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农业生产 东北局成立的1960 年,正是我国从1958 年开始连续三年“大跃进”的最后 一年。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工农业生产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 困难局面。以农业来说,全地区耕地受灾面积达七千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 三十左右。其中,绝产面积1800 万亩左右,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左右。全区 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如辽宁省1960 年的粮食产量仅360 万吨,比1958 年700 万吨减少340 万吨,将近一半,比建国初期1949年405 万吨还减少45 万吨。其它 如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全区农业生产存在很多困难, 口粮、饲料、劳动力、畜力、粪肥都严重不足。所以,东北局一建立就把贯彻执行 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 指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深入开展三反、整 风整社运动,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农村留粮标准之低,是解放 后历年来所未有过的。全区1957 年农村人均口粮留量是514 斤,1960年减到232 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辽宁省这一年城乡粮食销量比1957年减少35 亿斤,下 降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而副食品供应情况就更为严重了,1960 年辽宁城市人均猪 肉消费量,包括特殊供应在内,只有3 斤8 两,而黑龙江省低到只有2 斤8 两,这 里所说的都是市斤。不少农村,特别是辽宁省不少农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 饥饿生病,死亡增加。城乡许多地方普遍发生浮肿病。为了能过上日子,保证灾区 人民休养生息,保证群众维持正常的生产能力,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根据中央提 出的“低标准,瓜菜代”等方针,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采 取发动群众,大搞代食品,适当扩大自留地,搞些小开荒,多种一些早熟作物,分 段安排口粮,及保护和复壮耕畜,并合理安排城市粮食销量等措施;一方面及时向 中央反映东北地区的粮食紧张状况,进一步争取国家的支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 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粮食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1960 年10 月,周总理在中央召 开的会议上,参加东北组讨论时就指出,粮食产量不要估得太高。当时我汇报黑龙 江是186 亿到190 亿斤,吉林是116 亿到120 亿斤,辽宁是90亿斤。周总理当即就 说按低的标准算,合起来是392 亿斤,按高的算我不放心。在问到黑龙江当年要向 国家调出34 亿斤,吉林调出16 亿斤,辽宁调入30 亿斤后,总理担心地问道: 各省是否能安排下,特别讲到黑龙江4 月以后,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 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应该说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地区向 国家调出的粮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调出大批粮食,帮助国家克 服困难。如黑龙江省1959年调出35 亿斤,当年库存还有20 亿斤,1960 年农业 遭灾大减产的情况下,这20 亿斤库存粮又调出去了。由于粮食调出的大苦,1961、 1962 两年东北地区的粮食状况非常紧张。黑龙江省1962 年春天农村缺粮15 亿 斤。那几年,仅大牲畜就死了70 多万头。当时,不少群众写信给中央,反映黑龙 江的情况。我们抽调了一批原籍黑龙江省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用探亲的名义回 乡调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有些报告送给了中央。记得周 总理看了19 篇调查报告,对黑龙江的粮食情况非常重视,找李范五去北京专门汇 报粮食情况,具体研究黑龙江的问题。并说,如果过去早点下去摸摸,情况会知道 的早一些。1960年北戴河会议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 情况掩盖起来了,黑龙江和四川就是1960 年下半年调苦了。总理还作自我批评说, 对这两个地方,我们犯了个大错误,不管我在这个错误中占多大分量,总是不对的, 这两年我认识不到,深受其苦。其实,吉林和辽宁两省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辽宁省 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更为严重的。1960 年末,东北局书记处在沈阳三经 街开会,研究辽宁农村粮食问题,当时的紧张状况使会议开不下去了。我立即给李 富春同志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紧急调拨粮食。富春同志也不 好办,说工业上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一些,粮食这样的事得找小平同志。会后,我们 立即派马明方、强晓初同志去北京,向总理、少奇、小平等同志汇报。那时,辽宁 农村1 至9 月份每人只有120 斤粮,有的还不足120 斤,浮肿是普遍现象,盘山县 情况最为严重,报告死了许多人。朝阳、北票、建平也死了不少人。中央答应紧急 调运2 亿斤粮,这2 亿斤粮食,当时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不然真不知道要多饿死多 少人。 如何使用好这2 亿斤粮食,主管财经工作的马明方同志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他几乎天天算过来算过去,筹划这部分粮食的分配方案,认为主要应当用在春耕大 忙时节。经过反复周密的计算,提出冬闲时一天补助3 两,实行“瓜菜代”,春耕 时一天补助1 斤到1.5 斤。到1961 年秋收时,我又一次来到沈阳郊区的闵家窝棚, 看到那里的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庄稼收成很好,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实践证明, 东北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再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加速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减少 城镇粮食销量。这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 重要措施。东北地区有组织有领导地动员还乡,基本上是从1961年6 月开始的。5 月以前,全区减少城镇人口51 万,大多数是自动离职的。 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在1961 年和1962 年压缩城镇人口360 万,要求精 简职工225 万。到1962 年5 月,全区共压缩城镇人口262 万,精简职工220 万。 此后,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80 多万。两项数字接近完成中央的要求。经过精简和 压缩,使城镇人口比例得到下降,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减少了城镇粮食销量。仅1960 年下半年就少销粮食3 亿斤,减少工资等项开支近4 亿元。 由于采取和实行多种措施,加上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从中央到地方, 党政军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所以,尽管是天灾人祸,生活艰难,但是人心还是 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保持了基本稳定。最根本的是避免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荒, 这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 六十年代初,党中央为了解决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针对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中破坏性最大的“共产风”,发 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在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 中,同样存在紧急指示信所指出的问题。在执行政策方面,“一平二调”的“共产 风”,在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后,许多地区仍然是时起时伏,此起彼伏。特别是在 上海会议后,由于在农村所有制过渡问题上的超前设想和为创造过渡条件,各地方 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使得“共产风”比1958 年更为 严重地泛滥起来,破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 则,损害了大集体下的小自由。有些机关、企业、学校占用公社的土地、劳力、畜 力等,用许多名目掩盖“一平二调”的实质,我到辽宁、黑龙江农村,群众对此反 映很强烈。肇东县姜家公社群众编成顺口溜:“管理区有啥,公社要啥。公社用啥, 就来调啥。轻的调一半,重的连根拔。”富锦县的群众说:“办工厂”调原料,调 车马带绳套,办食堂调锅灶,大搞水利调木料,畜牧场调土地,银行扣款当储蓄, 交通设厂调机器”。在干部作风上,“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瞎 指挥风”比较普遍地存在,甚至放“假卫星”。群众对这些坏作风最为痛恨。辽宁 铁岭县大讥河群众作了一首诗讽刺说:“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 还喊产万斤”。“五风”对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农村民主生活危害最大。中央紧急指 示信的贯彻执行,成为解决当时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的问题,调动群 众积极性,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1960 年11 月,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 示》中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个好方法, 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 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 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 年3 月广州会议上,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 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为了解决东北地区农村在执行政策上 存在的各种问题,东北局书记处为贯彻广州会议精神,研究确定:除在工业、商业、 教育等工作方面进行调查外,在农村工作方面,主要调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 信和试行人民公社六十条中的问题。特别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中的问题以及农村商 业和手工业问题。4 月,我带领两个调查组到辽宁阜新市进行工、农业两方面的调 查。欧阳钦、黄火青、吴德同志分别就近到黑龙江的宁安县、辽宁的盖平县和吉林 的农安县进行农村调查,同时也结合研究工业方面的问题。马明方和喻屏同志去大 连进行财贸和党的组织及干部工作的调查。东北局机关的正副部长也大部分带工作 组下去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活动,仅东北局机关就组成31 个调查组,有139 人参 加。 我和冯纪新等同志在阜新农村进行调查,先后于5 月9 日和14 日两次写信给 毛主席反映农村工作情况。仅就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个是食堂问题。我 所去的阜新县富荣镇公社,大多数食堂办得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不少食堂停伙了, 没停伙的也难以为继。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吃不饱。富荣镇六家子大队共有3 个 食堂,早午两餐每顿只能吃到一个不足4 两粮的饽饽,汤菜不多,晚餐喝稀的,没 有菜。多数食堂代食品原料已用完,代食品也没得吃。如果社员把粮领回家,掺一 些野菜、榆树叶之类或有一点咸菜、大酱,比在食堂还能吃得饱一点;二是“三沾” 受不了。炊事员、管理员、粮食加工员等多吃多占,社员吃不到应得的口粮,群众 极为气愤地说:“一天8 两粮,吃到肚子里7 两就差不离”。此外,群众对办食堂 不便于养猪、养鸡也有不少意见。办食堂,把柴草都集中到食堂,不让群众在家做 饭,病人、老人和妇女、孩子都不方便,尤其是冬季天冷不能烧炕,群众意见最大。 这个富荣镇公社3 月份还有73 个食堂,入伙人数7600 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 四十一。进入5 月,只剩下4 个食堂,入伙人数只占百分之一点九。生产队干部说 :“食堂办也不好,不办也不好,群众不愿办,上边硬让办,队干部真难办。”至 于如何解决,当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不解放,所提出的意见仍然跳不出管 理工作的范围。实际上,办食堂是脱离群众生活和生产实际的,既不利于生产,又 不方便生活,许多食堂停办是实事求是的,是有道理的。再一个是实行供给制问题。 以经济水平中等的富荣镇土地营子生产队为例,1958 至1960 年3 年来,供给部 分的比重,1958 年是百分之五十三点六,1959 年是百分之六十九点四,1960 年是百分之六十点七。由于供给比例过大,劳力强、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不多,劳力 弱、工分少的社员收入不少,破坏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所以,正确解决社 员收入中供给制部分,是纠正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关于牲畜问题。 调查中,感到突出的是保护畜力的问题。对此,困难时期一般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致因饲料不足、饲养不好,牲畜普遍瘦弱,冬季寒潮一来,有不少地方死了牲口。 所以耕畜保膘复壮是个大问题。我在农村调查见到有些生产队对牲畜饲养已建 立了奖励制度,但是责任制尚未普遍建立,特别是没有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对 此,我在几个地方和干部、群众交谈,或在一定的会议上,提倡生产队或社员饲养 要建立责任制和使役、饲养、繁殖奖励制度,对散牛、猎、羊的饲养,改变过分集 中,多下放给社员分散饲养,这样可多积肥,群众的饲养积极性也高。当时,许多 同志都赞成这个意见,认为我对这件事抓得好,我也开玩笑说我到处“吹牛拍马”。 可是“文革”中间,这件事却成了我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一条罪状。我向毛 主席反映的情况还有一个林木问题。我到阜新、朝阳、锦州几个地区,都没有见到 成片的成材林,荒山不少,零星的林木各地都有,但树木破坏很多,树皮被剥光了。 群众房前屋后和自留地里的树木却完好无损,这说明和所有制不无关系。有的则是 管理的问题。 我建议对树木分别情况确定所有制和合理的育林政策。还提出,东北地区荒山、 河滩不少,划定自留山,群众极为拥护。实行自留山政策,不要几年,荒山就可以 长出“毛毛”,既可以保持水土,又可解决部分烧柴。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东北 局集体讨论时,大家针对东北农村的具体情况,归纳出十二个字,就是治山治水, 植树造林,养猪积肥。后来不少地方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 恢复和发展。在“文革”中,这一条也被批判是违背了毛主席的“八字方针”。 之后,强晓初、徐元泉同志带了一个组到东北三省的平原地区进行调查,他们 认为平原地区只搞农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要搞林木,搞手工业。东北局听了汇 报后,赞成他们的意见。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实像毛主席讲的,领导上做到了心中有数,工作起来 “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东北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坚决兑现了各项政策,干 部作风改进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过日子的心盛了。 铁岭县大汎河公社经过整风整社,群众有了干劲,一个多月修了2000 多间房 子,外流的2700 多人,有1200 多人还乡。群众说,东北农村贯彻十二条和六十 条后有三大高兴:一高兴能大搞生产了,过去嘴上讲干劲,心里没干劲;二高兴日 子好过了,“共产风把心吹散了,贯彻政策把心又聚起来了”;三高兴干部作风转 变了,百姓过去躲着干部走,现在和干部并肩走。总之,党和群众共渡难关,战胜 灾荒,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农村的面貌为之一变。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