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民齐努力,生产自救,战胜大灾荒 除了军事上的困难外,天灾也来了。1942 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 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 微。 1943 年灾情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8 个月。许多水井 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冀南灾荒发展比较早和最严重的地 区为一专区的元城、大名,三专区平大路以东地区,四专区的清江、邱县、企之、 广曲、临清,二专区的巨鹿、冀特区、新河、宁南三区,六专区的垂杨、清河、冀 县等地。夏粮几乎颗粒无收。有些地区未能播种,有些地区春苗枯死,入秋后仍是 白地一片。冀南全区有884 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有不少地区成了“无苗区”。 旱灾之后接瞳而来的是水灾。饱受8 个多月干旱之苦的冀南军民,入秋后,又 连遭暴雨,洪水泛滥,滏阳河、卫河两岸尽成泽国。水势稍退后,日本侵略者又先 后破坏了运河、漳河、滏阳河等河堤,使河水漫溢,洪水退后的大片土地再度被大 水淹没。受害地区达30 余县,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 馆陶全县64%的村庄成了“水村”,武城县被淹110 个村,清河县被淹面积达 50%,任县、隆平县更严重。房屋塌倒,人畜漂没,半浸在水中的断垣残壁,景象 十分凄惨。 冀南的灾荒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自日军入侵冀南后不仅放水淹田毁坏耕地, 而且修据点、修炮楼、修公路、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等占去了大量良田。以广平县 为例,全县共有89 个村,敌人在10 个村庄修了炮楼,占地2 顷。修公路56 里, 占地4 顷多,共计占地10 顷多。按每亩地每年收粮4 斗,一年共收获粮食104 万 多斤,可供1730 多人吃用。如果再加上敌人实施的“三光”政策所毁的良田和烧 毁的村舍,那就更多了,弄得多少人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人祸”加剧“天灾”, “天灾”又加深“人祸”。“天灾”和“人祸”交相肆虐,陷冀南人民于水深火热 之中。 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少见。蝗 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 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 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 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 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 蝗虫如此厉害,确实惊人。当时,我找到一本历史书看,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书名叫什么都记不清了。书中记载有清朝康熙、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情况,也是十分 惊人的。那本书还讲了印度闹蝗虫的一个例子。印度有一次蝗灾最厉害时,铁路上 铺了厚厚一层蝗虫,火车开过来时出轨了。当时还真有点不敢相信。最近看报纸, 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说埃塞俄比亚东部遭蝗虫袭击,大批蝗虫使火车的动力装置 失灵,甚至造成火车出轨。可见那本书的记载还是有根据的。 继灾荒而来的还有瘟疫,当时有痢疾、浮肿,还有更可怕的霍乱流行。 一家人上吐下泻,有的病一、二日而死,亦有的发病一、二小时即死的。冀南 人民灾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 余人,因霍乱而死者3000 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 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集日因饥饿、 疾病倒街而死者30 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 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 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 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 成了“无人村”。往年收成比太行一带好的冀南平原,变得杂草丛生,满目荒凉。 在冀南这段时间,我才真正体会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八个字的含意。 过去多是从字表面上理解这句成语,这次从实践中理解和体会“祸不单行”,可就 深刻得多了。真所谓“福不双至,祸必重来”。灾害来了,衣食无着,身体必然就 弱了,生病的也就多了。人生病了,又缺医少药。天气久旱无雨,一旦下雨,又往 往出现暴雨,以至泛滥成灾。越是久旱不雨,一旦来雨就容易下雹子。“祸不单行” 四个字,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老百姓荒年的悲惨。 那时部队吃饭也限量。吃饭时司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了不管饱”。我 们有的县长饿得竟昏倒在地上。那时的干部和群众是同甘共苦的,没有一点特殊化。 有一次我到曲周县一个村庄,正遇到一家妇女生孩子。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家里什 么吃的也没有,大人孩子危在旦夕。见到这种情景,我们心中极为难过,送了她3D 斤小米,救活了母子俩,她很感激。那个年代,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好得很,真正 是同生死、共患难,我的二女儿此时出生,将她放在邱县南辛店老百姓家中。按照 规定,每月留给奶妈30 斤小米。这30 斤小米,在当时可解决大问题了,不仅可 以养活小孩,也大大接济了房东一家三口人。“文化大革命”后,这位房东大妈到 北京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再感谢她收养了我们的女儿,她反过来向我们道谢,说在 这灾荒年每月30斤小米也帮助了她们渡过难关。房东家离我们的地下医院很近,我 的二女儿就拿个碗常到医院,人们见了就给她一勺吃。她就是这样饿着肚子长大的。 我的三女儿宋适荒放在元城县一位老百姓家里,由于又饿又病接回来没几天就 死了。那时,不只是寻常百姓家忍饥挨饿,有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当干部的也同 样忍饥挨饿,家里人也有被饥荒夺走生命的。 遇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自然灾害,时间又这么长,确是历史上罕见的。 旱、涝、蝗、雹加上瘟疫,真可谓“五毒”俱全,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存。 敌人频繁地、残酷地“扫荡”、“围剿”,使冀南遭受严重损失,抗日军民付出了 巨大的牺牲。但这并不可怕,只要军民团结奋战,同仇敌忾,就可以和敌人继续斗 下去。日寇是不可能把我们赶出冀南平原的。而我们,不管如何艰难困苦,最后却 要将日寇赶出冀南。但是,如此严重的灾荒确实令人可怕。解决不好救灾度荒问题, 我们就有可能被灾荒赶走。已经有不少老百姓携儿带女离开冀南,逃往他乡。 坚持冀南抗战,燃眉之急是解决好生产救灾,度过饥荒,安定人心。饿着肚子 怎么打鬼子。我们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生产救灾度 饥荒的工作。行署和各级政府建立了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区赈济灾民,积极设法 发放贷款,调济粮食,救济灾民。我们从冀鲁豫区借了粮食300 万斤、麦种50 万 斤运回冀南,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用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其实,冀鲁豫区也 并不富裕,也是度过灾荒不久。他们这种高尚风格,冀南同志很受感动。 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十分关心冀南的灾情,积极支持冀南生 产救灾度荒。1943 年,边区政府先后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款740 余万元(冀南票, 下同)、贷粮和救济粮64.8 万余斤。秋季洪水过后,边区政府又给冀南贷麦种190 万余斤,发放救济粮326.5 万余斤,还有大批食品。 有了粮食,老百姓的情绪逐渐稳定了。 我们还开展了借粮活动。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战、互助互济、共度难关的精神。 借粮是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余粮户基本上都是地主。开展借粮的村成立借粮评议 小组,通过调查摸底,公允地提出借粮数量。讲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避免出现 顶着不借局面,顺顺当当地借出粮食。此外还开展以工贷赈,组织各种互助组,挖 河筑堤,兴修水利,进行生产自救。根据连续旱灾、水灾情况,培修堤岸治理决口, 疏浚河道开渠引水。 冀南军区领导部队一面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一面同冀南人民一道开展抗灾救灾, 协助地方堵口筑堤,疏河道、开水渠等,据不完全统计总长达460 余公里,帮助群 众打井一万眼。大规模开展捕蝗活动。当时捕蝗的场面是轰轰烈烈的。党政军民一 齐动手,人山人海。开始捕蝗时,有个别老百姓思想还不太通。可能是受封建迷信 影响,不愿意打。把蝗虫看作“神虫”,主张烧香祈祷,请求“神虫”嘴下留情, 不要吞噬庄稼。也有人以邻为壑,主张敲锣打鼓将蝗虫轰出本区了事。我们打多了, 有些老百姓还不高兴,我们只好耐心做工作,思想很快就通了。时代不同了,只要 把道理讲清楚,思想认识很好解决。军队按单位统计数量,按斤计算上报。地方捕 蝗由政府发动各村群众联合作战,党政军民大打“人民战争”。有的扫帚打,有的 木锨打,也有的用木棍钉上鞋底打。男女老幼齐出动,有打的,有喊的,其场面甚 是壮观。在蝗虫多的地方采取挖沟的办法,沟深2 尺、宽1 尺,将蝗蝻赶入沟内, 然后用土埋死。这种办法古人就曾用过。史书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闹蝗虫时,老百姓 就用过就种办法消灭蝗虫。到了冬天,我们还组织人力将蝗卵挖出焚烧,这个办法 比土埋蝗蝻的效果还好。据有的书记载,清朝还有一种制度,一旦发现蝗灾,即调 军队前去助民捕蝗。这本来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老百姓不愿意。因为清军到灾 区后,要好吃好喝招待,灾年的老百姓怎么负担得起。清军下乡,还践踏庄稼。所 以,老百姓宁肯隐匿不报。这些封建军队比蝗虫更可怕,与其引来兵灾,不如忍受 蝗灾。我军是人民军队,我们助民捕蝗非常受欢迎,各地军民联合捕蝗不仅消灭了 蝗虫灾害,而且从中体会到团结的力量,只要团结一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冀南最困难的1943 年,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同志到冀南检查、指导工作。黄 敬同志作风根深入,在路上遇到老百姓,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聊天,向他们作调查。 我们招待黄敬同志吃饭,最好的饭是小米饭,最好的菜是辣椒酱和芝麻酱,而且每 顿饭的菜只能给很少一点。 1944 年麦收后,严重的灾荒基本上过去了。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形势好 多了。但是,要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彻底克服灾荒所造成的困难,并不是那么 简单。还要很好解决在灾荒中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特殊问题,如赎地问题、非正 常婚姻和卖儿卖女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可能影响农村生产恢复和发展。在 严重的灾荒中,有些农户为了度荒,把土地典卖了。 灾荒过后,专署发出赎地训令,明确指出:凡1943 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 卖之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区党委、行署和各级政府大力帮助贫困农民赎回灾荒 中低价卖出的土地。同时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活动,也称“双减双增” 活动。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非正常婚姻是指在灾荒中,有 些贫困农民因饥饿妻子再嫁,有的卖儿卖女。为使骨肉团聚,党和政府进行了大量 细致调查工作,尽最大努力解决灾荒中妻离子散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 的,不仅有利于安定群众情绪,发展农村经济,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人民群 众的抗战积极性。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