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佣书西舍 1847 年,王韬父亲王昌桂因家乡招不到生徒,“饥驱作客”,被迫到上海设 馆授徒。这是王家与上海结缘的最初举动。但其时王韬并没有随父赴沪。 从王韬此时所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中,也看不出设馆上海的王昌桂在介绍资本 主义文明方面对王韬有过什么重要影响。 王韬首次目睹上海景象是在1848 年。这一年农历正月,王昌桂滞留沪北,无 法旋里,王韬前往上海“省亲”。行船一入黄浦,王韬立即就觉得“气象顿异”: “从舟中遥望,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字,楼阁峥嵘,漂渺 云外,飞瓮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 可及也。”陌生的事物、崭新的世界诱发了青年王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听说英 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所主持的墨海书馆颇多新奇之物,便 特地前往拜访。他记载当时访问的情形说: 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 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日琳琅…… 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谨醇醒也……后导观 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 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 至1848 年,上海虽已开放七八年之久,但一般内地乡村却还没有强烈地感受 到它的文化辐射。传统的封建文人对西方事物既知之甚少,也鄙夷不屑。 他们宁愿死守“华尊夷卑”的古老教条而闭起眼睛无视西方文明的存在,更不 愿意向“非我族类”的“夷狄之人”学习请教,作为封建文化人中的一员,王韬此 时当然没有摆脱封建文化人的价值观和心态,但他主动访问传教士主持的墨海书馆, 与夷狄之人饮酒谈话,却也透出了王韬日后与顽固封建文人分道扬镳的端倪。王韬 好奇爱动崇尚自然的个性和他所信奉的变易哲学,是他能够跳出传统藩篱的主观内 在因素。 1848 年的上海之行,特别是第一次与西方人士的友好善意的接触,打开了初 出乡间的王韬的眼界,使他对西万文化和科学技术有了最初的印象。这为王韬后来 世界观的转变和生活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契机。 此次上海之行,王韬在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蓬勃生机的同时,也在它辉煌的 五光十色之中看到了随之而来的中国生存危机。后者留给王韬更深的印象,引发了 他忧国忧民的愁绪。当他放眼黄浦江,注视着一艘艘外国商船和兵舰自由自在地在 中国的江河里来往游大的时候,他无法按下自己愤怒的心情,提笔写下四首感事诗 : 其一:海上潮声日夜流,浮云废垒古今愁。 重洋门户关全局,万顷风涛接上游。 浩荡东南开互市,转输西北共征求。 朝庭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 其二:茫茫水国春寒,鲸鳄消余宴海澜。 间里共欣兵气静,江山始叹霸才难。 殷忧漆室何时已,恸哭伊川此见端。 远近帆樯贾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湍。 其三:烽人当年话劫灰,金银气溢便为灾。 中朝魏绎纤漠画,穷海楼兰积忌猜。 便出羁縻原下策,能肩忧患始真才。 于今筹国诓容误,烂额焦头总可哀。 其四:海疆患气未全舒,此后岂能防守疏。 应有重臣鹰管钥,早来绝域会舟车。 土风谁补蛮彝志,波毕今登货殖书。 千万漏厄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这里,王韬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仇恨、 对国运的担忧,在强度上超过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欣赏。这一点正是他拒绝 麦都思邀请而毅然返回甫里乡村的主要原因。在情感上他还不能接受西方人士在中 国自由居住和活动的现实,更不能允许自己与之“同流合污”。然而,命运似乎故 意与王韬开玩笑。家庭生活的波折使王韬除“麦笔佣书于沪上”之外,别无选择。 1849 年6 月,王昌桂因病去世。王家生活的经济来源顿告断绝。年仅20 岁的王 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担子。但是,靠一介寒士的王韬“设馆授徒”所得 的微薄收入无论如何已经不能维持一家老少三代的生活开销。而且,1849 年又恰 是一个大灾之年,江南地区暴雨连绵,“三旬稀见日,五月要披裘”“江村成巨浸, 远近起哀音”,米价暴涨,家家生活不易,哪里去招收生徒?面对此一局面,王韬 只有外出赚钱谋生,养家活口。恰巧麦都思此时需要一个中文助手,遣使来书再次 相邀,王韬遂于1849 年9 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此后,他与麦都思一 同工作,“谬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一个中国乡间的落 第秀才就这样被家庭的不幸推进了中西方文化对抗与交流的漩涡。他怎么也不会想 到自己日后能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而作为传教士的麦都思也不会想到他 的邀请会成为一位改革思想家产生的“催化媒”。他做了不自觉的历史推进者。 王韬的离家赴沪是环境逼出来的“违心而行”的跳槽之举,其内心的苦涩是不 难想见的。有一首长诗反映了他离开甫里时既迫不得己又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 瘁叶悲陨树,病乌呛离巢,岂余非人情,甘作秋蓬飘。少小惯为客,里居多无 聊,今兹远乡县,独处耐寂寥。顾念白头母,忧于心滔滔,更怜小弱弟,久已诗书 抛。吾躬事丛集,此举敢惮劳,日卜一座宅,涂茨为诛茅。吴天胡不吊,鞠凶丁我 躬,葛帔走风雪,忍饥敢言穷。一朝落海上,夫岂由余衷,根本诓弗重, 粥何由 充。嗟予事大舛,磨蝎在命宫,动如金跃冶,嘲消丛吴蒙。岂有伯通庑,令我安赁 春,因之决行计,仰视寥天鸿。我家居里中,及今阅三世,即我住此庐,亦己逾十 岁。先人立门户,辛苦心力敝,前年遭大水,研田继生计。 含凄急出门,仓卒麻鞋系,门柞感衰微,骨肉惊飘逝。庭树色依依,对之屡挥 涕,再拜从此去,衔哀告家祭。 此一最初心情一直潜伏在上海时期王韬的深层意识里,每当王韬遇到不顺心的 事情或场合,它就会不自觉地崩泄出来。 初至墨海书馆,王韬住在上海北门外的一间破陋的小屋里。小屋与一片坟地相 连,前后荒凉不堪,里面开间亦只可容身,王韬描写为“小屋三椽,聊以容膝,老 屋多隙,时来黄沙,小窗不明,罕睹白日”,冬季北风怒吼,窗栏欲飞,夏日来临, 枕簟皆湿。在这样的环境里起居生活,王韬当然觉得了无情趣,如同楚囚。所以在 此一时期的文字里,王韬留下了大量的怨愤之词。他抱怨时运不济,自叹佣书西舍, 贱如犬马,咏怀往日甫里乡间攸游自得的且耕且读和无拘无束的诗友唱和。 然而,王韬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甫里乡间去,墨海书馆的薪金毕竟比教授生徒 的束情来得丰厚。肩有全家生活重担的王韬不能不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忍受暂 时的困厄。经过一年的咬牙坚持,他积蓄了一些钱,终于在墨海书馆的后面租借了 两问稍好一些的房子。1850 年夏天,他把妻子和女儿一起接到上海合住。家庭的 囫聚多少冲淡了一些郁积在他心里的怨愤。 王韬及其家人的离乡赴沪,特别是王韬“卖身事夷”的举动引来了家乡亲戚朋 友的诸多指责,一时“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连王韬的妻冗杨醒通也以儒 家大义责备王韬,希望他不要“附腥慕膻”,托足夷狄之间,而要见歧路而返,回 头是岸,继续科举的道路上奋斗。王韬对来自乡间的责备姗笑并非无动于衷,但是, 他思来想去,总觉得他维一的选择只能是继续“颔首悴面,倒行逆施”。他在给杨 醒通的信中述其苦衷说: 韬也不才,无所表见,以光于间党,遁迹海上,是用殷忧,鸿雁西来,手书远 贲,十读三复,谷所适从。 然有不能无言者。昔年先君子见背,韬固不欲行,眷顾家庭,又难中止。使有 二大力者提挈其间,俾成素志,决不敢自甘湮没。乃经秋卧病,闻问阅如,虫声满 庭,鼠迹盈案。历此况味,只自伤矣。然后戢翼长征,浩然不顾,知韬者当为播痛 哭流涕而不置也……天地生才不数,处世亦不苟,韬常以为然,及至今日,有不敢 尽信者,韬年十九,已事博涉,才虽不逮古人,而风雨一编,靡间晨夕,不可谓非 勃书媚学者,初不料时命之不偶而沦落于无知之俗也。事至于此,诚为已矣,岂复 能嘐嘐然诩名尚品炫智矜奇哉。 杨醒逋是一位古典唯理主义音,他的处世哲学代表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生活 态度。对他来说。儒家的道义是最重要的,是做人的根本,而“物欲”层次的衣食 则是次要的,非根本的,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愿“安贫乐道”,更不 愿为守道而“饿死”的王韬自然成为他责备的对象。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 王韬需要他的资助的时候,他又是那样看重物质财富,以致吝啬得对王韬不闻不问。 王韬这一封回信无疑是对他的冷嘲热讽。 人类生存法则的历史逻辑原来就是先物质后精神的。王韬为了养活自己、养活 全家,只能选择这条被封建文人们所不耻的道路,尽管他是那样的不情愿。 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麦都思牧士修改、润色他的译著。 麦都士牧士是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在马六甲 和广东一带进行传教活动。最早的中文月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麦都思与 马礼逊两人在马六甲合作创办的。鸦片战争后,麦都思来到上海北门外设点布道。 墨海书馆是他创办的宗教印刷机构。麦都思来华时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即准备把圣 经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翻译成通俗易懂平实流畅的中文,使中国人都能 乐于接受基督的启示。1847 年,他把上海的传教士组成一个编译委员会,开始从 事翻译工作。但是,尽管麦都思的气魄很大,其中文能力却明显不足。他以及在他 周围工作的传教士们虽然懂得中文,口语水平甚至不低于中国人,可翻译出来的文 字总是免不了“拘文牵义”,“洁牙聱口”,王韬讥之为“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 加以笔削”。这样的宗教作品极易引起中国民众特别是文人学士的反感,削弱了福 音的传播能力。麦都思邀请王韬,就是期望借助王韬的中国学功底,对他们所译的 书籍加以疏通、润色。王韬居沪初期此一工作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的时间。 延续了六年之久的新;日圣经翻译工作是单调而乏味的。一位自始至终参加这 一工作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w 。C. Milne)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说:“我们 每天集中讨论,先读一段圣经和祈祷文,然后逐字逐句地翻译。 每位传教士都有发言和修改译文的机会,以使译文更尽人意。这样的工作从上 午十点一直延续到下午二点半。有几位传教士带着有用的土著汉文导师或工作助手。” 作为一个有着良好儒学基础、生性又好动的青年才子,王韬每天跟在传教士后面修 饰他认为桔屈聱牙的译文,的确叫他生厌万分。他愤愤不平地向友人抱怨他的境况 说: 佣书西舍,贱等赁春,闭置终日,动遇桎梏,学蒙庄之牛呼,为史迁之马走, 因此瞢瞢自甘,惘惘不乐,每一念及,行坐都忘。 每日辨色以兴,竟晷而散,儿于劳同负贩,贱等赁春。疏懒之性,如处狴秆, 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 溷厕。 王韬讨厌宗教著作的翻译工作,可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工作却怀有极大 兴趣。此一兴趣是他讨厌西方宗教而又与传教士周旋揖让的又一原因。他在《弢园 老民自传》中说:“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住适馆授书焉”此话当属由衷之 言。十九世纪中叶的王韬不曾受到希腊神话普罗米修士为人类窃取天火故事的启发, 但他为师夷长技而甘受折磨的坚忍精神却如出一辙。中国近代第一代进步思想家大 多具有与普罗米修士一样的品格和精神。 王韬在上海时期参预翻译的科学性著作主要有五种,即:《格致新学提纲》、 《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 王韬后来将它们与《泰西著述考》一道编辑成册,名之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 》。 《格致新学提纲》是王韬在1853 年与艾约瑟(Joseph Ed-hns )合作翻译的, 其后王韬又“屡加补辑,多所增入”。因此,它不仅仅是翻译,而兼有编撰的成份。 此书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学、化学、重学、光学、电叫学、气 学、声学、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动植,无所不具”。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 人就能读到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性著作,实在是历史的大幸。王韬的革路蓝缕之功 不可谓不大。《光学图说》也是王韬与艾约瑟合译的,是一本介绍光学知识的入门 书,配有图绘,浅俗易懂,所论望远镜制造原理及工序尤其实用。《重学浅说》、 《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是王韬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合 作译成的,翻译程序是伟氏“口译”,王韬“笔授”、“润色”。《重学浅说》为 物理学著作,王韬曾在《弢园著述总目》中概括该书的要旨说:“西人于器数之学, 殚精竭思;其最奥者曰重学。以轻重为学术,行止升降,必藉乎力;高下疾徐,必 因乎理:而所以制器测象者,非此不可。凡助力之器有六:杠杆轮轴滑车斜面螺丝 尖劈。赖此可以举重若轻,其中各有算学比例在。”《华英通商事略》是一部叙述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发展商业贸易的历史著作。在当时,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以商业为本”的情况还相当陌生,更谈不上在内政上予商业以应有之地位。王 韬选择此书翻译有其针贬时事,警醒国人之动机。《西国天学源流》是一部介绍西 方天文学发展史的著作,“读之可以讨源溯流”。王韬试图通过此书的传播使国人 认识西历的精确性和它的科学测量方法。 由于王韬中文造诣的深厚,他参预编译的作品,不论是宗教作品还是科学著作, 均获得相当的成功。前者如《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代表本“文辞雅达,音节 铿锵”,水平远在前辈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和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所译圣经之上。《新约全书》并被英国圣经会正式采纳为规范精译本而加以推广。 至1859 年它已被再版11 次,直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此一译本仍在中国流传。 后者如《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等也都下径而走,被文人学子们视为至宝。 王韬对宗教译著和科学译著两种成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前者,他除了不时 表示只配“糊窗覆瓿”外,从无一点“成就感”;相反,对后者却总有一股压抑不 住的自豪感,每当朋友向他索要这些书籍时,他总要在自谦之词中流露出得意之色。 他也常常把这些书籍作为贵重礼物赠给朋友。晚年他还把这些译著汇编成集, 铅印再版。对两种“成功”的不同态度表明了王韬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好恶取舍, 也说明王韬滞留沪上除了经济上的客观原因以外,的确还有试图“窥破西学堂奥” 的主观动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