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恐惧 崇拜斯大林……不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 他是神圣,任何人不会比之更为有理。 提异议是大逆不道。谁不拥护,便是反对。谁不那么深信不疑,就给他灌输, 填塞。至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宽恕,只能与天下共弃之。 列宁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风行起来:列宁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 诺维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电车停车场,也有光荣的称号,叫做市哈林。 正如庙会游行,为首是耶稣,后面跟着十字架上的宗徒、圣徒,苏联举行正式集会, 为首是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首长们的画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级搞清楚,那只消 在大会上观察政治局委员入场的先后次序。 1934年3 月,党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决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代表们用举手的方式,通过一项议案:“用斯大林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方针任务,来 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党完全由总书记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 有一弊。这种绝对的权力,专制的权力,已经开始显得暴虐的权力,经过十年扎根, 使一部分党代表感到担心。 中央委员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后的挣扎。台上宣布官方的选举结果,说是斯 大林和基洛夫两人领先,获得了全票。 内中只缺三票。事实却很不一样。二百二十位代表里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 在票上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卡冈诺维奇主持选举,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决 定把选票烧掉,宣市斯,基二人得票一样。当然,斯大林躲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 这就一步一步走向血腥的大清党,同时开始了所谓干部轮换制。陷阱的门户已经敞 开,革命的生命力都将从中落入深渊。为首的当然是出席十七大的人物。当选的中 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几年内便逮捕了一百一十名。清党需要借口,找不到借口便 凭空捏造。1934年12月1 日,基洛夫被刺身死。 基洛夫当了多年列宁格勒区委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派他到这个北方的威尼 斯去,清除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基洛夫为人没有架子,容易接近,很得人心。凡是 反对斯大林的人,举他为旗帜。十七大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如 果举行民主选举,基洛夫一定当选为党的领袖。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就要了 他的命。斯大林消灭了敌手,同时借此为口实来发动清党。基洛夫当了牺牲晶,还 捉供借口,让人消灭自己的拥护者。斯大林立即亲自发动镇压,在血泊中解决问题。 一百来个犯人立即处决,罪名是指使了凶手尼古拉也夫。1935年1 月15、16日,审 判很快开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押上了被告席,并且招认自己是反对派的 头头,对于凶杀案该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俩,一个判十年徒刑,一个判五年。说 实话,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谁也不信凶杀案有什么组织,只不过是什么激烈分子干 的事。 反正,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演变。 1935年土月18日,党领导指示全体地方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对分子”。 敌对分子,含义不清,内政部可以放手大干。为了揪出敌对分子,人人猜疑,家家 告密。报纸奉命催索罪犯,报纸文章连篇累牍,号召公民忠诚老实。这就是说,毗 舍邻居,同事同僚,舟车旅伴,街道行人,无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窥伺,个个监 临,彼此告发,举国若狂,奸细疫泛滥成灾。 社会各阶层无不波及。我的儿子米歇,在共产国际子弟学校上学。他讲给我一 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间谍狂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什么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回到莫斯科,到学校探望他的儿子米沙。 家长探亲,学校照例举行欢迎会。家长在再次出差以前,对孩子米沙说:“过半个 月,我再来找你。” 第二天,这个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打听他父亲的信息。校长避不作答。后来又召集同学 们解释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开了欢迎会吗?其实, 你们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个奸细。米沙的爸爸已经给资本家 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们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一定要加倍警惕,揭发 人民公敌。” 孩子们响应号召,便在学校附近搜索奸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发现一个怪人。 这人身材高大,体格壮健,身穿加巴丁长外套,领子竖着,帽沿低压,眼戴墨镜, 手拿黑书包,不用怀疑,肯定是个奸细。孩子紧紧跟踪,瞧着他走进一家工厂的大 门。这群穿短裤的小侦探,马上奔向门岗,责问他说:“你疯了?让奸细进了厂门!” 门岗吃了一惊,接着发笑说:“你们说的那个‘奸细’,乃是本厂厂长。” 审判开始了。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遭受莫名其妙的指控,成了法国、 英国、波兰和不知什么国家的特务。 证据呢,都是伪造的,不成体统的。每审一件案子,必定宣读一份政治局委员 的名单,说他们都是被告企图谋杀的对象。名单随时变换。有些谋杀对象,过几个 月却以搞恐怖的罪名,在被告席上出现。这种悲惨的现实,破绽百出,本该使最盲 目的人也会恍然大悟,然而在苏联公民中,却形成无边的恐怖。国家机器制造出一 种难以置信的群众心理,一时风靡全国。举措失度,不讲道理,席卷全苏。象加米 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作出那样的招供?全世界千 百万人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长期得不出答案。甚至在苏联本土,捏造谎言,弄虚 作假,黑幕重重,一主要过了多年,才部分揭开。1964年暂时解冻,科学院出版苏 联史第九册,内中写道:“基洛夫被刺以后,1935年1 月,1936年8 月,1937年1 月,1938年3 月,四次审判原反对派的成员。三次公开进行,指控全体被告:叛国, 通敌,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经过材料分析,证明案件 的审判显然违法合法的规范。即使公开审判,也有违法之处。 指控根据证词,完全违法无证不起诉的原则。卡尔·拉狄克在审判时声称,全 部案情只根据两份供词。一份是比亚塔科夫的供词。一份是拉狄克本人的供词。他 挖苦地问维辛斯基说,‘本人之流既然是土匪,特务,那么供词如何又能作为证据 呢?’他向维辛斯基问道:“你根据什么,认为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粹的真话?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毫无疑问,托派和右倾分子,在审判中提供的证词,绝大 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从而令人怀疑全部证词的真实性。 “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主持审判,完全破坏了诉讼的规则。 克雷斯丁斯基拒绝认罪,维辛斯基便宣布退堂,等第二天续审。第二天克雷斯 丁斯基宣称,自己是心不在焉地说了‘无罪’,没有说‘有罪’。布哈林肯定自己, 从未参加准备谋杀,或任何牵制行动。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向他起诉。 他问道;‘你们有什么证据?除非就是沙拉冈维奇的供词。 这东西在我被控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在这一点上,维辛斯基列述事实时, 厚颜无耻地宣称,向罪犯起诉,没有必要先证实其全部罪行。根据我们提到的这些 情况,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案件粗暴地破坏了法制。" 这就是1964年,苏 联政权的官方看法。然而,真相却还远不止此。还应该算上身体和精神所受的折磨, 对被告家属所搞的系统的恫吓和讹诈。几十个党案,牺牲者所受的冤屈,不该叫人 忘怀千百万苏联公民遭受的镇压。对这些人来说,连招供都用不着。 斯大林的领导下,经济发展,集体化,工业化,都没搞好。斯大林下令干部轮 换,意思就是清算一切参加过工作的人。清党运动组织得非常科学。分类分等,街 道街坊,一部一部,一行一行,分片进行。一人下狱,鸡犬不留。同事,友好,无 不波及。比亚塔科夫在重工业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当然认识成百个人。可是, 一经逮捕,他认识的人便都成了嫌疑分子。 比亚特尼茨基的案子,最能说明这种株连式的镇压。比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 列宁的亲密战友。自从成立共产国际,他便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组织能力很强, 曾担任干部局的领导。他选拔培养干部,派往各国共产国际的组织。1937年初,有 一天,他被捕,并且判决为德国间谍。事情的真相一直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搞明白。 那时候,我关在盖世太保的监牢里,时间是1942年。审讯我的人,就是对比亚特尼 茨基施用离间计的人。判罪根据的证件全是假的,是德国反间谍组织伪造的。纳粹 反问谍组织的头头们,想利用苏联风行的间谍狂,在苏共领导集团里面,凭空捏造 出一个德国奸细。为什么偏偏看中了比亚特尼茨基呢?很简单,德国人知道,通过 他可以搞垮整个第三国际的干部局。 比亚特尼茨基是德国人熟悉的。因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陪同拉狄克到德国去 出过差。盖世太保逮捕了共产国际派去的两个德共党员。事情搞得很机密。被捕的 两个人叛变投敌,仍然在德共内部活动。其中一个人报告苏联内政部,说是他掌握 了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叛变的证据。他又把比亚特尼茨基的材料送到莫斯科,“证 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德国情报组织发生了联系。在当时苏联的那种气 氛下,这就足够判决一个党的元老。只要机器一开动,就会自己运转起来。跟着比 亚特尼茨基,成百个第三国际领导人都失踪了。 审讯从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过。逮捕谁,谁就犯罪,这是天经地义的。罪人必须 招认。不肯招供,罪加几等,越发是个叛徒。稍有嫌疑,机器便开始转动,直到定 案判决。最基本的辩护也是没有的。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内政部的实验场地。从1935 年起,城城村村都关满了无辜的人。监狱不够用了,扩建新的。兴建集中营,动员 了好几十万劳动力。 外国共产党人倒是优越的观察者,他们目睹狂澜席卷全苏。在第三国际享有领 导地位的外国共产党人,非但不予抵制,而且听之任之,甚至为虎作伥,迁就这种 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做法。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政策。 大家随后就可以看清这一点。我在巴黎的时候,马塞尔·加香和瓦扬,古久里 率领法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党案以后,也回到法国。他们在瓦格拉木大 厅的群众大会上报告经过。他俩说些什么呢?歌颂斯大林英明远见,及时揭穿并粉 碎了“恐怖集团”。 瓦扬·古久里叫道:“我们亲自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招认他们犯下的滔 天罪行。请你们想一想,这些人如果没有犯罪,他们能自己招认么?” 加香和瓦扬·古久里跟法共全体党员一样,只凭苏联提供的材料,来坚定自己 的信念。他们是否知道,三大党案只不过是前台的节目。而后台还有多少千万共产 党员,不审,不判,连供词也没有,就此无声无臭,一去不返呢? 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外国负责人,眼瞧着镇压日益蔓延。他们怎能不知道, 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有的也下落不明了呢?共产国际,产业国际,农民国 际,青年国际,妇女组织,有各国共产党干部好几千人,当时都在苏联的首都生活, 工作。这些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清算掉了!另外还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 者,为了逃避本国的迫害,却在苏联受酷刑,遭杀害。这些人既不属苏共,凭什么 判他们刑呢?无非是苏联领导集团,不仅想从意识形态上指导共产国际,而且要自 封特权,给“兄弟党”发号施令,任兔干部,操其生杀大权1 共产国际大厦里,听 谣言是我们的专利。不幸的是,小道消息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差不多完全了解全 国的情况。 关于贝拉,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儿知道的。贝拉·贡在1921年领导了匈牙利 革命,参加第三国际并担任领导,主管巴尔干各国。 1937年春天,他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跟一些多年熟识的老同志一起出席。 围着一张桌子坐的有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瓦尔加,匹克,陶托里亚蒂,还 有一位法共领导人。马发言并宣称,他要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根据内政部的文件, 贝拉·贡,似乎从1921年便当了罗马尼亚的特务。 在场的人都知道,贝拉·贡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一小时以前,大家还跟他热烈 握手。这时候,谁也不提意见,也不要求补充说明,会议匣宣布结束。走出会场, 一辆内政部的汽车在等着。贝拉·贡从此便如黄鹤一去再无消息了。 过了几个月,布景仍然没有改换,唱控诉戏的还是那几个角色。桌子周围,空 着两个座位,是波共代表的席位。免不了又是马努依尔斯基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解 释说:从1919年开始,波共领导全都当上了毕尔苏斯基大独裁的特务。凡尔赛条约 推迟了划定波兰新国家东面边界线。毕尔苏斯基利用这一情况,打算趁苏联政权的 内部困难,在五百公里长战线上发起攻势,占领大片土地。不久,红军进行反攻, 六月,波军退却,放弃了基辅和乌克兰。7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骑兵离华沙已经 只有二百五十公里。马努依尔斯基“透露” 说,这时候,整整一个团的波兰士兵当了俘虏,其实都是故意的。这些人都是 英法雇用的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自以为能够为资本主义国家搞特工。这些 奸细里面,有波共的领导人。这么荒唐无稽的谎话,竟被出席会议的人照单齐收, 毫无异议。 波共中央委员,有的在法国.出差,有的在西班牙参加战斗,都披叫到莫斯科。 这些人都热烈主张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以便抵御纳粹的涨势。他们以为被召去莫斯 科,是与这个想法有关,大概要去跟苏联同志进行讨论,于是毫无戒心地来到莫斯 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竟在内政部的地窖里奄然物故。不知去向的,有波共元老瓦 尔斯基,仑斯基,人称“波兰的列宁”等人。 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波兰共产党,借口是波共藏污纳垢,包庇许多间谍 分子和民族主义复仇分子。在同一时间和同样的条件下,乌克兰共产党和西白俄罗 斯共产党,也都被解散了。 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欧洲大党的领导们,怎么连举举手,要 求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都没有一个人肯干呢?他们怎么能坐视自己的战友们,没 有证据便受判罪呢?1956年二十大以后,当时这些领导们都装得如梦方醒,仿佛赫 鲁晓夫的报告,透露了莫大的秘密。其实,他们是自觉的帮凶,谋害了战友,包括 他们自己的党员同志。 这个阴森的时期,为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夜里,我们大学里住的各国党 员,到三点钟也不敢阖眼。因为就在这时刻,车灯会刺破黑夜,扫过门墙。 一有人吆喝,来了!来了!满屋子人都打哆嗦,肚子直抽筋,趴在窗边窥探, 内政部的汽车停在哪里。 “不是来找我们的。开到那一头去啦!” 这一夜算过去了。大家懦怯地松一口气,睡下后恶梦连绵,不是高墙,便是铁 窗。有时候,我们心跳气促,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动也不敢动,好象被危险 定住了身形。 “来了!”我们只听见人声嘈杂,瓮声瓮气的敲墙声,喊声,碰门声…… “过去啦!没站下来!” 可是明天呢? 老担心明天。也许这就是最后还有自由的几个小时啦! 这种担惊害怕,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恐怖钻进我们的皮囊,叫我们谨小慎微, 千依百顺。我知道有些知己朋友被捕了,但是我不吭气。为什么抓了他们,不抓我 呢?等着轮到我吧。 有什么办法呢?放弃斗争?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青春,我们的力量,我们对社 会主义的期待。能开小差吗?抗议吗?过问吗?这里,我想举一下保加利亚代表们 的例子。他们要求会见季米特洛夫,用了些大字眼:“你不采取必要的手段,制止 镇压,我们便宰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艾若夫!”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叫代表们别存任何幻想。他说:“我什么也办 不到。全归内政部管。”保加利亚人宰不了艾若夫。艾若夫却象宰兔子似的,把他 们一个一个宰掉。 南斯拉夫人,波兰人,拉特维亚人,捷克人,一批批地没影儿了。到了1937年, 除了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外,德共主要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镇压狂 看不见边。朝鲜小组所余无几,印度代表影踪全无,中共代表也抓了起来。 1935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在大厅里,瞧着苏共代表团堂而皇 之地步入会场。为首的是斯大林,后面跟着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艾若夫。最前两 位是大家认识的。日丹诺夫和艾若夫只是次要角色。季米特洛夫负责介绍共产国际 主席团的人选。他指着艾若夫说:“这位是艾若夫同志,声望很高,因为他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I” 那时候还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早了一点。艾若夫还没有为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要到1938年,莫斯科才“洗清”了共产主义战士。十 月革命的光辉,正在日薄西山奄然熄灭。革命蜕化变质,产生了恐怖惨酷的体制。 社会主义的理想受到奚落。僵死的教条,成为化石,而刽子手们还居然有脸把它叫 做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尽管心怀恐惧,行动上却千依百顺,让我们自己开动的齿轮把我们 绞碎。我们也是这部机器的部件。恐怖把我们弄得如醉如痴。我们自己当人家的工 具来压服自己。任何人抵制这部斯大林机器,都得负责,都得集体负责。 我本人也逃不出这个判决。 在这个时期,谁又提了抗议呢?谁又站了起来,表示深恶痛绝呢? 托洛斯基分子倒可以以此为荣。托洛斯基本人顽强抵制,脑袋挨一斧子。他的 门徒则彻底反对斯大林也不过是空谷足音。在大清党期间,他们只能在冰天雪地里, 喊叫他们的不平。让他们在冰雪里活着受苦,实际是要他们死得更解气。 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 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权指责当年为虎作伥的人。但是不能忘记,他们和咱们 比起来,他们占有绝大优点,因为他们有一贯的政治体系,有可能用来代替斯大林 的那一套。哪怕革命被出卖,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仍然抱住自己那一套不放。 他们没肯“招认”,因为他们知道,这对党,对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