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遁迹香港 1862 年10 月5 日,王韬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驶离黄浦江,南 下香港。一路上,虽有随船同行的江南范春泉兄弟、萧山鲁获洲以及麦华佗委派的 “密司恳开”等说话作陪,但王韬总觉得心情沉重。大清王朝没给王韬带来任何好 处,甚至要以大辟重刑来惩治他,可如今一旦要离开它,逃入在西洋人统治之下的 “化外之地”,王韬又感到若有所失。对父母之邦的依恋之情与对清朝政府的怨恨 矛盾地混合在一起,牵拽着他的心绪。他以十分伤感的笔调在甲板上写下了这样的 诗句: 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庚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 茫茫的大海,茫茫的前途,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灵魂,一种找不到人生依归的 愁绪迷漫全诗。 “鲁纳”号航行两昼夜后抵福州。越日,抵厦门。10 月11 日午后抵香港。 从此王韬变成了所谓的“化外之民”。在这块大清王朝管辖不及的“化外之地”上, 他实现了思想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六十年代的香港,在英人经营下,工商业已有一定程度的繁荣。王韬在《漫游 随录》中对此曾有记载: 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 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 尺地寸金,价昂无埒。沿海一带多开设行铺,就山曲折之势分为三环:曰上环、 中环、下环,后又增为四环,俗亦呼日“裙带路”,皆取其形似也。粤人本以行贾 居奇为尚,锥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贸易殊广…… 上、中环市廛稠密,阔剖宏深;行道者趾错肩摩,甚嚣尘上。下环则树木阴臀, 绿荫缤纷,远近零星数家,有村落间意。“博胡林”一带,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 逮,殊有萧寂之致。 不过这是王韬后来游历欧洲之后的倒叙文字。初到香港的王韬并没有如此平静 的心情来欣赏英人的功绩。他下船伊始,情绪极坏,对什么都觉得难以忍耐。“人 民椎鲁,语言侏”;环境恶劣,“炎方景物种种伤吾意,气候不常迥非中土侔,视 天常低视日近若炙,冬或著盛夏或披裘,鱼龙怒腾欲雨气腥臊,一黑千里飓起摇陵 邱,飞虫细蚋经冬犹不死,炎飚毒雾白昼鸣鸺”;衣食住行更是样样窘迫,“所供 饮食,尤难下著,饭皆成颗,坚粒硬喉,鱼尚留鳞,锐芒螫舌,肉初沸以出汤,腥 闻扑鼻,蔬旋洒而入馔,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咸之异嗜”;“瘦妻娇女 啼哭思旧土,一家四人卧床无一廖,半椽矮屋月费钱半万,风逼炊烟入户难开眸, 木中虮虱人若锥利,爬搔肌肤往往至血流”。苦不堪言,王韬似乎掉进了地狱之门。 最使王韬苦恼的是,生性好动、喜交朋友的他如今面临着既无新朋又失老友的 孤独之境。他认为香港是“其俗素以操赢居奇为尚,而放于礼法,锥刀之徒逐利而 至”的地方,因此,绝少“雅流在其间”,“地不足游,人不足语”而老朋友大多 因王韬为清朝“通缉要犯”,害怕连累,不敢与之继续来往。他给朋友的书信有不 少都落得“旧朋无一字之来”的有去无回的结果,他为此作诗自嘲亦嘲人说: 谁惜寥天囚独鹤,翻嫌多事遣双鱼。 论交四海轻刘备,乞食穷途泣伍胥。 元修契顺从来少,赵德符林亦未逢。 一字惧为他日累,此才转赖导邦容。 文字岂必关科弟,风义原难望俗庸。 实际上,王韬此时自己也不愿以待罪之身与他人交游,他的诗中有“逢人怕问 名”、“无求终岁闭门居”一类的句子。他将自己的名子“瀚”改为“韬”,表字 “兰卿”改为“懒今”、“子潜”、“仲弢”等,将所居之处命名为“天南遁窟”、 “弢园”等,似乎打算从此躲开多灾多难的尘世,韬光养晦、隐姓埋名地度过他的 后半生。 英国领事为王韬提供了政治庇护,却没有提供他相应的生活资助。所以初到香 港的他还没有条件做闭门修心养性的寓公。他必须走出门去寻找机会挣钱活口。英 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向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理雅各为英国的苏格兰人,1815 年出生于一个信奉新教的农民家庭。大学毕 业后加入英国伦敦布道会,1839 年被该会派往马六甲(Maiacca )担任英华书院 (Anglo Chinese col-lege)院长。1843年,英华书院迁入香港,理雅各也一并随 往。理雅各受过专门的中文训练,有很高的汉语造诣,著有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著 作,其中《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I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 《孟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中国的宗教: 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TheReligions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等在欧洲汉学界有广泛的影响。1358 年,理雅 各在英国在港大商人查顿(William Jardine )和颠地( LancelotDent )资助下 计划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 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建设计划,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在王韬未赴香港之前,理雅各 的合作者有英国传教士湛约瀚(JchnChalmers)、留美学生黄胜等,完成了四书即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翻译,名之为《中国经典》第一卷和 第二卷。 王韬的到港使正在苦于“助译乏人”的理雅各非常高兴。理雅各曾到过上海墨 海书馆,对王韬的学问和助译圣经一事有所了解。所以,早在王韬藏匿于上海英国 领事馆时,理雅各就曾与麦华忙联系,邀请王韬来英华书院助译中国经典。王韬刚 到香港,他就派人前来联络,“特为位置”,“优礼有加”。王韬在诗文中多次谈 及理雅各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对他的“知遇之恩”,如《南行》一诗写道: 鲁连成蹈海,仓卒登邮舶…… 夜深篷背雨,并作眼泪滴…… 绝岛峙海中,新是西人辟。 问舍有逢迎,甫集惊魂魄。 主人意良厚,怜我在屈厄。 译馆汇群书,乌焉命仇核。 在后来一封致理雅各的信中他更是情绪激动地写道:“(韬)逃死南陲,得逢 执事,授餐适馆,礼意优崇,惮羁旅之人弗至失所。感激之私,沦肌侠髓。”王韬 经学功底深厚,一般的传教士汉学家远不能望其项背。而且,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有 十多年的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经验,工作起来也比一般的内地文人驾轻路熟,得心 应手。这两点加上王韬对理雅各的感恩意识,使《中国经典》的翻译进度大大加快。 经过两人近三年的努力工作,至1865 年7 月,《尚书》译述宣告完竣,定名为《 中国经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译本《中国经典》第四卷于1871 年、 《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五卷于1872 年相继发行。 将中国上古经典翻译成现代英文是一项十分困难艰巨的工作。这些经典成书时 间早,文词古奥晦涩,所述历史事实既简赅不详,又真伪参半,加上后人注疏汗牛 充栋,观点千变万化,莫衷一是。非学贯中西、大才大识者几乎无从下手。理雅各 和王韬翻译的成功,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学术功力和治学才华。王韬的工作尤其艰苦。 他负责所有译著的“前期基础工程”,每译一经,他必须事先广搜博集,详加考订。 然后集历代各家注疏之长。并犀入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笔记,以供翻译之用。他 的治学原则是兼采诸家,不宗一派,对理雅各弄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还需讨论讲 解。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王韬单研究性的笔记就有《皇清经解校刊记》24 卷、《 国朝经籍志》8 卷、《毛诗集释》30 卷、《春秋左氏传集释》60 卷,《春秋朔 闰日至考》3 卷、《春秋日食辨正》1 卷、《春秋朔至表》1 卷、《礼记集释》和 《周易注释》等。每一部笔记都花费了王韬大量的精力,如《毛诗集释》“采择先 哲之成言,纂集近儒之绪语,忻衷诸家,务求其是”,其工作起始于1862 年5 月, 成于1863 年3 月,前后花去将近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王韬每日都是“凌晨 辨色以兴,入夜尽漏而息”。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回忆说:“航海至粤,旅 居香海,自此社门削迹,壹意治经。著有《毛诗集释》。”起早摸黑,屏绝一切交 际,王韬全身心地投入了译经工作。 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十九世纪以前就有不少不畏艰 难的西方传教士在这方面辛勤译述。然而,他们所译的最多也只是中国经典的只鳞 片爪。而且,由于文字障碍,他们大多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精义理解不深。译文也多 半鄙俚不通,谬见百出。象理雅各和王韬这样功力深厚,学贯中西的学者两人鼎力 合作,积二十年之功,将中国古代经典系统地、准确而又通俗地译成西文,不能不 说是史无前例。理雅各与王韬合作的译本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被视作中国经典的 标准译本。 洋洋大观的多卷本《中国经典》于十九世纪在西方陆续出版引起了西方学术思 想界的轰动。理氏也因此而获得一片赞誉。英国著名汉学家小翟理斯(LioneI Giles ) 称赞道:“五十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 各氏不朽之作也。”英国爱丁堡大学特颁予理雅各汉学奖和荣誉博士学位。1876 年,英国牛津大学开设汉学讲座,理雅各又被特聘为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 应该看到的是,理雅各的不朽贡献和殊荣有一半应归之于王韬的助译。 从《中国经典》的内容看,有的就是王韬所作笔记的直译。如王韬对古代历学 很有造诣,著有《春秋朔闰日至考》三卷。赴英助译时又特作历学论文五篇,其中 两篇被理雅各直接收入《中国经典》第五卷书首之序言中。另据《中国经典》第五 卷序言内所载之参考书目(Books used in prepar-ing thework )内有多种著作 直接得自王韬原作。在原文注释和观点综述方面也几乎全部得自王韬。《礼记》和 《诗经》译本中多次提到这一点。理雅各本人对王韬在译书过程中给予他的帮助也 不止一次地予以极高评价。如在《中国经典》第三卷的前言里,他特别提到王韬对 译书的杰出贡献,并对此表示感激不已。他写道: 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川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 最博通中国典籍矣。彼于1863 年(此处时间不确,但原处英文如此。应为1862 年)岁暮抵港,于精心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取用、并以满怀热忱,进 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劳之际,并为余带来 乐趣也。在一封写于1871 年致友人的信中他又写到: 我们已经印就380 页(指《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然而开支太大。每 月开支,包括我的中国助手王博士(Dr,Wang,即王韬)20 元薪金,略有105 元 之数。出于经济考虑,有时我想不再继续雇用王,因为或许一个星期里没有他我也 能对付过去,但一旦困难来临,他对我叉是那样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现正在译述诗 序,他的作用尤其重要。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还没有遇 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 从理雅各的推重赞誉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韬在中国近代第一波“中学西被”中 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此功与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伟大贡献交相辉映,奠定了 王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