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对改良派的争取(1) 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由于清政府内政腐败,外祸日深,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 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日益凋敝。一些爱国仁人志士愤起呼吁改革政 治,以拯救国家的危亡。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建立不同的 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知识界都在震荡。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有两 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是革命派的代表,其宗旨 为“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的南方几个省和海外 华侨与留学生中。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保国会(后改保皇会),亦称改良派 或维新派。他们主张走“满汉不分,君民合治”[1] 的政治方向,其活动范围主 要在京都宫廷内外。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亦称维新派),除了力图争取皇帝支持变法外,还 要在社会上造成影响。为此,他们于1895年秋成立了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 集会演讲,发表文章,介绍西学,宣传变法自强。他们还把《中外纪闻》赠送给 重要朝臣官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捐款支持。各地相继成立了 学会、学堂,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上海的《时务报》、长沙的《湘学报》、 天津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首位。维新运动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说:帝 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 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国内“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 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2] 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斩木揭竿”, “已可忧危”,如再不图强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 舞湖山而不可得矣”。[3] 康有为这些言词使光绪帝深为震动,表示绝“不甘作亡国之君”[4] 。1898 年1 月,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户部尚书)、李鸿章(北洋大臣)、荣 禄(兵部尚书)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 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 并倡仪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 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 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1903年改名为仁寿殿)召见康 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之后,光绪帝又命各省总督 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同志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 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从6 月11日至9 月21日,光绪 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主要内容:在经济方面,中央设立矿务铁路局、 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 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在政治方面,官民可上书言事,改定 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在文化方面,设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 ;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 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参预政权。 这些改革内容,触怒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的第四 天,即6 月15日,慈禧太后令光绪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 束,后被革职。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并决定10月到 天津阅兵时扣禁光绪,另选幼主。光绪帝获悉后,于9 月14日、17日两次与康有 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荣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道员袁世凯 身上。9 月18日夜,谭嗣同到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帝的密谕,要求他 在阅兵那一天,保护光绪帝,杀掉荣禄,然后回京包围颐和园、软禁西太后。袁 世凯当面回答说“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一狗”[5] 。但没想 到,就在9 月20日,袁世凯跑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当即入京到颐和园见慈 禧太后,禀报此事。9 月21日晨,慈禧太后入皇城到光绪寝宫抄走全部奏折,将 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将支持尖绪帝实行新政的珍妃囚禁于皇宫景祺阁 后一小院里,即日起再次垂帘听政,下令捕缉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9 月28日, 将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菜市口杀害。 康有为逃出北京到了香港,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 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派宫崎寅藏到香港,派平山周到北京,把康、梁等师 徒接到东京。[6] 孙中山以为彼此都是政治逋客,拟亲往慰问,便派宫崎、平山 周先生转达。但康有为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7] ,拒绝 会见。 后来,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出面协调,约孙、陈(少白)、康、梁四人到他 家会谈,康有为也托故不到。孙、陈、梁三人讨论了彼此合作的问题,通宵达旦。 过几天,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去访问康有为,刚进院门,见到徐勤,他说:“今天 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少白正转身往回走,这时梁启超从里面出来, 把他接了进去。于是,他们又和康有为谈论起来,在座的还有梁铁君、王照等七 人。大家围着一张圆桌,谈话间,忽然王照向陈少白诉起苦来,他说:“请先生 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们检查过, 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8] 话还未说完,康有为忿忿地叫梁铁君把王照强 拉了出去。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但继续向康有为申述两派联合的必要,他 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 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 帮他忙呢?”康有为则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帝)的。”双方辩 论了三个小时,康有为还是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9] 几天以后,陈少白以为王照在康有为手下必受压抑,叫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 外出时,把王照请到犬养毅家里,问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就把康有为出京的 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洋洋数千言。王照得平山周的帮助,脱 离了康有为的羁禁,以后王又向各界广为宣传康伪托帝诏之事。于是康有为这段 政治骗术,在日本尽人皆知,声名狼藉。康有为难以在日本再呆下去,日本政府 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他就到加拿大去了。[10] 康门师徒在变法失败后,在兴中会首领们的热情争取下,改良派内分化成了 三派:一是顽固派,如康有为、徐勤、麦梦华、陈荫农等人,他们自始至终“低 头腥膻,自甘奴隶”[11]。一是动摇派,即两面派,如梁启超、欧榘甲、梁子刚、 韩文举等人,他们与兴中会一度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由于阶级立场所决定,当受 到师主“一番教训”,便和革命党对立起来,死心塌地跟着师主一起办报、演说, 进行反革命活动,由动摇派变为反革命投机派。他们用“双方殊途同归,名为保 皇,实则革命”的诳语,迷惑了不少海外华侨中的兴中会成员,并骗了不少钱财, 起到了顽固派起不到的作用,给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还有一派,原属康 梁系统的人,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投向革命党,加入了兴中会,如秦力山、 郑贯一、毕永年、沈翔云、吴禄贞等。他们在“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 或“奔走革命”方面都实与有力。[12]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动摇派如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梁子刚等,与孙中 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仍保持联系,每星期都有两三日相聚。在革命派的影响 下,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排满言论,唱起革命派“自由平等”的新说。梁启超还代 表康门弟子13人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给康有为,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 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 民心爱戴,亦可奉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13]梁启超并把自 己原来“任厂”的别号(康有为的门徒,多以厂字起号,以标康门之意)改为 “任公”,表示脱离康有为的规约。欧榘甲也发表文章阐述“汤武革命,应天顺 人”[14]的道理。因此,在1899年冬,有两派联合组党计划,举孙中山为会长, 梁启超为副会长。由陈少白、徐勤起草联合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