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成立红军干部团;突破四道封锁线 1934 年10 月,我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出发前夕,为了适 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 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 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 杨殷二烈士而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 而命名);特科学校。中央军委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为红军干部 团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钟伟剑同志,遵义会议以后为毕士梯同志,又名 杨林,朝鲜人。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一营、 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是特科学校编成的特科营,培 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四个 营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 ;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 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和上于队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 员若干人。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我们这个团的学 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我们的 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 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因此,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 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修整的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 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紧 张,这种训练时断时续。可以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党政 干部的学校,长征途中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 编,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团,由我们保护和照顾。如董必武、徐特立两位老 同志,还有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团。毛泽东同志对陈赓同志 和我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董老和徐老年纪比我们大得多,长征途中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他们很少骑马, 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徐老还常常照顾他的警卫员。大家对这几位老同志都十分 尊敬、关心和爱戴。每次行军、宿营,我们都要认真检查,看看董、徐二老和其他 几位同志到了没有,伺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等。 长征开始时,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 印刷所、X 光机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坛坛罐罐”很多,活像大搬家。 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粤、湘、桂、 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在湘粤边界、湘南、湘江附近连 设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我军。在数十万敌人穷追不舍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 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部队庞大、累赘,行军 速度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走山路。山间小道婉蜒崎 岖,部队拥挤不堪,我们沿途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 斗周旋,对我军是严峻的考验。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红军英勇奋战, 边走边打,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4 年12 月初渡过湘江,到达广西境内。过湘江时,我军同敌人打了一个大仗,八军 团被切断了,没有渡过湘江,伤亡很大,几乎全部损失了。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 我军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已折损过半。 这时,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断然放弃长征出发时的原定计划,即一方面军到湘 西与贺龙、任弼时、肖克同志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蒋介石已经觉察到我们 的意图,调集了十几万大军等候在湘西。毛泽东同志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方向前进。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 确主张,决定向川黔边境挺进。这样,可把十几万敌人甩在湘西,红军才能摆脱险 境。这时,我军紧缩编制,丢掉了不必要的辎重,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这样做, 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了贵州东部的许多县城,于一九三四年底抵达乌江南岸。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