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央在1961 年就发过通知。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 全会,又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时东北局和三省省委对农村社会主义教 育也都一般地作了部署。1963 年2 月11 日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重 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 “四清”)的经验。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称为“四清”运动。毛主席说:要 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 当时觉得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决心也很大,看来社会主义教育这篇文章是应当好 好地作一作了。 东北地区有的地方的社教在1962 年冬就已经进行。辽宁省锦县县委在1963 年3 月将全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向锦州市委、辽宁省委和东北局写了报 告。这个县的社教运动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采取领导干部讲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 合的方法,着重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解决了群众中的许 多思想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觉得锦县的做法很值得推广。3 月27 白东北 局转发了锦县的材料,批语中肯定了社教运动坚持正面教育的做法。中央工作会议 之后,东北局对东北地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作了进一步部署。为了取得经验,派东 北局农委副主任褚凤岐同志带人到辽宁省锦县余积公社蹲点。运动搞了一段之后, 各地在工作中普遍地注意了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有 的在试点中还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几位书记认为坚持正面教育是社教运动必须坚 持的重要一环。4 月10 日,我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主要 汇报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坚持正面教育、群众自我教育问题;二是 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问题。毛主席认为我的报告所讲的问题值得注意,决定转发。 5 月2 日,主席写了批语,批转了河南省委和我的报告。批语讲到我的报告时说: “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 遍可行的”。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 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有很 多的地、县、杜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 住进行”。“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 政策。”1963 年5 月2 日,我到杭州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中 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陈伯达、胡耀邦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 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在讨论修改这个文件过程中毛主席几次讲话反 复启发我们统一对社教的认识,明确社教的要点。主席说:“要点就是阶级,阶级 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在会上, 主席还表示对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话 感兴趣,这也说明主席当时还是很强调阶级斗争的。会上主席先后批示过的20 件 材料,作为这个《决定》的附件(我给主席写的报告作附件之二印发)。11 日晚 主席思考社教问题一夜未睡。12 日早5 时40 分,主席找我们六个大区的书记去 谈问题。他再三叮嘱我们不要急,注意总结经验,“不要一哄而起,不要打无把握 之仗。”主席还说:只要我们注意掌握正面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团结百分之九十 五的群众和干部,干部要洗温水澡,要帮助干部下楼。要划清界限,有强的领导, 就可以搞好。杭州会议之后,东北局于5 月下旬召开了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也称三 级干部会议)。会议后半段,县委书记、大企业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 解决对社教的认识问题(尤其是地县两级)和是否抓住了社教的要点及采取的方法 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次会议之后,各地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和《前十条》的精神,重 新安排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工作,先后在东北地区的26 个社、队进行了试 点,三省省、地、县三级派出的工作队有6200 多人。东北局和三省省委的一些负 责同志参加了试点。我在会后也到锦县的余积公社蹲点。回想起来当时我们东北局 和省委负责同志对社教都是持认真谨慎的态度,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为了交流社教 试点的经验,7 月5 日东北局在辽宁省锦州市召开了八个试点单位的经验交流会。 我主持了会议,候补书记强晓初也参加了会议。在座谈会上我们强调试点单位的搞 法无论是先进行阶级斗争还是先搞四清,阶级斗争要贯彻运动的始终。我们还特别 强调要依靠基层组织,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提出不要把干部抛在 一边,要帮助干部洗澡下楼,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实事求是,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干 部。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问题上,我们特别明确指出;要分清两类矛盾, 运动中不要整群众。在讨论运动中若干政策时,对干部的贪污退赔问题、对盗窃投 机倒把问题,强调要实事求是,注意掌握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这一时期 的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比较“左”,因处于试点阶段,大家都比较谨慎,大多数 单位搞的还是比较稳的,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折。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于3 月 成立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马明方同志任组长,顾卓新同志任副组长。 县以上机关和工交财贸部门相继开展了五反运动。 1963 年9 月6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前一段试点中有些地方发生的违反 政策和简单化的偏差,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 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我们都感到《后十条》中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规定,与我们前一段运动中的思想是比较合拍的。 随着运动的进展,从得到的信息中我逐渐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形势和农 村阶级斗争现状的估计上有了变化。1964 年5 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 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已不是去年讨论《后十条》时强调团结两个95%的那 种气氛了。毛主席在会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千里。 刘少奇同志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当时 与会同志也都同意这样的估计。都作好了城市农村社教要搞4 、5 年的思想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主席和少奇同志连续对社教运动作出指示,强调领导干部要下 去蹲点,提出四清不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 的问题统统要搞清。并要求省、地委集中搞一个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7 月开始全面展开。 全区农村第一批进行系统社教的有12 个县,另5 个公社、4 个大队。城市开展232 个单位。 各县成立工作团,公社成立工作队。工作团有省委领导同志任团长,东北局、 省、市、县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万人工作团。我带东北局农委、财委的部分同志 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马明方同志到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同志到沈阳七 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同志也都到农村蹲点。9 月18 日中央发出《 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舰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 个《后十条》)。这个第二个《后十条》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认为“敌人拉拢腐 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次运动,是 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 有些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这个文件改变了前一个《后十条》中依靠 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明确提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 研究以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能依靠的就不依靠,整个运 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因此,运动一开始“左”的倾向就较为突出,运动中温度不断 升高。9 月1 日以后中央连续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 结》(即《桃园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和谢富治在 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等文件,这些文件对促使运动向“左”发展都起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这个时期,东北地区的“四清”运动搞得也比较“左”,各工作队(包括 我蹲点的地方)把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都很重,把干部甩在了一边。 年末,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后,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 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运动的重点是 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提法还只是一般地理解,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倒是感到《二十三条》中要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关 于经济退赔的规定等都很符合我们的想法。那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多 数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开始感觉到对基层干部整得过火了,整的面太大, 问题看得过重。另一个是彭真同志讲话对我们的影响。当时,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干 部会议上有个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了要团结两个百 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和抓紧生产斗争的问题。彭真同志讲“破坏生产运动就是破坏我 们的整个事业,那非追究不可。……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同时抓紧生产, 千万不可放松生产。”东北地区放了彭真同志讲话录音后产生了好的影响。(这件 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作为对抗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进行了批判) 因此《二十三条》传达后,各地开始纠正了前段运动中存在的一些“左”的做法。 很短时间即解放了大多数干部。工作队和基层干部、群众思想上都觉得很满意。1965 年2 月我在金县工作团队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和干部的 大多数,“要把解放干部大多数作为一条方针。对犯错误干部的问题要重证据,重 调查研究,结论要实事求是”。在政策上对经济退赔要求既不能马马虎虎,又要合 情合理;关于划阶级问题,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过去的规定办。5 月,东北局根据 三省省委和重点县社教工作团对农村社教运动中关于经济退赔、清理阶级成份、地 主富农浮财和房屋处理、不反社员群众、团结中农、组织处理等八个问题的意见搞 了个规定发到各地。我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抓对青少年教育的问题; 强调在四清新铺开的公社“一进村就要搞三结合”,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这 都反映了《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在金县三十里堡蹲点八、九个月,当时化名叫张坦。我们确实坚持了与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三十里堡公社的供销社,吃饭同职工一样排队买饭。我除 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会听情况,还经常参加一些大田和果树的劳动。当时 参加劳动不是摆样子,而是真干,一干就是半天,与群众混得很熟。群众同我们讲 话也很随便,什么话都讲。有些群众还当面问我“你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有 的群众看到经常有人到我的住地汇报情况,便猜测说“肯定是个大干部”。1965 年春我们栽种的树木,现在已经成材。 在金县“四清”期间,我们还特别强调作好地富子女的工作。富农女儿孙云杰 入党很说明这个问题。孙云杰是金县亮甲店公社葛麻大队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大 连机车厂子弟小学的教师,1962 年她响应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她思想进步, 劳动积极,表现很好,要求入党。大队党支部和工作队想发展她入党,又有些拿不 准。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金县工作团团长王良同志征询我的意见。我考虑到这样 做符合当时中央关于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 的子女要给出路等指示精神,当即表示同意。不久孙云杰被批准入党。“四清”结 束后,她被调到县里任团县委副书记。这件事当时国内有的报纸作了报道,在全国 引起很大反响。后来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有的青年也来信询问。现在看来,这件 事做得还是对的。 这一时期的城乡四清,按中央打歼灭战的方针,中央机关派出34 位负责同志 和2800 多名工作人员到东北地区参加城乡“四清”蹲点(其中95%在城市蹲点)。 我记得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交通部孙大光和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 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 油部康世恩和徐今强在大庆油田。从当时中央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参加四清蹲点,也 可以看出中央对搞好四清的决心是多么大! 金县“四清”结束前,1964 年6 月4 日,我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两个 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因这天正是农历端阳节,东北局办公厅的同志把座谈 记录整理为《端阳话四清》。这次座谈的话题,是从新领导班子怎样巩固和发展四 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谈起的。我鼓励他们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 今后要坚持“三同”;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要让群众称“官衔”,手脚干净 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我还要求他们要有朝气,有闯劲,不要做“量不了米,也丢 不了口袋”的领导。后来这篇《端阳话四清》还转发到全区各社教工作团队。 金县“四清”结束后,在金县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上,发现了一个能正确对待运 动的干部——衣春枝。衣春枝是金县杏树屯公社柳家大队妇代会主任。她在运动中 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即使受到误解时,也毫无怨言,不泄气。我于1965 年11 月3 日,写了一篇《关于推荐衣春枝同志讲话的建议》,建议在全区已经结束和正 在进行四清的各县、各企业单位,组织干部和党员学习衣春枝同志的讲话。 1964 年3 月间,我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听了该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 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汇报。我当时感到培养接班人是个很重 要的问题,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能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具体的计划和行动,确实 很有政治远见。营口市委将这个大队培养接班人的做法向省委和东北局写了报告。 我于5 月13 日就这个问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 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信。5 月18 日毛主席将这封信连同 营口市委的报告一并指示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我的这封信和何屯大队培 养接班人的材料,后来还转发到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 东北地区第二批“四清”运动从1965 年7 月陆续开始。农村开展30 个县、 7 个城市郊区,另90 个公社,派出工作队21 万多人。这次开展的单位,多为重 点产粮区、“小三线”地区和边海防县。城市开展1950 多个单位,很多是大型骨 干企业,同国防、战备有关的或准备内迁的企业以及问题较多的较大单位。第二批 “四清”,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要求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指示,沈阳军区抽 调军区部队和代管单位共3 万余人,分别编入各工作团队。 第二批“四清”,我到辽宁省海城县牌楼公社下房身大队蹲点化名孙云,马明 方同志到辽宁省营口县官屯大队蹲点。因为有第一批试点的经验,这批运动进展较 快,我们在指导上也略感从容一些。虽然总的还是按《二十三条》精神办,有些工 作队开始把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但比第一批纠正的要快一些。干部解放的快,建 立领导核心比第一批抓得早。对运动中的有关问题的处理上也更强调“准”字。我 在1966 年1 月东北局召开的“四清”工作会上,讲话中要求:核实定案要讲究实 事求是,不要怕翻案,不要追求“千字号”、“万字号”。划成份问题,对漏划的 地主富农,不一定一律划回去,可划可不划的不必划,要区别对待,即使非划不可 的,也只能划本人。不提倡挖金银财宝,小量的即使本人主动交出的也不要收,大 量的收不收要经工作团党委批准;小开荒、自留地超过标准的,按《六十条》办, 比规定超过稍多一点的不要收回,个别超出过多的,收回时要经工作团党委批准。 虽然第二批四清运动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很“左”的,但在具体问题的对待上比第一 批略微松动灵活一些。 我们在总结第一批“四清”工作时,各地都反映存在运动和生产结合的不够紧 的问题。我们研究在第二批运动中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在海城蹲点时,就这个问题 我征求了海城县委书记高路宾的意见并同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同志交谈过。后 来听了鞍山农村社教工作团郭延俊同志的汇报,又参加了1 个公社的片会,我发表 了关于揭生产斗争盖子的意见。我说在运动中群众最担心最关心的问题,一是能不 能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一是经过运动生产能不能上得去,因此,在揭阶级斗 争盖子的基础上,要拿出一段时间,集中地揭生产斗争盖子。通过放手发动群众, 学习大寨精神,以大寨为样板,揭问题。找差距,查原因,进一步激发干部和群众 的积极性,使运动更好地落实到坚持思想革命化,开展以八字宪法为内容的农业技 术改造和科学实践,改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以及农村各项建设上来。这个问题我是 想了很久的。有一次在杭州开会讨论《前十条》时,我问过毛主席,现在这样强调 阶级斗争,为什么还把生产斗争放在阶级斗争的前面,生产斗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 占什么样的位置,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短暂的,生产斗争是永久的。 我当时理解生产斗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忽视抓生产斗争是不对的。不久,我 给顾卓新、喻屏、强晓初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三省都能在运动中增加揭生产斗争 盖子的内容。东北局转发了我的信和我在海城的讲话要点,要求点上的四清单位和 面上的都要开展揭生产斗争盖子的工作。我在海城看到经过揭生产斗争盖子,工作 队、公社和大队干部都敢抓生产了,长远的规划也得到了落实,确实解决了农业生 产和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当时也未跳出阶级斗争的窠臼,可 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被当作唯生产力论而横遭批判。 东北地区第二批农村“四清”运动于1966 年5 、6 月间结束。第三批运动原 定开展29 个县,工作队于5 、6 月陆续进点。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各地的四清运动很难进行,不久工作队先后撤出。这场“四清”运动,对于解决干 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社队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整个运 动,不论是贯彻《前十条》、《后十条》还是《二十三条》,都是在“左”的思想 指导下进行的,对基层干部的总体估计上有片面性,对干部中的问题看得过重,使 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错误处理。对于当时一些“左”的做法,从总的方面来讲,我 个人不仅是同意的,而且是贯彻执行了的。八十年代初,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期间,曾对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讲,在“四清”运动中我蹲点的几个地 方,凡是搞错了或者搞过了的,都应当由我负责,请省委予以纠正。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