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大首长逃跑了!” 1943年9 月。这一天,威利·伯格到纽伊我被囚的地方来看我,他是常常来的。 但是,他一走进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的样子十分慌乱,好象刚刚听 到什么不寻常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我小心翼翼不露出担心的表情,但已经 觉得不安。果然,他告诉我的事情吓得我手脚冰凉:“真不得了!杜瓦尔被捕了!” 在我士月份的报告里,我特别着重要求包利奥尔( 杜瓦尔) 高飞远走。对他的 搜捕一直不断,但是,夏初的时候,我从可靠方面知道,德国人已经失去了他的踪 迹。他怎么会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的呢? 我很沮丧。伯格很快就给我说明了:包利奥 尔是8 月13日在巴黎北郊皮埃尔雍特被捕的。几天之前,共产党的一个电台落入盖 世太保手里,有一个发报员逃脱了并同包利奥尔联系。虽然事情蹊跷,但是包利奥 尔居然答应见他,于是……便落入为他布置好的圈套里。 但是,盖世太保并不那么清楚是在同谁打交道。从1940年起,包利奥尔是地下 共产党一个最能干的党员。他领导电台业务,同时同“红色乐队”保持联系。就是 他培养无线电讯员,又是他建立了好些发报台,除此以外,他还负责朱丽叶和党领 导之间的联系。在1 月份的朱丽叶事件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他收到了发给情报 中心的材料,接着便把这个宝贵的包裹送到党组织去。另外,自从1941年12月13日 在阿特雷巴德街抓人以后,他同格罗斯沃格尔建立了一个特别组,负责查证在比利 时以及在法国“红色乐队”各组中发生的损失。最后,在我被捕前,我同他规定了 一些联系的办法,足以揭穿别动队对情报中心进行的破坏活动。因此,他是了解 “大赌博”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包利奥尔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被捕后步步为营,一口 咬定,他只不过是个机械师,是个下级人员。不幸的是,到了月底,别动队的特务 在检查可能属于共产党的人的名单时,发现了包利奥尔的照片,这才知道逮捕了那 个著名的杜瓦尔,本来,已经暂时放弃追捕他了。 损失是重大的。我很了解包利奥尔,确信他会牺牲自己的性命。然而,尽管有 勇气面对等侯着他的折磨,但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呢? 谁能保证在酷刑下,他不会松 嘴说出一个名字呢? 因此,一方面,我继续完全信任他,同时,做好准备,准备我 所建立的一切全部垮台,我自己的“赌博”完全露馅儿。 我几乎用不着问伯格便从他那儿打听到包利奥尔受到哪种拷问。不幸得很,我 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无法忍受的酷刑加上和蔼可亲的谈话,分量是算得那么 恰当。刽子手反过来复过去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基调是他们认为至关紧要的:关 于我和“红色乐队”其他人员被捕,共产党领导告诉了莫斯科些什么? 他始终如一 地回答说,他收到小包的包裹,次数很少,他从来没有打开过便把它们交给一个他 不认得的联络员。他咬定说,他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在朱丽叶和上级之间充当中间人。 无论说服工作也好,酷刑也好,要挟也好,都不能使他改口。他顶住了。别动 队威胁他说要逮捕和枪毙他的妻子海伦娜和女儿……全是白费劲。这个了不起的人, 这个出众的战士,整整一年,同行刑手进行斗争,寸步不让。一年来遭受盖世太保 的拷问,而潘维茨和他的特劣完全知道他们的俘虏多么重要,因此从不放弃希望有 一天终于能逼得他招供。 1943年9 月初的日子,我是在焦虑不安之中度过的,对包利奥尔的英雄行为一 无所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漫长的不眠之夜——矛盾的心情激烈地斗争,满脑 子都是最荒唐的设想,考虑怎样行动,怎样去改变事物今后无情的发展。 一天一天过去了。我从伯格那里差不多每天都知道包利奥尔所受的苦难。他始 终不说话。我自己则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的命运,特别是“大赌博”的前途是在一个地下刑房里决定的,在那儿,有 一个人在体验什么才是痛苦的极限,这个人没有体验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到底有没 有极限。 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9 月10日,我从伯格那里知道别动队又得了一分,破获 了里昂地区的一个法共发报台,搜到了大量的电报和文件。于是,德国人确信已经 最后发现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地下中心电台。他们希望从密码电报中,查出地下党中 央给莫斯科发出的有关“红色乐队”的电报。 暴风雨一天比一天逼近了,我得悉别动队决定让著名的沃克博士领导的密码特 别破译组来巴黎。确实, 9 月11日,我就在索赛街看见沃克博士同他的助手一道 工作了。伯格也在场,他告诉我说破译工作进展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所有那些 电报中,把有关“红色乐队”的查出来。但是,伯格又说,这不过是“一两天的事 "。 这个消息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很说明问题……我知道共产党在法国南部某个地 方有一个大发报台。我估计1943年1 月交给朱丽叶的材料是通过这条渠道发出去的。 报告不是由我译成密码,而是按照党的密码底本译成的。如果沃克能够破开这密码, 别动队就可以阅读我的情报,象白纸上的黑字一样。 结论十分简单,十分明显, 那就是,“大赌博”马上就要暴露了。应该行动,而且马上行动,不要等到事情不 可收拾。9 月10日、11日和12日夜晚对于我来说是充满噩梦的。 随时我都有可能发现他们已经掌握真情实况了。每时每刻,我都可能看见潘维 茨和他的帮凶狞笑着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不怕死,也不怕酷刑,每天我都同这些打 交道。但是,我害怕我身体的每根纤维都感觉到这种奇耻大辱,害怕杰林在我被捕 时所发出的威胁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那时他叫道:“奥托先生,你输了……” 怎能在这帮混蛋面前认输呢! 不能,得逃跑。越狱,就是抵抗。越狱就有希望做为 战士战死沙场。在这些内心激烈斗争的日子里,我时刻提防精神上的波动流露出来。 我若无其事,一连几个钟头同伯格谈天,同潘维茨和别动队的其他人员见面,对他 们说些安定人心的话。口气绝对肯定,但这是靠不断强迫自己振作精神才做到的。 我说:我将会很高兴看到,破译出来的电报将汪实我对法共发给莫斯科的情报的估 计是对的。 9 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 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 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 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 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 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 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 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 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 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 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 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 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 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 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 月12日晚, 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 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 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 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 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 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 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 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 药。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 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 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 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 的地方之一。事实—卜,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 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观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 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 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 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 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 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 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 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 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 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 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 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 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旧格不会病 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 11点30分到来。 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 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 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 “愈来愈坏……”( 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 你来吗? ” 他给我的答复叫人无法相信:“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他想干什么呢? 是个圈套吗? 他是不是想考验我呢? 我十分冷静地盯着他说: “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 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 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 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 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 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 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 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 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 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 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 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 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 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 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 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 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 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 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 不 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 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 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 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汜的。 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 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 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 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 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那姊妹两人表示热烈感谢后,离开了她 们。 对于潘维茨和他的喽罗来说,1943年9 月13日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觉得对别动队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战斗重新开始了。然 而,我怎能忘记等待着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便发现,乔琪把我藏起来的 维西内那个独院并不是个理想的防空洞。在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们这一对肯定 会引起注意的。必须尽快搬家。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逃犯,我肩负着重 大的责任。直到这一天,乔琪完全不知道我傲什么事,她只知道我参加对纳粹的斗 争。她从来不提出问题。但是现在她发觉,由于直接卷入我的行动,她冒着极大的 危险。我不仅对她和她的儿子负有责任,而且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负有责任。 斗争在继续。我从来没有想过藏在洞里,等待战争结束。 我得尽快找到法共的联络人米歇,同他接上头,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我的报告是不是由法共的发报台拍出的,这个电台是不是 后来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答案决定着“大赌博”的前途。最后,必须保护我在狱中 的朋友,他们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这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放出来追赶我的鹰 犬将会发现我的踪迹…… “奥托逃跑了! ” 伯格比任何时候病得更重,从索赛街回来,带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一片惊慌, 混乱。潘维茨很快就意识到,他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正如我所预料,他作出反 应,同那些大猎户那样,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兽。这个家伙在 海德利希遇刺后在捷克全境进行镇压,是熟悉这种局面的。片刻之间,巴伊药房大 楼便给包围了。数十名顾客被逮捕。潘维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筑物。他以为我会躲在 那里,等侯搜捕结束。接着,圣拉扎尔车站给封锁了( 我猜到了这一着) ,开出的 列车就象用梳子梳过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时到过的地方( 商店,咖啡馆,饭 店,理发馆) ,盖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维茨采用撒网捕鱼的办法,认为逮捕百把 个人,总可以找到一个能提供有用线索的人。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一 手来: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实行恐怖政策。 为了把线索搅乱,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潘维茨写信,说我并没有逃跑,但是 我被迫藏了起来。在药房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说出了同情报中心约 定的暗号,让我同反间谍组会面。那两个人向我证实说,我马上就要被盖世太保逮 捕了。他们奉命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接着,我又向潘维茨解释说,“为了不影响 我们的共同事业”,我认为有必要不违抗这两个人,并跟他们走。他们让我登上一 辆汽车,于是,我们离开了巴黎。在离首都一百公里的地方,我们坐上了火车,到 瑞士边境去。我又说,我趁我的看守一时不注意,在伯桑松车站投寄了这封信,并 且将继续告诉他事情今后的发展。在附言中,我劝潘维茨不要把发生的事情归咎伯 格,因为,不管怎样,他即使进了药房,也无补于事。 圣杰尔曼那家寄宿学校两姊妹当中的一个答应坐火车到伯桑松车站,投寄这封 信。 我采取这个行动,是试图让潘维茨相后我已经远离巴黎,从而放慢搜捕,而特 别是如果盖世太保在电台的文件中找不到我的报告,莫斯科情报中心就可以继续进 行“大赌博”,我逃跑了也无所谓。 乔琪马上并且以很大的勇气设法同法共取得联系。事实上,我有可能同法共的 领导接触,办法是拨某一个电话号码,然后留下口信说: “让先生动了手术,需 要药品……” 一收到口信,法共就应该派联络员到所有四个预定的接头地点去,一个在巴黎 的东面,一个在西面,一个在南面,一个在北面。乔琪打电话后两天,一个少女在 西郊的维西内同她见面。乔琪替我向她要身份证,毒药和朱丽叶传递那份报告的消 息。第三天,她带回来了我所要的证件,还有一片胶囊氰化毒剂,到了绝路时,我 就吞服它。同时,我得到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里昂地区的法共电台只用来 传送宣传材料到别的地区,盖世太保只缴获了一些传单,一点秘密内容都没有。当 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雅克·杜克洛认为我委托朱丽叶交给情报中心的报告 太重要了,不应用电波发出。这报告是由专门的信使带到伦敦,然后经由外交途径, 送到莫斯科去的。因此,我的逃跑显然毫无用处。如果我是在13号而不是在17号知 道这些事实,无疑我还会留在纽伊。别动队根本没有可能发现“大赌博”的秘密。 更严重的是:我的逃跑有破坏“大赌博”的危险,而“大赌博”是情报中心十 分重视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活着落到盖世太保手里了。放在我口袋里的毒药 重新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但是……就在把它放妥的第二天,我差一点点就把它吞下 去了。 这天早上,乔琪把外面的门关上,每次她离开这座房子时都是这样做的。百叶 窗是整天关上的。我们采取这种起码的预防措施,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房子是没有 人居住的……有人长时间地按了两次铃。我是警觉的,准备好逃跑,但是,来访者 并没有继续按铃。这是一场虚惊。 这样的玩笑第二天又来了一遍。我们在睡梦中给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急忙 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胶囊药片在不在。 我已经跨上窗台,准备在大门打破时,马上跳出去。但是声音停止了。我听见 房东向乔琪解释说,已经好几天了,他想让新的房客看看房子,看到门窗都关上, 便决定在送奶人送奶的时间,碰碰运气。 由于这双重的意外,我们更急于采取行动了。情况刚刚证明,我们随时都会因 别人多嘴多舌而受害。到别的地方去成为必须的了。但是从下决心到采取行动,中 间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兽性大发的盖世太保猎犬尾随着的人来说,这是难以逾越的。 走……走……但到哪里去呢? 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最后决定请奎里一家 人收留我。乔琪的儿子帕特里克便是寄宿在他们家里。他们住在徐雷纳,在一座别 墅里。他们的母亲住一个小套间,地点不错,就在附近一个近似花园的住宅区。她 要外出几天。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我就不客气了。 这样,我就赶在别动队前头好几天采取了行动。但是尽管我十分小心谨慎也不 应抱太大幻想。潘维茨的人肯定设法通过乔琪找到我的踪迹的,他们早晚会从圣杰 尔曼追到维西内,从维西内追到徐雷纳。事实上,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查出了圣 杰尔曼的寄宿学校。潘维茨再一次不惜工本,他们逮捕了和监禁乔琪的许多亲友, 有比较亲的,也有比较疏的。 在布鲁塞尔,她的父母亲和好几个朋友受到惊扰。他们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办 法得知乔琪的儿子寄宿在巴黎附近。有一条消息对他们帮助特别大:他们得悉乔琪 曾经在克利希广场的一个舞蹈学校学跳舞,便到了那里,从她的一个女伴丹尼丝那 里知道帕特里克在圣杰尔曼。 盖世太保越来越迫近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我在徐雷纳还不到三天,便接到 那两姊妹的电话,告诉我来了一个人,说想把什么东西交给温特夫人( 乔琪) 。从 她们的描述里,我认出这是肯特。他成了别动队的褐色军师,在调查的所有紧张关 头,我都将发现他。过了三天,又有一帮“好奇的人”来到寄宿学校。他们当中, 还有卡茨! 我逃跑以后,潘维茨马上把全部力量用在卡茨身上。别动队队长梦想通 过卡茨就可以追踪到我这里。因此,在伸出爪子之前,这个恶魔试用诡计:他让卡 茨打电话给他妻子,约她在巴黎紧急会面。赛西尔明知道她丈夫从1942年12月便落 在盖世太保手里。她也知道自己不断受到监视,如果不干的话,就会遭到报复。剩 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电话接了。 她在一家咖啡馆里同卡茨会面,发现有个陌生人同他在一起。可以猜到,卡茨 只能按潘维茨的指示办事,但是仍然想出办法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赛西尔,他对她说 :“我的朋友们对奥托的命运很担心,他们等侯着他马上回去。” 用明话来说就是我逃跑了。只有潘维茨一个人相信这种做法是有用的。他的这 些活动没有半点进展,于是又决定采用他更为熟悉的办法( 逮捕、酷刑) ,并决定 最后一次活动,把他的特务同卡茨一起派到圣杰尔曼。在那里,卡茨又十分巧妙地 对付过去。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他向乔琪和帕特里克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在最后一刻,居然能在两姊妹当中的一个耳边轻轻说,“吉尔伯有生命危险,盖世 太保在追捕他。” 英雄的卡茨,直到最后一刻,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为了拯救其他人,不惜 冒生命的危险。 后来,就在巴黎解放的同一天,我在一个同志阿历克斯·莱索沃伊的陪同下, 回到纽伊监狱。这座房子的法国看门人普罗多姆先生向我们叙述了卡茨遭受的苦难。 在我逃跑十多天后,别动队经常在夜晚把他带到索赛街。每天早上把他带回来时, 情况可怕极了。他的苦难愈来愈难以忍受,所受拷打不断加重。原来的伤口还来不 及结疤,新的拷问又开始了。看门人利用给他送饭的时候,同他交谈几句,并收集 一些关于他遭受折磨的情况。别动队的刽子手指责他为我安排了越狱,说他知道我 藏在那里,就是不肯说出来,责怪他跟他们去圣杰尔曼查问时,给我通风报信。 普罗多姆先生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卡茨的脸和手伤痕累累,他悄悄地对他说: “战争结束后,吉尔伯先生肯定会再到这里来。你一定告诉他,尽管酷刑和痛苦, 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很幸福做了我所做的事。你只须要求他照顾我的孩子……” 几个钟头以后,盖世太保的人把他带走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卡茨是怎样死的。但是刽子手潘维茨知道,是他下令折磨然后 杀害卡茨,也许搞了点假审判,也许连假审判也没有。我仍然看见卡茨,仍然看见 这个模范战士。 对于他来说,英雄主义是当然的事,凡是自愿牺牲性命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的 人,都是这样。 在圣杰尔曼,别动队逮捕了那两姊妹。她们非常勇敢,不开口说话,一点也没 有透露到过伯桑松,也没有透露关于潘维茨从我那里收到的信。第二天,盖世太保 打到了维西内。 那群恶狗迫近了。几天之内,也许几小时之内,它们的吠声就会惊动徐雷纳。 这样,又一次必须迅速行动,必须搭救奎里夫人,我说服了她离开家( 她带了帕特 里克躲到科雷齐她嫂嫂那里去) 。乔琪和我又一次得起锚转移。往哪个方向呢? 我 们思索着:我想到斯巴克,苏珊和克罗德他们那里。 我是1942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他们的。这个时候,我到博乔莱街他们的住所通 知他们的朋友索科尔夫妇被捕了。他们听到这消息,表现得很镇静,当时给我印象 十分深刻。他们没有一分钟怀疑过索科尔夫妇,确信这两个人宁愿死也不会招供的。 事实也是这样:索科尔夫妇的名字列入反纳粹烈士长长的名单,他们把这个秘密, 同其他许许多多秘密一起,带进了坟墓。 我们彼此信任,这是我下决心的最好保证。于是,乔琪便到斯巴克家去,告诉 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向她保证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这是黑夜里的一线光明。 克罗德到徐雷纳我房间来看我。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是多大的安慰啊I 眼前 最急迫的是给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这必须是同抗敌人员没有关系的, 第二个前提是必须同法国共产党恢复经常的联系。 首先必须找个藏身的地方,因为绝对不可能在徐雷纳再呆下去了。暂时要先躲 起来,然后再到更可靠的地方去。乔琪在舞蹈班的那个朋友丹尼丝把夏巴奈街自己 住的阁楼的钥匙交给她。我们便在11月24日晚住到那里去。我是勉强采纳这个办法 的,因为总有点不放心,觉得丹尼丝不大靠得庄,觉得也许我们正好自己送上虎口。 我在惊慌不安之中度过24号到25号这一夜,没有睡觉,注意听着周围的声音,每分 钟都准备看见那些先生们突然在门口出现。 第二天—天亮,我们便离开这个可疑的地方到斯巴克家去,我们真正松了一口 气。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幸而我们匆匆转移了。因为,丹尼丝被捕后,倾箱倒箧, 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讲出了奎里一家的地址,于是马上得到了释放。 这时,潘维茨的确以为自己得手了。恶狗群扑到了那座别墅,但是太迟了。吹 响合围号角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当时奎里先生在那里受到了惊扰。 潘维茨又转移他的火力。他安排了一个圈套,寄以很大希望。他确信帕特里克 是我的儿子,便想利用他来要挟我,因为他打听到奎里夫人带着孩子躲起来了。他 就让一个所谓“邻居”给她打电话,说她的丈夫摔断了腿,她必须赶紧回去,但是 这个圈套太显眼了些,奎里夫人猜到了危险,便留在科雷齐不走。 别动队队长并不灰心。就这样,他决定了,既然奥托的“儿子”不愿到我们这 里来,我们就移樽就教吧。于是,他布置一次出征,去科雷齐把那个小帕特里克找 来。虽然戈培尔博士在这1943年底高叫他深信第三帝国将会得胜,潘维茨并不把这 些大言不惭和安定人心的话当真。他很了解科雷齐是在游击区,所以布置了一次真 正的军事行动。塞满了武装盖世太保的车子出动了,目标是:“红色乐队”的一个 危险分子,年龄四周岁。 任务完成了,潘维茨高兴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两周,现在自认为掌握 了逮捕我的关键。他想,“大首长” 的儿子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把他老子揪出来。他满怀信心, 特别是因为进行了一次试验,他认为是决定性的。他把我的照片拿给小帕特里克看, 叫他认认“那个先生”是谁,结果听见他叫道:“爸爸那努”。这就肯定无疑了。 但是别动队队长并不知道帕特里克一向是这样叫我的,就象他一向把奎里夫人叫做 “妈眯安妮”。 我一方面为潘维茨犯错误而高兴,同时十分担心小家伙的命运。我也估计到潘 维茨要千方百计抓到乔琪。后来,我们得悉盖世太保的人对如何处理帕特里克,意 见分歧。一些人想把他遣送到德国去,另外一些人主张把他留在手头边。 由于无论如何不便把他关进牢房里,他们便把他和奎里夫人一起放在圣杰尔曼 德国人所征用的一所私人学校,直到1944年土月以后才把他们转移到徐雷纳,德国 人日以继夜地监视着他们。这样,他们希望我受不了同我“儿子”分离之苦,会在 附近徘徊,自投罗网。 潘维茨大错特错了,我现在藏在斯巴克家里。尽管我对他们完全信任,但是, 他们这个地方同我以往躲藏过的地方比起来,毕竟是最不安全的。我知道他们夫妇 俩都参加了抗敌活动,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他们参加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苏珊, 她同时从事多种地下活动。1942年,她致力于拯救犹太儿童,参加全国反种族主义 运动。但是,1943年9 月她收留我时,我并不知道她还为好几个戴高乐派和共产党 的组织工作。她参加了最危险的活动,但对危险却一点不在乎。 因此,她最容易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分手比较谨慎些。以后 的两夜,我们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的。这次收留我们的是教堂牧师, 他一向提供房间,收藏苏珊从德国人魔爪下抢救出来的犹太儿童。 多亏斯巴克的帮助,我又从奥拉托利教堂到了一个养老院。看来,这是躲避盖 世太保最好的地方了,但是“养老” 这两个字却使我背上发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