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受到挫伤的欣快症 与欧洲共同体的事务相比,在我离任时,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个历程最初 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继续着。鉴于当时正在为无法预料的海湾战争确切进程作准 备,因此,这种气氛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无动于衷。但是我相信所采取 的行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们从策略考虑喜欢称之为的“国际 社会”,会战胜萨达姆·侯赛因和扭转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此外,这场危机还 导致了美国和英国重新建立我把它当作我在处理问题时起主要作用的、那种极其重 要的“特殊关系”。 但是,更加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更为准确但不那么策略他 说,是在那场大规模的战争中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确,如果没有这一结局,海 湾事件就不可能进行得比较顺利。我抵制德国的统一没有成功。但事态的发展导致 了1989年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选举中的大获全胜,那年11月推倒了柏林墙, 12月在罗马尼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同一个月,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自由的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0年4月在匈牙利的选举中非共产党人获得了胜利—— 我把这些看做是罗纳德·里根和我在整个80年代所坚持执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 实际的、很受欢迎的成果。我不怀疑,这种势头足以使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至少现 在是这样。目前还不能确切他说中欧、东欧和苏联会走向何处。我很懂得这些地区 的复杂历史,因而了解肯定会出现民族纷争和有可能提出改变边界的要求。我们当 时想,至少作为赫尔辛基进程的结果,重新恢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可以提供一 个有益的外交框架来解决争端。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感到很失望。 我在乌克兰亲眼看到反对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多么强烈。正如我在最后一 次参加的那次欧洲理事会开始时对雅克。德洛尔所说的,我不认为应该由西欧人对 苏联未来的模式或它的继承者发表意见,而应当由有关的民众对它们作出民主的选 择。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了解未来,更不用说有信心去塑造未来,但这没有减少我对 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感到的满意。苏维埃帝国和它附属国的无数臣民曾经被剥夺了基 本权利,现在他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中。曾经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这些新的 民主国家,放弃了它们反对西方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 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在那时或以后,我对在外交上比较简单但却具有致命危险的 冷战时代没有任何的怀念。 一个被削弱的、正在进行反复无常的改革的苏联首先需日益关注它自己的大量 内部问题,因而使其他地区的冲突得以解决。在非洲,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宣告结 束,这意味着南非的改革家们有了新的机会对他们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事实上, 不论在非洲或中东,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陆或印度支那,苏联所执行的、企 图统治全球的长期战略的告终为进步开辟了道路。受到压制的、对政治和经济自由 的渴望,使那些腐败、暴虐的政权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它们再也没有理由要莫斯科 给予支持(或者是华盛顿的支持)以防它们会投向另外一方。 一个旧的世界秩序——由苏联和西方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友划分成的两极世界— —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了吗?可以看出当时有两种非常不 同的看法。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它是打着联合国决议的幌子的美国强权之 下的世界和平。这就需要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其盟国的坚定支持和一个明确的战略 思想,即它能区别什么是对西方利益和国际秩序的真正威胁,什么是后果有局限性 的地方争端。我仍然相信这一谨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个义务有限度的、持久的国际 秩序。不幸的是,它与一个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么实际的世界秩序的观 念混淆起来,而后者是建立在不受战略私利影响的、多国机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 当然,这是一个更加理想主义的看法,但是,正如麦考利所说的,“米德尔塞克斯 郡的一英亩地,其价值相当于一个乌托邦的公国。” 甚至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的日子里,当有关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达到了 高峰时,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怀疑,一些人太相信国际宣言的高调,而太不注 意执行这些宣言的措施。说也奇怪,我在1991年5月准备第一次访问南非时, 开始更加深入地阅读有关倒霉的国际联盟的资料。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是南 非的简·斯马茨。当时的一些花言巧语和我这时所听到的同样不可思议。当国际联 盟未能采取行动反对独裁者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扫清道路时,斯马茨自己作出结 论说:“大家的事到头来成了谁也不管的事。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去带头,而侵略者 这时却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这一结论对我的印象就像那种集体安全一样深,而 有人却认为冷战后的稳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础上。 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现在的形势不同了。毕竟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干了 坏事而未被发觉”,虽然他的确是“逃脱了”。但是我想,要懂得为什么能够做到 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国际联盟相反,美国确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国际上的超 级大国,此外还有像英国、法国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国家也采取行动给予了支 持,因而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多的评论家和政治家准备作出正好相 反的推论,即联合国本身应该成为一支超国家的力量,它应该有权威和财力任意进 行干预;而单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则应放弃它们的主权。如果联合国要成为一个世界 政府的强烈欲望得到鼓励,它只能使世界导致混乱。但是通过许多巧妙的方法,西 方左翼自由主义的意见在许多保守党人天真的合作下,取得了很大效果,使冷战后 的形势变得对他们有利。 1991年9月我在纽约向驻联合国的大使们作了一次讲话,清楚表明我反对 这些倾向。我为“新民族主义”辩护,它在苏联和中欧、东欧的各民族中是显而易 见的。 真正的国际主义总是包括各国之间的合作,那就是该词的意思。词样,体现国 际主义最高愿望的联合国,其名称就提醒了我们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们考虑一 切问题的起始点是你们所代表的各个国家。你们往往容易忘记的目的是它们在一些 共同目标上应该一致。但是目标一致一而不是联合——才是宗旨。 事实上,我在纽约演讲时,已经很明显,世界新秩序的情况不佳。我深切地关 注西方未能看到在前南斯拉夫已经出现了危险。在那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争 取从共产主义受压抑的穷困中获得自由的努力,遭到了武装力量的挑战。在我看来, 民族自决权和自卫权(事实上,更加广泛他说是人权)是任何公正的国际秩序的中 心,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任何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中心。在外交政策中,稳定 具有传统的价值,任何对此抱有怀疑的人,应该给他一张去摩加迪沙的单程机票。 但是,稳定不应该作为维持本身就不稳定的某一现状的借口,因为它压制了最终也 不可能被扼制的社会力量。自我离任以来,共有三次感到不得不公开干预外交方面 的问题(欧洲问题除外),也许意味深长的是,每一次我都认为,出于道德和现实 两方面的考虑,应该改变做法。第一次是1991年4月,一些库尔德族的妇女乞 求我大声疾呼,帮助解救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无情打击下她们首当其冲的同胞。我 被她们的诉说打动了。当时议会正在休会,也没有大臣会见她们。我现在可以高兴 他说——无疑是出于巧合——至少后来采取行动建立了安全避难所。 第二次是1991年8月在苏联发生了政变,西方一些领导人显然情愿“坐视” 政变的领导人是否会成功,而没有在道义上充分支持在俄国白厅聚集在鲍里斯·叶 利钦周围的抵抗力量,我对此感到惊愕。因此,我一核实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后就立 即在大学院街我办公室的外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继续接受了一连串的采访。 我说,很清楚,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是违反宪法的,俄罗斯人民现在应该接受 民主选出的主要政治家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在这一新的、危险的形势下,我们 自己计划削减防务的做法现在一定不能继续下去。但是我告诫说,不要认为政变会 成功。苏联人民现在对民主已有了更多的感受,他们不会愿意失去它。他们应该像 中、东欧的人民所做的那样来保卫民主——走上街头,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情况已开始明朗。事态的发展正在证实我认为政变不会成功的乐 观想法是对的。有消息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抗议集会。我想值得 试一试与戈尔巴乔夫先生直接通个电话。据政变领导人说,他已经因“健康原因” 下台了。当苏联大使告诉我不可能通话时,我并不怎样感到惊奇。我曾设想,电话 联系可能已被克格勃切断——虽然在这一点上我很快得知我过高地估计了政变领导 人的能力。那天晚些时候,保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俄国问题大专家贝瑟尔勋爵与 我的办公室联系,说他和正在伦敦访问的的叶利钦先生的顾问萨利纳·斯塔拉沃伊 托瓦夫人在一起。我立即请他们前来向我介绍情况。我谈到我怎样未能与戈尔巴乔 夫总统取得联系。然后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间我是否愿意与叶利钦通话。她翻遍了 手提包,然后给了我他在议会大厦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号码。开头几次没有拨通,后 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电话居然接通了。 叶利钦先生和我谈了一会儿,由贝瑟尔勋爵担任翻译。显然,被包围的白厅前 景是严峻的,但是叶利钦先生和他的支持者们都情绪高昂。他问我是否能主持一个 医生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所谓健康不佳——这很像苏联典型的外交病—— 进行调查。当然,我同意了。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与外交部和卫生部合作,试 图拟定一个由一些著名医生组成的恰当的名单。幸运的是,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 这时政变正在迅速瓦解。 根据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报纸对我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谴责,因为我号召 俄罗斯人上街制止政变,并且号召我们的政治家们停止裁减西方军备。但是我并不 感到遗憾。民主必须靠斗争去争取,必要时要为民主而牺牲。的确,有3位勇敢的 年轻人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国人仍记得他们的献身。 但是,我与西方外交政策部门的观点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亚问题。对我来说,似 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厌其烦地愿意注意事态发展的其他人一样——我经常从英国专 家和该地区的其他人那里得到简要的介绍——我看到了塞尔维亚正在为侵略波斯尼 亚的战争作准备。西方对更早些时候侵略克罗地亚的战争的反应是软弱和没有原则 的,因此使得这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是在西方的默许下,南斯拉夫军队 才能够将其装甲部队从克罗地亚撤到了波斯尼亚。 1992年8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顾问们写我的回忆录的第一卷,得知波斯 尼亚副总统艾贾普·加尼克要见我。他悄捎溜出萨拉热窝后,在国外拼命地为波斯 尼亚寻求援助。 由于萨拉热窝生活必需品奇缺,我为我们的会见准备了丰富的午茶。使我惊奇 的是,当他向我透彻地介绍政治和军事形势时,他不肯吃任何东西。但是当我走进 书房给外交部打电话为他安排一次会见时,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点东西。于是, 他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几块三明治。后来他向他们解释说,由于他在地堡里呆了 几个月没有什么东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东西时样子一定不文雅。 他告诉我的情况证实了我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于是我当时作出决定,我在道 义上有责任采取行动。我要尽可能地发挥我最大的主动性,但是我把工作重点放在 了美国,因为在与外交部进行了多次无结果的谈话后,我对英国倾听我意见的可能 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纽约时报》和美国电视上我辩论说,如果袖手旁观,我们 就正在成为帮凶。我企图以此唤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谈到了一些确切的例子。 有人争辩说,西方已无能为力,除非我们准备冒险长期卷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 冲突,那样西方的伤亡可能很大。这种论点部分是危言耸听,部分是为无所作为寻 找借口。像沙漠风暴那样从陆上发动全面进攻与停止向波斯尼亚禁运武器、向波斯 尼亚军队提供武器和直接打击军事目标和通讯系统,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西方绕道而行,不闻不问,我们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土耳其和 穆斯林世界对此已日益担忧。在波斯尼亚屠杀更多的穆斯林,这些事件不仅本身骇 人听闻,也使冲突有扩大的危险。 塞尔维亚没有像过去苏联那样的强大的外国支持者。到目前为止,西方不采取 行动对它是个鼓励。西方明确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而明确警告要 采取军事行动则会迫使塞尔维亚考虑停止其侵略。应当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要它遵从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给予塞尔维亚用以对波斯尼亚进行战争的经济支持,由设置在塞尔维亚— 波斯尼亚边境的国际观察员对此进行监督。 贝尔格莱德承认波斯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放弃对它的领土要求。 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保证人道主义小组的进入。 在更加广泛的整个地区非军事化协议的框架内,签订波斯尼亚非军事化协议。 允诺进行合作,使难民回到波斯尼亚。 如果这些要求(它们应附有最后期限,不能得到满足,应该进行军事报复,包 括从轰炸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德里纳河上的桥梁、军事护送部队、萨拉热窝 和戈拉日代周围的炮兵阵地、军用仓库和其他在战争中有用的设施。还应当说明, 这不是一场针对塞尔维亚人民的战争,即使塞尔维亚境内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设 施可能遭到袭击…… 塞尔维亚不会听从这些,除非迫使它这样做。只有当他们的抵抗可能遭到失败 时,才会产生一个比较民主和爱好和平的领导层。袖手旁观,直到冲突把一切耗尽, 这不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难民、恐怖主义,使其他国家卷入巴尔干 战争,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时期内,这一论点看起来好像要占上风。我相信在白宫、国务院和五 角大楼内对战略的确重新作了一些估价。当时的军事和制订外交政策的机构已经完 全醒悟过来,但只是提出了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干预(我从未 提过这一建议)太冒险,为什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必须继续下去(这的确使得 受害者不能自卫),以及为什么空中打击不会起作用(如果就事论事,这可能是对 的,但如果把空中打击作为支持装备精良的波斯尼亚军队的一种手段以改变军事上 的均势,它们的说法就不真实了)。 自从1992年夏季以来,向我所主张的方向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太少也太迟 了。在荒谬的限制下,只进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击,而且都是在抗议联合国和北约 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美国的压力,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 运有了某种可能性——但是直到温和的穆斯林领导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帮助下被迫危 险地紧密依靠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之后,才出现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19- -92年8月时,俄罗斯还没有卷入这场纠纷,而现在俄国政府在这一致命的赌博 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正朝着我所担心的方向增加了赌注。最后,在波斯尼亚的 英国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其他国家的军队都驻扎在易受攻击的位置,如果西 方最后真的认真起来,他们很可能成为塞族人的人质。在波斯尼亚的可耻失败不仅 有损于我们的信誉和道德境界,它还加深了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北约内部所出现 的最严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亚的大败看做是一个征兆,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业。 在“世界新秩序”这一概念时起时落的整个这段时期内,关于国际事务的许多讨论 几乎是不现实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们仍在进行这些争论:(按照黑格尔的观念) “历史”是否已经“结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励人心的论文,我们是否已经 到了“人类思想进化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为政府的最后形式。” 与福山先生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后来由塞缪尔·亨廷顿所作的预言,即国际政 治今后将为《文明的冲突》所主宰,由七八种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来塑造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未来最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把这些文化彼此隔开的文化错误 路线上。” 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实践者的犹豫不决,它 们之间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不现实感。越来越明显,冷战的结束一在柏林墙的拆除和 正式举行苏联的丧礼之间仅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们迷失了方向。不 仅是对一些安全体系——首先是北约——和防务战略必须要重新考虑,似乎外交政 策整个的正确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处于争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