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找到红军找到党;老战友再度重逢 这部分部队恰恰是红军的第三十一团。我们走近时正见到高自立站在高处给红 军战士讲话。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对着高自立大声的喊着: “高自立!”“你是哪一个?”因为我来的突然,又穿着国民党兵的军服,他 一下子没能认出我。 “我是宋任穷”“老兄,你这是怎么搞的?!”高自立这才认清站在他面前的 我,十分惊讶。 “我是带人交枪来了。”于是我便把自己的遭遇以及从井冈山与部队失散后, 如何寻找部队到为什么当国民党兵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兴奋的把我领到 七支队,这个支队便是我以前在过的七连,原连长周昆现任大队长,欧阳健任政治 委员。我们三个老战友又见面了,故友重逢,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当晚,我们 三个便住在一起,那时大家都在山上露营。我们都很激动,我十分委屈地向他们讲 述了与他们失散后的遭遇,他们也详细地给我讲古田会议的精神,以及我们分别以 后队伍是如何打仗的等等。那夜,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整整谈了一夜。 后来,部队开了俘虏兵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主持,朱德军长讲了话,也安 排俘虏兵代表讲话。当时,组织上经研究决定,让我这次也作为俘虏兵代表在大会 上发言。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大多是被抓夫的贫苦农民。经过工作,不少俘虏兵提 高了觉悟,表示愿意反戈一击,留下当红军。 第二天,他们又送我去纵队政治部。到了那里,我的熟人更多了,孙开础、邓 华、谭政等。张际春、罗瑞卿听说我回来,都纷纷来看我。后来向党组织我把自己 离队后的一切情况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讲了井冈山失败后失去联络的经过,请求 审查。审查也不难,可以向我带过来的十多个人,调查我在国民党部队里的表现; 另外,从井冈山下来的原来部队的同志,好多现在也都还在。 孙开础负责审查。他说先工作,让我到宣传科当干事。谭政任科长。过了一段, 谭政调任政治部主任,我代科长,下设三个支队宣传队。 审查了一个多月,孙开础找我谈话,说已经审查清楚。不久,就恢复了我的党 籍。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又决定调我到三纵队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当政治委员。这 正是浏阳出来的队伍。到那里,班排长与我原来就熟,我带过来的一些俘虏也在那 儿。当时上级还专门派人向部队介绍我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部队里补充的俘虏兵 不少,怕他们对我不服气。来介绍的人反复的说明我是当年的老红军了,在井冈山 就参加了红军的队伍,那些俘虏兵才服气了。 九支队的支队长是张宗逊,政治委员是朱良才。原来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 人都在支队(营)、纵队(团)一级,而我还在连一级。他们对我都很关心。在这 里打了几仗。此时,立三路线开始了,提出打南昌、打长沙。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大队都比较能打仗。打长沙前,三纵队改为十二军, 军长伍中豪,政委是谭震林。一纵队改为第四军,军长林彪,政委是罗荣桓。 在打长沙的路上,打安福县战斗中,伍中豪牺牲了。副军长罗炳辉接任军长。 1930 年打开吉安后,我调到三十五师一○四团。这是个小团,团长粟裕,我 任政委。粟裕同志比我年长,政治、军事方面都强,也能团结人,我们合作得很好。 后来,粟裕调任师参谋长,石金山接任团长。 1931 年底,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 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主要 作用的是赵博生。他在二十六路军当参谋长,没有什么权,还不如一个军长;蒋介 石还想利用同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之机消灭或削弱这些杂牌军;同时这些人也有抗日 要求。那时,赵博生已经是共产党员,二十六军中也有了共产党支部,有刘振亚、 王铭武、袁血卒同志等十多名党员。赵、董牵头,季振同联络团长黄中岳参加,一 万七千多人起义。没有季振同的作用,就不可能把部队全部拉出来。季振同是有很 大功劳的。后来改编成第五军团,军团长是季振同,董振堂任副军团长,黄中岳任 十五军军长,共三个军。 五军团这次暴动,是人数最多的一次。1930 年程子华在湖北领导阳新、大冶 暴动,那次才一千人左右,过来后成立了八军。上海党中央《红旗》上称作“模范 兵变第一声”。而宁都暴动,一下子过来一万七千多人,而且武器好,能打仗。 后来,季振同、黄中岳二人因有通敌的嫌疑被免了职,董振堂任五军团的军团 长,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十五军是季振同、黄中岳的老底子,左权任军长,我调到 那里任四十四师一三○团政治委员,团长是刘振亚。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