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朵小花,真美! 1965年11月,江青等人直接组织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由姚文元署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 66年2月,林彪伙周江青等人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16日, 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二月提纲》被撤销;8月5日,毛泽东 发表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这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切都来得那样迅猛,那样眩目,那样令人猝 不及防。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的打、咂、抢;逼、供、信; 剃阴阳头,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等人类自残自渎行为,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 口实被涂上神圣灵光。在革命旗帜包裹下的极左思潮,迷乱了人们的理性,怀疑一 切,打倒一切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权威崇拜正以理葬一切权威形式进行。一方面 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红五类”“黑七类”成为划线站队的根据;另一方面,任一 “莫须有”的罪名又可使人立即由“红”变“黑”。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干部和知识 分子沦为“牛鬼蛇神”。许多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转眼间便成为革命的阶下 囚。 在这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沈从文以反逻辑形式逻辑地被视为革 命对象,运动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罪状是极容易罗织的,而且还是“五毒俱 全”。且不说当年他与胡适等人的交往,抗战中“反对作家从政”,在第三次国内 战争中所持反战立场,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反共老手”成 为戴在沈从文头上的第一顶帽子;又有人揭发,沈从文家成天跳黄色舞,听黄色音 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也是一种诬告,沈从文从来不会跳舞,也从未在家 里举行舞会,所谓听黄色音乐,实为沈从文长期养成的听西方古典音乐的习惯;解 放以后,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自然 又是“反动学术权威”。 于是沈从文被红卫兵先后八次抄家。他无法记清被抄走了些什么东西,唯一留 在记忆里的,是他的六公斤一捆的书信被抄走了。女儿沈朝慧同时被勒令返回湘西。 ——朝慧是沈从文弟弟沈岳荃的女儿。全国解放前夕,身为国民党军官的沈岳荃本 来已经参加了起义,却因情况不明,在镇反运动中被误杀,直至30年后始得“平 反”。1958年,沈岳荃的这个遗孤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伯父并认沈从文为父。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做为“黑五类”,朝慧不可免在被驱逐之列。于是,以她 名义的存款全被抄走,并被吊销了在北京的户口,限期离开北京。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被作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 遭到批判。 起始,博物馆的一位副馆长对批判会的组织者说:“你们别忙着批,应该先学 习,学懂了再批。”这自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亵渎,得到的回答是“嗤之以鼻”, 批判会照样进行。——人们既然已经习惯在既定结论下作文章,自然不会陷入在具 体分析前提下作结论的“纯学术讨论”的泥坑。沈从文算得运气好,总算没有被拳 打脚踢,但仍然尝到了“架飞机”的滋味。——由左右两人,一面按住肩膀下压, 一面抓住两手反向上提,被迫弯腰、低头,整个人体如飞机形状。 批判并不到沈从文为止,人们还要顺藤摸瓜,追查沈从文的“黑后台”。其结 果,向周恩来建议由沈从文担任此书写作的齐燕铭立即成为批判对象。稍稍熟悉一 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不难从中感受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讽刺意味。——早在1 944年,由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便被视作延安“旧 剧革命”的先声。当时,毛泽东就曾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 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 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 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①而现在,齐燕铭反倒因“鼓吹帝 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然而,批判者并没意识到其中 的讽刺,因为齐燕铭“背叛”了原先的革命立场。也有人觉出其中的滑稽而不敢作 滑稽之想。——人们必须强制自己按“现实”逻辑进行思想。 在批判齐燕铭时,沈从文算是受到“优待”,因心脏有病,特许他在隔壁房间 里听取大会的批判。 沈从文虽因此事牵连别人而深感不安,但对自己的遭遇,已经看得十分平常, 没有了委屈痛苦之感。他看到了这场革命中匪夷所思的喜剧色彩。既然几十年前就 参加革命的人正被人革命,今天革别人命的,明天又被人革,而许多同自己差不多 的熟人朋友,有的已经被关押起来,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被迫自杀,或者被折磨 致死。自己还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者。 在狂飙飓风面前,沈从文十分坚强洒脱。一天,军管会一位军代表将他叫去, 指着他放在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对他说: “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 “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 于是,几书架的图书和资料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了一些珍贵 的书籍,如明刊本《古今小说》等。望着它们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沈从文心里 虽觉可惜,却无愤懑,他简直诧异于自己的镇定和淡漠。但他明白,这是不能辩、 也无从辩的时候。一切抗辩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于己有害,只能听其自然。 一部分被认为没有问题的图书资料被留下了,并交还给沈从文。那位年轻的军 代表一面将书交还沈从文,一面说:“你不要看不起我,以为我没文化!” 这些人为什么那样自信,又如此自卑?极端的自信与极度的自卑之间,正有着 一种奇怪的沟通。过犹不及,两极间的沟通,似乎正是自然的普遍法则。对此,沈 从文没有作答,也无从作答,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他默默地将退还给自己的图书资料装进一个大麻袋,步履艰难地拖着出了历史 博物馆,从天安门一直拖到位于外交部后面的东堂子胡同的家里。 然而,为强大政治压力所规范的人的外部行为和社会舆论的一律,无从完全改 变世事的是非曲直。世道人心的差异依然存在。历史博物馆的军管会一成立,一个 姓黎的瑶族出身的军代表,就将沈从文叫去,十分平和、诚挚地对他说:“你别担 心。你根本无事,没有政治问题。” 沈从文知道,这是对方对自己的安慰。以一人之力,是无从改变既成事实的。 但他仍然从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理解与同情的温暖与可贵。 第一道冲击波过去,沈从文反倒变得安全了。由于他在历史博物馆不是“当权 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他不久就成了“死老虎”。——“死老 虎”打起来无味,也不能显出打老虎者的英雄本色。于是政治的兴奋中心发生了转 移:揪党内、军内的“一小撮”,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于是,沈从文被“挂” 了起来。除装点性的陪斗外,便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每天被集中在博物馆的 裱画室里,学《语录》,唱“混蛋歌”,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沈从文的任务是负责 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一个60多岁的老翁,似乎没有人担心他会有什么 不轨之举。有时又被安排拔草,要打扫厕所时便打扫厕所,要拔草时便拔草,沈从 文照样做得十分认真称职。 有时,他也想利用闲暇时间看点书。可是,除了马列、毛泽东著作,其它的书 不许看。跑到图书馆去借与古代服饰研究有关的全套《三才图绘》,也遭到拒绝。 说是全套不借,要借只能一册一册借。 他只好专心致志于拔草和打扫厕所了。 其时,毗邻博物馆的天安门广场,经常有数万、十数万人的大规模群众集会。 或是红卫兵检阅,或是大型批斗会,或是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那是由 红旗、红袖章、红宝书汇成的红色海洋。人潮汹涌不息,口号声响彻云天,气势无 比雄壮。在这种背景下,每天从事周而复始的劳作,沈从文心里却充满稀有的平静。 这天,沈从文又一次到博物馆的院子里拔草,院墙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又一次 群众批判大会正在举行。“打倒……!”“……万岁!”“……进行到底!”的口 号声如一阵阵惊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炸裂,鼓动的声浪铺天盖地袭来。 突然,沈从文眼睛一亮。他看到院子的一角生长的一株秋葵,正在深秋的寒风 里微微抖动。一朵红花从植株的中心勃起,花瓣叶片上挂着晶莹透明的露珠,楚楚 可怜,又生机盎然。 沈从文忽然心有所感:尽管身处金风肃杀时节,眼前的小小生物却仍在履行自 己的责任。他仿佛触到了生命的律动,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镇定与从容。 那朵小花,真美! 这一瞬间,院墙外传来的声浪仿佛突然减弱、退远,乃至于消失。沈从文的心 灵空间一片谧静,谧静中又浸润了一丝伤感。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然而,内心的平静无从左右外部世界的变动。这种拔草、打扫厕所的日子没有 一直持续下去,一份新的变动又在改变着沈从文的处境。 先是1969年7至9月间,文化部所属各单位和文联各协会的全部工作人员, 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安排去湖北咸宁、天津宁海等地的“五·七”干校和军队农场 劳动,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接受“再教育”。九月末,在《人民文学》杂 志社任编辑的张兆和,已随本单位人员去了湖北咸宁。至此,沈从文一家成员已经 是天各一方:次子虎雏早在1966年就同妻子去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女儿朝 慧早成了各地飘泊的“黑户”;长子龙朱虽仍在北京,却因1957年在一张别人 写的向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名,被划成“右派”,眼下正在北京工业学院附属 工厂里接受监督改造。因接受一顶“右派”帽子牵累,35岁的人了,仍未能结婚。 尽管如此,只要沈从文还留在北京,全家人到底还有一个团聚的中心。可是,就在 张兆和去湖北一个月后,1969年11月的一天,沈从文家里来了两个人,通知 他五日内作好离开北京的准备。 问:“去哪里?” 答:“到湖北去。” 几天后,历史博物馆召开了一个动员会议,与会者共27人。其中有五位年过 60的老人,并且都是病号。 会议的宗旨是动员与会人员去“五·七”干校,并规定每个人都得表明自己的 态度。 先是两位副馆长带头发言,大意说: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照主席的话去做没有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就会犯错误。 主持会议的军代表十分高兴,连声夸奖:“还是老同志有觉悟。” 见他们一个个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沈从文信以为真,轮到自己表态时,便说: “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 朝慧担心父亲的健康,跑到历史博物馆问领导:“下面情况如何?老人吃不吃 得消?” 一位副馆长回答:“那里美得很,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久,沈从文即 发现,与会27人中,到后下去的只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老弱病残,远较他们年 轻的反以各种理由留下了。后来又得知,这样一种搪塞无法向上面交待,一些人仍 被逼着要下去,那位说下面“美得很”的副馆长无可奈何,幽幽地哭了一场。 先是在动员会上,就有了明确交待:“你们去了,就要下决心在那里扎根,不 要再打算回来。除了煤球,什么都带下去。” 沈从文照例信以为真。他估摸着:以一老病之身,自己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临行前,他将在京的几个至亲子侄叫到身边,把手头的一点积蓄——“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沈从文每月只能领50元生活费。这时“落实政策”,按原工资补发所得 ——分给了他们。龙朱、虎雏、朝慧、黄永玉各得一份。 这真是一个悲壮的骊歌。① 含泪的微笑 含泪的微笑 12月底,连哄带骗,沈从文被送到了湖北咸宁。这时他才发现,历史博物馆 下来的,只有自己和另外两位年老高级工匠。 张兆和特意赶到县城来接,临时找到一所破旧学校落脚休息。 随后,他去干校管理部门报到。一查,沈从文却榜上无名。 “这里需要劳动力,你来干什么?” “上面叫来的,不知怎么安排?” “这不好办,最好还是回去。” “可我怎么回去?北京连户口也吊销了。” “这样吧,等我们商量一下,再通知你。” 于是回到那所破旧学校里坐等。其时正值岁暮严冬,沈从文坐在空荡荡教室里, 望着铅灰色的天空出神。 他是中午到达咸宁的。一连等了四个小时,直到黄昏时节,终于得到通知:先 住下来,等候下一步安排。 这才搬进属故宫博物馆一间空着的宿舍,房内一盏煤油灯,一摊蛇皮。 住了不到半月,阳历新年刚过,突然接到通知:“决定安排你去双溪,下午3 点有车去那里,你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先就不作再回北京的打算,一些必需的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都带了下来。立时 要走,又是一阵手忙脚乱的折腾。终于随车到了距咸宁50余里的双溪,临时被安 顿在区委一个阁楼上。楼上光线极暗,白天也得点灯;又没有床,只得在稻草窝里 开铺,接着安排沈从文住进一临时打扫出来的旧猪圈里,沈从文坚决不去;旋即又 改为一小学校的教室,才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小学校坐落在一座高岗上,四周没有人家,孤零零的。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 没有。沈从文的住房,是在大教室里用芦苇隔开的一间,隔壁住着故宫博物馆下来 的“五七”战士。这里距张兆和住地60余里。 确如那位副馆长所说,双溪风景极美。这里原属古云梦泽湖泽地带。眼目所及, 为五万余亩水田,田垅纵横交错,分割成无数面明镜,水波天光,上下辉映。远处 一带山岗环列,早晚间岚气蒸腾。从学校小小窗口,早晚可见生产队牛群过身。常 常是一头老牛,骨骼庞大,身后限着三五头小牛,用极其庄严的步伐在公路上走过。 公路对过,是一片坟地。长夜清晨,荒草野坟之间,有碗口粗细黄喉蛇“咯咯”叫 声传出。 这之前,沈从文在一个被称作“七五二高地”的地方看守菜园子。他十分称职, 风雪雨晴,从不间断。虽然他将世事看得十分坦然,终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也常有 亲朋来信,关心到他的处境。为免除亲朋担心,他不得不在回信中强作欢愉: 在这多雨泥泞遍地的地方,他写信给我时,居然:“……这儿荷花真好,你若 来……” 天晓得!我虽然也在另一个倒霉的地方,倒真想找个机会到他那儿去看一场荷 花……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确是受到锻炼,性格上撒开了,“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派他看菜园子,“……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 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还提 到史学家唐兰先生在嘉鱼大江边码头守砖,钱钟书先生荣任管仓库钥匙工作,吴世 昌先生又如何如何……每封信充满了欢乐情趣,简直令人忌妒。① 实际上,沈从文过得并不这样富有诗意。生活单调清苦不说,这里地方偏僻, 几乎与世隔绝。又无书可读,在精神上,四周仿佛有望不断的高墙。雨季一来,还 几乎居无宁日。 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公路上的积水下泄,一股股黄流从房门和墙根缝隙 处注入沈从文房中。头上屋瓦及墙壁裂缝处也是渐渐沥沥。不一会,屋子里已成水 池。见情形不妙,沈从文赶紧穿上一双长统胶靴,撑一把雨伞,站在房间中央,望 着不断加深的积水发愣,不知何以为计。幸亏10多个故宫博物馆同事,陆续赶来 相助。他们盆端桶挑,从房间内挑出40多担积水,又从外面挑来10余担新土, 将地面进水处——塞死。又找来几担干草,爬梁上房,将屋瓦及墙壁漏雨缝隙一一 塞紧。好一阵忙碌过后,尽管头上仍点点滴滴,总算可以安身度命了。 当大家忙碌时,沈从文唯一能作的,只是撑着那把雨伞,在屋内泥水中走来走 去。 就在这样的处境中,沈从文仍念念不忘那本服饰研究。虽然有关的资料和一切 得用工具书早已散失无余,然而10余年沉默努力的结果,凡经手过眼的以万千计 的文物,那些丝、漆、铜、玉、竹、木、牙、角,坛坛罐罐和花花朵朵,仍重叠在 沈从文大脑襞褶深处。于是,就记忆所及,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应当增补 的图案一一写出;又就国内文物研究始终近于空白的20多个专题,分门别类,将 有关材料排队,有关材料的来源、性质、发展中的情形,不同问题间的联系及相互 制约、促进的原因,凡是能想到的,一一写出草目,先搭架子,再随想随补。积以 时日,身边竟积累了一大堆卡片。 寂寞中又思前想后,一些亲友的人生遭遇也一一浮现在眼前。于是,又情不自 禁地为黄永玉的家世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楔子”…… 1970年复秋之交,沈从文终于病倒了。他已经年近古稀,精神的孤寂和环 境的恶劣,诱发了原本就有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他病得不轻,血压高得惊人:高压250,低压150、他被送进咸宁医院治 疗。 躺在病床上,沈从文身心极其衰疲,头脑却出奇地清醒冷静。他分明感到生命 被病魔追逼,仿佛正向死亡线靠近。——难道就这样一病不起?人终难免一死。死 并不可怕,活着或许反更艰难。然而,就这样了结一生,实在于心不甘。手头还有 许多事没有了结,自己尚有责任待尽。现在自己不宜死,也不会死! ……依靠药物的治疗和意志的坚韧,沈从文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在住院治疗 40多天后,他的血压逐渐下降,并终于稳定。 10月,他康复出院,返回双溪。 久病新瘥,沈从文浸步于深秋的微阳下。对眼前的一景一物,都油然而起怜悯 心。想起一个月前去世的大哥沈岳霖和姐夫田真一半个世纪中对自己的支持鼓励, 心境益增悲凉。死者长已矣,生者实宜百年长勤,有以自勉。 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 老骥伏枥久,千里思绝尘。 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 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 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 间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 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 枫槭啾啾语,时久将乱群。 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 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清。 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 亲朋远分离,天涯共此星;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①1971年初夏,刚 结婚的龙朱夫妇,来到双溪探望父母,先到双溪见过父亲,再转连队看望母亲。其 时正值夏收季节,新婚期间,两人又充满兴趣和热情参加干校收割油菜的劳动。为 免除孩子们的担心,两位老人照例显得十分快乐。沈从文还向新婚夫妇讲述在干校 亲身经历和辗转听来的笑话趣事,以及双溪的医生如何尽职尽责,办伙食的大师傅 如何特别照顾自己,区公所的秘书如何自作主张,想方设法替自己弄鸡蛋、鸭蛋, 自己不要,又如何展开一场拉锯战……假期已满,新婚夫妇终于要离去了。张兆和 送两人上路。自己对回北京已不抱任何希望,儿子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能见面。出 于天性中的亲情,在双溪那条长堤上,张兆和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龙朱夫妇的离去,使沈从文黯然神伤。想起儿子10多年来的坎坷遭遇,如今 虽说总算了却了一桩人生大事,背在身上那份沉重的政治包袱不知何时才能解脱。 脚下的路正长,前面等候着他们的,还不知是怎样一份人生安排!……日子一天天 过去。沈从文房间小小窗口,张有一面蛛网。刚到双溪时,网上的蜘蛛还只小豆般 粗细,不知吃了多少虫子,如今居然长成拇指大小了。算算日子,到双溪已经有了 一年了。眼下,沈从文寄身的这所学校正筹备开学,房舍需要腾出。经干校安排, 沈从文与张兆和一道,将从双溪转移去丹江。 又是一次长距离迁徙。先乘车至武汉,再转车沿汉水上溯千里,到达丹江,沈 从文夫妇被安排在一个偏僻的采石场附近的荒山沟里住了下来。 住处距丹江口只五里路远近。每天,一抬头便可遥遥望见丹江口横跨江面的那 座巍巍拦河大坝的模糊身影。一到夜里,大坝上灯火烛天,景象壮丽辉煌。面对这 种景观,沈从文每每触景生情,感慨不已。10年前,自己曾到这里参观,亲眼见 到丹江水坝的合龙。想不到10年后,自己又迁徙到这座大坝附近,寻找自己的归 宿。人生恰如茫茫大海,个人只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滴油。在狂涛巨澜中,这滴油 不知飘向哪里,可是飘泊中又像有近于宿命的轨迹。人生命运似乎有着一种无法理 喻的离奇安排。人生充满传奇,传奇中也就难免属于人的悲剧。个人只有依靠一份 坦然无争的胸襟,方能抵抗人生忧患的来临。然而,这种被动的顺应终不免太过消 极。但愿人类的进步能将人生的传奇部分去尽,方能恢复生命的尊严。半个世纪前, 自己就怀了这份预期,半个世纪后,依然还只是这样的一场预期……沈从文住处附 近,有一座火葬场。高高的烟囱直指云天。这天,沈从文与一些人结伴,去逛丹江 大街。去时,见道路纵横交错,有人说: “不好,回来时只怕会迷路。” 沈从文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大智若愚 大智若愚 丹江口火葬场终于未能成为沈从文的最后归宿。1971年冬,沈从文因心脏 供血不良,病情逐渐加重,身体逐渐浮肿起来,连日常行动都成了问题,终于获许 返回北京。半年后,张兆和申请退休得到批准,也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北京。 沈从文经历的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从北京至咸宁的双溪,再转丹江, 到重返北京,短短两年间,前后六次搬家,大病三场,辗转数千里,就像当年置身 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 似。不同的是50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后虽知却莫可奈 何——这又并非出自对现实泯灭是非的主动顺应。他心里自有一杆秤,用以衡量来 到自己身边的事事物物。 当“文化大革命”浪涌飙举,国家一切上层建筑部门发生多来诺骨牌效应的时 候,对这种摧毁一切的社会现象,沈从文虽然感到这场革命真正没有中心思想,简 直是一曲混乱而失章次的无主题变奏,却寄重于这一切并非全出自国家最高权力中 枢的决策,而只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因鱼龙混杂而难免的混乱。因此,当别人 信誓旦旦,要以去干校的实际行动落实“最高指示”的时候,他信以为真,虽然毫 无慷慨激昂的誓言——“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还不免几分无可奈何,到底还 愿以老病之身,服从上面的安排。 可是,当他糊糊涂涂到了双溪,又从最初的糊涂中清醒过来,他的心里终于起 了怀疑。 这怀疑并不源于个人上当受骗的感觉。同其他人相较,自己还算得上幸运。既 未如老舍那样被逼投湖自尽,也未挨打致残,甚至没有遭牢狱之灾。然而,想起整 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眼前的事实引起沈从文严重的不安。 ——让全国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得力可靠干部,搁下工作不做,下放到农村 来,使得国家许多重要部门的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整个 国家机构出了问题,才有人利用机会,弄权术,搞阴谋,在全国范围内大作坏事蠢 事? 这份疑惧在沈从文心里逐渐加重。思前想后,他从国家权力中枢结构的变化中, 依稀瞧见了一个虽不免朦胧,却并非没有依据的大体轮廓。而这时,正有一些过去 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正失去作人良心,有意混淆是非界限,主动迎合那些新发迹 的权要,顺水推舟,以求自保。对这种人的行径,沈从文大不以为然。1970年 夏,感慨于“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他在双溪写了一首诗,对这种因“陀螺 启悟心”,以致失去操守,从而“朝为阶下囚,夕作席上宾”的现象进行了讽刺。 指出他们的目的是使“四人开心”。 在另一首题为《双溪大雪》①的诗中,他这样叙述自己的遭遇: 今有乡曲士,身心俱凡庸。 白发如丝素,皤然一老翁。 时变启深思,经春复历冬。 五色易迷目,五音耳失聪。 三月犹雪雨,彳亍泥途中。 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 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 “何不辞辛苦?”“举世皆尚同!” 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安排,沉默中承受 属于整个民族的苦难,是自己的份定。他不想逃避。也无从逃避,逃避之路并非没 有。然而,这是不宜为也不屑为的。 亦宜若有人,应世巧为容。 乘时忽鹊起,终“举鼎绝踵”。 亦宜若有人,拙诚如老农。 廿载锥处囊,澹然忘穷通。 偶逢机缘巧,附凤即凌空。 亦宜若有人,材质凡鸟同,善自饰毛羽,展翅成大鹏,一举高冲天,飞飞入云 中,高高上无极,天路焉可穷? 沈从文一生厌憎为一己私利而向邪恶屈膝的行为。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沈从文正受到冲击的时候,有人出于“好意”,向他建议说:“江青是你在青岛教 书时的学生,只要写封信给她,就可以避免受害了。” “不行。”依旧是惯常的细语轻言,却内涵着“不必再提”的决断,脸上消失 了惯常的笑容。 沈从文从不假外力以求“非份”。既然摊派到身上的一份灾难属于一种近于社 会“宿命”的安排,就不能以“非份”之举寻求逃避。任何“非份”所得,从小处 言,终必招致意外灾星;从大处言,只能导致人格的丧失和做人起码的义利取舍的 颠倒。 基于这种信念,沈从文获得了生命的镇定与从容。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 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 日月转双丸,倏忽万千巡,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①沈从文返回北京,是 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由林彪事件引发的“批林整风”,逐渐演变成“批林批孔” ——“批儒评法”——“批周公”。“四人帮”已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其中所包藏的用心, 在沈从文心里, 此时已洞若观火。这不独沈从文为然。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全民族的浩劫,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警觉与反思,全民族正 在觉醒中,玩火者正将火引向自身。然而,在表面上,“四人帮”的炎焰正炽。多 数群众仍然继续为假象所蒙蔽,也有人煽风加薪,企图火中取栗。 沈从文所属历史博物馆,“批儒评法”正在进行。一如其它部门和单位,有人 暗中抵制,有人消极敷衍,有人盲从,有人投机。 这天,历史博物馆的“大批判专栏”里,出现了一套歌颂“商鞅变法”的组画。 其中,商鞅手按佩剑,旁若无人,气宇轩昂地大踏步登上金銮宝殿。见到这套组画 时,沈从文真正生了气。 沈从文找到组画的作者,十分诚恳地说:“这不行,秦制那样厉害,臣子怎能 带剑上殿?”那人却坐在沙发上,傲然说:“我负责。” 沈从文说:“不是这个问题。这是博物馆,你这样作,别人会说我们无知。” 对方却带着不屑与之理论的神气,指着沈从文说:“你过时了!我要是照你说 的去干,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事既至此,沈从文知道再说也无益,便默默地走开了。然而,这同一个沈从文, 有人以为“过时”,有人又正以为可以“利用”。那位权倾一时、炎焰烛天的沈从 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曾拒绝给她写信以求自 保的江青,此时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突然想起沈从文来了。她在与一位西方记者 谈话——后来被据以写成的那本《红都女皇中》,竟不止一次提到沈从文。说她年 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那时,沈从文每每对她说,应该每周写一篇文章云 云。 从一些相关的人暗示中,沈从文隐隐约约感到江青正试图借当年的师生关系与 自己套近乎——这自然不是江青大发怀旧之情。若从这期间江青正醉心于拉一批著 名知识分子为自己捧场叫好的作法来看,似乎她正试图将沈从文作为一个筹码,纳 入她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 这在有些人看来,正是求之不得的进身阶梯,而在沈从文,却有了栗栗危惧之 感。 一份通知送到沈从文家中,要他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为欢迎津巴布韦代表团而举 行的国际诗歌朗诵会。 起始,沈从文将此当作一次寻常的观看演出活动,便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 可是,当他刚走进大厅,就迎面来了一位服务员。仿佛等候已久似的,在确知 他就是沈从文后,就领着他朝前面走去。 沈从文心里突然有了某种预感,起了一种警觉。抬头望望大厅,所有的座位几 乎都已坐满。只有最前面的两三排座位空着。沈从文心里明白,按惯例,这空着的 座位是为何人所留,带自己到前面去实在事出蹊跷。 他放慢步伐,眼睛却左右搜寻。他终于在靠后找到了一个空座,便一声不响地 坐下了。 那位服务员见状,急忙劝他坐到前面去。 “就这里好,看戏需要保持一点距离。” 服务员再三劝说无效,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了。 果然不久,以江青为首的一行依秩鱼贯而入,各在前面相应的座位上落座了。 ——这件略带戏剧性的事在沈从文身上发生,是不是按江青的指示做的一次有 意安排?既要提供她与沈从文接触的机会,又要让人将这种接触看成一次十分自然 的重逢?现在自然是无从确证了。 金风杀草木,林间落叶新。 学易知时变,处世忌满盈,祸福相依伏,老氏阅历深。 能进而易退,焉用五湖行?① 居陋行远 居陋行远 从任何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离开北京,几乎都是被视作社会垃圾面“扫地出门” 的。人一走,原先在北京的一切权益便化为乌有。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不久,他的唯 一一间住房(原有住房三间,其余两间“文革”初期即被没收)就被别人作为“战 利品”接管过去。在当时,这种“鹊巢鸠占”现象实在屡见不鲜。沈从文重返北京 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了先前剩下的那唯一一间房子。 可是,这小小房间实在无法安身立命。已被占去的自然无从归还,沈从文又不 愿在这种问题上与人争执,百般无奈之中,沈从文只好写信给李季,请求为属作协 系统的张兆和安排住房。李季与严文井派人了解情况,并与各方面协商以后,在小 羊宜宾胡同给了张兆和两间房子——一间用作卧室,一间堆放杂物兼作厨房。尽管 两间房子加在一起不过19平方米,在当时情况下,实在算得是解救燃眉的“及时 雨”。 从此,原先在东堂子胡同剩下的一间房子,便成了沈从文的“飞地”。在这块 “飞地”上,他又重新着手进行文物研究。 回到北京不久,历史博物馆一位副馆长向他转达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说“文 化大革命”前编写的那本古代服饰研究专著,已经重新看过,认为很有见解,值得 付印,要他重新校过。于是,沈从文将已经被搁置了八年的书稿取回,对图像资料 重新核对,一个月后交了稿。 然而,这一去又是音讯全无,杳无下落。其原因,自然不难想像。 沈从文只好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下去。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使该书更为 完善。他考虑将“文革”以来新出土的有关服饰文物资料增补进去,并全面铺开在 湖北咸宁时拟定的那批专题研究。“文革”前积累的40多本文物资料已荡然无存, 一切都需从头作起,单是急需描摹的图像就是一大堆,幸亏王序和王亚蓉主动跑来 相助。——王序即1953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与沈从文相识的那位志愿军战士, 从朝鲜归国后,让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王 亚蓉也是“文革”前与沈从文相识,那时,王亚蓉是一位待业青年。沈从文去图书 馆查阅有关服饰资料、图像,一位姓杨的老共产党员,见沈从文需要描摹文物图像 的助手,遂向他介绍了王亚蓉。于是,沈从文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二三十元,作 为王亚蓉帮忙的报酬。 得知沈从文重返北京,王序和王亚蓉立即跑去看他,想起沈从文在“文化大革 命”中的种种遭遇,至今仍不愿放下工作,两人十分感动。沈从文对他们说:“个 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的文物研究工作还赶不上 日本朋友,使人心里难过得很。对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共同的心愿将这两代人拴在了一起。在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仍处于全面停顿的背 景下,他们组成的这个文物研究班子,在沈从文的那块“飞地”上,十分认真地干 了起来。不多久,整个房间的墙壁上、窗棂上,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 样,和大大小小写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床上、桌上、地上,无一处不是书。床上有 一大半地方堆放了随手应用的图书,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人便躺在躺椅上的书上。 在陌生人眼里,这里有着简直无法容忍的混乱。但在沈从文眼里,这一切乱中有序, 结构成一部物我无间、十分谐和的乐律,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移动——在这块“飞地” 上,对那些画面上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沈从文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这里距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路远近。虽然这里兼作工作室与卧室,吃饭问题 却无法解决,沈从文只能每天返回小羊宜宾胡同一次。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5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 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块“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 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 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①一些登门造访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这种情形, 都不免摇头、苦笑、叹息,带一份怜悯同情,纷纷劝他该有个节制,不要这么傻干。 有人还忿然代抱不平:“这哪里是在进行什么工作?你作出来又有什么用?你充满 热情为国家工作,可国家给了你什么?” 这也难怪。沈从文的这份工作没有任何预期。重新校订后上交的那本服饰研究 专著,在馆长的办公桌上压了三年以后,于1974年退还给沈从文,出版已毫无 希望。对亲戚、朋友、熟人的好意劝告,沈从文只是报以微笑。人各有志,一个人 的选择就是他的信仰。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没有理由自行亵渎。虽说自己一 切成就并不预备“藏之名山”,却不能因为没有出路就中途而废。沈从文有了越来 越强烈的紧迫感。自己已是73岁高龄了,揽镜自照,已是满头白发,精力已大不 如前。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报废只是早晚间事。工作条件再差,只要头脑还 得用,就得抢时间把近20年所学种种分门别类整理出一个头绪,哪怕所走还只是 第一步,至少可给后来者一点方便。想起国家目前的处境和面临的前途,沈从文心 里起了一丝隐痛,却并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尽管因少数人弄权,肆行无忌,国家 前途尚难预料,社会上所出现的情况,是全面破坏与瘫痪。研究工作的不为重视, 自己工作条件的恶劣,自是意料中事。但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东西,决不会长久存 在。民族理性的抬头,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国 家权力中枢发生的一切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自己既无从弄明白,也就丝毫谈不上 作出什么有益于形势发展之举,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可能坚持下去。这是 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热爱祖国、报效民族的唯一途径。 他对王序、王亚蓉说:“旧时当官的感到不如意时,可以表示‘倦勤’,但作 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却不能消极。因为他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官。” 不知节制的连续工作,使沈从文再次病倒了。血压增到220,左眼黄斑出血, 写字已不知下笔轻重,虽然由于长期形成的习惯,字迹尚能成行,写完后却看不清 是否写得正确,眼前只是一片圈圈点点,跳动不定,一份“老之已至”的感觉涌上 沈从文心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目下手边还搞了约五六十个大小不一的有关物 质文化史的专题,居多是从实物图像出发,再来结合文献,从文图互证的分析来谈 问题的。加上服装材料,有百多万字都必须由我自己一一过手重抄重改,才得交卷。 原先还以为可争取二三年时间,赶得出来,可为后来接手的青壮年人作垫脚石。若 照目下情形看来,完成希望已不甚大,真是糟糕。因为以后大致已不大可能还有人 能综合实物十万八万和一堆杂乱文献,来完成这种费力不甚讨好的基本功。若两三 月还无好转希望,即不升级恶化,大致近25年受上面鼓励,又得种种方便机会学 来的有关文物的一系列常识,又不免和前一段搞习作情形似异而实同,半途报废。 一个人的遭遇如此巧,真是少见。①1976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逝了。 一场大雪过后,北京城内外白雪皑皑。天阴沉沉的,沉默无语中似乎深藏着哀 痛。沈从文手里拿着一张特别通知,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在一个极狭小的房间里,停放着周恩来的遗体。望着这位总理的安详遗容,沈 从文心里充满一生中少有的悲痛。 这并非出自中国知识分子重“知遇之恩”的传统,而是折服于周恩来生前作为 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谋私利、宽厚待人,居提纲挈领地位,与各方面干部、专家合 力同功,为国家、民族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胸襟和人格。如今,国家的这根 梁柱摧折了,从大处言,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国家前途又难免多了一重危险;从小 处言,总理生前关心到的自己的这份工作,再也无法与他见面了……。沈从文突然 感到一阵从来未曾有过的灰心。——这不是逝者生前的希望!对总理的最好纪念, 应该是振作精神,争取时间,将待收尾已进行和待进行的工作,一一加速完成,奉 献给总理的在天之灵! 沈先生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回来,我们满怀悲伤急忙去看望他。一进屋,我们没 有听到往日那熟悉的招呼,只听他低低地问道:“谁来了?”过分的悲痛使他因眼 底充血而双目朦胧。他忘不了周总理对他的一次次亲切接见和鼓励,他为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更因未及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奉献于总理生前而抱 憾;此后,沈从文更加刻苦研究,“一定要尽力搞好,不然对不住周总理。”① 同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人民终于走完了10年“文化大革 命”的苦难历程。然而,由于一场浩劫过后,国家面临的问题成堆,在此后的三四 年间,虽有齐燕铭、刘仰峤多次问及沈从文及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情况,沈 从文的生活工作条件仍然没有多少改变。1978年夏,荒芜有感于沈从文的事迹 与处境,写了五首七言绝句送给沈从文看。《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 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 能从片楮认前朝,一史修成价更高。 文物千秋谁管领,看君指授失萧曹。 新从圆领证唐装,老认天门上敦煌。 万卷书加万里路,自应选作探花郎。 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 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 漫言七六老衰翁,百事齐头进进中,夜坐空庭觇织女,鹊桥何日驾南东?①第 一首叙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二首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 写作,第三首说沈从文在文物研究中的发现和以第三位得票数当选为出席第四次文 代会代表事,第四首赞沈从文的书法,第五首是沈从文与张兆和不得不分住两处的 纪实。 过了几天,荒芜收到沈从文一封信,信中情辞恳切地叮嘱荒芜不要发表。 30年来,只近于单门独户开个小小的服务店,把时间送走。回想一下,既对 不起国家的期许,也对不起个人生命。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 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 的负担。所以如果还来得及,最好不发表,或可免招摇之讥,事实上我觉得从其他 工作上所得的好意赞许也早已超过应得的甚多。名不副实,转增忧惧。世事倏忽多 变,持平守常,在人事的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若能争取三几年有限时间, 使住处稍稍宽绰一些,能如熟人中某某茅房,可以摊开材料,把待收尾、在进行的 十来个范围较小的文物专题逐一完成,结果能达到新社会“合格公民”资格,得到 个“不是吃白饭的工作干部”鉴定,就够好了。君尚存任何不现实的奢望,恐随之 而来的将是意外灾星,实在招架不住。① 1978年,为改善沈从文的工作环境,由胡乔木过问,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 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序从考古所被借调到历史所,担任沈从文助手, 王亚蓉的工作得到转正机会,也成为沈从文的正式助手,并由三人为主,组成了一 个新的研究室。 10月, 这个工作班子被安排住进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进行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最后校正增补工作。 为纪念周恩来生前对这本书的关怀,全书仍保留原有的编排体例,并把原来拟 定的200幅图像作为主图,放在前面。新增加的资料,即便十分重要,也一律作 为插图附在文字说明中。 1979年1月,修订增补工作完成。这部由周恩来生前提议编写的,包括了 20余万说明文字,数百幅实物图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虽然实际着手编写 的时间,前后总共不到一年时间,但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却经历了整整16个 春秋。它不仅是沈从文,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事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多 磨多难的历史见证。 ----------------- 书香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