更使他吃惊的是,大选结果社民党败了,以费尔丁为首 的“非社会主义集团”上台了。皮尔松慌了手脚。他告发司法大臣和当选首相的材 料还在首相办公室里,肯定要落人费尔丁手中。也果然不出他所料,新政府上台后, 他被发配到一个偏僻的边远地区去当警察局长了。 1976 年9 月16 日是投票日,晚间大选结果揭晓。这个晚上是帕尔梅一生中 最黑暗的时刻。他整晚坐着,神情紧张,不断抽着烟斗,眼睛盯着电视。 当最后结果尚未揭晓,但他领导的社民党败局已定时,他掐灭手中的烟,轻轻 说了声:“罢,罢,罢,看来最后结果就是如此了。”随即做好准备,等待即将来 采访的电视记者。大选结果是费尔丁率领的“非社会主义集团”获50.7%选票,社 民党、共产党获47.6%。社民党连续执政44 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帕尔梅成了社民党的千古罪人。但他对电视记者谈话时,装出对胜负若无其事 的样子。他说:“我们党作为一个强大、团结的党参加竟选。大选后我们仍是强大 而团结的党。这个党将在反对党的位置上,继续为实现自己目的而奋斗。”他认为 导致社民党失利的原因是核电站问题。他认为在这问题上谁是谁非,历史自有公论。 “70 年代我们在两次大选中获胜,第三次,也就是这一次,我们离胜利非常非常 接近。我是不是当首相,这对我决非重要问题。”帕尔梅去办公室收拾文件,不显 丝毫倦意,更无沮丧情绪。他对心腹记者斯特朗德说: “现在我们置身于政府之外了,现在我们成了反对党,这会很有意思的。” “你疯了吗?”斯特朗德问。 “谁?我吗?”“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现在我早已把半瓶威士忌倒进肚里, 或躺在床上,无可奈何地望着天花板,或是听听布拉姆斯音乐,或是大哭一场。” “我也会哭,”帕尔梅平静他说。“但我决不在公众面前流泪。”斯特朗德看得出 来,他敬爱的下野首相决心要报仇雪耻,把政权夺回来,以谢社民党人。 有人猜测,帕尔梅要去当联合国秘书长或世界银行行长。就是说他要退出瑞典 政坛,或退居二线。他的心腹斯特朗德斩钉截铁地否定这种可能,说他的首相是从 不服输的斗士。“他至少要报完仇,要再当一次首相,为社民党把政权夺回来。以 后嘛……”“我有时想,有朝一日也许有人约他在台球桌上决一胜负,而他从未打 过台球,他也会接受挑战,然后关起门来苦练三天,届时肯定赴约。如果他输了, 他会苦苦思索很久,决不会原谅自己。”1976 年9 月20 日,晚上6 时45 分, 帕尔梅正式向他一直蔑视的费尔丁交权。一向能言善辩的帕尔梅此时只向议长亨利· 阿拉德说了一句话,“我在此请求辞去首相职务。”交权仪式就算完毕,真是酒逢 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帕尔梅知道,费尔丁、博曼在竞选中向选民许下的既要减税又要提高社会福利 的诺言,是个十足的谎言,永远不能兑现。一块蛋糕,吃了就不能留,留了就不能 吃。看你们怎样圆这个谎吧。 帕尔梅根据当时瑞典的经济状况和他本人执政的经验,根据”非社会主义集团” 中三个政党在许多问题上的不同政见,肯定新政府日子很不好过。 他说新政府要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磨练”。 不幸给帕尔梅高中了。三党联合执政的六年,是“瑞典政治史上最可悲的大失 败”。 新政府政不通人不和,加之领导人能力平平,根本不是治国之才,拿不出新招, 只能沿袭社民党政府的做法。是地道的穿新鞋走老路,而且办事效率很低。 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瑞典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物价继续上涨,答应给工 人增加工资的,不能食言。工资上涨,产品成本就得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必然下降,许多工厂企业濒于倒闭,政府不得不加以收购,或给予大量补贴。新政 府收购的企业比历届社民党政府还要多。福利项目就像印度的神牛,是不能砍的。 因而公共开支和政府补贴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直线上升,无法抑制。 新政府被迫无奈,三次宣布克朗贬值,总数达26%。 执政的三党领导人很少能在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的。首先是保守党党魁博曼 (经济部长)和自由党党魁皮尔·阿赫马克(劳动部长)坚决反对取缔核电站。他 们还经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细小问题闹得不欢而散。呵赫马克觉得他的知识分子自 由主义与费尔丁的农民意识、博曼咄咄逼人的保守主义很难搞在一起。他们只在一 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不让帕尔梅重返首相府。 帕尔梅冷眼旁观看热闹,等这些官迷心窍的人把国家搞成一团乱麻,等他们内 部打得头破血流时,他再在他们伤口上擦点盐,然后来收拾残局。后来他觉得议会 辩论水平太低,坐在那里听他们就一些琐碎小事喋喋不休地念经简直受罪,也浪费 时间,索性离他们远些,出国访问去了。 1977 年1 月30 日是帕尔梅的50 大寿。北欧人对50 岁生日十分重视,都 要举行盛大宴会,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庆祝一番。政府处长、军队上校以上官员的 寿庆还要登报,政府、工商界头面人物以及社会名流则要上电视。 帕尔梅无论多么新潮,也得遵守这条祖训,邀请几位至亲好友热闹一下。 妻子丽斯贝特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一辆新自行车。帕尔梅非常感动,知我者夫 人也,他心里想。很多人此时送的寿礼是根精美的手杖,上面镶金嵌银,非常名贵, 但告诉收礼的人:你老了!帕尔梅尽管刚刚遭受大选惨败,心里时时隐隐作痛,眼 神掩饰不住伤感,眼圈四周和面额上的皱纹更深了一些,但他自我感觉良好,身体 由于近几月来跑步锻炼比以前更棒了,腹部多余的脂肪也消失了。他离老还远着, 他还准备报仇雪耻呢。 帕尔梅性格有其矛盾的一面。他对政敌傲慢无礼,没有耐性听他们噜里噜索的 讲话,但他有时也能移尊就教,礼贤下士,非常谦逊地听取他人的批评意见,能站 在街上听听老百姓的牢骚,尤其当他们是社民党的支持者的时候。 此后,帕尔梅基本上在国外东奔西跑,他觉得他是条大鲤鱼,瑞典或斯堪的那 维亚半岛只是个小池塘,太小了,他要到世界这个大江大河里去跳龙门。 1978 年,三党联合政府的头目出了内江。费尔丁首相不同意安装两个新核反 应堆,保守党、自由党表示不再支持这位首相。自由党党魁阿赫马克弃官而去,费 尔丁率中间党脱离联合政府。一场小小的政治危机爆发了,帕尔梅忙从国外赶回首 都。帕尔梅听取社民党议会党团汇报,对形势略作分析研究后,得出结论:接替阿 赫马克任自由党领袖的、47 岁的奥拉·乌尔斯腾对他形不成威胁,遂表示:自由 党“诚实”,乌尔斯滕为人“不错”,他愿支持自由党组阁,但反对自由党与保守 党组织联合政府。帕尔梅此刻当然是决定三党领导人谁能当首相的最关键人物。自 由党是个小党,它组阁后还不是一切听命于帕尔梅。难怪保守党青年团出了张招贴 画,印着咧嘴大笑的帕尔梅像,文字注释是:“自由党组阁——帕尔梅当家。”此 后风平浪静。帕尔梅发现他暂时不能出国了,应该更多关心党内问题。 党内有一部分人组织起一个反对核电站的SAFE 团体,党有分裂危险。1979年 3 月18 日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出了事故,瑞典舆论哗然,人心惶惶,帕尔梅意识到, 必须认真去研究一下,便召集社民党最高层领导开会。后来人们将此会议叫做“疯 狂的星期三”,因为帕尔梅在会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居然同意就核电站问 题举行公民投票——当然是在大选之后。帕尔梅这样做是因为这年是大选年,他不 希望自己的党在核电站问题上争论不休,以致分裂。 帕尔梅从此投入竟选。他几乎走遍全国各地,发表竞选演说,主要谈失业问题。 “自1976 年,我们工业已经失去十万个工作。急需刺激投资。”他向选民保 证,社民党上台后,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地处理地方上的问题。 帕尔梅周围的人,包括他的经济顾问卡尔;约翰·阿贝里,都知道帕尔梅的许 诺纯粹是为了竞选,无法兑现。在果特兰岛的一次竞选午餐会上,大家都在谈论如 何改善果特兰岛与大陆的摆渡问题,帕尔梅忽然想起越南战争,说: “直到美国效仿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的做法之前,我们不能让 他们安宁——他们必须去河内双膝跪下。有朝一日我会公开这样说的。”参加午餐 会的都是党的工作者。其中一人说:“帕尔梅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去了,每样东西都 看了,现在该谈谈我们自己的问题,谈谈果特兰的摆渡问题……”帕尔梅的竞选演 讲开口就是皮尔·汉松,闭口就是过去大好时光。待讲完最后一句话,掌声渐渐消 失,他拖着疲乏的身躯,坐晚班火车回到斯德哥尔摩的家中的时候、心里对大选仍 无必胜把握。 大选初步结果,除中间党惨败外,各党选票都有所增加,保守党增加18席,是 最大赢家;社民党增加2 席,共产党增加3 席。最后结果取决于海外4 万张选票。 终于,“非社会主义集团”以一席优势超出。费尔丁忙不迭地宣布他将组织三党联 合政府。 19s0 年,当帕尔梅为和平、裁军、反对殖民主义在国际上奔走呼号时,国内 爆发了瑞典历史上少有的大罢工,谈判协商解决劳资纠纷的“萨奇巴登协议”此刻 再也不起作用。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国家一度瘫痪:所有的民航班机不再起飞,轮 船停航,加油站停止营业,医院只处理急诊病人,邮局不再准时送递邮件,电台只 播放一个频道节目. 电视只播放新闻。罢工高潮期间,全国有一百万人参加。他们 不喊不叫,避免伤了自己身子,但雇主若不答应增加工资11%的要求,他们就不复 工。 帕尔梅没有去火上加油。他不想为捞一点政治资本而使局势更加不可收拾。他 只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演说时很有分寸他说了几句。“谁能相信瑞典这个 工业一向和平的国家会发生这种事呢?”帕尔梅说。“资产阶级政府与雇主沆瀣一 气,给工资谈判设置障碍。”帕尔梅非常聪敏,适可而止,不再深谈。 罢工终于结束,国营企业为工人增长7.3 %工资、私营企业为工人增长6.8 % 工资。 帕尔梅此刻信心大增,开始设法搞垮费尔丁的三党联合政府了。1981 年他与 中间党、自由党达成逐步降低所得税的协议。报纸为此欢呼,但保守党怒不可遏, 因为所得税下降幅度太小,离他们要求的距离太远,于是愤愤然拂袖而去,退出联 合政府。 政治危机出现了,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1.7 万名白领工人又火上加油,举行 罢工,而且威胁说罢工还要逐步升级。 危机好歹过去后,费尔丁仍是两党联合政府的首相。但瑞典群众己不信任政府 了。他们早已习惯于有条不紊的平静生活,如今却是接二连三地发生经济危机、政 治危机,这种混乱局面何时是了?帕尔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讲话中说:“瑞典 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之中。今年五一节的任务,再也没有比劳工运动所表达的他们 将瑞典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决心更为重要了。资产阶级政府失败了,为了它自己, 也为了国家利益,它应该辞职。”此时,另一个对帕尔梅十分有利的形势出现了, 这就是社民党正式接受“雇员投资基金”方案,并将此列为竞选纲领。1980 年帕 尔梅在社会党国际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瑞典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现在一致同 意雇员投资基金的目标”,认为这“将有利于经济的运行,并有助于我们恢复经济 平衡发展的状态”。“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道义的、平等的和公正的社会”。这一 决定肯定会赢得许多蓝领和白领工人的选票。当企业的主人,他们能不支持吗?企 业主几乎气疯了,VOLVO 等大公司反对最凶,组织数万群众上街游行。这是预料中 的事。帕尔梅对工人讲话时,突出基金的宗旨是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参与 企业的管理;而对企业主,则强调基金是为了解决投资的资金问题。企业由于没有 资金,投资不够,设备更新缓慢,产品竞争能力削弱。有了资金,这个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为了使企业主放心,帕尔梅还向企业主表示,他不会走得很远,决不会改 变瑞典所有制。他对工业界说: “我们说,大选后请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详细说明基金应该如何搞,如何使 瑞典和瑞典经济再次强大起来。”9 月19 日的大选越来越近,选民对费尔丁已经 很不耐烦,希望它赶快滚蛋。帕尔梅知道他已稳操胜券。这决不是说社民党已成了 选民的香馍馍,而是说选民别无更好的选择。电视记者在街上问一个普通百姓,对 大选结果有何估计,这个老百姓耸了耸肩膀说,“当然是帕尔梅胜了。”然后又接 着说: “很不幸。”帕尔梅果然大获全胜,赢得166 个议席。这是社民党有史以来获 得的最多席位。帕尔梅终于扬眉吐气了。选民希望,社民党坐了六年冷板凳后,现 在该吸取些教训,革心洗面,为老百姓真正办些实事。 社民党上台执政后,与反对党的主要分歧仍在经济政策方面。反对党主张大力 压缩政府开支,并削减社会福利,以改善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政府则主张“紧缩与 膨胀”相结合,在紧缩政府开支、压低私人消费的同时,采取措施刺激投资和生产。 帕尔梅为拯救经济,上台后便宣布克朗贬值16%。此举也果真奏效,连续两年 出口增加了,经济渐渐好转。 帕尔梅并宣布,他和他的政府要为世界和平、裁军而努力,要增加对第三世界 的援助,要给难民“慷慨的政策”。 帕尔梅也许急于向党内各派、向工会还债,也许因为自己已经是无可争议的领 袖,一言九鼎,用人开始不很慎重,任命了一些不称职的部长、大臣,闹了一些笑 话,帕尔梅也脸上无光。看来个人权势大了,就可能忘乎所以,甚至为所欲为。 帕尔梅安顿一切后,就着手处理“雇员投资基金”问题,赶快把套在他脖子上 的这块磨石卸下来。 1981 年3 月,瑞典总工会和社民党的联合研究小组,在梅达纳尔的报告和1978 年联合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人运动和雇员投资基金》报告。这个报告与前两 个报告相比,已有了变化。社民党重新执政后,立即组织了一系列研究机构,专门 研究这一问题,并于1983 年6 月提出了一份新的报告,准备作为法案提交议会讨 论。 在议会讨论前,雇主协会公开表示,将利用一切手段全力阻止通过这种基金系 统;反对党并组织了一次有7.5 万人参加的进军议会的游行,反对政府的雇员投资 基金法案。这次由企业家为主要参加者的示威游行,开创了西方国家资本家走上街 头进行抗议的先例。 1983 年12 月21 日,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两项法令, 次年生效。这个原来旨在改变所有制的复杂计划,尽管其本身就带有改良主义的色 彩,但到这时,已经逐渐变成了成效不大的一次性措施。用帕尔梅的话来说,“基 金根本不是什么革命,只是对瑞典混合经济一个好的、可行的补充。”自1984 年 起,政府每年向各企业征收的20 亿克朗的超额利润税和工资税,用以在全国建立 五个基金会,收购企业股票,基金投资的收益归人养老金系统。“这不是第一步, 而是唯一的一步。”帕尔梅说。 帕尔梅那位极其能干的财政大臣谢尔·奥洛夫·费尔德就“雇员投资基金”写 了两句打油诗: 雇员基金是臭狗尿,现已被送进垃圾堆。 “雇员投资基金”作者梅达纳尔大失所望,说议会通过的两项法令是“分文不 值的东西。”瑞典总工会1987 年发表的《三年来的雇员投资基金——评估报告》 认为,“理论设想与最后形成的立法决定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过去若干年期间,对 即将建立的工人基金制度所积聚起来的期望是很高的。因此,在雇员投资基金制度 最后确定之后随即表现出的失望沮丧,与其说是因为现已最终证明这一制度实际上 漏洞百出,倒不如说是由于先前的抱负未能实现的缘故。”全国就基金问题吵了八 九年。现在帷幕渐渐落下,观众、演员纷纷离去,且渐渐被淡忘。这正是帕尔梅这 位导演所希望的。他轻轻舒了口气。 帕尔梅觉得国内无事可做了。瑞典是个小小的“养鸭池塘”,太小了,他无法 施展。此时美国紧锣密鼓地着手在欧洲部署“潘兴一Ⅱ”巡航导弹,许许多多国家 反对。帕尔梅抓住这个题目,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