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来得正是时候 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势必造成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他和他的契卡机关对此作了准 备。对破坏分子无休止的审判、契卡和从不停止的恐惧、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吃 不饱、牛马般的生活条件,已经摧折了这个国家。看着职业介绍所里毫无怨言、俯 首贴耳地排长队的人,一位西方记者惊呼:“难道搞革命的就是这些人?” 1931—1932 年之交,前海军准尉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革命的喀琅 施塔得的英雄,后成为一帆风顺的外交官——回国休假。他的妻子写下了观感: “所有的食品店都空空如也。只有几小桶酸白菜。从1929 年起实行了面包凭证供 应制。居民在工厂食堂里吃饭。”但是,最可怕的情景她是在街头看到的:“有一 天,在尼基塔大门旁,我看到一个农民突然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一个女 人,手里抱着个婴儿。两个稍大点儿的孩子牵着母亲的裙子。这些人脸上那种绝望 的表情令我吃惊。那个农民摘下棉帽,气喘吁吁地哀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点 吧,快点,给人发现了就会把我们抓起来……’”著名革命家的妻子奇怪地问: “你们怕什么呀?谁会把你们抓起来?”她把皮夹里的钱全倒出来了。农民边走边 说:“您在这儿啥都不知道。村里都要饿死了。” 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特大饥荒。成千上万的饥 民想跑进城,可是,那儿的面包凭证供应,只卖给市民。瘦得皮包骨,饿得脚步蹒 跚的农民到城郊求告:给点儿吃的吧!他们都没有活人样儿了,像幽灵。 他们被民警或是穿民警制服的格别乌特务带走。 城里的孩子向他们扔石头,学校里教育他们要仇恨“万恶的富农”,还要仇恨 “富农崽子”。所有的学校教员都给孩子们讲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 莫罗佐夫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农村的孩子,14 岁,他向格别乌机关告发了 富农父亲,于1932 年被富农们杀死,当时正是大饥荒的岁月,根据“当家的”下 的指示,为了他而出卖了父亲的那个孩子,在整个宣传运动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 他记起了教会学校中的一段课文:“凡爱父母甚于爱我者,不配受我庇佑。” 全国各地都立起了帕夫利克纪念碑。 他做到了别人无法做到的事:禁止谈论饥荒。“农村闹饥灾”这句话被宣布为 “反革命宣传”。 几百万人在死亡,而全国为集体化唱赞歌。红场上举行游行,只字不提饥荒, 不论在报纸上,还是书刊里。农村不声不响地死亡。 在饥荒闹得最凶时,格别乌和亚戈达非常成功地让来到俄国的肖伯纳在全国转 了一圈。他是同南希·阿斯托夫人一起来的,后者是有影响的政治家。 她打定主意要向斯大林问问迫害之事,但是……没敢问。肖伯纳写道:“斯大 林把我们当老朋友接待,先让我们尽情地发表意见,然后才谦逊地说了几句。” 其实,“当家的”已经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爱说话。他一点儿也不打断。于 是,老头儿在文章中说他“心地纯净,刚正不阿,赤诚坦率”,说他“之所以青云 直上,全是靠了这些品德,决不是搞阴谋耍诡计”。 苏联被他描写成未来之国。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留在这个国家呢?” “可爱的说谎精”(这是女演员帕特里克·坎贝尔对肖伯纳的昵称)嗔笑着回 答:“的确,英国是地狱,可是,我的责任就是下地狱啊!” 西方可爱的激进分子们多么希望乌托邦变成现实啊! 肖伯纳信心十足地写道:关于饥荒的传闻纯属谣言。 不知道饥荒到底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大约是500 万到800 万。 他同饥荒作斗争的办法很简单——搞恐怖。1932 年8 月,他亲自起草了一个 有名的法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 他对任何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民间称之为“五穗法”, 因为饥民偷集体农庄几穗麦,就可能被枪决,起码是10 年徒刑。司法人民委员克 雷连科1933 年1 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人公然抵制严格执行这项法令。 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10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 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 据‘最高正义’。” 只应“根据党的政治指示”判刑。 克雷连科很快会亲自尝到这条原则的滋味。 到1933 年1 月1 日,根据新法令给5.5 万人判了罪,其中2000 人被枪决。 人都快饿死了,可是不敢碰集体农庄的粮食。尽管发生饥荒,粮食却源源不断地出 口欧洲。他需要资金,不断造新工厂。1930 年出口4800 万普特,1931 年出口 5100 万普特,1932 年1800 万,连大饥荒的1933 年,还出口了1000 万普特。 他以恐怖、流血和饥饿把断了脊梁骨的国家领上,不,拖上了工业化道路。 这场饥荒是他预见到的,来得正是时候,是棋盘上的一步棋。饿得有气无力、 苟延残喘的农村,只好听任集体化施暴。越坏越好,这个革命者的老公式发挥了作 用。 他还在继续制服全国。又是饥荒帮忙了。根据格别乌的统计。有150 多万农民 为躲避饥荒和对富农的剥夺,逃到了城里。他把农民死死地钉在了土地上,说是为 了保护城市不受饥民威胁。国内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但在农村地区,身份证不发到 农民手里。民警就在城里抓没有身份证的人。身份证使农民无权迁移,格别乌和民 警局就能严格控制全体公民。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沙皇俄国有身份证制度。取消身份证是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十月革命曾幻想 打碎国家机器,结果,国家这个大怪物依然存在。 在建立国家的同时,他不倦地关怀意识形态。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