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 ——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 —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 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 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 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 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 坚决反对纳粹的。 杰林是个聪明的警探,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不能不按照逻辑来思考 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揭发:在牢房里,虽然日夜受到监视,但是我竟能写了报告, 并且交给了朱丽叶。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可能。同样地,那些苏联反间谍组织幽灵 使他胆战心惊,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确有这样的组织,因为这是合手逻辑的。 有一个念头始终指导他的行动,那就是:只有别动队的头头应该了解整个行动 如何开展。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向我谈他行动的原则:“一个人领导着象我 领导的那种大赌博,应该善于断定,在同他合作人的关系中,应有多大分量是事实, 又有多大分量是谎言……对于柏林的负责人,主要是让他们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顺利。至于军人嘛……他们对于这桩事的微妙性质懂不了什么。 还有德军情报部,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多少才告诉他们多少, 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属所接触到的情报仅仅是严格地对他们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当潘维茨代替杰林出任别动队头头时,他没有别的材料做依据去估计情况,只 有发给柏林的报告,但内容同现实形势相去甚远。我深知杰林是个残酷无情的敌人, 狡猾,诡计多端。但是,我也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使“大赌博”的结局更加惨酷。 我应该指出,与此同时,雷塞也给解职了,并调到卡尔斯路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 这样,我的对手都换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认识潘维茨。我记得十分清楚他到纽伊走进我房间的那一天 .当时,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观察别动队的这个新头头。我之所以好奇,以后大家 会明白的。这个人成了我的主要对手。从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 肥胖,面庞又圆又红,贼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穿着得很讲究,派头象 个小市民,一会儿沉着,一会儿急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个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他1911年诞生于柏林。他发展成为刑事警察确实可以为精神病学家提供大好的 研究题材。少年时代,他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童子军组织。由于在家里接受了严格的 基督教教育,他接着就研读神学,花了三年时间b 但是他没有成为牧师,却当了刽 子手,上帝的道路是无法捉摸的。 潘维茨二十岁时,希特勒上了台。他在刑事警察部门当差,后被凋到“难案” 组。但是,他负责处理的刑事案不能真正地让他大显身手。呸!多么庸俗呀。他所 要干的是政治镇压。他认为只有这样,英雄才有用武之地。为了在纳粹制度下一步 一步爬上去,最可靠和最迅速的道路就是走“盖世太保”的道路。他狗运亨通,受 到了注意和赏识。这条狼崽子便高攀兽王了。他成了诲德利希的助手。当时海德利 希招募一批年青有为、野心勃勃的潜在杀人犯。这帮人后来都哄动一时,他们叫做 艾克曼,叫做席伦堡。 1941年9 月29日,海德利希提升为波希米亚莫拉维亚的总督,进驻布拉格,他 的左右手是潘维茨。这样,捷克人民便经历一个可怕的痛苦时期,到处都是集中营, 反抗纳粹主义的人成百成百地被枪决,流放和折磨。伦敦和捷克流亡政府决定空投 游击队反击褐色恐怖。1942年5 月27日,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袭击了海德利希的座 车。这个刽子手受了重伤,6 月4 日丧了命。 报复是可怕的。潘维茨是亲自负责海德利希的安全的,这次竟然措手不及出了 事,所以怀恨在心,布置围剿。戈培尔宣布,犹太人首先要对此负责。于是,他们 当中,囚禁在特西恩斯塔集中营的几百人遭到杀害。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有三千 人被捕。而且,海德利希6 月4 日丧命后,恐怖政策加剧了,实行了血洗,仅仅在 布拉格监狱,就有一千七百捷克人被处决。在布罗诺,有一千三百人被处决。6 月 10日,利迪斯这个小村庄的全部男人和儿童遭到屠杀,妇女一律流放到拉文斯布鲁 克。 潘维茨亲自指挥追缉这次袭击的执行人。他就是所有这些屠杀的罪魁祸首。他 肯定没有忘记这一切,肯定看见无数的受害者的身影,看见布拉格监狱地牢一幕接 一幕的酷刑出现在眼前。又是他亲自指挥一团党卫军特务进攻圣·查尔斯·博罗海 教堂,里面藏着执行这次袭击的游击队。 这些事情发生后,潘维茨同他的柏林上司之间,出现了一些麻烦。因此他宁愿 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到俄罗斯前线去,在部队里呆了四个月,无疑地觉得那里的 气候,对于他虚弱的身体来说是太恶劣了。1943年初,他回到了柏林,当盖世太保 ——缪勒的帮凶。他负责审查从巴黎别动队拍来的电报。他的新上司赏识他的才能, 知道他不仅是个呱呱叫的刽子手,而且有能力担负“高级政治”活动。潘维茨的想 象力十分丰富。他刚回到布拉格,便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自认为这就能消灭捷克的 抵抗力量。他解释说,这也是他的经验谈,每逮捕一个爱国者,就会起来十个爱国 者。因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逮捕他们的头头,并招降他们。等到他们倒向德 国一边,但是仍然保留在抗敌运动里的地位,这样才能破坏地下活动。 潘维茨的计划,在纸面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并不适应紧急形势。在捷克,盖 世太保连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必须迅速而又有力地进行打击。于是,就仍按得力 的老办法行事。 潘维茨一看到巴黎别动队的报告便跳起来;至少,那里在执行他的计划。至少, 那里是懂得了。此外,潘维茨之所以更加深信自己的想法十分美妙,是因为杰林为 了丑表功,加油添醋地宣传“红色乐队”的大首长以及其他队员如何变节,如何不 费吹灰之力便投效德国。这样,他的计划是明确的:即设法得到任命,取代杰林。 这个病号马上就要离职了。 为了达到目的,他便利用他所拉拢的一切上级关系。 我第一次看见潘维茨,想不到这个举动象个小会计的家伙,双手竟然沾满了捷 克爱国者的鲜血。他假装斯文,好象只搞“高级政治”活动。他不久就可以如愿以 偿了。他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柏林上司认为“大赌博”的头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 尽了一切努力——和作出了许多牺牲——博得情报中心的信任后,要更进一步,开 展第二阶段。 事情本身也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战争的势头变了。自从斯大林格勒一仗以来, 红军象碾路机一样轰隆隆地压过去,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1943年7 月10日,美国 人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英,美军队在西海岸登陆的前景愈来 愈接近了。柏林知道,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了。希姆莱,席伦堡,卡纳里 斯等人对于最后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单独同西方媾和上。 从这种希望和这种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大赌博”在他们眼里具有多么重大 的意义。因此,需要加快步伐。潘维茨就是带着这种指示到达巴黎的。 是的,得赶紧了。从1943年夏季开始,马丁·包尔曼——领袖的左右手——十 分关心这件事。他不仅组织一个专家组,负责准备材料,以便为“大赌博”服务, 而且亲自动手,草拟电报。希特勒也知道了,但是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副手们的真正 意图。在反对这个战略的阵营中,卡纳里斯和里宾特洛甫占有重要的位置。外交部 长的敌意是很碍事的。因为提供外交方面的材料,必须经过他的手。自从包尔曼亲 自掌握这件事以来,局势改变了:他拥有必需的权威去压服里宾特洛甫和伦斯德特 两人的抵触情绪。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大赌博”改名“狗熊行动”。我被捕的 那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看见我时惊呼道: “瞧瞧他,这条苏联狗熊,我们 终于把他逮住了!”所有这些战略家们都以为把这头野兽关到笼子里去了,对于这 头野兽的爪子,谁也不去提防。他们忘记了这句俗话: “不要老熊未死就急于卖 熊皮。。 潘维茨开始讲话。首先批评了他的别动队前任。他当着我面说:雷塞考虑这件 事情,就象个低能的警探。至于杰林,他认为他太胆小了, “大赌博”开展得太 慢。他给我进行解释,我也尽量装成专心听他讲的样子。他说,本来早就应该转入 政治阶段了。然而,潘维茨的想法,表明他在了解情况方面,有严重的漏洞,虽然 凭他的盖世太保经验,他可以识破一千零一种伪造和夸张报告的手法,但是,他对 杰林给柏林送去的辩解报告,却完全象瞎子一样,看不出那些假事实。 别动队的新头头建议我从纽伊监狱迁到一座私人住宅去,并派人暗中监视。他 对我申明,他认为,他的上司也认为,光用无线电同莫斯科联系不够了,在现时的 第二阶段,应该建立直接联系。他怀着野心勃勃的计划,想派一个使者到情报中心 去,告诉莫斯科,德国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集团,想同苏联讨论单独议和的问题。这 个特派员将随身携带一些文件,足以表明这种情绪的。但是,他的行李里,也带上 相反的证据,证明德国另有一些派别,设法同西方商讨这种解决办法。 整个美妙的战略目的在于分裂反纳粹联盟。他死抱住这一点不放。潘维茨是相 当低能的:这是一个正统出身的纳粹党人,头脑里装满了他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的优 越感。他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由于愚蠢地鄙视别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敌 人。显然是因为陷入完全不自觉和中了假情报的毒,才会想象到“红色乐队”的战 士竟然想到同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潘维 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莱得悉潘维茨的计划,认为派个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险了。潘维茨告诉我 说:他害怕共产主义对一个牢靠的纳粹党人的吸引力。“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成员 这个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象波森和哈纳克这样的人竟然成为“苏联特务”, 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得意的人,毫无经济上的顾虑,却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这是 盖世太保的人无法理解的。 潘维茨并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一次是促请情报中心派一个代表 来巴黎。我毫不犹疑,甚至还假装十分赞成,回答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行得通。 肯特也被问及这事。他咬定说;这个计划完全是空想。就象一个钟摆向两边摇晃一 样,肯特又回到背叛的路上。他想向新主子表示忠诚,又倒向对面的阵营。他的老 婆眼看要临盆了。他不是那种愿意牺牲家庭安宁的人。最后,还是我赢了。我对潘 维茨解释说,如果继续把肯特也拉入“大赌博”,那么,全部事情就会成为一场闹 剧。 于是就给情报中心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解释说,有一部分军官希望同莫斯科 接触,同时建议俄国人派一个使者来·德国人这儿。这个计划颇有进展,已经准备 在埃德蒙·罗杰街3 号卡茨以前住的地方接头,约定每十天一次我在那里等候莫斯 科派来的人。 别动队狂热地准备接头。潘维茨没完没了地讨论这场戏怎样演法。我同伯格一 起去进行第一次接触,筹备主要的会晤;潘维茨担任柏林组代表的角色。为建造这 座空中楼阁,他所表现的热情是很滑稽的。豺狼披上了牧童的斗篷。布拉格的刽子 手扮演同莫斯科的斡旋人! 为迎接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潘维茨忙个不停,竟想 扩充那些在中立国抓过来的电台。奇怪的是,我发现他不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原 来是因为席伦堡对拉多问题掌握了主宰大权,可惜他在前线。这说明了他同潘维茨 的顶头上司盖世太保——缪勒闹暗斗闹得多么激烈‘。纳粹德国的帮派,斗争起来, 就顾不上第三帝国的利益了。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当时,席伦堡派了两个人来到巴 黎,要求向我和肯特查问拉多情报网的情况。潘维茨明确地向我表示我完全不必讲 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潘维茨的野心是要打进瑞典和土耳其的苏联情报网,以便扩展“大赌博”。在 商业公司‘橡胶王”的掩护下,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在丹麦,瑞典和芬兰曾为进行活 动打下了基础。 要恢复这些联系,全靠格罗斯沃格尔和我。我们便设法破坏潘维茨的企图。 这个时期,情报中心要求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倒台后的情 况,也是这个时候,柏林各个方面设法同西方取得接触。艾伦·杜勒斯当时领导美 国的情报机关,在瑞士同几个德国使者会晤。多亏“大赌博”,情报中心得悉这件 事。 至于潘维茨呢,他愈来愈心神不定,等候情报中心派来的人。这条错误的线索 要使他大失所望,莫斯科的使者根本就没有来。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事 情闹来闹去,最后就只是我捞到了去几趟埃德蒙·罗杰街3 号。 8 月底,我到那所住宅去,过去我曾在那里同热情的卡茨一家人亲切地度过多 少钟点,现在却变成陷阱,雷希曼成了饵儿。但是饵儿放久发霉了,猎物却不来。 雷希曼看见我走进屋子,没有勇气走过来,他远远地站着,眼睛始终望着地下。 我一边“等候”情报中心的使者来临,一边不停地想着雷希曼,艾弗雷莫夫或者马 蒂厄怎样滑到叛国的道路上的。他们所走的道路,各人不同,但是他们都滑下去了, 结果就在眼前:他们出卖了同志。潘维茨对他们的看法和态度是各不相同的。马蒂 厄是一个“体面的”合作者,艾弗雷莫夫自以为选择了乌克兰的国籍,但是雷希曼 呢,他在“主子”的眼中是最下等的。不论他做什么事,在超级种族主义者潘维茨 看来,他只是而且一直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佬”。 潘维茨仓促离开即将解放的巴黎时,并没有忘记这些差别。这个败北的刽子手 在退却时记起了从第三帝国所接受的优越性教育:那就是对犹太人刻骨的仇恨。马 蒂厄得到报酬——一点不错!——并给打发走了。他效劳得好,背叛得好,应该得 到背叛的报酬和“自由”。乌克兰人艾弗雷莫夫也有权得到某种优待:人家给了他 假证件和足够的钱,逃到拉丁美洲去。雷希曼则被关在比利时的监狱里,他不明白, 一个犹太人,即使出卖自己人,在纳粹的眼里,也永远不能自赎。 过了十天,根据潘维茨的计划所约定那样,同时继续等候莫斯科使者来临,我 们又到埃德蒙·罗杰街3 号去。卡茨陪我们去。这时,雷希曼最后一次挣扎想再浮 上来。他把卡茨拉到一旁去,托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们继续斗争,对自己的态度很 后悔。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是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子受到要挟,另外他的上司艾弗 雷莫夫变了节,出卖了他和其他人。现在他准备作点事情,将功折罪……卡茨假装 不明白什么意思。 要再信任他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背叛了一次,明天,只要机会一到,他又会背 叛的。他亲手把一切出路都堵上了。 一个人落到敌人手里,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在投敌和抗敌之间,有一个不 可逾越的鸿沟,无法从这一边到那一边去。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