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咬紧牙渡难关 1942 年和1943 年两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代。 敌人疯狂地进攻,“合围”、“扫荡”、“封锁”、“蚕食”、“治安强化” 等,敌我斗争极其尖锐、残酷,又错综复杂,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 等各方面的斗争。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容纳大兵团活动的地区已经没有了。 根据地被分割后,根据地村庄距离敌人据点、碉堡近的只有2 、3 里,中间无 一村之隔,敌人随时都可以组织进攻和袭击。不只每天,而且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 斗。前一分钟还平静无事,也许在一分钟之后就有一场恶战发生。 1942 年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400 余次,平均每日7 次,1943 年大小战斗 4000 余次,平均每日10 多次。 在战斗如此频繁、激烈的情况下,又偏偏遇上历史上少见的严重自然灾害,旱 灾、水灾、雹灾、虫灾接踵而来。灾害种类之多、受灾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空 前的。加之,伴随自然灾害而来还有传染病流行,严重威胁着抗日军民的生存。可 谓天灾人祸,苦不堪言。这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熬时间,“看着表不走,看着 太阳不动”,这个滋味没经过当时实践,是体会不到的。 “四·二九”大合围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我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我还是冀南行署主任,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我们紧紧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上级首长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坚持 斗争,坚持根据地。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5 月初,刘邓 首长就明确指出:“四·二九”受挫后,在干部和部队中必然会发生失败情绪,甚 至怀疑今后平原能否坚持,地方也会有这些问题。指示我们必须提高部队与地方的 斗争信心与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 6 月下旬,北方局也提醒我们: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此种严重局面还在 发展,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坚持冀南抗战的信心,要保 护群众力量。号召冀南区“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 我们遵照北方局和刘邓首长指示,根据冀南区被敌人分割的严重形势,1942 年10 月初,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冀南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大家深 入分析了冀南区斗争的严重形势,进一步研究了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和当前困难的 程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足冀南,励精图治,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不管环境 多么困难,斗争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平原。“县不离县”(是指县委、县政府 和县游击队的活动不离开本县,在本地区坚持斗争),冀南党和八路军始终和冀南 人民在一起,决心与冀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 区党委根据扩大会议精神,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 今冬明春的严重形势和艰苦局面,不会有所减轻和改变,一切工作必须从最严 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巩固思想阵地,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冀南抗日军民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我们对不同地区确定了不同的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 式,以继续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在敌人统治较久、较巩固的地区,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着重 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同时也不放松 团结基本群众,指导其日常的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采用“革命的两面政 策”,利用敌人统治范围内很少的一点合法为掩护,以积蓄抗日力量,保护人民利 益。采取这种策略的村庄,各种组织形式,在表面上完全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实质 则是抗日的,也就是所谓“白皮红心”。 在接近敌人主要交通线和主要据点但其统治却都比较弱的地区,一方面坚持秘 密工作,一方面团结和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扩大抗日政府和抗臼军队 的政治影响。这种隐蔽的斗争,要注意及时而动、适可而止。 在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则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配合革命的两面政权,保护 群众利益,摧毁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维持”斗争,牵制与消耗敌人,阻 止与迟滞敌人向我根据地推进。 在我游击根据地,积极进行武装建设,从保卫群众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改造 村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加强群众游击战争,准备应付更险恶的环境。 根据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式的变化,组织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实行精兵 简政,紧缩领导机关,领导机关全部军事化。政权组织,随军行动。 旅与分区合并,正规军进一步实行地方化,以连、排甚至大班为独立行动单位, 开展游击战争。 “精兵简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党中央极为重视。在1941 年底,党中 央就强调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根据地人民能否养活我 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假如民力很快消耗,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 我脱离,那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中央要求我党政军领导均应深刻了解这一点。我们根据党中央和一二九师“精 兵简政”的指示,在1942 年、1943 年两年中,军区进行了六次精简整编。 整编后,军区司令部只保留4 个科,11 名干部。军区政治部平时只由刘志坚 主任带一名秘书负责政治部全面工作。军区直属队总共只有161 人。地方机关也进 行了精简,有的县政府只留县长、秘书2 个人,县委也只有3 个人。 部队还减发口粮,严格限定吃饭人数,停发菜金、办公费和各种杂支费,节衣 缩食,和群众共渡难关。 在精兵简政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分区主要领导参加地委常 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委、指导员。党中央 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由 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服 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许多地区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后,群众抗日情绪受挫。敌人气焰十分嚣张,敌 特汉奸异常活跃。为打击敌特的猖撅活动,保护群众利益,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开展敌占区工作,贯彻“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军区和区党委经过周密调查和准 备,挑选一些熟悉敌占区情况并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组织起20 多支精 干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秘密进入敌占区,访问当地士绅名流和有影响的 人物,宣传我党和抗日政府的政策,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对少数作恶多端、民 愤极大的汉奸、敌特严惩不贷,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杀一儆百,显示我们的威力, 为受害的群众撑腰出气。 我们还把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了许多分散小部队,由得力干部率领,分散 到各县开展游击战。小部队和武工队相结合,深入“格子网”,开展敌占区、接敌 区工作,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创造小块根据地,扩大 回旋余地。 我们还吸取了冀中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将用于坚壁、藏身的地洞,逐步发展成 能藏能打的地道。有些村里的地道户户相通,有的村与村之间也挖通了。冀南区开 展地道斗争比较好的,是靠近冀中的第五军分区。 冀南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改造村形”的办法和敌人斗争,并将“改造村形”和 开展地道斗争结合起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谓“改造村形”,就是把一个村 子内的几个方向的街道口或胡同口堵起来,只留一条出入口,并将村内一些院落贯 通,在适当地方构筑隐蔽的射击孔。这样,一个村子就变成了一座地上“堡垒”。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抗日军民利用房上的天桥、暗堡,村头、街中的挡墙以 及村内、村外的地道打击敌人,坚持和发展冀南的游击战争。 刘邓首长看到我们冀南太艰苦了,牺牲的干部太多了,为了保存干部,来电报 征求我们的意见,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搬到平汉铁路以西办公。 这是刘邓从战略上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开会讨论是搬还是不搬。师首长这样 关心冀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讨论结果,都表示不能搬到路西去,留在原地咬 紧牙关坚持斗争。群众对我们很熟悉,如果我们走了,对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有影响。 只要我们留在冀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在群众中走几趟,老百姓看到我们,同群 众见一面,就是对群众的鼓舞,就有一种政治工作的作用,就能坚定大家的信心。 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马,就知道这是某某的马,就知道陈再道、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 还在这里。 我们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现在和我们刚到冀南时相比,大不一样。 那时,冀南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到了老百姓家里。大姑娘们都藏着不敢见 面,躲着我们。经过一段群众工作,对我们了解了,就开始露面了。以后时间长了, 彼此就更了解了,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同老头几、老太太、姑娘、媳妇,都 住在一个院子里,好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而他们全家宁可挤在一起。那时的军民 关系真是水乳交融。如果我们离开些日子的话,回来一进门,老百姓见了就说: “啊,又回来了。”他们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非常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这虽然 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包含着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这是经过多少工作之后,军 民凝成的感情得到的一句话。我们进了院子,原来住哪间房子,还住那间房子,真 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讨论的结果报告师部后,刘邓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领导机关没往路西 搬,和广大军民一起,不管多苦、多难,一直在冀南坚持斗争。 后来,中央考虑到冀南的回旋余地大小了,把冀鲁豫的三分区所辖之堂邑、冠 县、濮县、清平、朝城、临清六县划归冀南,改成冀南第七军分区,赵健民任司令 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牺牲后由许梦侠接任),专员周持衡。我们 跨卫河地区,活动余地就大了。实在困难时,可以跳过卫河休息一下。 为了减轻发生严重灾荒的冀南人民的负担,1943 年将骑兵团、七七一团、十 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抽出一批干部上 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刘志坚、范朝利、钟汉华等同志去了延安。徐深吉调太行 后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王宏坤同志 也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还有一大批冀南的党政军干部到偏城参加整风抢救运动, 称后梯队。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同志。 在冀南留下少数干部就地坚持,称“咬牙干部”。冀南地区留下王任重、朱光、 王蕴瑞和我,机关和直属队的人数很少了,不足二百人,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的 后勤机关都转入了地下。那时我身兼四职。困难时期我们都穿便衣。发现敌情就分 成两股,王蕴瑞指挥一坨,我指挥一坨。到一个地方,干部、战士都睡在一个房子 里,不管是官、是兵,还是炊事员,都打地铺。 狗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保密,我们开展了打狗运动。那时保密工作非常好, 一股住村东头,一股住村西头,谁也不知道谁。天亮后,一见面原来都住在一个村 子里。 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不但帮助群众搞生产自救,我们自己也组织生产自救。我 和任重、蕴瑞、朱光同志,在邱(县)北就拉犁种过地。那时没有牲口,只好组织 人拉犁。即使有了牲口也不行,没有粮食喂,人还没有吃的,哪里还有牲口吃的。 我们四人加上警卫员八个人拉一张犁,每天种3 亩地。 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轻松,有说有笑,还有唱的,感到干这样活儿很新鲜。可 是,过个把钟头,情形就不同了,说笑之声听不到了,唱的就更没有了,谁都累得 不想说话了。等到天快黑了要收工的时候,人简直一步也走不动了。有时警卫员和 我开玩笑说:“政委,你把绳子拉弯了。”那时搞生产,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一天, 一个礼拜,走一走形式,而是一干就半个月或者更长些。其它什么工作不做,有仗 打仗,没仗就同老百姓一起种地,自己也生产一点。军队里面不论是司令员,还是 政委,地方上不论专员,还是县长,个个都脚踏实地地干,不打一点折扣。 抗战期间,在冀南最困难时期,我们就是这样咬紧牙关,与天斗,与地斗,与 敌人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扫荡”,战胜了天灾,渡过了灾荒,赢得了胜 利。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