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特殊监犯 1942年12月25日,当夜就对我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杰林必须解决我的拘留问题 :关在哪里? 怎样关法? 关在哪里? 怎样关法?杰林大概是这样考虑问题:关押的 地方必须十分偏僻,不至于让我被捕的秘密传出去。另外还要具备一切条件,使我 不能越狱,这是起码的常识,不能跟外面通消息。 最后这一点,在对付“红色乐队”这样的条件下,有其特别重要的地方。在这 方面,别动队吃了几次惨重的败仗,始终没能把在监狱的“乐队”队员全都封锁起 来。因为,不能忘记,德占区监狱的看守人员总有些是战前留下来的旧人,总有人 向抗敌组织通风报信,传递消息,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抗敌组织。我在上文已经叙述 过比京圣吉尔监狱的看守怎样把我们被捕人员的情况通知我们。 在法国的“乐队”被捕人员,集中关在弗雷纳监狱的一个特监里,若有转移, 都得把脸罩上,在监狱里绝对禁止走动,监狱管理处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甚至其他 德国机关也不知道。别动队员各人负责专门看守一个或几个犯人,不准过问别人的 事。自从我被捕以后,防范措施越发严密。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别动队在10月初来到巴黎便在索赛街安营扎寨。这地方在 战前是法国政府保安局,别动队占用了整个四层搂。11月26日,我搬到一楼,原来保 安局财务科的办公室。杰林想在这个地方把我隔离起来,给我这个“特犯”布置了 两大间屋子作为牢房。头一间用钢丝网隔成两间,网上开一个门。半间里放一张桌 子,两张椅子,让两个党卫军下级军官在里面白天黑夜看守着我。另外半间是给我 的:也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加一张床。朝向花园的窗户也蒙上铁格子。进口 的门安上钢板。 过了两三天,柏林方面订定了规章制度,规定了我的待遇和看守人员的职责。 真是德国官僚机构的一个杰作。首先禁止看守人员和我说话,也不准回答我的任何 问话。 我住定以后,杰林给我介绍专门负责管我的人。这人名叫维里·伯格。他随时 可以来看我,可以随便跟我谈话,兼管我的伙食,一日三餐由附近一个部队食堂给 我送来。每天,我到院子里的花园去散步,也由他陪着。 他在这一桩公案里将占有不小的位置。他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脸蛋丰满, 两手粗壮,要打人的时候就能狠打。 他身躯沉重,五十来岁年纪,智力不过中等,帮着杰林专心致志地演他那第二 把手的角色。他是杰林的知心朋友,就他一个人知道杰林的秘密和他的雄心壮志, 也只有他彻底了解别动队的特殊任务, “大赌博”的意图和措施。他在德皇治下 已经以警探为业,魏玛共和国时期并未间断,随后又出力报效希特勒。他往往奉命 经办微妙而见不得阳光的案子。比方说,里宾特罗甫去莫斯科签德苏条约的时候, 就是他当保镖。 有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书,以为伯格是两面特务,往往把别动队的决定告诉 我,这完全是虚构的。要真是这样,岂不太妙啦! 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和他发生接触,便有一种预感,觉得他有可能为我利用。 我很快就发觉他这人有弱点,在生活里不得意,心情不好,不顺心的事太多,两个 儿子在战争年代里死于白喉症,第三个儿子被飞机炸死,家也炸光,老婆经受不住, 曾企图自杀,后来关进精神病院。所以从精神上来说,他是创痛深巨的。1942年年 底,他和他的老友杰林都不信第三帝国能最后胜利。他为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指南, 就别动队的范围来说,他准备两种结局:如果苏联和盟国得胜,他可以证明他对我 很厚道,给我在“大赌博”里许多方便,如果第三帝国得胜,他又可以自诩为镇压 “共党颠覆”的英雄。他加入纳粹党还不久,尽管满口纳粹八股,对于政治却显得 十分怀疑。他对我说过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知心话,其中可以举出这样的说法: “我在德皇时代便当警官,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作,现在是希特勒的侦探,将来 完全可以为台尔曼政权出力效劳。” 在开头几天,我借口进修德语,请他转达我的希望,给我一本字典,纸,笔和 报纸。请求被批准了。于是我存了一线希望,尽管这不过是幻想,希望能给情报中 心打个报告。至于如何下手,我可连影子也没有。就眼前来说,我已经很有道理不 该悲观丧气。一个囚犯梦寐以求的东西,我都有了。 手头有了纸笔就有希望跟外界通声气。 事情当然很明白,只要看守人员不放松,任何东西是没法写的。看守一天换两 班,七点一班,十九点一班,每次都换新人。值班的党卫军下级军官,熟悉了规章 制度,无不战战兢兢,两眼老死盯着我,一忽儿也不敢放松。要达到我的目的,必 须不换看守,让我跟他们逐渐混熟。 我下决心和杰林商量,便对他说:“你得承认,这样下去,我被捕的消息越来 越难以保密。 半个月里头,看守换了五十多人。只要其中有一个快嘴,那末外边就会知道索 赛街关着一个‘特种犯人’,我说五十多个人中有一个快嘴,还是少说了。” 我说话故意带开玩笑,居然触动了杰林。从这一天起,看守只剩了六个人。 我和伯格的关系也越搞越知心。每天在花园散步,他每每一鳞半爪地透露一点 别动队的消息。我用来象七巧图似的拼凑起来,可以得出别动队的真面目,也可以 看出他们的一些计划,迷糊的东西就稍稍明确起来。伯格甚至给我讲一些柏林高级 警察当局的情况。 伯格善于轻巧地说一些笨话。有一天,他毫无打趣的意思对我说:“奥托,你 听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搞好,战争早日结束。万一执法队把你押到刑场,我 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说,“万一苏联执法队把你押赴刑场,我也向你保证, 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12月下旬,有几个“红色乐队”队员在弗雷纳监狱自杀未遂。柏林发来命令, 叫把各人的手反铐起来。我受到优待,把手铐在前面。 这样一来,什么也写不成了。我向伯格诉苦。他表示同情,并说他很理解,铐 着手是多么不好睡觉,然后教我怎样把右手脱出来。这时候,看守以为我铐得结实, 各自酣呼大眠。于是,每夜,我估计两点三点之间最合适,我起来把我的报告写在 小纸片上。 我又向伯格诉说,我的床太短太硬,他又帮了我一把,给我换了一张铁床,铺 上软绵绵的垫褥。我发现四条床脚是空心的,正是囚徒们最好的保险柜。 我安顿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三个党卫军医官,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我马上 问伯格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的是检查你的身体,比方说,看看你能经受 得住怎么样厉害的刑讯。” 我心想,他们一定大有收获。我在巴勒斯坦绝食,留下了后遗症:高血压和心 脏病。但是我还是想多知道一些。伯格又说:“他们根据人类学,肯定你不是犹太 人。杰林真是喜出望外。” 我差点笑痛肚子。后来才知道,杰林是怎样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认为如果 我是真正的阿利安种,柏林方面会比较容易让我搞“大赌博”。 关心我的高阶层,怎能听信犹太人的话?跟这么一个“贱种”的代表有什么合 作可言呢? 杰林需要一个阿利安人。他的理由不乏妙处。我们俩有一次谈话,我告 诉他,我出生于犹太家庭,我一生下来便进行包皮环切。 杰林的话颇出于我意料之外。他说:“你真叫我好笑。这只说明苏联特工干得 不错。你知道吗?战争初期,德军反间谍部派情报员到美国去,有的做了包皮环切 的手术,为的是他们工作上的方便。结果他们被美国特工破了案,把戏马上戳穿, 因为手术太新。” 杰林满脑子尽是些特工的诡计和窍门,连我那千真万确的包皮环切,也说成是 俄国特工专家技术人员的高明手段。 再说,我屡次告诉他我是犹太人。他听了却是这样去推论的,一个人落进了盖 世太保手里,怎能自称是犹太人呢? 其中必定有诈。 结果,杰林为此进行了一 番调查。在比京格罗斯沃格尔妻子家里,查出了我1924年在巴勒斯坦用过的一本旧 护照,上面有我的真身份。我的真姓名叫莱奥波尔·特雷伯。1904年2 月23日出生 于诺维·塔格。1942年12月,别动队的探子去到该城,试图查明我的过去。他们打 回来电报说是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可以引用他们电报里的原文,说是该城里的“犹 太丑类业已扫除干净,连墓葬之地也经过了犁庭扫穴”。 杰林因此越发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苏联特工把我派去巴勒斯坦工作,特地为我 编造出一套犹太身份/特雷伯才是假名字。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盖世太保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党员姓名:莱巴·董伯。 别动队有它特殊的保密办法。我那间牢房的门,成天有几十个人走过来走过去, 门上却安上一块大牌子,上面大书特书:“注意! 特犯所在,闲人免进! ”后来, 我听说巴黎的所有合作派都纷纷传说一个“苏联特犯”,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看守我的人也往往好奇心胜过了纪律性,哪怕是德国式的纪律也在所难免。他 们受到那么多的叮咛嘱咐,不准跟我攀谈。他们看守值班的规章制度又定得那么样 的紧密严厉,而事情最起码的意义也一点不给他们吹风,时间长了,他们实在忍不 住想跟我搭话。他们等到午夜时分,确实知道不会再生意外,便绕着弯子向我来打 听,后来简直连弯也不绕了,我们便断断续续聊一两个小时,这对我很有好处,其 中两个是蠢猪似的打手,百分之百的刽子手。另外几个,我记得都是党卫军,但不 怎么迷信纳粹主义。当然罗,只要接到上级命令,无论什么罪恶勾当,他们都干得 出来,比方说,立刻结果我的性命。我和其中两个居然彼此有了一点好感。我特别 记得其中一个,他是信教的,他一面看守着我,一面对我说,他整夜为我祷告,要 让我的灵魂得救。他甚至想传个信息给我家里。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