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配角 1927至1928年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7年4月,蒋 介石策动“清党”事变,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屠杀,并在南京成立国民 政府,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7月,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实行“宁 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完全破裂。 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 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 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 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店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 《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 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生活对沈从文依然严峻。1927年, 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 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 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 1928年1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 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 3月的一天,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出现在沈从文面前。由于二人不准备在上海长 住,故来这里寻一临时歇脚之处。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别无他物,于是,二人 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 他们一来,沈从文就发现,这两位朋友的言辞间就发生着不明所以的龃龉。第 二天一早,两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对此,沈从文不再感到突兀。这呆子,以为 这争吵不过是两人在北京时的旧戏重演,属于年轻情侣间常见的为一点小事的斗气 任性。那时,每逢沈从文在场,总是极力从中转圈、劝解,让两人平静下来。从已 有的经验中,他知道这是青年夫妻间容易发生的事,当双方稍稍冷静下来,又会重 归于好。因此,他常常一边劝解,一边心里想: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会看得出 这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分凝固生活有时使人厌倦了,一点点新的发现照例就常常 使人眩目。然而这眩目决不是很久的事,一时的幻觉必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 这过失若不过是由于过分热情而成的多疑与多嫉,则只需要一分稍长的时间,一切 误会就弄明白了。①沈从文常常将主要责任归于胡也频,以为两人发生误会的原因, 一定出于胡也频的偏执热情与不必要的疑嫉。然而这次争吵,似乎有点不同了。 男的说:“我知道你不爱我,已爱了别人。”女的说:“你不爱我你才那么不 信任我。” 男的又说:“我就因为太信任你,你就去会他。” 女的又说:“你那么多疑自私,还说在爱我!” 男的又说:“我信任你,你就成天到他住处去……” 女的又说:“我到他那儿去,你不是明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吗?” 话说得再重点时,于是女的就把大衣脱去,把皮夹中所有的货币倒出,一面哭 泣一面伤心地说:“频,频,你莫说了,你瞧,我一个钱不要,空着这两只手,我 自己走了,你不必再找我!” 男的也仿佛有理由十分生气,接着就说:“好,美美,你走你的,我知道你离 开我就到什么人的身边。” 女的气得脸色发青,一面开门答着:“是的,我就是去他那里。我爱他,我讨 厌你。”“我早知道你是……” “那你为什么像疯子一样追我赶我?” 男的见女的尽哭,尽把我送她那副美丽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又 见我守在门边,女的并不出门,就十分生气地说:“你要走,你走你的,我不留你!” 女的自然就极力摧我,想攫取我衣袋中钥匙,见我不让她就说:“从文,你这 是怎么?你让我走!我绝对不再留在这个房中!你不许我走,我就生你的气!” 那男的于是也说:“休,休,你尽她走,她有她的去处!” 我让她走我才真是傻子!因为我已经有过了很好的经验,这一个怄气走了,另 外一个等会儿还是得坐了车辆各处去找寻,把熟人处、公园、影戏场,无处不找到。 我还得奉陪来作这种可笑的事情。当天找不着时,我又得用一切话语来哄着这 一个,且为那一个担着心。日光下头的事全是旧事,这一次自然还同上一次差不多。 上海地方那么宽,要我放走了这个,又去陪那一个向各处做捉迷藏的玩意儿,一面 还时时刻刻捏着一把汗,以为一个假若因为怄气跳水服毒,一个就会用小洋刀抹脖 子自杀,简直是一种无理取闹小孩子的行径,这种行径也真够麻烦人! 女的既不能走,男的后来便又想走了。这海军学生虽然体力比我好些,但到了 这些时节,自然不会把我屈服得下,我决不能把手中钥匙尽他抢走。 于是三人支持下来,两人皆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名角的风度,用极深刻精粹的语 言,互相争辩同诘难,我则静静地倚定在房门边,看这充满了悲剧与喜剧意味的事 件自然发展。① 沈从文终于从两人的辩难和陈述中,明白了这次争吵的起因和主题所在。 原来还是住在北京汉园公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文章都有了出路,三 人却打算依靠稿费的收入,将来到日本去读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而要学日 语,又需教日语的人。起初,这只不过是挂在三人口头上的梦想。可是,在沈从文 离开北京前后,丁玲已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已由王三辛介绍冯雪峰来教丁玲的日语。 然而如此一来,在胡也频和丁玲原先表面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极为尴尬的情感波 涛。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 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学习爱情了。②沈从文显然被蒙在了 鼓里,丁玲自己并不以为这是什么错误。她在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 7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 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 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事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 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 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 不久,1928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 奔忙。①当然不只是谈革命,也谈爱情。由于两人之间爱情的火焰愈燃愈炽,冯雪 峰准备继续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这么做。于是,冯雪峰先到了上海,并去杭州葛 岭为丁玲、胡也频租了房子。随后,丁玲和胡也频也赶到上海。在胡也频与丁玲发 生争吵的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去了杭州。而沈从文却以为他们去杭州,是“为了逃 避这种感情纠纷”。——他又一次被蒙在鼓里。 在他们去杭州后大约第六天晚上,胡也频又独自形色匆匆地跑到了沈从文的住 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返回上海时,胡也频脸上露出凄惨的微笑,只说自己 不再回杭州。等两人在床上躺下后,沈从文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胡也频 怒气冲冲地申诉了因冯雪峰在杭州的介入所出现的难堪局面,以及自己和丁玲虽同 居数年,却仍在某种“客气”情形中相处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想起几天前两人发生 争吵时,胡也频粗暴地用腕力挟持丁玲,并晃起拳头威胁她时,争着吵着的丁玲反 倒安静下来的情景,以为一个女性固然需要男子的柔情,有时也需要一点“粗暴”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遂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夫妻生活的科学知识, 说给胡也频听,并劝他回到丁玲身边去。第二天,胡也频听从沈从文劝告,重返杭 州去了。不久,发生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终于以冯雪峰离开杭 州平息了下去。得到消息,沈从文以为是自己的建议起了作用,还颇为自得。这个 呆子,又一次以主观臆测代替了事实——他将胡也频与丁玲之间的冲突,单纯地归 因于男女间生理上的不相谐和。 事实上,在丁玲与冯雪峰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双方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感到满足 的爱情,丁玲所自称的“伟大的罗曼史”。而在当时,丁玲既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 感情告诉胡也频,更不会向沈从文吐露,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年后,她向尼姆·韦 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时说:……随即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和胡也 频结过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 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 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 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 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 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 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 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 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 改变。 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 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他都保 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虽然这故事现在已是一 个公开的秘密。①丁玲从冯雪峰那里,获得的是一种灵与肉相统一的真正爱情。他 们三人之间风波的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 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这理智,当然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信守,而是出于丁玲不 忍破坏自己与胡也频之间“坚固的感情联系”。既然丁玲对冯雪峰的爱具有不可他 移的性质,那么她与胡也频之间的这种感情,似乎与爱情并非一回事。丁玲对尼姆 ·韦尔斯的谈话,是关于三人间关系的坦率的自白,应当是可信的。这在丁玲写于 1931和1932年的两封《不算情书》里,已有过同样的表白。——《不算情 书》也不算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应当是丁玲当时感情的真实记录。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 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造作出一切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 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 我们另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一样过了一阵, 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 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 后来才见到了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 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我把极小的平凡 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就好了。我常常想能睡 在你怀里一次。①显然,丁玲这里所说的对胡也频的爱。不是男女间的情爱,而是 类乎密友或兄妹之间的爱。只有这种解释才能与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相一致。 如果这一推断不算错误,那么三人间关系最后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只能是一场 悲剧。但在生活的表层上,胡也频和丁玲的关系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像一对度蜜 月的伴侣”,在西湖边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这在沈从文看来,当然是一种喜剧结 局。以至在8月间他去西湖灵隐石笋峰时,由胡也频和丁玲陪同,参观了两人在葛 岭的住处,还兴致极高地听胡也频指点自己所写的《来了客的黑夜》里的那个“贼 人”,当真从某处爬入、某处逃走。——这个蒙在鼓里的配角,不能不又一次地在 《记丁玲》中陷入主观推测。在《记胡也频》里,他自己也承认“这问题,结束到 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然而,就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平息下去不久,一些关于沈从 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开始在上海滩不径而走,随后还变成文 坛艳闻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上。例如刊登在《雷雨》创刊号上的《丁玲小传》,就这 样写道: ……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 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 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 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 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他们 作诗写小说,还绘画,出版了各种杂志。但结果都遭到失败或被封禁。 沈从文听到有关传闻是在1931年1月。那是他从武汉大学返回上海的寒假 期间,一些热心的熟人朋友当面向他提及的。这在《记胡也频》里有过隐隐约约的 透露: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 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①丁玲将这种传闻的起 因归于《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的“同住”。在《胡也频》一文中,她谈及 《记丁玲》在海内外引起的种种猜测后说:上述所谓的“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 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频不乏人。② 在《记丁玲》里,沈从文是在叙述胡也频拿丁玲想当电影演员而终于失望的往 事,和丁玲开玩笑一事后说:说到这些事情时,已在儿人同住上海的时节。③在另 一处,沈从文写道:两人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 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同样的说法,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谈及三人在北京时的往事时,也曾出 现过。 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 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①“同住”并 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 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 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 至少,贬损别人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 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读到《记丁玲》 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1931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 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50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实际上,这“同住”,在上海期间,指的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共同租 赁萨坡赛路204号一事。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 九妹住三楼;在北京汉园公寓的“同住”,也曾引起过一些猜疑。当时是这座公寓 小主人的美籍华人黄伯飞,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里,作过这样的说明: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 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后坐二楼 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 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 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见的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 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门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自己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 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 ①关于这种传闻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沈从文和丁玲的回答都是否定的。19 84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沈 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地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 什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 的谣。” 尽管如此,作为对事实确证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以本人的证言为准。然而,倘 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 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 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 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萨坡赛路号 萨坡赛路号 天气渐渐热起来。西湖已不适宜久住。7月,胡也频和丁玲从杭州来到上海, 住永裕里10号。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 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 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200元的报酬。①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 他重新返回上海, 在胡也频、 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人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 《红与黑》。②又由这副刊,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萌发的自己办刊物的幻想。—— 这时,新书业已成为上海商业赢利的时髦行业,由于眼红北新书局的兴旺,现代、 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等一批新书店相继开张,新书业的勃兴,无 意中为作家的作品开通了出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应的 发表与出版的保障。 这一情势直接刺激了三人的冒险——三人又商定了编辑出版 《红黑》、《人间》杂志的计划。 在接手《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后,胡也频和丁玲搬到862沈从文传 ① ②谈到胡也频编《红与黑》 副刊的起因时, 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 《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 编副刊,也频当时不完全了解报纸性质。……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 日报》去当副刊编辑。”——丁玲:《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 社1981年出版。据丁玲回忆,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 的编辑费与稿费。280 了萨坡赛路196号。这时,沈从文住马浪路新民邨,为商量与筹备《红黑》、 《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一 个多月后,由于沈从文的出现,煽起了房东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感到 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要搬家,于是,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 赛路204号。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开 始了其后一年间共同的紧张而忙碌的编辑与写作生活。这时,胡也频父亲恰好来上 海,答应为他们转借1000元筹办刊物和红黑出版社。于是,三人商定,由胡也 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并在各书店出版三人取名 为《二百零四号丛书》。 1929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1月10日和2 0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 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 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 在他们眼里, 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 “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 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 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 近10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 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 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5000份。 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 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 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 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 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 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 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 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 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 又希望不俯就商业赢利的趣味。其时,在上海文坛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开始勃 兴,在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正爆发着关于“革命文学” 问题的激烈论争,国民党政府正着手实施“党治文化”,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 策”,开始酝酿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便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抗衡。而 上海各书店的老板,又正以商业赢利为目的,迎合读者趣味,竭力使文学作品商品 化。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三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 一致的理解,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 品化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 正如丁玲后来所说, 他们出版《红黑》,是 “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 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冒险” 。 ①——这种共同的认识,成为维系三人关系和 《红黑》、《人间》刊物的纽带。 在《红黑》发刊词《释名》里,他们这样写道: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 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 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 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 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 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②发刊词流露出沈从文一 贯坚持的不从外部形式上俯就“时代兴味”的思想倾向,和坚持刊物独立地走自己 的路的决心。《释名》代表着三人当时的共同心声。 我们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日趋寂寞的新文学重 新再能够兴奋一次。 那时节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 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 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 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秒空气,①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 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 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 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② 虽然在这期间,沈从文不愿、也没有卷入文坛的论争,但文学论争所涉及的一 些实质问题,却不能不促使沈从文思考。他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因为那样一来,文学就会成为政治的副产品或点缀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现的文学 创作中的弊端:因为有“思想”,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 不下于国际联盟那种与20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 就写革命,……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和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不像 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①然而,沈从文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又不能不在宽泛 的意义上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统一现象,现实地 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倘若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手段,并非为着追赶政治时髦, 而是出于作家严肃的选择与真诚的追求,——他不否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 又当如何?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切不能继续下 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 暴,有什么不成?② 沈从文一面在心里这样问,又一面在心里回答说: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 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面的作 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③ 文学是用生活作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 缺乏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 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 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 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 他有一切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① 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学创作, 实际上也从未脱离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向人类远景凝眸这一总的追求。然而,他 却宁愿走一条在他看来虽不“切于效率”,却更带长远影响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 与他对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认分不开的: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 独立价值。②既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以获取政府的津贴;又不愿效法商人, 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以赢利,他们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险。其结果,他们 不得不一面为刊物而奔忙,一面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自1928年来到上海以后, 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 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 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 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 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10万字 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 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 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 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 文失望而归。1928至1929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 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 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 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 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1928年10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 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100 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由于手头窘迫,沈从文从法租界动身到四马路去,请求书店从他应得的份额中 支出几十块钱,以应付家里的燃眉之需。 他走进书店,在柜台边找到办事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不行。”办事人回答说。 沈从文说:“手头紧,等着用钱,房租、水电费要钱,家里病人等着看病。你 们譬如作好事。……不给可不行。”那办事人望望沈从文,却不作声。那神气仿佛 在说:“怎么不行?” “凡是我应该得的钱就要,别的无话。” 办事人笑笑,带着“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的神气,嘴里却这样说: “经理有话,说还有人一个钱也没拿呢。” ……沈从文嗫嚅着,再也无言以对。他只感到全身软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 睛盯着他,好像不是书店欠他的钱,倒是他跑上门来无理取闹,他站在柜台边,不 说话也不走,只呆呆地看着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进进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从文写的 书,翻看,付款,离去;又有人以为沈从文是书店的伙计,要他取书来看,沈从文 心里想: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而作者却两手空空。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扩张, 意思就是把这种关系显明地维持而已。 书店的办事人不再理会沈从文,已经忙别的去了。沈从文知道等下去不是办法, 空手来还得空手去,便离开柜台,走出书店大门。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门口石凳 上坐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街景。进进出出的购书读者,不时有人有意无意地望 了沈从文一眼。他们中正有着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呆头 呆脑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廉价地赠与“天才”桂冠的沈从 文。想到10年来新文学作者受着官商的压迫,单靠写作几乎难以为生,如同自己 一样,在旁人难以想像的情形中挣扎,一些小报却正在造谣说自己发迹买了一幢大 房子;然而,也正由于这些书店老板的竞卖,无意中将新文学作品向读者中普及, 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沈从文不由得流露一丝苦笑。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沈从文仍然呆坐着。大约是坐得书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 ——他们以为沈从文正在生书店的气,赖在这里不肯走,终于走出一个熟人,客气 地对他说:“等经理回来,我们再同他说说,你明天再来看结果,如何?” 这一来,沈从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结构里,缺少鲁迅赞扬过的上海“青皮” 气质,面皮太软,无法与人争斗翻脸。门坎极精的上海书店老板们,大约正摸透了 他的脾性,才这样软硬兼施地与他敷衍、搪塞。 沈从文走出四马路过东新桥时,夜幕已经落了下来,路灯放射出的惨黄的光芒, 照得苏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办法还是伏案写作,再将写成的新作廉价地卖出去。然而贫与病似乎是 孪生兄弟,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使沈从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知是不是他在 保靖那场大病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他坐在斗室里,面对一堵白色粉墙伏案写作时, 三天两头会突然头痛难禁,接着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骇人,常常弄得嘴 角、下巴、衣襟、稿纸以及用来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迹模糊。一次,在复旦大学读 书的陈万孚夫妇来看沈从文,当他们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呆了,只听 得“啊呀”一声,陈万孚夫人竟吓得昏倒过去。结果,累得大家忙着去请医生,反 过来抢救这位夫人。 每当这时,沈从文的心境总是十分悲凉,绝望的阴影不时掠过他的心头。在这 两年间他所写的文字中,“自杀”、“死亡”以极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那些带自叙 传色彩的小说,如《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里的主人公, 在贫病和社会黑暗的两面夹击下,常常免不了自杀的悲剧结局。这自然是沈从文心 理情绪的反射。沈从文自己并没有试图自杀,他还冀望通过艰难的挣扎,去证实生 命的价值。他常常想: ……我还是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捏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 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① 由于不忍心看着自己连累儿子受苦,沈从文的母亲终于在1928年年底(或 1929年初)离开上海,独自返回湘西去了。 1929年春, 沈从文、 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 《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 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 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 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 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4期《人间》,8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 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 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 《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 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作。沈从文决定去上海 中国公学任教;这时,恰好济南方面正托冯沅君、陆侃如——两人也在中国公学兼 课——帮助物色合适的中学教员,于是,由冯沅君、陆侃如介绍,胡也频决定去济 南教书。8月,沈从文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董秋斯夫人蔡咏棠,正担任 史沫特莱的秘书),独自搬到吴淞去了。1930年初,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 一个多月后,丁玲也从上海动身,赶到济南去了。 黑凤 黑凤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 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 沈从文没有因此重返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其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 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 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 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 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 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 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 学生极多。今天又是第一堂课,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 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他们中已有不少人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听到 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像、性格、 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 强悍的描写,在他们的头脑里,遂不时浮现出想象中的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 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 从文,却与他们想象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 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 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 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 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 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 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 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 满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 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 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为中国 公学的校花,因肤色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为“黑凤”。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 狈,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 …。——这些心地善良而富同情心的年轻女性啊! 这十分钟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 要漫长和艰难。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他慢慢平静下来,原先飞散的话语又开 始在脑子里聚扰组合。……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 围,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 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 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 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不知具体起于何时,选修沈从文所授课程的那只“黑凤”的身影,飞进了沈从 文大脑的屏幕,而且愈来愈鲜明,愈来愈深入,再也无从抹去。张兆和的美貌和沉 静,强烈地摇动着他的心旋,使他目眩神迷。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窝,生发 起爱情的潮汐。这时,沈从文已经26岁,早已过了一般人婚娶的年龄。可是,自 从离开湘西,混入都市人群以来,他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吃饭问题,性爱 的欲求不能不被求生存的挣扎压抑着。加上在他的人生路上,也未能碰上恰当的机 遇,天下女子虽多,似乎全都与他绝缘。尽管同大多数青年一样,沈从文免不了被 青春期的苦闷折磨,一切却无从谈起,对性爱的欲望,只能在虚幻的想象中生成, 旋又在想象中破灭。 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眼下,如何活下去已经不再构成最紧迫的威胁,爱的对 象又是那么现实,她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具体。爱的潮汐来得 又是那样猛烈,他常常被弄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他在校园里散步, 常常情不自禁地朝张兆和住的学生宿舍跑去。他渴望着再见到她,并当面向她倾诉 点什么。可是,他在人前却是个不尚健谈、口齿朴讷的人,每当他来到张兆和面前, 总是愣愣地站在房间中间,不知说什么好。他本想向张兆和倾吐自己的爱恋之情, 即便是一点模糊的暗示也好。可是及至说出来时,却成了问她的功课,读什么书, 以及家里的情况。到后见她喜欢什么话题,就谈什么。看他站着说话,张兆和请他 坐下,他却不坐也不走。见他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又从他的神色 中,隐隐约约感到几分蹊跷,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笔谈远胜于言谈的沈从文,终于用他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了,而且一 发而不可收。据说那第一封情书,“仅只一页,寥寥数语而分量极重”。①虽然, 它连同随后而来的一大堆情书,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后,早已荡然无 存,可是在《新废邮存底》中仅有的一封,从中依稀可见这些情书的大致轮廓。 我还要说,你那个奴隶,为了他自己,为了别人起见,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 当然这事作不到,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你感到窘迫,使你觉得负疚,我 以为很不好。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 意作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 我,却愿意自己作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 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 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 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 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 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你不觉得这也 是生存里一件有趣的事吗? ……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 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 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 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 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 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 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 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 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 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见,我不能忍受这件事来强作 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 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我现在,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 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假如当真时间一晃就是十年,你那时或者还是眼前一样, 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倒已成了许多小孩子的 母亲,我们见到时,那真是有意思的事。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 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许多诗是专为这点 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许多动人的诗,所写的就是这些事,我们能欣赏到那东西, 为那些东西而感动,却照例轻视到自己,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的传奇的 行为,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因为这理由,天将不允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 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上,转变成一个“大人”。××,到你觉 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作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 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 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①这封信写于1931年,距第一封情收已经两年 有余了。而在最初,张兆和收到沈从文的情书时,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还稍稍起 了一点反感;一个老师,给学生写这种东西,真稀罕!可是,一个少女的羞怯心理, 却使她害怕这事张扬出去,弄得满校园飞短流长。她只得听任沈从文一封接一封给 她写那没完没了的情书,却一概置之不理。 张兆和的不予理睬,真差点要了沈从文的命。他当然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 复,可是结果非但不能得到她的只言片语,连再去看她也不能够。他爱她到了快要 发狂的程度,一想起她,全身的血就奔窜得快了许多,浑身发热作寒,十分痛苦, 仿佛人生的一切都与他作对,爱情、幸福都与他无缘。他真想从自己所住的楼上一 跃而下,在死亡里求得人生烦恼的解脱。 沈从文的烦躁不安,不知怎样一来,很快在校园里沸沸扬扬传播开去,说是沈 从文爱上了张兆和,张兆和却不予理睬,沈从文急得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 听到这消息后,赶紧找到张兆和,对她说:“你赶紧给校长讲清楚。不然,沈从文 自杀了,要你负责。”张兆和也紧张起来,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摞情书,急忙找 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 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 她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出面阻止这事的进一步发展。 可是,结果与她预期的相反。在听过她的陈述后,胡适却微笑着,带着这事不 值得大惊小怪的神气,对她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听了胡适的话,张兆和脸上不免有些尴尬。与胡适谈了一会儿其它事情后,就 告辞走了。 自此以后,她既无从拒绝沈从文的来信,心里又没有作出回应的欲望。只好抱 定你写你的,与我无干的态度,听任这事的自然发展。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反应,并不涉及她对沈从文值不值得她爱的估价——这 个问题还压根儿没有被她放在心里掂量过。这既与她当时的年龄还小有关,也与她 所受的家庭教养相联系。 张兆和出身名门贵族,原籍安徽合肥。张家为本地声势赫奕的大族,拥有良田 万亩,在肥西筑成围子,人称“张家老围”。曾祖父张树声,为同治年间李鸿章统 率的淮军中著名将领,曾领兵转辗江苏浙江一带,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为清王 朝立下了汗马功劳。1879年至1884年间,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于淮 军中称儒将。祖父也曾作过管司法的四川臬台。父亲张武龄,字绳进,是过继给祖 父的,祖父死后,承继了一份厚实的家产。由于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嫌自己名 字太封建,自改名为冀牖,又叫吉友。最初,想投资办实业,因不知如何经营,遂 迁居苏州,独资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太多,便结束平林,专办 乐益。凡贫寒人家和工人女儿,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教师中很有 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过教。张兆 和有兄妹十人,在她十岁那年死了母亲。张武龄不准自己女儿穿戴耳环,在张氏家 族中,张兆和与二姐允和、妹妹充和也是最先进新式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在乐益女 中读书时,张兆和兄妹就喜欢新文学,家里订有《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 还自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水》。可是,由于母亲去世较早,张兆和从小又是保 姆带大的,一份旧的家庭教育反由家里的保姆实行,逐渐培养起张兆和一份大家闺 秀气质,雅静、平和、沉稳。长大后也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向新思潮认同,却终不 能成为大胆、泼辣、热烈、敢于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新女性”。 因此,写情书一事,反倒在她与沈从文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使她时时像 山羊躲虎似的避开沈从文。当时,新月书店的会计肖克木,身材长像酷肖沈从文。 一次。张兆和去买书,一走进新月书店大门,猛然间见到肖克木,以为沈从文在店 里,吓得她掉头就跑。 然而,在她眼里,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实在是好!一方面,她害怕这骤然而来的 求爱,另一方面,一份秘密的好奇,又使她无法推开这些充满情感的文字的诱惑。 她从头到尾读完每一封情书,随后轻轻吁一口气,将这些信藏进一口小箱子里去了。 可是,信中那些充满爱慕、混合着忧郁的言语,层积在她的心里。时间一长,却被 沤热、发酵。不知不觉中,她已习惯于那些起初让她脸红生气,微嫌卤莽的文字, 并且不再怕它。——一份她并未明确意识到的爱,在她的下意识里,正悄悄萌牙。 张兆和的沉默与退避,对沈从文无异于一种间接的鼓励。 他以乡下人的憨劲,继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在这种不即不离状态中, 日子一晃就是四年。 1932年复,张兆和已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家中。其时,沈从文正 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他想四年来与张兆和的关系,现在已到了有个了断的时候。 他决定亲自去苏州看望张兆和,企望能得到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一放假,他便取道 上海,乘火车再转苏州。 这天,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家门堂里,来了一位戴眼镜面色苍白的客人,说他从 青岛来,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可是张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他得知张兆和这时 在公园图书馆看书时,以为张兆和是有意躲着自己,神态窘迫而羞涩,十分不安, 正当他进退无策之际,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出来了。问清了,他原来就是沈从文— —他给张兆和写过许多情书一事,对张家姐妹已不是秘密。于是,张允和请他进家 里坐坐,等张兆和回来。沈从文不肯,终于回转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去了。 张兆和回到家里,张允和劝她去看看沈从文。在兄弟姐妹面前,张兆和脸上有 点挂不住,悻悻然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 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回到旅馆,沈从文很懊恼,独自躺在床上生闷气:自己坐了30个钟头的火车, 特意来看她,却不想吃了闭门羹。想象中,张兆和收到自己来苏州的信后,似乎漫 不经心地对自己说:“你的信我收到了,想来你就来吧。”他在心里自问:我为什 么那么傻?为什么人家对我那么冷淡,我反而热情到不成样子?我把这次见面看得 那么郑重,人家却看得那么随便?他咀嚼着想象中出自对方之口的“你就来吧”这 几个字,心里涌起一阵奇特的情绪,似乎十分快乐,又似乎十分愤怒。 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两人见面时,可能出现的各自碍难开口、言不及义的情景: 她的心里一定想说:“你的信我看过了,那些话我全不懂。 我以为你不必那么倾心。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自己却想说:“你想想吧, 我是想透了,只有你嫁我一件事。能使我幸福,也使你幸福。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人 能像我那么爱你。 她一定明白自己这次来苏州所抱有的希望。她或许会想:“我向他说一点什么 好,真有点难于对付。” 如果自己对她说: “我为难得很, 因为我爱你。”她会怎样回答?或者说: “不,这是不必要的事。”或者说:“这不新鲜,你信上不止说了一百次。” 如果我说:“你应当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感想和意见,答应还是不答应?”她 会说:“我没有什么感想,也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我已经告诉你不必要了 呢。”或者因为我愚蠢的发问,她生气了,哭了呢? ——而我真敢说:“你自己决定,或可或不可,当面作一个决断吗?” 我若真敢,她如果说:“不行,”我又敢说:“好,照你的意思办,这是你的 自由吗”? ……… 正当沈从文胡思乱想之时,有人来敲门了。他起身打开房门。见张兆和正站在 门外,仿佛背书似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 说完了,再也想不起该说什么。一切沈从文想象中的纷乱,在现实中竟是这样 简便。于是,沈从文随了张兆和,一同回转九如巷三号。 沈从文拿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一大包书籍,其中有两部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 以及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集。这是沈从文途经上海时,听 从巴金建议,并由巴金代他选购的。另外又买了一对十分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 有一对有趣的长嘴鸟。为买这些东西,沈从文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见送的礼物太 重,张兆和退还了大部分书籍,只收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笔记》及一 对书夹。 其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正住在上海。她的五弟张寰和,从自己每月两元零 用钱中拿出一份,买了一瓶汽水,打开了请沈从文。对此,沈从文大为感动,当面 许下诺言:“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果然写了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月下 小景》里的诸篇章,每篇末尾,都附有“给张家小五”字样。 张兆和的二姐允和,是一个心性宽和、厚道的姑娘,专爱成人之美。沈从文对 她十分信赖。返回青岛后,他写信给张允和,托她征询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同 时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其实,这反倒是多虑。张兆和的父亲头脑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过 问和干涉。儿女自己中意了,告诉他,他笑嘻嘻接受,不追问对方如何如何,更遑 论门户了。张家一位邻居,曾遣媒向他求大女儿,他哈哈大笑说,“儿女婚事,他 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无人向张家提亲。张家的保姆常对外人说:“张家儿女 婚事,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不持异议。在得到父亲明确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 和姐妹俩,一同去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发了一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上,只从自 己名字上取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则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 报员觉得奇怪,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这以后,张兆和方始与沈从文通信。至此,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总算可 以望见了它的终点。 “生离”与“死别” “生离”与“死别” 然而,1929年至1932年,恋爱并非沈从文生活的唯一内容。在这期间, 正有一些重大事变在他身边发生。1930年5月,去山东教书的胡也频和丁玲突 然回到上海,在 从胡也频和丁玲的口里,沈从文得知二人离开山东的原因:由于那里风潮闹得 厉害,他们不愿受人利用,又不愿让人暗算,所以回来的。胡也频又独自告诉沈从 文,他们简直是逃 关于这“另一件事”,丁玲后来有过极明晰的回忆:……等我到济南时,也频 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他为什么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 子里就有人等着他 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 ……后来他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斗争,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 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 参加的有四五百人 到后,沈从文自然明白了这件事的性质。对胡也频和丁玲的行动,他并不感到 吃惊。 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 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且明白一个民族 一个社会的翻身, ……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 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 些新的注意,因为 我常常心里想:这个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②转 变后的胡也频,没有忘却曾与他同过患难的朋友,他希望沈从文能和他在同一个方 向上前进。一次, 对胡也频的劝告,沈从文没有作出直接的回答。对此,他心里有着太多的顾虑。 ——这时,随着“左联”的成立,始于1928年的以太阳社、创造社为一方,以 鲁迅等为另一方 “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心愿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胡 也频回答说。 然而沈从文仍有些想不通——当初他们的争论是不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如果是, 为什么突然间又会言归于好?如果不是,当初为什么又要那样做?——这个乡下人 的心里,生出一 他对胡也频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选择的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 都觉得无从忍受。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以为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 面不缺少冲突,那 胡也频不想同他就这个问题继续争论,只是充满自信地说:“过半年看,我也 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沈从文的疑惧,并不涉及对共产党人的评价。虽然,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与中 国目前现实“太相悬隔”,但他佩服那些始终忠实自己的理想,为社会翻身目不旁 瞬的共产党人的雄 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充满弱点 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充 分自由,来使用我 ……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他躺在床上,依乎生着一种气。问他 “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似似乎在为人类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 蠢作战而疲倦了, 其时,武汉正不时有战争发生。沈从文外出时,总要碰上一队队士兵,有时还 遇见杀人。每当这时,他就像一个无业游民,傍到街墙脚下去,或被卷入人群,看 那不可避免的一幕 他感到极度愤懑,觉得自己也要杀人,杀那些滥用权力无端杀人的人。在偶尔 写给胡也频的信中,他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感想。胡也频却在给他的回信中说: 休,你说的全是空 1月17日中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住处,说他正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一个 钱。而房东的小儿子又死了,总得送一点礼。他想送一副挽联,要沈从文替他想好 挽联的措辞,下午 沈从文担心作家中龙蛇不一,人心难齐,所寄的希望又是那么大,末了又要落 空。 胡也频说:“干吗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点不妨碍事业的完成。做不到的我 们总要去做,没做过的我们去试做做看,这是应当的。用较生疏的较艰难的事,来 训练我们的组织协 我望到那张瘦脸,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他的话说得极对,而我对一切不抱希 望的心情,似乎同我生活十分习惯。我心里想说:你也许比我“作得认真”,我也 许比你“想得透彻 下午,沈从文去万宜坊写对联,胡也频还没回家;晚上再去,胡也频仍然没有 回来。 原来,胡也频与沈从文分手后,便先买了白布,然后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 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这时,正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在这次中央全 会上,共产国际的 沈从文从胡也频住处看对联回来,已是深夜。刚回到住处,就急匆匆走来一个 穿着破烂的老头,说自己是管监的,受胡也频之托,来送信的,并随手递过一张胡 也频亲笔写的便条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①商量,保我出来。 第二天,沈从文赶紧找到胡适。胡适说:“那不行,我们想办法。”晚上,沈 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并找到李达及夫人王会悟、施存统、朱谦之,大家一起在 西门里李达家里商 通过熟人从中斡旋,沈从文终于见到了陈立夫,并向他说明来意。陈立夫说: “这事不归我管,我可以调查一下。” 虽然在实际上,逮捕胡也频等人,是由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经办的,但沈从文 看出陈立夫同他也不过是虚与委蛇。不想陈立夫反过来劝他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 做事。沈从文也照 此路不通,沈从文和丁玲返回上海。丁玲反复说:“我老早就知道,没有希望, 白跑了一趟。”于是,大家又商量请律师,并找到张仲石。律师说,“这官司不好 打”,婉言谢绝 天阴沉沉的,空中飞飞扬扬地飘着雪花,门外人行道上一片泥泞,天气极冷, 这是指定探监的日子。沈从文陪着丁玲,一大早就赶到了龙华监狱。丁玲带了一包 预备送胡也频的食 他俩同几百名探监者一道,伫立在凛冽的寒风里,焦急地等候着登记。两人相 对默然无语,各人心里凄惨惨的。等了半天,送上条子,却不准进去。幸亏人越来 越多,到后两人随 终于,沈从文听到房子另一头小铁门内,响起了铁镣的声音,赶紧循声看去, 胡也频果然在小铁门口出现了,于是便大声喊了起来。丁玲也跟着呼叫着:“也频, 也频,我在这里 听到两人的喊声,胡也频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 似乎很有力地扬了一下,随即被管监的一推,便在铁门背后消失了。 这一次见面,不料就是沈从文、丁玲与胡也频的永诀。2月7日,胡也频终于 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枪杀于龙华。 几天后,沈从文找到邵洵美,打听胡也频的消息时,得到了胡也频的死讯,并 通过邵的关系找到上海警备处,看到了胡也频被害时的照片。 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和王会悟将丁玲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 又搬到沈从文兄妹的住处。 这时,丁玲在上海的处境已很危险,带着孩子在身边十分不便,便决定将孩子 送回湖南,交给母亲抚养。4月初,沈从文带回郑振铎借给丁玲的两百块稿费,沈 从文自己另从徐志 船过洞庭时,因天寒水枯,轮船曾一度搁浅。船上派人去拉时,沈从文忽听得 外面有人大声骂娘,一口湘西话,声音似乎有点耳熟。走下去看时,见一黑大汉子, 正指手划脚咒人 “今天真作了一件平生顶痛快的事,打倒了一尊500年的偶像。佛胎里的东 西,狗命的,一把火烧完了,痛快!”沈从文没想到今天竟与这位“好汉”在这种 情形下见面。这也 到达常德后,下船时又被检查了七次,才终于被放行,回到丁玲家中。 在常德住了几天后,沈从文陪同丁玲,又一起回到了上海。 因营救胡也频及帮助丁玲料理后事,沈从文延误了返校日期。虽然,他曾写信 去武汉大学,续假一个月,待到从湖南返回上海时,学校开学已颇有时日,已不便 再去。沈从文只好 八九月间,沈从文怀着对死难朋友的沉痛哀思,写下了长篇回忆散文《记胡也 频》。在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写道:一个活人,倘若他愿意活下去,他应当想到, 是这个人怎么样尽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 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 当了解的。① 文章写成后,沈从文拿给丁玲看,并对她说,“有什么不妥处,你就改吧。” 开始,丁玲觉得沈从文“太主观”,及至付印时,丁玲仍保留了文稿原貌,并未修 改。 1931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去山东青岛大学重执教鞭。其时,丁玲 正主编左翼文学刊物《北斗》,她写信给沈从文,约他给《北斗》写稿。沈从文写 了《黔小景》寄去 1932年夏,沈从文去苏州看望张兆和时,曾顺便去上海看望丁玲。这时, 丁玲已和曾担任过史沫特莱秘书的冯达同居。 在沈从文最初印象里, 冯达只是个 “小白脸”,觉得他 面对眼前的现实,沈从文想起人生的偶然与必然、人的主观愿望与现实可能的 种种关系,一丝忧郁浮上心头。他想: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 回避?但所要的何 海边的孤独 海边的孤独 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夺去了胡也频的生命,丁玲继续胡也频的道路,全身心投入 左翼文学运动。自胡也频、丁玲从山东回上海后,沈从文曾一度萌发的恢复《红黑》 的希望,至此完全落了空。“生离”与“死别”结束了这三个朋友间长达七年的密 切交往与合作的历史。1931年秋,沈从文独自来到青岛。 然而,1931这一年,仿佛注定沈从文必须经受接二连三的亲友死亡的打击。 就在他在青岛大学任教两个月后,又一个挚友死亡的现实,降临到他的面前。 11月21日,沈从文正同几位同事,在校长杨振声家里聚会,一面喝茶、一 面聊天的时候,有人从济南给杨振声打来了长途电话。接过电话,杨振声转身回来, 以低沉的语调告诉大家: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已于两天前不幸遇难。“志摩死了!” 当沈从文意识到这消息的含义时,心弦好像立时被一股巨力绷紧,又旋即被飓风猛 然摧折。经过这瞬间极度的张弛之后,他觉得浑身没有了一丝儿力气。看看在座的 诸人,全被这突乎其来的消息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他终于对大家说:“我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22日一早,车抵济南。 沈从文按约定地点,赶到齐鲁大学,与各地赶来的徐志摩的亲友会齐。这时,张奚 若、金岳霖、梁思成等人刚从北京赶到。过不久,张嘉铸陪着穿了一身孝服的徐志 摩的长子;郭有守、张慰慈等人也分别从上海、南京赶到。 吃过早饭,一行人冒雨去徐志摩停灵处——福缘庵瞻看死者的遗容。福缘庵是 一座小庙,坐落在济南城一条偏僻小街上,现已成为堆放供出售日用陶器的货栈。 庙前空地上已是泥水斑驳,院坪两边和庙内,全堆满了大小水缸、沙锅、土碗及各 类坛坛罐罐。在入门左侧贴墙临时腾出的一点空间里,停放着徐志摩的棺木,棺木 四周只容得下三五人周旋。 棺盖上安放着一个用铁树叶编成、类古希腊雕刻图案的花圈,——显然出自梁 思成、林徽音夫妇之手。徐志摩戴了顶瓜皮小帽,浅蓝色绸袍上,罩一件黑纱马褂, 脚上穿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安静地躺在棺木里,消失了生前生命的奔放 与骚动,脸上没有丝毫不安,不留一点痛苦痕迹。 望着徐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他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沈从文心里反 倒泛起一抹苦味。这时,外面的雨逐渐大起来了,檐前淅淅沥沥的雨声,使眼前景 象更显得凄清寂寞。从小就过多地经受了亲友突然死亡打击的沈从文,照例在沉默 中接受眼前的现实,一句话也没说。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生前种种和他对自 己的关切,正慢慢爬上沈从文心头。当初自己投稿无门时,恰恰是徐志摩,对一个 尚不相识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写下了难得的“志摩的欣赏”,坚定自己走上文学 道路的信心;在后来自己为应付生活面艰难挣扎时,每逢紧要关头,总能得到他热 情关切和帮助。假若没有他和其他朋友的帮助,自己也许早已成了北京某人家屋檐 下的饿殍。虽然这一切在徐志摩自己,由于生命的脆弱倏忽,如今都化为南柯一梦, 然而,诗人生命的热力,已转接到活着的挚友身上,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燃烧。 但志摩到底走了,想起人生路上结识的挚友一个接一个死去,自己将不免在孤 独寂寞中继续前行,热泪禁不住模糊了沈从文的视线。 青岛大学的生活,同北方冬日一样寂寞。上课写作之余,沈从文常常独自坐在 房间里出神。转眼又是年末。在这一年的前后十个月里,沈从文就有四个最熟悉的 朋友遇难的事实,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他们死难的情景: 胡也频在龙华被人秘密地用排枪攒射,张采真在武汉一座欢迎“伟人”的牌楼下被 斩首示众,满振先在桃源被捷克式机枪扫倒在地,徐志摩在济南上空的云雾里烧毁。 ……人为什么死去?这突如其来的死亡,偏偏降落到他们头上,又是为什么?虽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份命运摊派到他们头上,实在太不公平!何 况他们的死,虽有天灾,却更多人祸!虽然他们生前所走人生道路并不尽相同,其 毁其誉,也各有所属,却一例守住各自的理想,多力,强健,勇猛精进,活得虎虎 有生气,到头来生命竟结束到不易想象的情景中。而社会上那些阉鸡、懦夫、狡猾 的狐鬼,却在白日下吃喝、听戏、开会、说谎、著书。一个个活得有滋有味!在自 己近十年的都市经历中,这种人几乎遍地皆是。……一个浮着虚假笑容的书商走了 过来,又打着哈哈离去;几个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联袂而至,他们中,正有人标榜 “清心寡欲”,却离不开“保肾丸”、“鱼肝油”,有人一面大谈“道德名分”, 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裸体塑像胴体凸起凹下部分;又来了一个世家名媛,气度 不凡,衣着入时,志趣似乎也十分高雅,一来便傍一个教授身边观看一册人物手卷, 津津有味地数起画面上人物的数目来;北京某议员居住的深院大宅里,三姨太正与 少爷偷情,报上同时登着这位少爷与另一位名门闺秀订婚的消息。而那位议员此刻 正在议会大厅里,因与同僚争持不下,正抄起手中的墨盒,朝对方头上飞去;未庄 的阿Q,西门庆门下的清客应伯爵,太观园里佩花荷包的傻大姐。……民族的怯懦、 虚伪、自私、愚蠢的病症,正假都市文明之风,在这些人中蔓衍。而他们都是“衣 冠中人”,正被社会目为“栋梁”。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笑也有泪,有忧患也有忙 碌,交织成都市上流社会五光十色的人生。 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 到处有人在得失上爱憎,在得失上笑骂,在得失上作种种表示。……一切人事在我 眼前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而且反复的继续下去,不知到何时为止。但 觉人生百年长勤,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①这些人,生命已经只剩下 一个空壳。那些最初使自己感到卑微、惭惶不安的绅士淑女,原来只是空有一副皮 囊。而这几年来,自己的灵魂同样被都市生活揪住,无从挣扎。那个来自山野的沈 从文,不知何时已经失落。……虚空中,渐渐凸浮出湘西的山水。荒蛮的边陬之地 飞扬起雄健的生命的旋律,一个声音在高喊:“魂兮归来!”……血管里流着你们 民族血液的我,27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啮。……所有值得称为高贵 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①我愿意返回到“说 故事人的故事”那种生活上去,我总是梦到坐一只小船打点小牌,骂骂野话,过着 兵士的日子。我欢喜同“会明”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我极其高兴地把一支 笔画出那乡村典型的脸同心,如同《道师和道场》那种据说猥亵缺少端倪的故事, 我的朋友上司就是“参军”一流人物,我的故事就是《龙朱》间《菜园》,在那上 面我解释到我的生活和爱憎。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学的世界,我太与那些愚暗、粗 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枪接近熟习,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 我爱憎的一切还是存在,它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揪着,不能挣 扎。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不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 了。……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② 沈从文悚然而惊。自己的爱憎感情与“城里人”——那些都市上流社会的男女竟是 如此不同,原来自己灵魂深处依旧潜藏着一个山野的精灵。这精灵,正在战胜一个 进入都会的“乡下人”无从规避的人生卑微感,它哈哈大笑着,将都市上流社会的 道德标准和人生价值准则,踩在脚下,支配着自己固执地走一条孤独的人生之路。 几年来,别人在“生活”里存在,自己却在“想象”里“生活”。自己在都市“生 活”方面的败北,似乎正是一种命定的结局。然而,这是无法遁避、也无需后悔的。 青岛的五月,天气渐渐暖和,自然界也热闹起来。青岛大学周围的林子里,已 有了啄木鸟活动的踪迹,清脆的黄莺的啼音到处可闻。各处公园里,梅、桃、兰、 李、棠、樱,仿佛约定了日子,挤在北方短暂的春日里一齐开放。与往日一样,沈 从文又一次走出校门,独自沿着海岸,朝东走过浴场、炮台、海湾石滩上当年属俄 国某公爵的大房子,来到太平角海边的礁石群上。 选定一块礁石,沈从文面朝大海坐了下来。眼前,大海一抹蔚蓝,灰色的水灵 山岛的圆影在远处波光里浮动。紫色的天际,刚过身的船只留下一缕淡烟。身后是 一片马尾松林,宛如一把把绿色扫帚,扫拂天云。树下的野花,连缀成淡蓝、黄、 白各色间杂的图案。 沈从文在礁石上仰面平躺下去。距脚跟八尺以外,一壁悬崖笔直地插入海里。 海面有时平静不波,如一面巨大蓝色光滑玻璃;有时又涌起两三丈大浪,直向崖下 撞击,溅起带咸味的雨雾。沈从文凝望着空中飘浮的白云,在静默与孤独里,一面 从海边阳光里获取热能,一面与自然对面,在抽象里默会生命的力量。仿佛已经没 有了悲伤,对生命的自信正在一份寂寞里迅速增长。 “名誉、金钱或爱情,什么都没有,这不算什么。我有一颗为一切现世光影而 跳跃的心,就很够了。这颗心不仅能够梦想一切,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它。一切花草 既能从阳光下得到生机,各于阳春烟景中芳菲一时,我的生命上的花朵,也待发展, 待开放,必有惊人的美丽与芳香。” 然而,当他从礁石上坐起时,在自己心灵深外响起另一种声音。那声音含着一 点世故,一点冷嘲,带着被社会人事蹂躏过的印记: “一个人心情骄傲,性格孤僻,未必就能够作战士!应当时时刻刻记住,得谨 慎小心。你到的原是个深海边。身子纵不至于掉到海里去,一颗心若掉到梦想的幻 异境界去,也相当危验,挣扎出来时并不容易!” 沈从文重新躺了下去。那个对生命充满信心的自我回答说: “为什么挣扎?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用不着使力挣扎的。我一定放弃任 何抵抗愿望,一直向下沉。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 底为止。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我 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 切来到我生命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的尺寸与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 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 扭曲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好,你不妨试试看,能不能使用你自己那个尺和秤,去量量你和人的关系。” “你难道不相信吗?” “你应当自己有自信,不用担心别人不相信。一个人常常因为对自己缺少自信, 才要从别人相信中得到证明。政治上纠纠纷纷,以及在这种纠纷中的牺牲,使百万 人在面前流血,流血的意义就为的是可增加某种人自己那点自信,在普通人事关系 上,且有人自信不过,又无从用牺牲他人得到证明,所以一失恋就自杀的。这种人 做了一件其蠢无以复加的事, 还以为是追求生命最高的意义, 而且得到了它。” “我只为的是如你所谓灵魂上的骄傲,也要始终保留着那点自信。” “那自然极好。 不过你得注意, 风不常向一定的方向吹。我们生活中到处是 ‘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 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你后 天的命运。” “我自信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也能拒绝我不要的。”“这只限于选购牙刷一类 小事情。另外一件小事情,就会发现势不可能。至于在人事上,你不能有意得到偶 然凑巧的,也无从拒绝那个附在情感上的弱点。” 沈从文再次坐了起来,眺望面前的大海。他知道,在眼目所及的前面,一定有 可供候岛迁移时栖息的海岛,再一直向前,最终可以到达一个绿芜无垠的海岸。但 若缺少航海经验,是无从用想像去证实的。这也正与一个人的生命相似。这地方云 彩的奇异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显现的海市蜃楼,就曾唤起过秦皇汉武长生不死青春 长驻的梦想,到头来终不过是水中捞月。可是,一个人如果有了航海经验,沿着某 个既定的方向一直向前,是一定能够到达彼岸的。固然,人生中偶然与情感的乘除, 会使一切改观。可是,人生除了偶然和情感,还应当有点别的什么。 “难道我和人对于自己,都不能照一种预定计划去作一点……” “唉,得了。什么计划?你意思是不虽说那个理性可以为你决定一件事情,而 这事情又恰恰是上帝从不曾交给任何一个人的?你试想想看,能不能决定三点钟以 后,从海边回到你那个住处去,半路上会有些什么事情等待你?这些事影响到一年 两年后的生活,可能有多大?若这一点你失败了,那其它的事情,显然就超过你智 力和能力以外更远了。这种测验对于你也不是件坏事情,因为可让你明白偶然和感 情将来在你生命中的种种,说不定还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也就是 新的道家思想,在某一点某一事上,你得有点信天委命的达观,你才能泰然坦然继 续活下去。”晚上,想起“偶然”和“情感”,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 沈从文,好像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沈从文战败了。可是,前者虽然战败却不 服输。十年来,自己从湘西走入都市,在一种不易设想的艰难中,终于按照自己预 定的理想走过来了。而且,终能运用手中一支笔,写自己要写的故事,来证实生命 所能达到的传奇。 夏天,暑气将人们赶到海边去了,沈从文却留在山上,独自在一列梧桐树下散 步。太阳光从树叶间隙滤过,印在地面。望着纵横交错的光影,他俨然有所憬悟, 觉得自己又分裂成两个对立的人格。 “什么是偶然和情感?我要做的事,就可以做。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 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 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我试验过了,还要从另一方面作试验。”依旧是一个冷 冷的回音:“这不是最好的例,若用写作作例,倒恰好证明前次说的偶然和情感决 定你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你偶然遇见几件琐碎事情,在情感兴奋中粘合贯串了这些 事情,末了就写成了那么一个故事。你再写写看,就知道你单是‘要写’,并不成 功了。文字虽能建筑宫殿和城堡,可是那个图样却是另外一时的偶然和情感决定的。” “这是一种诡辩。时间将为证明,我要做什么,必能做什么。” “别说你‘能’作什么,你不知道,就是你‘要’作什么,难道还不是由偶然 和情感乘除来决定?人应当有自信,但不许超越那个限度。” “情感难道不属于我?不由我控制?” “它属于你,可并不如由知识堆积而来的理性,能供你使唤。只能说它属于你, 它又属于生活上的‘性’,性又属于人事机缘上的那个偶然。它能使你生命如有光 辉,恰恰如一个星体为阳光照及。你能不能知道阳光在地面上产生了多少生命,具 有多少不同形式?你能不能知道有多少生命名字叫作女人,在什么情形下就使你生 命放光,情感发炎?你能不能估计有什么在阳光下生长的生命,到某一时原来恰恰 就在支配你,成就你?这一切你全不知道!”①………… 沈从文陷入了人生的必然与偶然、理性与情感、可知与不可知的二律背反。他 感到这种辩难实在太虚泛了一点,仿佛在漫无边际的抽象领域里游泳,游来游去, 却不能与任何具体的人生理想或事实接头,一切都超越于具体感觉之上。——不能 让自己沉溺于自己的抽象思辩之域!无论如何,人生应当由理性来驾驭,偶然与情 感固然具有影响人生的力量,在可能的范围内,人终能凭意志和理性去实践自己选 择的道路,到达理想的彼岸。 人生为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和生活。我认 为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② 在一种旧观念下我还可断定我是一个坏人,这坏处是在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 “道德仁义”,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我对于一切太冷静,不 能随别人发狂。……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 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 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又不能马虎的活,又不能决绝的死,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 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① ----------------- 书香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