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选择 当革命大学那位解放军班长请示回来,答复说:“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的时 候,沈从文无言以对。 这答复无意中刺中了沈从文的痛处。——写文章,写文章,可是我怎么写下去? 如果放弃写作,我又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沈从文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这选择,与他20岁时在保靖的那次抉择有着许 多不同处。当年面对的是获得权力与寻求知识,人身依附与人生独立的选择,虽然 也有犹疑,有权衡,然而觉醒的生命带来的是义无反顾的决断、放下权力,去寻求 知识,割断与湘西上层社会的联系,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现在面临的自然是不同了 ——背景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与从前的两样,性质虽不如最初的人生选择那般严重, 择取却远比那次为难。——他无法断然决然割断与文学创作的牵连,因为那是注入 自己全部生命的事业,早已感到那是“终其一生,无从更改”的。在那上面,有自 己20多年的心血凝注。现在要最终割弃,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虽然这痛苦 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既非有人不准写作,也没有人强迫他一定要写什么,不写什 么,而是来自他自己的内心矛盾。惟其来自自身,其痛苦更甚。 他明白,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到的社 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虽然在那份自我检查里,提到学习中对“政 治高于一切”,“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重新认识,但要在创作中实际体现这一点, 并非易事。即便有了朝这方向的明确努力,下意识的长期积习——自己所熟悉的题 材范围、审美趣味、处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语言词汇,终难保不拖住手中的笔。 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 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只一条, 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可是,真要改行,对沈从文来说,远不是一般所能想像的那么容易。改行意味 着什么?原有的半生经营的事业基础全部报废。新的选择无论是什么,一切都得从 零开始,他已经是50岁的人了。如果新的选择不只是仅仅获取一个颐养天年的职 业,而是用以继续实证生命所能达到的传奇——在沈从文的深心里,这是一种出自 生命潜能的人生必需,那么,50岁实在是一个太过严峻的年龄。 ——沈从文陷入了自己作成的两难之境。好在最终的决断还不需要立时作出。 离开革命大学后随工作组下乡参加土改,延缓了这一选择过程。 先是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以韩寿萱为首,筹备建立博物馆专业。沈从文凭着 他原有的文物鉴别知识,到处跑去为博物馆买文物。及至从四川土改回京后,他又 被抽调去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成天跟随军代表,在北京各古董店里出入。当时 北京共有古董店120个,沈从文亲自参与检查的,就有89个,成百万的古代文 化珍品从他手中经过。想起30年前刚到北京时,自己在这些古董店门前徘徊不敢 进门的往事,沈从文心里不免产生出许多感慨,感慨中也慢慢生出一种憬悟:自己 的生命与这些古代文物原不可分。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远不是自这时起。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921至1922 年沈从文在保靖替陈渠珍整理古籍,管理旧画、陶瓷文物,并为它们编目的时候。 刚到北京时,琉璃厂、天桥、廊房头、二、三条,各处跑去欣赏古董店和地摊出售 的文物,几乎成了他日常必修的功课。到30年代,他的生活终于从贫困中解脱后, 便不知节制地购买收藏各种文物。在他于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写给张兆和的小说《主 妇》里,依稀可见他当时收罗文物的情形:……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 到那个朋友。 朋友正把五斗橱上一对羊脂玉盒子挪开,把一个青花盘子移到上面去。像是赞 美食子,又像是赞美她:“宝贝,你真好!你累了吗?一定累极了。” 她笑着,话在心里,“你一定比我更累,因为我看你把那个盘子搬了五次六次。” “宝贝,今天我们算是结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我看你今天简直是同瓷器结婚,一时叫我宝贝, 一时又叫那盘子罐子做宝贝。” “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收藏铜玉, 我无财力,搜集字画,我无眼力,只有这些小东小西,不大费钱。也不是很无意思 的事情,并且人家不要的,我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你说什么?人家不要的你要?……” 停停,他想想,说错了话,赶忙补充说道:“我说盘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 要。至于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终于得到。宝贝,你真想不到几 年来你折磨我成什么样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说:“我以为你真正爱的,能给你幸福的,还是那些容 易破碎的东西。”①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从广泛的欣赏逐渐转向专门的搜集。在北 京时专收瓷器,还在外国人之前,他就注意到了青花瓷的价值;在云南期间,专门 收集耿马漆盒,后来又转向搜集锦缎丝绸。抗战胜利返回北平后,他与朱光潜同住 一个院子,他对朱光潜说,“趁二位太太没来,赶快买东西”。及至二位夫人回到 北京,两人仍变着法子买各种便宜的文物。1947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住 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住他家里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 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 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 在那座四合院中,还住着朱光潜先生,他最喜欢同沈二哥出外看古董,也无伤 大雅的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了,我想邀孟实陪 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 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陪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比 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 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的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① 他大半生都在从事搜寻和研究民间手工艺品的工作,先是瓷器和铜器,后转到 民族服装和装饰,我自己壮年时代搜集破铜烂铁、残碑断碣的癖好也是从文传染给 我的。② 然而,沈从文搜集文物,其意并不在收藏。买来的文物,常常是随后送了人; 送了,又再买。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徙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 “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 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 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 都知道他无所谓,索性连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①一批又一批文物,就这样从他 手中过去,而有关这些文物涉及广泛的知识——一种真正财富,却在他脑子里留下 来了。早在40年代,他就写过《读展子虔的〈游春图〉》一文,比证相传为隋代 画家展子虔所作《游春图》真伪,洋洋万余言,叙隋唐以来中国画史,如数家珍, 并涉及隋唐以下服饰、装裱、绢素及人物起居方式各代特征。其独到的见解,在3 0多年后, 为不断出土的众多文物提供的资料和后来者的研究所证实; 并发表过 《收拾残破》等论文,抗战胜利后就如何保护文物大声疾呼过。 然而,这一切,在当时只不过是一时兴之所至而已。沈从文生命发展的潜能, 是朝着文学的方向获得升华的。他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抑制住了生命潜能朝文 物研究方面的发展。现在,要重新改由这方面发展,虽是性之所近,仍然还得从头 作起。尽管如此,后半生工作的方向,在沈从文心里却逐渐变得明朗起来。 清查北京古董铺的工作结束后,工作去向问题立即摆到了沈从文面前。 当时馆里的人不少,其中有13个教授。大家都不安心,馆领导征询大家意见: 如果不愿留下来,可安排到别的单位工作;如果愿意留下来,有什么条件尽可以提 出来商量。结果,其余的教授都离开了历史博物馆,转到其它单位工作去了。对沈 从文,也提出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供他选择。沈从文终于做出了留下来的 决定。他对博物馆领导说:“工资不要超过馆长,能给我工作提供方便就行了。” 这一决定终于导致沈从文与文学创作的最终告别。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 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沈从文以美术组的成员与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周 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文学家、艺术家。见 到沈从文时,毛泽东询问了沈从文的工作和身体情况,而后说: “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 沈从文报以微笑,对毛泽东提出的希望却未能作答。他心有着难言之隐。—— 若作否定性回答,岂不辜负了党和国家主席的一片好意;若作肯定的回答,又岂非 当面撒谎?因为就在这之前,沈从文已收到上海开明书店来信。信的大意是说:你 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沈从 文心里在文学创作方面尚存的一点火星,至此已完全熄灭。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是为陈列的展品写标签。历史仿佛开着玩笑,将 他拉回到当年在湘西军队里当文书的位置上。这使得许多亲友大惑不解。从香港回 国工作的黄永玉,此时正寄居在北新桥大头条的沈从文家里。见沈从文那份在新的 工作上安之若素的神气,心里有了疑问。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乎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 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 时使他生气。① 然而,各报刊向他约稿的仍不乏其人,沈从文却不为所动,他开始主动割断与 文学创作的联系。 办刊物的朋友有时辗转相托请他写点短稿,不是“推”就是“拖”,真如老话 说的,好比骆驼穿针眼。总是常用“过时了,过时了”来搪塞。接着他还会说在这 方面自己“已下降到接近报废程度”,所以只有“避贤让路”之一途。有时信中虚 晃一枪:“老朋友来谈谈天,还像满有兴致,问这问那,也间或煽起一点童心幻念。” 但一说到真格的,请他就汤下面地写那么千儿八百字,他就挂出了免战牌,两手一 拱,“饶了我吧!”②然而,沈从文并没有心如槁灰,以消极退隐的方式以求自保。 一个人活着,就有责任待尽。他的生命之火并未熄灭。只是在一种不作广告,不事 声张,旁人迷惑不解,自身也默默无语状态中,开始了向另一片天地的艰难跋涉。 当终于有一天,人们在那片新的领地里发现沈从文的身影时,便不能不惊叹生命所 能创造的奇迹。 进取与退避 进取与退避 从此,沈从文一头扎进博物馆,成年在破旧的金、石、陶、瓷、丝绸——一个 历史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瓦砾堆里转来转去,探寻那通向人类真实昨天的迷径。 每天,沈从文都提前赶到博物馆门口,等候开门上班。 北京的三九寒天,气温极低。太阳还没有出来,寒气直浸入人的骨髓里去。每 天清晨,天安门前一个稍能避风的墙角落里,瑟缩着一个50出头的矮个老头。穿 一件灰布棉袄,一面跺脚,一面将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在两手间倒来倒去取暖。 天安门前过往的早行人,谁也不会料到他就是沈从文。他正在等候博物馆的警卫按 规定的上班时间,将门逐一打开。 博物馆设在午门前的五凤楼上。此时,所有文物仍一律按旧规库存。陈列室与 库房里,不准生火,也不许装电灯。室内光线极差,成日里黑沉沉的。西边拐弯处, 有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里面陈列着明清两代用以将人犯凌迟处死的各种刑具。剥皮的、 抽筋的、剜眼睛、割舌头的,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即便是大白天从那儿经过,也 不免感到阴气逼人。 沈从文自然并不顾忌这些。成千上万的文物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犹如阿里巴巴偷得了打开山洞的秘诀,使他有幸置身于令人眼目迷乱的稀世珍宝之 间。虽然,过去从他眼中手里经过的文物已经不少,但与眼前见及的相比,不过是 沧海一粟。沈从文兴奋不已。一股巨大的贪欲从他心里升起——他不是垂涎于这些 文物的金钱价值,而是为深藏在那一履一带、一环一佩、一点一线、一罐一坛之间 的巨大的知识财富,以及燃烧其间的永世不灭的生命之火所迷醉。 馆里给他的工作是给文物分类写标签。工作虽然只是成天在墙上写字,可是这 于沈从文,却并非一种机械式的劳作。他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他抄写着,同时也 对每一件文物加以仔细观察与分析,其中的人物服饰、家具器皿、风俗习尚、花纹 设色、笔调风格,全都被他充满兴趣地加以注意。他且看且写且想,人转,手转, 脑子转,种种形象连同涉及的各样或是或否的文物研究问题,一齐刻入他的大脑深 处,他素能强闻博记,对形象的感受力极敏锐细腻,又擅长系列化排比,加上那份 乐此不疲的心性,他正在向文物研究的高峰攀登。 他是那样珍惜时间,在他的感觉里,时间就是生命。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崭新的 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浪费了。为此,他简化了自己的 生活。怕上上下下出出进进耽误时间,他中午从不回家,经常拿一块手绢包两个烧 饼,就在馆里填饱肚子。不止一次,中午的下班铃响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记录材 料。因太过神情专注,他竟没有听见铃响,结果被管理员反锁在库房里。午后上班 打开库房时,值班员才发现沈从文还在里面伏案疾书。管理员过意不去,走到面前 向他道歉,沈从文反觉惊愕,竟不解管理员何以云然。 这可正中了家里保姆的下怀,沈从文简化生活的习惯竟经常得到她的口头夸奖。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 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 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 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①依旧是日月升降,寒暑 交替。几年过去了,沈从文以他惊人的毅力,默默地在他新的领地里开垦的结果, 使他成为文物史方面几乎“富甲天下”的专家。在沈从文身上,命运仿佛有意在做 出一种持平的安排,即让他以知识上富有去弥补他生活上的败北。在知识的追求进 取上,沈从文是一个幸运者,在他走上文学道路之前,命运就安排他去经受种种磨 难,去看那些别人无法见到的人生现象;而当他终于改行转入文物研究时,又让他 直接触摸别人轻易见不到的奇异珍宝。 然而,沈从文对文物知识的贪婪进取,并不企求以此猎取个人名利。他只想以 自己的所学,为各方面打打杂,尽一个合格公民应尽的人生义务。在这期间,文化 部拨给沈从文数万元经费,让他给上海师范学院、吉林人民大学装备文物。他便全 国各地跑去,充当文物采购员,他既懂行,东西买得既便宜,价值又极高。在吉林 大学工作的成仿吾,后来对他说:买的东西真是好极了。敦煌壁画在历史博物馆展 出,他又被抽调去工作了半年,展出后,东欧各国都有人来参观,又由沈从文担任 陪同、讲解。一陪就是20天;又应邀去中央美术学院讲古代丝绸锦缎课。除随身 带些珍贵文物和古丝绸锦缎原件,几乎是空手而至,却将近百年的分期和断代信口 讲出来;又应邀为《红楼梦》重新校订注释。依据文物研究心得,将原注改写了数 百条。如“贾宝玉品茶拢翠庵”一节说到的那种“点犀”茶具,以前的注近似猜 谜,而沈从文亲眼见到的类似的犀牛角茶具却有数百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受何 其芳之托,又为《不怕鬼的故事》作注。 这些,自然不为一般人所知。更多地还是在博物馆内,于抄写标签之余,随时 充当讲解员。 1953年青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访问团参观了历史博物馆。一个20刚 刚出头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随队走进正在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大厅。中华民族古 老灿烂的文化使他目眩色迷。他既觉新奇,又感迷茫——他对文物所知实在很少。 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个50多岁的工作人员微笑着朝他走来。此人举止斯文儒雅, 虽然乡音极重,却十分细心耐烦地给他讲解,一如旧友重逢。而且,他对展品是那 样熟悉,所知是那样精深广博,举重若轻地引导这位年轻人穿越一条曲折而漫长的 历史迷宫。 在他的陪同下,这位志愿军战士听得入了迷,在展览厅里呆了整整半天。他心 里想:祖国人民对我们志愿军真是太好了! 闭馆时间到了,铃声响了起来。两个握手告别。出于礼貌,这位志愿军战士询 问了一声对方的姓名。 “沈从文。”回答的声音极轻,却还清晰。 “沈从文!”年轻的志愿军战士愣住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这是 事实。——这不是3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吗?他怎么当起讲解员来了? 这次偶然相逢,引起了这位年轻战士对古代文物的强烈兴趣,同时也决定了他 后来的人生道路。回到朝鲜后,他开始给沈从文写信。1958年王序复员回国, 请沈从文帮助他挑选工作单位。在沈从文的参谋下,他终于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 在这片新的事业领域内,沈从文默默无言地耕耘着。一篇篇文物研究的学术论 文发表了, 一部部专著——《唐宋铜镜》 、《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 《龙凤艺术》相继出版了,他的生命之火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辉。 当解放初期我在《新建设》杂志上看到他那篇简直等于“天书”的《明织金锦 问题》时,几乎吓了一跳,继而又见到他的《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 漆器》等专著时,我似懂非懂地理解了点他是在进行又一种创造性的劳动①。 沈从文对工作所具有的那份高度责任心感动了博物馆的领导。在沈从文留馆工 作两年后,党委书记找沈从文谈话,要他写申请加入共产党。沈从文回答说:认真 做事是我的本份。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195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 维汉请客,邀沈从文、老舍、周培源、冯至等人参加。席间,李维汉诚恳地对大家 说:党的事业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你们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愿意,也可以加 入九三学社。大家回答说:入党还不够条件,只希望能多看点文件,想多知道点国 家大事。 李维汉回答也很干脆:这不难,我们尽可能满足大家。1953年,沈从文被 安排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些相熟亲友向沈从文贺喜,沈从文反倒不解: 这喜自何来?——他对这一类的得失照例看得极淡,而在别人看来,却反倒有点难 以理解的“反常”。 然而,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那由千千万万文物筑成 的历史迷宫里,他的心灵无拘无束,游刃有余,可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人事的风风 雨雨,却常常弄得他一筹莫展。 沈从文一作起事来,为了使用方便,大批有关图书图片资料,或是墙上订着, 或是桌上放着,地板上堆着,凌乱中却自有逻辑。为了节省时间,这些资料照例依 原样放着,不再加以收拾。可是,却有人替他操心,这些图书资料常常被人收起。 办公室主任说:“书只能放在书架上,不能放在书桌上,这样才整齐干净。” 沈从文哭笑不得。但他照例不再抗辩,心里却说:“我不但要放在书桌上,还 要放在床上呢!” “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全国博物馆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配合政治形势,历 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浪费展览会”。一批由沈从文经手购买的文物,被当作浪费 的典型例证, 拿到展览会上陈列。 沈从文本人也被通知去参观,接受教育。一部 《望云笔谈》,中国古代极珍贵的兵书,汉代人著作,明抄本,由沈从文从苏州花 30块钱买来,很少人知道这本书实际价值; 整匹的汉代绫子,有“河间府织造”字样,沈从文买它时,只花了四块钱,一 大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轴,购买时,沈从文从古董铺行家处得知,这些花纹相同的 战国铜器,是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出土的。于是由此推断,这一定是当时能大量生产 了。它对当时铸造工艺水平的判定,提供了实物依据。而现在,却说是相同的买得 太多了;又有一本《御物染织裂》,研究唐代绸缎的,为日本现代人有名著作,沈 从文花一千块钱将它买来。——说是买得太贵了; 还有大批纸、漆、瓷器……。 这些文物,此时正作为沈从文错误的证据被陈列,他却反为能买到这些珍贵文 物而得意。但他依然不做声,眼前的景象只使他感到一点滑稽。 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日本一个代表团赶来祝贺。这些人都是中国文物研究专 家,其中,水野清一是《云岗》一书的作者。得知他来,沈从文和馆里其他人一道, 有意找了些他不知道的文物,如战国、南北朝时期的铜器和手抄经卷给他们看,日 本人感到十分惊讶。 可是,轮到要座谈了,却由馆里的一位对文物并不在行的行政领导代表中国。 谈了半天,却言不及义,答非所问,连翻译也被弄得莫名其妙。 对方问:“你是作什么的?” 回答说:“我们是同行,我们是同行!” 对方似乎是若有所悟,便一笑了之。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兼学术委员吴晗应邀来历史博物馆参观,沈从文被指定为 陪同讲解。 吴晗一行来到馆里,沈从文正待上前,见吴晗与几位馆里领导在陈列的文物面 前议论风生,谈兴正浓——他知道,吴晗虽是一位历史学家,对文物并不十分在行。 不愿意扫他们的兴,沈从文悄悄地转身走了。 事后,馆里立即召开批评会,指陈沈从文的失职和无组织无纪律。沈从文不作 声。 有人指名问他, 说: “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沈从文只好说: “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 人们才知道,吴晗过去曾是沈从文的学生。 沈从文遭遇的这类事还多着!但他深知人情世态大率如此,许多事是无需辩, 也无从辩的。事情虽不免有点烦人,却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自己只有退避一途, 值不得将精力耗费在这类人事羁绊上。 但人也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这种由意志支配的豁达并不能完全抑制下意识里 的软弱。长年埋头于坛坛罐罐之间的那份寂寞,培养着沈从文一份孤独感。一次, 郑振铎来博物馆看望沈从文。一见到这位30年代起即相熟的文坛旧友,一丝伤感 浸透全身,沈从文立时觉得心里发软,仿佛有许多话要对这位旧友叙说,却又不知 从何说起。握住郑振铎的手,他只叫了声“西谛……”,眼圈儿便已经红了。 但在另一时,他却又反过来安慰别人。有一段时间,沈从文咳嗽得厉害,却仍 然抱病给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做说明。恰逢蹇先艾、李乔来看望他。见沈从文满面憔 悴,咳嗽吃力的情景,两人心里酸酸的,脸上浮出一丝凄凉的神情。沈从文见状, 立即邀两人到公园里去吃茶,有意谈些软闻逸事,说些笑话趣话相互开心。 然而,沈从文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而是表现出惊人的坚韧。他容不得无端耗 费生命的行为。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 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不 好看。为了这幅插图,表叔又特意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技巧,看 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①有一年,黄永玉去一 个林区考察写生,他将在森林里的生活和见闻写信告诉沈从文。收到来信,沈从文 写了一封长信作复。在信中,沈从文谈了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 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 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② 斩不断的情丝 斩不断的情丝 虽然在外部行为上,沈从文紧紧拥抱着自己所选择的新的工作不放,割断了与 自己曾为之献身的文学创作的联系,一如当年选择文学创作,于沉默努力中求得进 展。然而在他的心之一隅,仍保留着被主体抑制却并未断情的对文学创作的眷念。 那是他的初恋,是他的结发之妻。它曾伴随他走过几十年艰难而漫长的人生之路, 一旦割舍,说是放下了,倒恰恰像是不能放下的一种证言。当巴金、郑振铎、蹇先 艾、端木蕻良、张天翼、李乔、何家槐等仍坚守文学本业的朋友、熟人相继来看望 他时,心里无从抑制的那份伤感,也许正是这种眷念之情的下意识的流露? 这期间,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位熟人曾写信给他,表示愿意为沈从文重返文坛做 一些必要工作。 我从旁边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 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说起。①针。一时间,文艺界开 始活跃起来,出版界也出现了重新出版“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热潮。 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选编的计29万余字的《沈从文小说选集》的书稿, 送到了沈从文手中。面对这部书稿,想起几年前开明书店的来信中所说作品已过时, 代为焚毁的话,沈从文百感交集。 在为这本选集所写的《题记》中,沈从文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行程之后,不 无伤感地写道: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 节了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终于停顿下来了。一搁就是八年。由于工作岗位 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 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 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东西,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乎快要 完全忘掉了。 ……记得24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书题记中,曾向 读者深致歉意,觉得费去万千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 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去了20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 去了……①。 然而,一种重新提笔创作的激情,同时在沈从文胸中滚动。“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方针的提出,已显示出对文学艺术不同风格和形式的社会需求的确认。自己 也许还没有完全过时?沈从文有点动了心。 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 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努力,和表现的坚固信 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的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轻!②可 是,接踵而来的发动党内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反击右派进攻……, 一场极不寻常的政治风雨,送过了1957年的春夏秋冬,同时也熄灭了沈从文重 新执笔创作的热情。——他那本解放后直到70年代末所出版的唯一的一本选集, 如果再迟一、两个月,使不能出版。 对此,沈从文心里已经没有了什么不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己所从事的 文物研究工作,正急待深入开展。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安定,正为此提供必 不可少的条件。他从工作中,获得了心灵的稳定与平衡。 1957年夏天,当社会上大鸣大放正进行得十分热烈的时候,沈从文家里来 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专程从上海来京的一位青年学生。见面后,他对沈从文说,上海《文汇 报》正等着要消息。你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后对你的待遇太不公平,你对共产党 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一定代你写出,在报上为你鸣不平。 沈从文心想:我有什么不平?不再从事文学创作,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是谁 不准我写,也不是谁规定我只能写什么,而是自己心里有个限制。 来人拿出一张介绍信,递给沈从文。沈从文接过一看,见介绍信上写着张恨水、 小翠花和自己三个人的名字。 沈从文有了点疑心:自己与另外两位有什么相干?为什么将我的名字和他们的 放在一起?是一种疏忽还是有意为之?他对来人说:“你们恐怕弄错了人。” “不错,不错。” “我和介绍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 “那是随便填上去的。” 沈从文默默无语。过了一会,他对来人说:“近年来我正在做丝绸研究工作, 只担心工作进度慢,怕配不上社会的要求。如果有什么不平要写文章,我自己会写, 也有刊物刊载,不必别人代劳,请不要记什么吧。” 来人随身带了照相机,原准备给沈从文拍照的。见沈从文如此一说,照相机也 不便再打开。坐了一会,便告辞而去。 望着来人离去的背影,沈从文心想:这个青年人太过热情,以为我多年不弄创 作,就一定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吐子里待放,却料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 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只有现在才有可能来从事这项工作。 ……他因失望而去,说不定还会说我“落后不中用”!——沈从文不免露出一丝苦 笑。 1958年,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西长安街邮 局对面的一个饭馆里,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全国文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 家协会、文化部共30余人参加,沈从文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席间,周扬当众宣布: 老舍同志工作很忙,准备请他多管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 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沈从文一听急了。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做 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此事便就此搁浅。 倏忽间到了1961年。“浮夸风”和左倾教条主义,接连而来的严重自然灾 害, 中苏关系的恶化……天灾与人祸的交相袭击, 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左”因其自身的罪孽遭到报应。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化学术界又被旧事重提。沈从文重新拿笔创作的热 情又一次被点燃了。 1961年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沈从文一行九人从北京出发,去江西井冈 山地区参观访问,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进行写作。 与沈从文同行的,有东北的蔡天心,北京的阮章竞,四川的戈壁舟、安琪,广 东的周纲鸣和新华社的华山等。12月15日,汽车沿盘山公路飞旋而上,过毛坪, 过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黄洋界,抵达高达800 余米的茨坪。 其时,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山区建设四周年纪念日。沈从文等人的到来, 受到了热烈欢迎,并立即被邀请出席27日召开的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各 地来井冈山落户的知识青年代表500余人,在这高远偏僻山区,自然是一次盛大 的集会。在大会上,出于对年长者的尊重,沈从文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大会主席, 这对沈从文,真是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人们的热情很使沈从文感动,除了给大 会致辞,他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歌。 大会结束后,沈从文由井冈山歌舞团一群青年陪同,返回招待所。 天空飞起了鹅毛大雪,茨坪四周远近已经一片白茫茫。这个当年不到20户人 家的山村,如今已有30多座楼房在群山中落成。新建的七层大厦,依山据胜,从 远处望去,在云雾中青碧明灭,变幻不测,近接群峰,如相互揖让。沈从文怀了一 丝希翼。他愿意了解眼前这个变化的事实,并在这新旧交替中追觅旧迹……。 沈从文一行七人被安排住在一间宽约28步的大房间里。茨坪处高寒山区,又 值冬天,便在房子中央放置了一个火盆。由于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山上生活十分 艰苦,当时有所谓罗马尼亚“长生不老药”维生素H3,还要专程从山下用奶瓶装 好送上山来。 本来,上山时各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现实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使得大家鼓 不起创作的劲头。似乎各自心照不宣,无人开口提及创作一类的话题。于是,除井 冈山管理局安排组织的参观外,成天只有打扑克、跳舞一类事可作。沈从文既不会 跳舞,又不会打牌,并且还无书可看。他只能在一旁看热闹。 见沈从文无事可作,华山便对他说:“沈先生,你既不跳舞,又不打牌,那就 写诗吧。”“好。” “那就一言为定。”华山伸出手来。 沈从文也伸出手来,于是击掌为定。 终于找来一支毛笔,房内没有墨砚。沈从文找来一只破碗底,将其倒覆在桌上, 将墨水倾入碗底,开始以五言古体作诗。——1919年,在芷江时,他曾用刚学 会的旧诗体为那个白脸女孩子写情诗。922年到北京后,便没有再用旧体写诗, 从那时至今,已有了40年。 从这天起,在参观访问期间,每到一个地方,沈从文便践约作诗一首。 但这并非沈从文这次井冈山之行的预定目的。他是带着自己的创作计划而来的。 按预定计划,他将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内容是一个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 代的人生传奇。小说准备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即张璋及其事迹为创作原型,表现 一个旧家弟子如何背叛家庭,走上反抗黑暗社会的道路,同时记录二三十年代动乱 的中国社会面貌和各种不同人物的人生足迹。 为此,他需要置身于一种相应的生活氛围,从那些似变而未变的人生形态里, 获取必要的艺术素材。然而,上山后的十多天里,一阵热闹兴奋过后,预期得到的 全没有得到。世变时移,人生的旧迹似乎已难寻觅。茨坪虽然已成井冈山中心,有 博物馆、招待所、文化礼堂、百货大楼、医院、敬老院等生活文化设施和相应机关 单位结构而成的文化社区。人员既来自全国各地,居民成分与社会人事已全面刷新, 人生已是一种新的合成形态。旧有的乡村文化与人生形态似乎已荡然无存。井冈山 不再住有能唤起沈从艾对已逝岁月回忆同感受的旧军人、铁匠及各种行业的平民。 井冈山属罗霄山脉,本为道家洞天福地之一,传说中卫叔卿乘白鹿驾云车事,向本 地人问及时,已经茫然无所知。 而且,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也根本不能贴近人生。人们对上面下来的作家,接 待虽然充满尊敬与热情,却同时也造成一道壁障,与实在人生相去一间。无论与何 人交谈,听到的都灵通同共有的语言。究竟是社会人生所有方面都已经同步化,还 是人们的心之一隅不愿意向陌生人敞开?——在那些普通人眼里,沈从文已不是当 年的身小师爷,一个浪迹各地的士兵,一个无望无助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个“上面” 下来的人,一个十足的“城里人”了。 沈从文想起五年前的一件往事。1957年春,他随政协代表团去湘西考察。 路过沪溪县的张八寨时,他特意从一个小渡口过渡。这是一个老式渡口。一只老式 渡船,一条竹缆横贯河面上空,由一个梳着双辫的小姑娘攀援缆绳,来回送人过渡。 东边一列长长青苍崖壁,西边一大片石滩,石滩尽头一簇簇落叶老树,依然保留着 几十年前旧有的风貌。可是不远处,新修的大渡口处,却终日不断地吼着叫着各式 客货车,等候开上方舟过渡。客车上正坐着来自生国各地的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 医生、美术、音乐、舞蹈、文物调查工作者……,洗尽了过去对湘西“匪区”的印 象,充满了热情与兴趣。正准备向湘西各县走去。与老式渡口相映照,景物也就既 熟悉又陌生。至于湘西本地的乡村人事,变化就更加不易把握。记得解放前不久, 就在这个地方,有一辆中型专用客车等候过渡时,却突然响起枪声。车中七个地方 高级文武官员同时在乱枪中死去。这类证明社会动乱、人生变易无常的旧事,已经 成为历史陈迹。十年过去,这地方随同日月交替,社会人事已起了根本变化。即如 渡船上这位小姑娘,所处地理环境与自然背景,一如几十年前自己笔下的翠翠,然 而一份对生命充满自信的从容与快乐,却又与翠翠全然两样。记忆习惯中的文字已 经陈旧,触目景物人事却十分新鲜。在这种变化面前,自己几乎成了一个不谙世事 的傻角儿,一个凡事陌生的外来客。自己上船时因船身晃动时那份慌张,对新的人 事变化的茫然无知,使自己意识到,自己虽然常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性格习 惯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其实,自己所熟悉的人生,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样 式,而对已经变化的乡村人事,以及这种变化的来根去脉,似乎已经无从着手把握。 在家乡年轻一代眼中,自己已纯乎是一个“吃白米饭长大的城里人”。 自内所生的限制,使沈从文感到一种不安,刚刚萌生的一点信心正渐次失去。 终因山上生活太过清苦和寂寞,比沈从文还年轻的同行者,先于沈从文下了山。 沈从文原先预定在山上住两年的念头,由于内外条件不如所期,终于在12月25 日,与周纲鸣、蔡天心、江帆等人结伴,离开了井冈山。 为而不有 为而不有 促使沈从文终于提前下山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无从搁下那一个个正在进 行的文物研究专题。——当他紧紧拥抱着文物研究工作不放时,他无法割断与文学 创作的一缕情丝;而当真要从文物研究中脱身而出时,他才强烈地感到文物研究对 自己所拥有的独占力量。 自从进入文物研究领域以后,沈从文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 沈从文长年累月与之对面的,是份无法计量的巨大历史文化财富。那一坛一罐、 一丝一缕,处处显示出中华民族先民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和智慧凝聚。可是, 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却处于落后状态,与祖先的光辉创造相比,实在太不相称。 即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例,早在40年代,日本人水野清一就写出了30多本一套大 部头的研究报告,而在中国本土,却连一套像样一点的介绍图书都找不到。敦煌在 中国西北,而“敦煌学”又是日本人居领先地位!……每思及此,沈从文都有一种 芒刺在肯之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必须有一个与中华民族相称的地位和格局。如不 思振作,迎头赶上,便难免对上愧对祖先在天之灵,对下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为 此,从1953至1963年,沈从文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先后就文物研究工作 有关问题,提出过20多次建议。 要使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取得预期的进展,除了国家主管部门应作出给予文物研 究相应地位的安排,要有人耐得住寂寞,不计个人得失,扎扎实实地做打基础的工 作,还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见出效果。可是在文物考古领域,到处都是条 块分割,各各将国家文物资料当作“专利”,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 保密、封锁的情形十分严重。其结果,既有害于人,又无利于己,更有损于整体研 究格局的形成。对此,沈从文简直无法理解。 对上级主管部门的决策,沈从文无从过问;对别人思考问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 式,沈从文也无权干涉,他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责。一方面,他同时展 开对几十个专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为各方面打打杂”,充 满真诚地为国内各单位与个人的研究需要提供帮助。于是,一如30年代在北京办 《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沈从文小小寓听,又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不同的 是登门入室的,已换成了古文物研究有关的人员。 业务和服务范围日益扩大,除自己在“物质文化史”方面二三十年来锲而不舍 地狠下功夫之外,经常还把自己的专长“送货上门”,或者接受外单位的“加工订 货”,甚至应承“代购”、“配货”的委托。他那间本来就不大的“窄而霉斋”, 有时简直成了个不挂牌匾的作坊或者无以名之的文物、杂项荟集之所。每当客人进 屋来,主人常常得这么介绍已经在座的:“这位是景德镇来的××师傅……” “这两位是专门搞舞蹈服装设计的……” “快来看这几块新疆新出土的锦缎吧,不仅重要,还真是米(美)极了!”① 在这方面,沈从文是一个令人叹佩的古道热肠式的人物。凡有所求,他总是尽量满 足别人的需求。每当别人上门求教,遇一时不能说清的问题,他总要于事后凭记忆 写成数十张卡片,有时甚至一部一部地评述有关典籍的得失,而后将这些卡片,分 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外面注明“内××材料”——“××有用”、“供××× 参考”……。熟悉情况的人,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为常来求教的年轻人准备的有 关资料。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罗子,编写了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稿》,寄给沈 从文征求意见。沈从文为有这样一位青年同道而高兴,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为这本 书提意见,作修改,反反复复凡四遍,竟使原先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增加到20余万 言。 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高华,曾这样回忆他请沈从文审阅一篇考古学论文的经 过:……我写了封长信去请教,并把我论文的初稿也一并寄去。沈先生在百忙中看 了我的论文,并就我所提的问题给了许多明确的答复。他老人家回了我一封四倍于 我的长信,蝇头小楷恭恭正正地写满了八页。他不仅提供了许多参考文献,而且有 的就直接旁证博引, 省得我再去考证了。 经他老先生提供的线索,我翻遍了全套 《汉书》,终于查出鎏金在汉朝已经广泛应用到了建筑装饰上的实例。我在论文中 曾引用了一段沈从文先生复信中的话,我的指导教师、建筑家陈志华先生也是独具 慧眼,他一眼就瞧出这些材料有来头,他问我资料来源于何处?我于是老老实实说 明是沈先生复信中的摘抄。他说应当把材料来源出处说明,于是我加上了“据考古 学家沈从文至函介绍”字样。①沈从文对这种播撒火种工作的重视不亚于自己的研 究。他看到了这对于民族文化研究的长远价值。他从自己的艰辛严肃的劳作中,深 切体验到了四时交替对生命的严峻意义,时间就是生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 有限,应作的事太多,而能作的事实在太少,面对自己归纳排比出来的一大堆研究 专题,沈从文有了强烈的焦急感,还有许多责任待尽,自己正一天天老去。他愿意 年轻一辈能够分担这份责任。在他的感觉里,不是自己帮助年轻人,而是年轻人在 帮助自己。每当遇到一个有志于文物研究的年轻人,话一投机,他会立即引为知己, 并推心置腹地说:“我在有生之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只怕来不及。我愿意把一 些专题分给年轻人,把我积累的资料交给他们,完稿后以他们的名义发表。重要的 是把事情做出来,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你有没有兴趣承当一份?如愿意, 可以把有关资料拿去,如有困难,也可由我指导进行研究。” 这种焦灼感使他不愿去计较对方的目的与动机,以至充满兴致地忙活了好些年, 一旦那人出露头角了,回过头来反把他的真诚和忘我当作笑谈,背地里对他横加揶 揄。对这类人的以怨报德,他总是一笑置之,依旧照样带了一股“傻”劲去帮助别 人,从来不曾从中吸取教训。他何尝不知道人世复杂,人之贤与不肖,各各有别。 他宁可承受个别人的以怨报德,却不愿因可能不得好报——他原本也不求报,而阻 塞了更多的有志者的上进之途。——这个“乡下人”,有如他过去笔下的老兵会明, 承受了一份别人所得的“呆子”印象,却无从抹去保留在深心里的那份人生责任感, 尽管在会明身上,是一种不知而为,在沈从文则是“明知故犯”的。 文物研究在中国起步晚,底子薄,课题多,是一种筚路蓝缕式的开拓。其不能 与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位相称,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的关注。1963年,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谈到文化 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出国访问,参观过人家的蜡象馆、服装博物馆。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 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 装史?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当即插话说:“这事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也当机立断: “好,那就交给他去做。”齐燕铭对沈从文的研究工作是了解的。1961年,在 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的苏联专家尼基希洛夫,去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就曾指名要 沈从文陪同。沈从文陪她看了整整40天。沈从文强闻博记,对中国古代文物的深 入和透彻的理解,对问题的举重若轻,使尼基希洛夫既惊讶,又佩服,对这次参观 极为满意。不久写信给文化部,希望沈从文能编一本书:“就按历史博物馆的陈列 和您的讲解来写,这就很是马列的了。” 不久, 就抽调沈从文、 王崇吾、金灿然,与尼基希洛夫组成一个班子,着手 《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全书由沈从文起草,每写出一章,就提交编写小组讨论 通过。 就在此书将付印时,中国科学院方面以书稿内容不够详细为由,要求另组班子, 重作修订。 于是,又组成一个包括沈从文在内的12人委员会,其中,有6个专业研究员, 重新开始工作。 对此,沈从文大惑不解,心里有了疑虑。“不详细”是不是中止此书出版、另 起炉灶的真实理由?这原是一部以实物图像为主的著述,自与那种对实物了解不够、 却以典籍记载加以引申的著作不同。而这12人委员会中,大多没有见过多少实物。 如果仍以原先的构想为主,那么重新增补的基础在哪里?如果改变原先的构想,使 之“详细”的结果,这本书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型范?假若果真如些,为什么不干脆 组织人另编一部,让两个不同特点的著作并存,而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是不是还另有原因?原先在这本书稿编写过程中的一些人事点滴突然闯进沈从 文的心里。——每当他写出一章交小组讨论时,总要爆发一场无谓的争执。一些本 无可争的问题,也要被提出争论一番。那时,沈从文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上的正常 现象,虽有点迷惑,却并不以为意。现在仔细一想,心里不免起了隐忧。他朦朦胧 胧地触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成果争夺。 他被自己这种联想惊住了。——也许,这只是出于自己的多疑。一种以“小人 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念头?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未来的工作必然是一场 没完没了的扯皮。预期的结果一定要完结于生命与精力的“内耗”之中。在这种牵 连到人事的“争夺”中,自己从来就是一个低能者,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败北记录。 ——但愿这是自己的无端猜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今后的工作都将与自己所 预期的相反。与其将生命耗费于无结果的努力中,不如及早避贤让路。 于是,沈从文将书稿交由新的班子处理,当真就从12人委员会中退了出来, 返回了历史博物馆。 然而,这本书此后也就泥牛入海无消息。 1963年,当齐燕铭向沈从文转达周恩来的决定时,沈从文欣然应诺。他钦 佩周恩来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视,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他愿意做这种开拓式 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打前站”、“为后来者开路”的工作。 沈从文立即着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按照统一安排,由轻工业出版 社的阮波负责这本书的出版,由历史博物馆从美工组抽调陈大章、李之檀、范曾参 加,负责图片制作——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实物资料,加以描摹绘制。到1964年 春,一部包括200幅主图及部分附图,20余万研究说明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 研究》初稿即告完成。全书以文物图像为纲,以不同方式、不同体例作文字说明。 文字说明以实物为归依,穿插引申文献典籍,进行比证、分析与综合。 书稿完成后,出版社立即出样书,分送有关部门及专家征求意见。在听取了各 方面有关意见后,沈从文又重作增补。按预定计划,此书将在1964年冬付印, 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 可是,1964年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注定了这本书的夭折。随着国内经 济的全面好转,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阶级斗争又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思想文化领域照例首当其冲。文学艺术各部门已经受到了严厉的警告:“最近几年, 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在这种背景下,社 会极左思潮正借机而起,酝酿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 在此时,即便是远离现实政治的文物考古部门,也不是宁静的避风港。早在1 957年,沈从文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代人的胡子》文章,就有人在报上著文,指 名批评他“不谈阶级斗争,谈起古人的胡子来了”。对此,沈从文简直啼笑皆非。 ——胡子问题,一般人可以不谈、不懂,搞历史文物研究的,却不能不谈,不能不 懂!不同样式的胡子,是判断历史人物所属时代的重要依据:战国人的胡子,像倒 过来的菱角,向上微微翘起;西汉人的胡子,是长长的左右两撇,显得威严庄重; 到了隋代,更是按人的不同身份,编成形状各别的辫子;而现世京剧里的人物,胡 子都是明代人样式。对古人胡子的鉴别,涉及历史文物的真伪。 然而,那种将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思潮,却正制造着中国文化的 “劫数”。 沈从文和他的文物研究,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风暴中,不可能不在劫难逃。 ----------------- 书香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