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沪上畸零人 五口通商后的上海是中西两大文明板块撞击的热点,也是大清王朝行政权力失 落的特殊空间。这里聚集着许多中国落魄文人。这些落魄文人或为科举考试的失败 者,或为官场角逐的失意人。在传统封建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结构里,他们是处在最 外缘的“离子”。当两大文明相遭遇的时候,他们极易在外力的撞击下脱离原来的 结构而成为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美国中国近代史专家柯恩(PauI A. Cohen )在他的著作《传统与现代之间》对这一群“中间人”有过精辟描述。他说 :“他们大多都是儒家经典训练出来的文人,且往往具有秀才一类的头衔。西方入 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把他们吸引到上海。不落俗套、行为怪辟而又不乏才华是他们 的个性特征。他们的诞生象征着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口岸知识分子 ( Treat3Port lntellectual)的出现。他们在中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生存,其工 作在初期似乎与中国历史的主流相脱离,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他们日益显示其 重要性。”“逃儒逃墨难逃世”。飞离出去的“离子”并没有就此找到一个无忧无 虑的世外桃园和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哲学。个人的不幸、国家的耻辱、东西文化认 同的困惑,在他们的心灵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抑郁孤独而又牢骚满腹,愤世嫉俗 而又放荡不羁。这是一群离开传统堤岸跳人陌生海洋而又一时没有找到彼岸依归的 “畸零人”。 在这些“畸零人”中,王韬是不幸最多、忧愁最深的一位。其经历之惨,精神 负担之重,几乎使上海时期的王韬“无复有生人之乐”。 (一)家庭多变故1850 年夏,王韬把妻子女儿接到上海,打算以他“岁得二 百金”,从此摆脱困厄。不料未及半载,妻子杨梦蘅“久劳患病”,“遽遭惨变”, 不治去世。王韬与杨氏结婚刚刚三年,且离别多于相聚,迁沪后伉俪之情犹如新婚。 突遇此变,王韬顿惑天昏地暗,痛不欲生。他写诗自咏道: 偕隐难期白首归,长离早把青鸾跨。 院落夭风响佩环,人海茫茫永不还。 银烛窗前明昔昔,旧衣架上黯斑斑。 残灯孤馆真凄怆,回廊独立悄无语。 最怜孤鸟不成鸣,底事宵长未肯曙。 凄凉无计作悲歌,零落天涯怨更多。 妻子病故后,王韬因“顾思白头母,忧子心煮煮,更怜小弱弟,久已诗书抛”, 便把老母与小弟一块接到上海同住。王韬每日辛苦劳作,“奉高堂,教弱弟”,指 望家庭从此太平过活,小弟早日成人。可接下来的打击让王韬更加失望。弟弟王咨 卿来沪后与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块,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整日醉生梦死,不事读 书。王韬被他弄得钱囊拮据,伤透脑筋。在一封致杨醒速的信里王韬无可奈何他说 :“舍弟谘卿,供养烟云,已成痼癖,迩来为之赁屋一椽,聚徒三五,聊以收其放 心,然犹且典研鬻书,以供片芥,劝之不可,徒唤奈何。”后来,王韬花尽积畜, “心力耗瘁”地为他娶了夏氏作媳妇,以期能对他有所匡正。不料又是“未及三载, 遽以疾殒”。愁郁之下,王谘卿的烟瘾愈发不可收拾,“呼吸烟霞”,“迷津难返”, 未三载也溢然逝去。 如果说家人一连串的去世所带来的悲哀使王韬长年累月“如坐愁城”;那么 “无后”的忧虑便在这座愁城之上又加上了一层沉重的精神黑网。王韬本来有兄弟 五人,但三个哥哥均于幼年夭折,只剩他与吸烟成瘾的弟弟谘卿活至成年。王韬生 有二女,次女且“生不能言”;王谘卿生有三于,但一个也未成活。从传统意义上 讲,王家血脉香火自此而断。一位思想开放的现代知识分子或许对此“衰宗”局面 不以为意,但对还未走出传统、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十分强烈的王韬来讲, 则仿佛是人生最大的磨难,是命运对他的最大惩罚。他经常用“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的儒家伦理来谴责自己,闭门枯坐思过,同时诅咒命运的不公,凄凄惨惨,哀 哀怨怨。在《哭舍弟谘卿》一诗中他这样叹息道: 痛杀北堂母,同谁奉甘旨。三兄殇可嗟,一个弱如此。 衰宗安得振,时陨滂沦涕,只鸿迷所向,此痛何时止。 直到他后来亡命香港,还在为亲人接二连三的谢世和王氏家庭的断后状况耿耿 于怀。一封写于逃亡香港一年之后的信这样写道:“懒叟所虑者,尤在嗣续,已逾 潘岳之年,将逼商暨之岁,膝下萧然,顾对谁供。我家七叶相传,二百三十七年, 仅存三男子。从侄二人,长者清狂不慧,次者荡越绳检,不可教训,世乱家贫,年 壮无室,我之所遇则又如此,呜呼,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弗可冀也已。”甚至在 他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成为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之后,他还不能以平静的心态来看 待“无后”一事。一封写于1881 年前后的信函这样说:“言念吾宗,伤心欲绝, 悠悠苍天,易此其极。王氏一支,自明崇祯至此,七叶单传,今殆绝矣。岂刑官之 后,遂至不祀,而若敖之鬼,长此终馁矣。宁不痛哉!宁不哀哉!”(二)正统华 夷观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封建时代中国的知识界被包裹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封闭甲 壳里。未出甫里时的王韬也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华尊夷卑论”的维护者。 有一件小事典型地反映了王韬们这种文化价值观。大略在1848 年前后,王韬 的一位朋友因家庭限入困境被迫前往上海洋人处做事。王韬获知此事后,立即写了 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给这位朋友,劝他不要因为一时“身处涸辙”而失儒者之节, 卖身事夷。他写道:“儒者立节,不必呜高,君子持躬,务期绝俗,经权常变,惟 所用焉,而独至处身之道不可不谨……夷人自议款通商以来,包藏祸心,非伊朝夕, 足下其巢幕之燕乎……? 春秋责备贤者于失身尤为重。仆于酒酣耳热后,能不为足 下击碎唾壶,感愤位下哉!然裹足不入者,保身之哲也,决心舍去者,果断之士也 ;事机犹可转目,昔非何必今不是,翩然辞去,鼓掉而西,弹长铁以归来,谢知音 干海上,尚不失为佳士耳。若复羁栖异地,沦落青拎,以垂暮之年,蹈不测之域, 不独知者为之兴叹,即己之心何以安?”字里行间饱醮着对西方“夷人”及与之共 事的“士林败类”的鄙夷不屑之情。 十九世纪中叶时代的变化也把王韬自己抛到了上海这个听谓的“腥膻之地”。 在与西方人士的接触之中,他逐渐体察到西方文明和西方人士的优异之处,思想开 始发生变化。他在日记中就曾多次赞赏合信、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西人聪明好学以 及对他的生活关照。 但是,王韬仍没有全部放弃他的旧观念。封建传统文化早年所赋予他的文化价 值观依然牢固地存在。尽管后来王韬成名后曾说他在上海时与外人“雅称契合,如 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上海时期,特别是1859 年以前的王韬仍然是一个“华 尊夷卑论”的笃信者。他的思想变化远远落在他的生活变化之后。与西方人士朝夕 相处被他看成是“日与异类为伍”,是“耻莫大焉”,“害莫大焉”。一封写于1858 年的致舅舅朱雪泉的信这样写道: 自来海上,绵历岁序……托迹侏,薰莸殊臭。 传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饮食者欲,固不相通,动作语言,尤所当慎 ……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 投之溷厕……此邦氛浊之场,肩毂摩击,腥膻萃附,鸦雀之声,喧訇通衢,金银之 气,熏约白日。聆于耳者,异方之乐,接于目者,犹杂之形。 这里,没有一丝“雅称契合”之意,而传统士人那种“华尊夷卑”的潜意识却 暴露无遗。在另一封致密友的信中,他以更直接明了的语言谈论“夷性乖张”和 “夷夏大防”。此信引述了《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词滥调后指出, 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因此,宜严加防范。 即使不能将其驱逐,至少也得格绝中外。王韬断言,“中国英俊士子”不顾 “中外异治”,尊西人为“西儒”,“乐与之游”,将会“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 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长此以往,“华风势将浸成夷俗,名教大坏”。 在王韬心目中,夷人夷俗是如此的可鄙可恶且可惧,而作为“华人”的他又不 得不为了向其学习和谋求生计与其周旋,王韬确实陷入了痛苦的精神炼狱。在他与 传教士一块工作了一天之后,他常常独伴孤灯,以负罪的心情审视自己的行为,谴 责自己“逐臭海滨”,“败坏名教”,后悔自己饥不择食,“误陷腥坛”。从赴沪 之初直到1859 年左右,他的这种惜也痛哉的对自我丢失的忏悔,充满了他的书信 和日记。1850 年秋,他在给弟弟王谘卿的信中自责并责人地写到: 我自去岁抄秋至此,今已又及秋矣,时物一周,不禁触目生感。呜呼,人生如 白驹过隙,诚不知老之将至。贫贱何足耻,富贵不可求,但当安吾贞守吾素而已, 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 此后,在给舅舅的信中又不无后悔地表示“使当日者却三聘之金,以为污我, 严一介之意,不妄干人,鸡林之使,摽诸门外,乌泾之行,绝诸意中,决然辞谢, 舍之他图……上可以博功名,下可以垂著述,计不出此,悔焉已晚。”1859 年3 月的一天,王韬的朋友管小异来拜访王韬,言及他拒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延修《旧约》一事。管小异在向王韬表白拒绝助译的理由时说:“吾人 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 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王韬听后汗颜涔涔,喟叹 不已,他在当日的日记里写道:“噫!闻小异言,窃自叹矣。当余初至时,曾无一 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一失足,后悔莫追。苟能辨其大闲, 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正统的华夷观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复因 亲朋好友的不理解而加剧。王韬赴沪后,许多朋友“以此为获罪名教,有玷清操, 或则肆其妄谈,甚者加以丑诋”,还有的与他割席绝交。这种外在的压力使王韬内 心时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惶恐不安。他试图找到一条能够“洁身自好”的生活道路, 但最后没能实现。他曾以沉痛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写道:“呜呼,留则百喙莫辨, 归则半顷未置。名誉不立,谁停侯芭之车,汲引无闻,孰赁伯通之庞。左右都非, 进退维谷,坐是忽忽若忘,懵懵不乐。”(三)事业的困顿王韬每年“卖文所入” 约有二百金,一人生活尚有节余,可以此作为整个家庭的生活之资则难免捉襟见肘。 王韬居沪初期要担负六口之家的生活费用。1857 年以后,因续娶继室林氏和弟弟 王利贞娶妻生子,他一人竟有“八口之累”。于是“以布衾质钱、金钗贳酒”一类 等米下锅的事便不断发生。王韬此一时期留下的书信及日记中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记 载,略举数例,以见其贫困之一斑: 岁暮囊空,百费猬集,徒张空拳,辄唤奈何,以诸窘迫状,真阎浮提中苦恼众 生也。 授书西舍,绝无善状,局促如辕下驹;笔耕所入,未敷所出,平仲之书,渐以 易米,蔡泽之釜,时复生尘,倘非知我者,必以此言为河汉也。 度岁之资,尚无所措,乃作札致恂如假得数金,粗能过去,摒挡店逋,为之一 清,从此安稳清眠。即有剥啄双扉,亦不疑为索债来者。 面对如此窘境,埋藏在王韬心底的功名心又悄然复苏。他在“寄周丈侣梅”的 信中承认说:“遁迹海滨,真如匏系驾骀下才,无志腾骧,只增伏枥之悲耳,桐叶 已落,槐花正黄,见人家泥金遍贴,功名之念未尝不稍动于中。 酒酣耳热时,复潜焉自讪。同学少年,亦多不贱,彼此相形,益觉泪下。羁縻 于此,势非得已……安能郁郁久居此哉?”1956 年,他竟然在丢弃八股帖括十年 之后重操阿婆生计,到昆山参加科举岁考。如此仓促上阵的结果,自然是一人号房 便不知所云,枯坐了几个时辰,败兴而去。 王韬还未死心,1858 年11 月9 日,他在30 岁生日这一天的日记中还在念 叨“壮志未酬”的苦衷。他自我解嘲说:“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 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天路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 思之可为一大哭。”由于思之过多,虑之过切,连做梦他都想着金榜题名的事发生。 就在30 岁生日前几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三更得一梦,甚奇。梦予生前系姓贾,亦士人,筑屋西泠桥畔。娶妻美而慧, 能歌咏,伉俪甚相得。后妻卒再娶,容亦丽而才不逮,因此郁郁寡欢,诣云栖大师 处祈梦,以卜终身。梦云栖授以一钱,上镌“云阶万里”四字。贾受钱而寤,旋应 省试获第,予醒后,历历不忘,心甚异之,不知何解也。强烈的功名欲促使他于1859 年又参加了一次考试。王韬这次考试的结果更加糟糕。从他考试期间的日记可以明 显看到这一点: 十有八日己末(3 月22 日)是日,考生员经古第一场,寅初即起,至辕门柢 候,顾点名甚晚,已东方日出矣。辰正,有题《五经庶几才赋》,以“讲论五经庶 几之才”为韵;诗题《君子养源》,得“源”字七排一首……予在场中,未知底细, 迅笔直书,午后始出。 二十三日甲子(3 月27 日)晴。是日,考昆、新、太属七学,点名殊早。卯 刻有题。昆新题《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太属题《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 语矣》。经题《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诗题《岭上晴云披絮帽》,得“云”字, 系苏东坡诗。予草划毕事而出。 醒通、恂如、康甫约作登山之游,予欣然重往,连袂出行。……茶寨四壁,疥 诗几满,而可诵者略有数首,雒诵久之,吟思忽发,乃与庙祝借笔题一诗其上云: “头颅三十不成名,竿木逢场悔此行。”失败后自悔自嘲,并不表示他从此不再期 冀通过科举摆脱困境。实际上,他的功名心依然有“嘘而复燃”的可能性,如果他 对帖括之术稍有把握,他一定还会再参加这样的考试。就在他岁考失败后两个月, 他的一个朋友来书劝他参加江苏省借浙江省考场举行的秋闱,他不无遗憾地说: “邱伯深寄书至,劝予秋阑必去,以酬先人未竟之志。其意良厚。奈予于帖括一道, 束诸高阁已十余年矣,今复欲执笔为此,断不能如时世妆之争妍取怜也,因此功名 之心益灰。虽有名师益友,亦不能鞭策,念及辄自悔自憾也。”依依不舍而又无可 奈何的心态跃然纸上。 家庭的不幸,正统华夷观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以及事业的困顿,使王韬陷入了精 神的苦闷。他在书信中叹息说: 阮籍不名一钱,仍嗟垂囊,刘备空绕三匝,犹欲觅枝。所谓耕三于一,损益积 赢,为他日退步者,仅成虚愿耳。兼之舍弟读书未就,学贾不能,呼吸烟霞,已成 痼癖,迷津难返,凡百堪忧。埙箎乏迭唱之欢,手足无交推之雅,三十之年又艰举 子,无以遂老亲含饴之弄,退处闺阔,左顾少愉。命也何如,要难相强,境遇之厄 塞既如彼,家门之所值又如此,人生乐趣,混然尽矣。 坐此贫困,已累岁年,少囿一里,未邀乡曲之知,长游四方,罕识诸侯之面, 加以文章憎命,科第无名,今兹秋赋,欲往未果,将为仕耶,则不能随行逐队,学 南郭之滥吹,将欲隐耶,则又为问舍求田,被北上所腾笑,穷通皆失,左右都非, 吁其悲矣,心滋戚矣。 悲之大,愁之深,心理倾斜之严重,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韬需要找到一 条排解愁郁的渠道。他找到了“醇酒妇人”。上海时期王韬生活之放荡,行为之怪 异,几乎到了半疯狂的程度。 放浪的生活破坏了王韬的健康。王韬在上海的13 年正当他生命中的20岁到30 多岁的黄金年华,但从他的身体状况看他显然已经未老先衰。他患有“酸齿”、 “洛血症”、“肝气不畅”、“烂脚”等多种疾病,外表“虽二毛未见,而引镜自 照,精不泽肤,气不充骨,销铄之验,殆已见端”,体态过早发福,被上海滩上的 朋友戏称为“吴门王胖”。至35 岁时,便已经“目盹齿腐,面皱发稀”。这那里 象是一位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分明是一位老态龙钟的病叟。 王韬狂放不羁的间接后果是“开罪士林”。王韬每每衣衫不整,“佯狂乎市廛 之上,涵辱于沽屠之间”,或聚友于酒楼妓轰饮达旦,抵掌雄谈,声惊四座。这些 难免引起士林的谴责,指其为狂生。王韬对此虽不介意,但这的确是后来他不被某 些当权者所重用的原因之一。 王韬曾在一首诗中咏叹:“遭乱离忧百事灰,生平怀抱几时开,万言羞学纵横 术,四海谁知经济才?兄弟朋友皆至性,妇人醇酒有奇哀”,社会制造了他的不幸, 酿成了他的苦恼、忧愁和悲哀,可又没有为他提供任何合情合理的可资寄托的支点 或可供渲泄的渠道。他只能以他自己待有的方式来平衡心灵的倾斜。从王韬的非理 性的“放浪形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荒唐的病态社会。 《弢园尺犊续钞》卷五有“呈胡云楣观察”一函,内云:“甲子夏间,规复金 陵,仲冬之月,举行宾兴盛典,韬以秘迹炎荒,未遑预试,闻阁下告人云,是年平 阁学以榜无韬名,致搜落卷,仍不可得,阁下入谒,犹蒙垂询,此韬生平文字知己 也”。可见,王韬在流亡之前可能一直有再次赴试的打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