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弃政向学 1908 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 教书,不久又到邻近之马鞍山的黄龙岩教书。熊先生此时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 》、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 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并与何自新相切磋,对阴阳、乾坤、动 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继续读易 书,由宋易而汉易,颇嫌宋易虚浮、汉易繁琐,便觉船山易学的精思察识实在汉宋 诸儒之上。又读船山的《读通鉴论扒认为船山悲悯衰世之人沉沦于物欲,泯灭了族 类意识,似是伤感太过。又读《列子》,由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 《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即 万化大源处)认识本心。1910 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 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这一年,挚友何自新 病逝于家乡。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13 日,黄冈光复,熊十力参与其事, 光复后出任秘书,不久即赴武昌任湖北部督府参谋。辛亥年腊月,为庆贺光复,黄 冈四杰——吴崑、刘子通、李四光和熊十力聚会于武昌雄楚搂。为抒发心志,顺次 挥毫。吴良书李白《山中问答》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 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发挥老子《道德经》思想,“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李四光书:“雄视 三楚”。熊十力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出自佛经。佛门弟子说,佛 祖释边牟尼出生时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熊十力借此抒发情志,沤歌主观战斗精神, 讴歌个性。熊十力幼年时就说过,“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是一个有真性 情的人,是孔子所谓“狂者”。这种自尊、自信和率真伴随了熊氏一生。 民国元年,熊十力与詹大悲、胡瑛等联名上书黎元洪,请以王汉、何自新从祀 于武昌烈士词。王汉事被秘书长饶汉样压制而未果,何自新得列烈士祠。是年秋冬, 鄂督特设武昌日知会调查记录所,编修日知会志,由孙武、蔡济民、季雨霖主所务, 熊十力任编辑。先生写出刘尧澂(复基)传、王汉传等。这一年,同乡月霞法师自 江南返回武昌,熊氏晤见法师。一日正午,熊先生坐人力车过大街,天无片云,白 日清朗,无思无虑,忽见街道石板如幻如化。先生忽起念云:哀哉!人生乃如是那? 怆然欲泣。 1913 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二次革命爆发。讨袁失败后,日知会编纂工作 不了了之。是年,熊先生与远在天津的《庸言》编辑人吴贯因书信往还,申述讨袁 志向。熊先生说:“自古仁智之流,拨乱反治,一本于大经之正。 正经何?正其心而曲尽万物之理,需众志之手,以定国是,使元气昭苏,沉疴 自愈。故日,经正则庶民兴也。今之执政,不学无术,私心独断,以逆流为治,以 武力剥削为能,欲玩天下于掌上,其祸败可立矣。颇闻时贤委蛇其侧,纵别具深心, 窃恐转入漩涡。吴康斋之诗曰:‘仁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这一年, 熊先生以“黄冈熊升恒”或“黄冈熊升恒子贞,的名义,在《庸言》发表了五篇笔 札,分别是:《证人学会启》、《答何自新书》、《健庵随笔》(两则)、《翊经 录绪言》。这是迄今我们所知熊先生最早见诸报端的一组文字。其中《答何自新书 》是1910 年何氏去世前熊氏与何氏往还尺牍之仅存者,所论批评佛学之说过高而 不切于人事。证人学会是熊十力在民国初角发起的讲学修养之同人组织。熊氏企望 以此组织讲论古学,以文会友,继绝学,开来哲,甚而风动社会,左右政界。所谓 “证人”,即是“证明人所以为人之道”。“夫唯明乎人之所以为人,而学以致道, 以道正习者,乃能为造化,主于以化民成俗,扶翌国运。其事由微而著,由小而巨。 此证人学会之所勉企也。”“或曰,天下熙熙攘攘,为利来往,道之废也久矣。且 今国家多难,子无为于时,而侈言道学,不其傎乎?曰:恶是何言?王于(郭按, 指王船山)不云乎,天下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 不可一日舍其学而废于道。……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得 志,行乎中国。不得志,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岂曰 小补之哉!此证入学会之所以不可已也。”“熊子日: 今民国初建,承清之弊,学绝道微。流俗既有所蔽,莫能兴。而一二天资高旷 者,又服异化而昧其本。中藏鲜实,乃竞智名勇功以误国。耆儒故老,嫉世太深, 复以言学为讳。甚矣,确乎不拔,任重道远之难也。斯学谁与振之? 《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朊,或哲或谋,或肃或刈。’剥极 则复,贞下起元。天其或者不欲斯文之丧乎!敢告卿大夫士,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贤者识大,不贤识小。勗哉勗哉,毋谓道远。”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熊先生早在 民国元年即立志坚持道统,弘大旧学,以拯救世道人心。“独握天枢,以争剥复”, 充分表达了熊先生的志向。他所拟《证人学会简章》曰:“一、本会以证明人道、 立人极、振学风为宗旨,故定名曰证人学会。二、本会会员以行己有耻为入德之门, 故立身以实践为本,应世以实用为亟。”该会学规分博文约礼两门。其中博文之目 有:近世诸子学、宋明诸子学、汉唐诸子学、周秦诸子学、太西哲学、景教、老学、 佛学、孔学。熊先生特别指出:“百川汇于海,群言宗于圣,溯学派要诸孔。”约 礼之目有:主静、执礼、求仁诸端。看来证人学会这一组织是一个以修养心性、砥 砺品行、复兴学术为职志的组织。不管该组织是否真正形成过,这一资料表明,熊 先生于民国初建时即已看到学绝道微的世纪之变,他的关怀即已开始由政向学。 是年在《庸言》上发表的《健庵随笔》和《翊经录绪言》也颇有意思。 “健庵”显然是熊氏书斋名,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凸显了熊 氏当时即倾向于孔学之刚健之德。从两则《健庵随笔》可以看出,熊先生当时与刘 子通、熊省吾(嘘云)、方雪澄、李仲揆(四光)、殷子恒(勤道)等时常相聚讨 论学问,涉及到耶教、佛教、道家与道教、杂家、儒家等各种思想与著作。(殷氏 后来皈依基督。)此时,熊十力对孔子、孟子、《论语》、《礼记》、《老子》、 《周易》、《淮南子》,对陆子静、王船山、顾亭林、李二曲诸书颇有涉猎。其中 说到孔子之道以天为根据,其“天”有三义,一以真宰言天,二以自然言天,三以 虚无言天;此三义分别贯通景教、西方哲学、佛学;称美孔子确如庄子所言:“六 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又肯定孔子系《周易》和王船山释《周易》时所阐述之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 下、乾与坤的统一观。对于宋学,他吸收友人污阳张难先(琴)、孙雨初(雷鸣), 特别是后者对心性情三字的界定:“心者身之主,一以性为体而达其用者也。性, 心之生理也。情者心之用,恨于性而贞夫一者也。”熊十力《翊经录绪言》,推崇 周濂溪、张横渠、王船山三人对《易》道的发明: “周元公濂溪作《太极图说》、横渠张子作《正蒙》、船山王子作《正蒙注》、 《思问录》,皆本隐之见,原始要终,于《易》学有所发明,余故辑三子书为《翊 经录》。翊经者,谓可以扶翊圣经云尔。”“濂溪、横渠、船山,实三代后圣人也。 其学之大者,在以道器为一源、形上形下为一体、有无虚实聚散为一贯、昼夜古今 为一致、平陂顺逆为一途,旁行而不倚,圆神而不流,所谓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非天下之至精,奚足以语此。”他对周敦颐、张载、王夫之的易学特别感兴趣。 综观熊十力于1913 年首次公开发表的这五篇随笔,可知他于儒、释、道、耶 及汉宋诸学都有了初步比较和研究,尽管很不成熟,但却可以视作他日后《新唯识 论》的诞生地。其中所透露出的消息,如批评佛学、批评士习等,都为他日后的思 想发展埋下了伏笔。他指出:“佛说尽高尚,然其为道也,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 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舍不可胜言矣。故学佛者必戒定慧俱修,庶乎寡过。 此非实践者不知也。”此时熊氏固然博杂,然于孔子、《易经》、《易传》和宋明 儒,特别是其道器、乾坤、形上形下两面的建设,已有相当的关注;对健行不息的 刚健精神和修身立本的儒学本旨,已有相当的自觉。此时他又敏感地察觉到:“欧 美学风,渐以东被,三尺学童皆有菲薄儒术、吐弃经传之恩,而于西学又不得其精 意,摭拾名词,长其骄吝浮薄鄙倍之习。士气人心,不可复问。先圣日,道之下明 也,我知之矣。 其逆睹今日之事哉?”这表明他己改变了1906 年以前非汤武、薄周孔的取向。 据此,我们可以把熊十力文化思想、哲学思想最初扭转的时间往前推到辛亥之前或 民国元年。 熊十力是1913 年二次革命讨袁失败之后离开武昌的。他回到德安,以遣散费 为兄弟置田。不久,熊家搬到德安鸟石门芦塘贩做房屋定居。这里风光优美。朱子 高足蔡念成的故居就在附近。 民国三年(1914 年),熊先生与韩樾(即傅晓棒)老秀才之幼女韩(傅)既 光在黄冈结婚。这一家本宗韩姓,祖继舅家傅姓,由傅晓榛这代即开始归宗。这一 家为黄冈马鞍山世代书香。傅晓榛能诗文,通医道,家境较宽裕。 他比较欣赏熊十力的聪颖,且知道熊参加过革命,曾被通缉。据说傅晓榛的父 亲傅雨卿学正曾在福建当过教育方面的官员,亦曾回乡参加《黄州府志》的纂修。 熊十力妻既光有一姐二弟,姐姐傅子恭,适湖北省银行行长王渐磐(孟苏),大弟 韩濬,后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二弟韩煦。1915 年10 月,熊十力长女幼光出生。 1913 至1916 年问,熊先生主要居住德安,发愤读书。曾居九仙岭阳居寺和 敷阳山(即望夫山)积庆寺钻研经学、子学、佛学和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西方哲学书 籍,并在古塘王村教了短时期的私塾。1916 年所作文字,现保留在《熊子真心书 》中的有《船山学自记》、《某报序言》、《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等。《船 山学自记》这篇文章文辞典雅,意境深沉,颇能反映熊氏通过曲折、烦恼及生命悲 情,转而探求人生真幻问题与安心立命之道。 他说:“余少失怙,贫不能问学。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顿悟万有皆幻, 由是放荡形骸,妄骋淫佚,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心立命之道。因悟幻不自有, 必依于真;如无真者,觉幻是谁?泯此觉相,幻复何有?以有能觉,幻相斯起。此 能觉者,是名真我。时则以情器为泡影,索真宰于寂灭,一念不生,虚空粉碎,以 此为至道之归矣。既而猛然有省日,果幻相为多事者,云何依真起幻?既依真起幻, 云何断幻求真?幻如可断者,即不应起;起已可断者,断必复起。又舍幻有真者, 是真幻不相干,云何求真?种种疑虑,莫获正解,以是身心无主,不得安稳。乃忽 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 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 宝筏、洙泗之薪传也。”1915 年夏至1916 年夏,熊先生苦读船山遗书,并纂辑 钞录一册船山语录,名《船山学》。船山道器统一观使他透悟真幻,贯通天人,坚 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同时,对佛理也开始尊重。他读章太炎《建立宗教论》,始探 讨三性三无性义,由此而批评王船山对于佛学研究甚浅。1916 年读梁漱溟在《东 方杂志》第五期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的头一部分,对梁引法国博士鲁滂(Le Bon, Gr. )的《物质新论》颇感兴趣。梁漱溟以鲁滂之论与佛家《起信论》、《楞严经 》相比附,以“以大涡动”附会“忽然起念”,以不可思议之“第一本体”说明如 来藏或阿赖耶。熊十力对此所作的另一附会是:应以《易》之不易而变易说明本体 之涡动。看来熊先生当时只读了《东方杂志》第五期,而未读第七期。因为连载梁 文的第七期中即有指明道姓批评熊升恒(十力)的内容,大约熊氏只是到1919 年 在天津南开执教时才读到梁先生《究元决疑论》的后一部分,并以此为缘开始了熊 梁的交游。 1916 年的另一篇文章《某报序言》仍是忧时之论,反映了熊氏对社会秩序混 乱,特别是道德价值失序的忧患:“民国以来,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上下交征利,不夺不 餍,是故上下之间,无是非可言。……常谓谈吾国今日事,当如佛祖说法,随说随 扫,不立一说。民国五年之间,各种制度,各种人物,无一不经试验,而无一可加 然否。自三五以降,吾国之不道,而至于无是非,未有如今日。故乱极而不知反也。” 熊氏认为,报刊应主持社会正义,制约乘权处势者,即作为士大夫清议之工具,甄 别淑慝,振作社会之气,而夺奸盗之魄。可见他十分重视舆论制衡的作用,以期重 建社会公正。 1917 年春,熊十力的岳父傅晓榛及其友人欲在黄冈县成立问津学会。在黄冈 县孔夫子河(距黄州府治西北八十里),有一块碑石上刻有“孔子使子路问津处”。 据说元代初年即发掘出这一碑石,一宋朝遗老龙仁夫先生在此地建夫子庙,后廓为 书院,名日“问津书院”。一时集蕲黄之饱学之士,讲学于其中。这就是问津书院 的缘起。1917 年春,该书院某理事怵世变之方殷,仰先贤之遗范,拟就书院设学 会,即以问津名之,期于发皇旧德,保存国粹,挽救衰世之颓风。倡议者嘱熊继智 (即熊十力)为作《问津学会启》。熊先生历数靳黄学人精思博学、独立不苟的传 统,进而指出近世学者之患,乃为物欲所累,而气不自振,认为邦人君子宜返求诸 先哲,并学习佛家禅宗唯心胜义,超脱物欲,挺立气节人格。这一年,月霞法师再 度回鄂,熊先生在湖北与他讨论唐代佛教之玄奘与那提事,都认为唐时旧派反对玄 奘之暗潮甚烈。 1917 年10 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护法运动在 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兴起。这年秋天,熊十力曾入湖南参预民军,并奔走于湘桂间, 支持桂军北伐,抗击北洋段祺瑞军的进攻。不久即与友人天门白逾桓赴粤,佐孙中 山幕。这年年底,蔡元培校长创迸德会于北大,提倡不嫖、不赌、不娶妾(此为甲 种会员,乙种会员除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除前五戒外, 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等。熊先生闻之,十分向往,由远道贻书赞助, 极声应气求之雅。蔡熊二人遂结文字之交。 熊先生居广州半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与他当初参加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的 理想,反差太大,刺激颇深。他此时对政治、政党,对国民党,都颇觉失望。他原 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所看到的是,政治运作只是一些肮脏 的交易。“国人痛鼎革以来,道德沦丧,官方败坏,(袁氏首坏初基,军阀继之。 贪污、淫侈、残忍、猜妒、浮夸、诈骗、卑屈、苛贱,无所不至其极,人道绝矣。) 士习偷靡,民生凋敝,天下无生人之气。”这是熊十力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熊十力 先生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概然弃政向学。其实在辛亥之后,他已开始了这一个 过程,最后是1917 年底至1918 年5 月在广州的半年间,终而决定不再从事政治 活动,全力步入学问之中,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修养自身, 并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熊先生当时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 同时在于“众昏无知”,在于清代以来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熊氏又认为,从政总 免不了权利的争夺刹阀,免不了肮脏交易、昧良心、妄随人转,而从学却可以自守 节操,安立身心,保住良知和己性,不随人转。熊先生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 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这都表明了他修身的 自觉性。他希望提高国民、从政人员的素质,首先是道德素质。 关于熊十力说自己“非事功之材”。早年,与何自新共同参加革命,何自新曾 经对熊十力说,“君弱冠能文,奋起投笔,可谓有英雄之气。然解捷搜玄、智穷应 物,神解深者机智短也。学长集义,才愧经邦,学问与才猷不必合也。夫振绝学者, 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领群伦者,资乎权变,君何有焉?继往开来,唯君是望;事 业之途,其可已矣。”十力佛然曰:“天下第一等人,自是学问事功合辙。兄何薄 吾之甚耶?”自新默然不复言。“民国既建,乱靡有定。自新固死于辛亥前一岁。 十力孤存天壤间,茬蒋不自立。 久之,从军湘鄂,浪游两粤,默察人心风会,益知来日大难。于是始悟我生来 一大事,实有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已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 之学。每有荒懈,未尝不追思吾自新之言,以自愧自励也。”尽管此后熊先生全身 心投入为己之学,与世绝缘,避免随俗浮沉,然熊十力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自己青年 时代躬逢的辛亥革命以及辛亥志士的献身精神,并以此自励。辛亥革命所体现的刚 健自强、民族腾飞的精神,成为熊十力日后创立的哲学体系的钢骨。熊十力哲学中 蕴藏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凸显了主体性的原则,其“尊生”“明有”“主动”“率 性”的取向和外王学中对“民权”、“民主”、“革命”、“自由”的追求,都与 他的这一经历有关。另一方面,辛亥之后,“革命成功,走狗当道”的沉痛教训, 更加刺痛了他的心灵。所以,从辛亥前后直至1918 年,熊十力思考的重心,已逐 渐转移到重建民族的道德、重建民族的精神上来了。熊先生决心置身于政治之外, 专力做学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决不仅仅是他说的自己“非事功之材”的缘故, 其深刻的背景,正是他触悟到人类与我们民族所面临的世纪性的危机——失去安身 立命之道,失去精神故园的危机。他企图挽救这一危机! 古往今来,从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直至五四时期的新诸子, 各种学说发生的原因,都是起于时势的需求而救其偏弊,他们各自所论,都含有相 当的真理。熊十力先生其学,亦起于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他的思想可谓应时 而生。然而,从他早期的札记来看,他一开始就具备了反时尚、反潮流的特点。因 此我们可以说,反时尚、反新潮,亦是起于时势的需求,甚至是更深刻的需求。熊 先生早年遭际颇多悲愁,却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 为救时弊而弃政向学,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熊十力自 觉的结果,也是自立的开端。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