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执行政策,收编各类武装 “七·七”事变后,冀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打着各种旗号的武装。如何按照党的 统战政策,正确对待这些武装,是我们进入冀南后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些武装 出现的原因是:日军打到冀南来了,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也跟 着跑了,成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流落在民间的枪支很多,有些爱国青年知识分子, 看到日寇入侵步步紧逼,山河破碎,同胞受辱,愤然组织起武装抗日救国。还有些 人出于“保家护村”,也组织起武装。也有少数土匪坏人趁机组织武装,扩大势力。 也有些人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感到没有出路,拉起队伍寻找出路。这些武装,有的 称“游杂武装”,有的称“杂色武装”,也有的称地方武装。不管如何称呼,其基 本特点是相同的,就是杂。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这些武装,除 个别为汉奸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他们既有被我争取、 改造的可能,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又有被敌人收买、利用的可能,成为助敌为虐 的反动武装。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对此,中央军委曾给邓政委、徐 副师长和我发过电报,指示我们“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所属的零散部队迅速设法 去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 根据军委和师首长指示,我们积极争取、收编、改造各色武装。同样,敌人在 其已占地区也是大力收编土匪、保安团队,组建伪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威 县伪警备旅就是被日军清水部队收编的原威县城北的民团。这支部队经过冀南地方 党做工作大力争取,加之我军声望和胜利发展的影响,毅然弃暗投明接受我军收编。 我们将该部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 在威县七级一带进行了整训。我到七级镇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 我给他们讲了抗战形势,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改变 这支部队的复杂成份,派了些党员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去。在部队中发展党员, 加强党的工作。这个部队大部分是威县子弟、是一支土生土长的游击武装。地域观 念较强,愿意在本乡本土抗日。针对这种思想,我着重向他们讲了抗日与爱乡的关 系,爱家乡首先要救国家。抗日不能只在本地抗,抗日不能“自扫门前雪”。这支 部队经过几次整编,后来编为新四旅十一团、转战南北,屡建战功,成为冀南主力 部队之一。 段海洲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是接受我们改 编的两股比较大的武装。 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学生出身。“七·七”事变后,在家乡一带联络了一 些亲朋友好和一些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少数共产党员),组织起一支抗日武 装,称为“青年抗敌义勇军团”,段为司令。这支武装发展很快,到1938 年初就 有4000 余人。驻在武强一带。另在冀县一带有一支武装称“河北民军第二路”, 头头叫赵云祥,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南撤时未走的一名军官,收罗了一些散兵游 勇,打起“抗日”旗号,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占据了冀县、衡水一带。为扩充实力, 多占地盘,赵部想吃掉段部,两部有矛盾。 我到冀南前夕,再道同志曾邀请段、赵商谈共同抗日。当时段、赵两部是冀南 地区各种武装中最大的两股。我军初到冀南,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或暂时保 持中立,对我军发展有利。 后来,段海洲派他的秘书陈元龙等几次来南宫,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段本人也 曾亲自来南宫,我们接待的非常热情。徐副师长亲自和他谈话。我和再道同志也参 加了。我们态度诚恳、坦率,推心置腹。段很受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段一再 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我说:欢迎你参加八路军,我立即给总部首长发电请示。第二 天我和再道同志请段和陈元龙吃饭,席间收到刘师长的回电,同意收编段部,我们 举杯相庆。徐副师长对段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改编时不给你拆散,保 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名字改一改,叫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 段仍当司令,派李聚奎任政治委员。 我们所以能顺利改编段部,主要原因:一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和我 军的模范行动;二是受赵云祥部威胁,恐遭吞并;三是内部的地下党员和一批爱国 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四是段海洲本人有一定的抗日要求。 为了改造和培养干部,段部改编为青纵后在南宫县苏村办了培训班。徐副师长 讲授“运动战与游击战”,我讲授“统一战线”,刘志坚同志讲授“政治工作”, 张茂林讲授“敌军工作”。 后来将以老红军团——七七一团为骨干的独立旅编入青纵。段仍为司令,徐深 吉为副司令。这支部队战斗力大大加强,成为一支正规的野战部队。 在长期战斗中,造就锻炼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有的建国后成了国家的高级干 部,有的当了将军。也有一些同志在胜利前就血洒疆场,以身殉国。青纵政治部副 主任陈元龙同志就是其中之一。1985 年陈元龙的父亲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并寄给我 一封信,我给回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表示:“元龙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我 们至今仍感到十分悲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冀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指战 员、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包括陈元龙同志在内。”后来段海洲因患眼疾请假回乡, 徐副师长批准了他的要求。行前还送了些马匹、枪支,段回去后,又将马匹、枪支 送回来了,他本人离了队,到了石友三那里,他们有旧关系。讨逆时,徐深吉同志 曾给他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劝其回头,他听不进去。段海洲离队,抱憾终身, 主要责任在他自己。 如果从我们工作上严格检查,也不是没有一点教训的。 我们收编的另一支较大的武装是赵辉楼的部队。赵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旧军 人。“七·七”事变后,为了“保家护村”抵御土匪骚扰,组织起束鹿、赵县、藁 城、栾城、晋县五个县的联庄会。其成员大部分是农民。为争取赵辉楼共同抗日, 地方党派人去做工作。1938 年初,五县联庄会改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后来 赵辉楼主动提出要将其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我们就改编问题和赵进行商谈。商谈结 果并报请上级批准:一、赵部改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赵为司令员,赵月舫 为政治部主任。编三个团,每团两个营;二、给赵部派各级政治干部;三、暂驻束 鹿、晋县、藁城、赵县地区及石家庄一带活动。冀豫支队开始改编时,曾有加不加 “八路军”三个字的讨论,后来还是同意在“冀豫支队”前加上“八路军”。 1938 年秋,根据一二九师首长指示,赵辉楼部和汪乃贵支队合并,仍称八路 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冀豫支队),赵任司令员,副司令员汪乃贵,政治部主 任赵月舫,参谋长范朝利。赵辉楼同志进步很快,不久就入了党,成为我党正式党 员。这支部队后来调给三八五旅了,成了一支骨干力量,赵担任副旅长。冀豫支队 的有些干部留在冀南了,如范朝利、李定灼等同志。 除这三支较大的外,还收编了许多股各类武装,像景县的葛贵斋、衡水的邵伯 武、邱县的李景龙、冀县的金庆江、宁晋的赵勤甫,以及许多县区的保安队等。葛 贵斋还当了我们军分区的司令员,后来叛变跑了。 为了安定冀南社会秩序,对有些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惯匪,我们毫不手软,坚 决打击消灭之。比如任县的刘国栋,绰号刘磨头。不仅不听我之忠告,反而卖身投 靠日军。奸淫掠枪无恶不作。盘踞在号称小梁山泊的环水村,二十年来未能攻破过。 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一举将其消灭,群众拍手称快。 枣强县民团团长杨玉昆,也是一个顽固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日军,被秘密委任 为枣强、景县、故城三县“剿匪”司令。我曾多次派人与其谈判,做争取团结工作, 希望他放弃反动立场与我共同抗日。杨拒绝我抗日主张,并公然扣押抗日人员,限 制抗日活动,并要把“战委会赶出县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志坚同志率部 队开进枣强县城,将杨逮捕,解除了该县保安团武装。后我将该保安团改编为东纵 独立团。 我们在武装工作上,尽管有些地方还有缺点,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取得了 不小的成绩。从1938 年1 月东纵到冀南,至8 月底半年多时间,共争取、收编、 改造各类武装近万人,这不仅极大充实壮大了我军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加 速根据地的创建都有重要作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摸索了一些有益经验。主要是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首要一点。其次是团结新部队,首先团 结其中的干部,尤其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再就是必须及时而耐心的对下属部队及普 通战斗员做政治工作,加强民族教育。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不能操之过 急、要求过高,不能一切像老部队一样要求。但也不能不讲条件过分迁就。 收编土匪武装比其他一般的武装就更艰巨、更复杂一些,必须想尽各种办法。 因为土匪容易失去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所以最容易被敌人拉过去当伪军。收编土 匪应与其订立条约,内容一般是坚持抗战到底,遵守政府法令,保护人民利益,服 从指挥等。土匪一般重视所谓江湖义气。因此,除加强政治上团结外,还要注意私 人感情的培养,遇事与他们多商量,多照顾他们,这也是对政治工作的一种辅助, 也是帮助政治工作的办法。对于比较进步有民族觉悟的土匪,可保持原来编制,用 原来的干部,但要加入新成份或把我们老部队编进去作骨干。派干部必须派强有力 的干部。多带领他们对日军作战,在战斗的考验中可以淘汰一些败类。对民族觉悟 不高的土匪,如不愿加入八路军可编为外围军,用各种方式帮助其进步。对最坏的 土匪,收编成外围军都不可能,对此,在群众拥护下,在有胜利把握的条件下,坚 决消灭之。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