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办报实践与新闻理论 王韬办报得自于西方报业的启发。在旅行欧洲和研究西方人文历史的过程中, 王韬逐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度之美、民风之好是与西方社会的舆论公开、 信息开放、报刊传播媒体的发达互为因果的。他在评估泰西报纸的社会作用时写道 :“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 ;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 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因此,他认为学 西方不仅要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典章制度,还要着手象西方那样为富强活动开拓出 一个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这样,富强活动才能成为举国关心 和不可阻遏的成功之业。有鉴于此,他于1874 年2 月4 日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 报》。 王韬选择办报作为自己的第一职业还有其特殊的个人背景。对他来说,办报虽 然是一行新鲜职业,但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事情。早在上海时期,他就接触到印刷和 出版事务。墨海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印书局,属英国《字林西报》的附属机构。他的 雇主麦都思还是中国境内早期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的创办入。王韬在墨海书馆的 工作,除了佐译圣经以外,就是负责出版文字的校对和发送《遐迩贯珍》。香港的 英华书院也是一个学校兼印书局的二合一机构,理雅各本人也兼有伦敦布道会出版 局监督的头衔。王韬在与理雅各共事的近十年的时间里,对出版编辑工作自然十分 熟悉。他自己在1864 年前后兼任《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1y Press )的中 文附录《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更直接地为他办报积累了经验。此后他前往欧洲作 汗漫之游,游历中特别留心泰西日报的发行情况,对英国报纸主笔享有崇高的社会 地位也印象深刻。他还专门前往爱丁堡一家印刷厂参观印刷设备和流程。他记载说 : “印书馆屋字堂皇,规模宏敞……其中男女作工者,约一千五百人,各有所司, 勤于厥职。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 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数千百字。”自欧洲回到香港后,王韬几乎处于半失业状态。 理雅各抵港后不久便又因事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生活来源。为此,他曾一度打 算加入曾国藩的幕僚队伍“糊口”,但旋因曾国藩死去而未果。于是,他把主要精 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1872 年前后,他担任了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 同一时期的《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涉及王韬与《华字日报》:“其主笔为黄平甫 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 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 直笔,不第供夫乾志夫虞初而已也。”ll873 年,王韬又干脆联合黄胜等人,集股 一万墨西哥银元买下伦敦布道会印书局的印刷设备,成立了自己的中华印务总局。 所有这些个人的新闻和出版方面的经历与经验,为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提供了条 件。 《循环日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其创办伊始就表现出 不同一般的个性特征。第一,它是日报,除每个星期天以外,它坚持按日出版。1875 年到1876 年间王韬还精选日报上发表的重要记事消息、政论,汇编成每月一期的 月刊,附日报发行;第二,它是由中国人完全自办自营的独立报纸,它的“总司理” 为陈蔼廷(即陈言),“正主笔”为王韬,均由中国股东“同人所共举”产生。其 他协助王韬办报者也均为中国人,如中国最早留美归国学生黄胜,留英学习法律的 伍廷芳、何启,王韬的女婿钱征,广东秀才洪士伟,报纸翻译、后为香港富商的胡 礼垣等。《循环日报》在开张布告中写道,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 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 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前提。他说,自中西通商后,香港、上海相继仿行 报纸,但“主笔之上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 ……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循环日报》编撰人员“中国籍”和兼 通中西学、汇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的“兼容性”特点,是《循环日报》得以 成功的一个条件。第三,也是《循环日报》最根本的特征,是《循环日报》的政论 色彩。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曾指出:“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 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为集 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甚。”美国的中国近 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教授亦指出: “在近代中国史的初期阶段,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 社会各种问题表示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 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确切他说,《循环日报》的政论刊登在 第二版的“中外新闻”栏内,而且往往每期不止一篇。如1874年7 月9 日(同治十 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版面上就登载了《论铁甲战舰》、《论人不可恃智力》和《 论吴淞口宜修筑炮台》等三篇论文。据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研究,单根据日本国会 图书馆及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明治文库所藏的不完全的《循环日报》和《申报》所转 载的文章统计,《循环日报》从1874年5 月12 日(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 1885 年12 月10 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890 篇。 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王韬的手笔。为了撰写这些政论,王韬几乎把所有的精 力和时间都花在上面了。他在致郑藻如的信里叙述当时马不停蹄地“握管连写”的 情形说:“自撰日报以来,境比丝纷,事同渭集,终日握管,手为之疲,几千万言 倚马…… 虽笔墨之间,不求刻画,而才尽之叹因之。”《循环日报》的政论特色是与王 韬创办《循环日报》的指导原则相关联的。出自王韬之手的《本馆日报略论》曾明 确地表示,《循环日报》不仅要将国内外要事消息汇于一纸,而且要毫不隐讳地表 述报社的看法和主张,“借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应之不爽”。也 就是说,王韬及其同仁的办报宗旨一方面是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 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见解, 引导舆论,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从西里喜行所列《循环日 报》政论目录和国内学者夏良才先生在香港所见到的《循环日报》胶片的题目看, 王韬揉议论于消息之中、积极针贬现实、干预生活的办报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如 “富强要策”(1874 年2 月5 日)、“法辟议院”(1874 年2 月10 日)、 “日本设立议院”(1874 年4 月17 日)、“纪星使往核古巴华佣事”(1874 年7 月11 日)、“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1874 年7 月16日)、“论欧洲近事” (1878 年3 月13 日)等论文都是与社会焦点问题息息相关的“夹叙夹议”。王 韬自己后来在与日本报人的交往中谈及他的办报情形说:“年来我亦持清议,眷言 家国怀殷忧,论事往往樱众怒,世人欲杀狂奴囚。”借事生议,痛击黑暗,藏否人 物,倡导改革舆论,以致顽固守旧之士觉得如芒刺在背,必欲囚之、杀之而后快, 于此可见《循环日报》政论鞭辟现实之深。把办报的宗旨从营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 智、把报纸的功能从单纯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是中国近代新闻史的革命, 它意味着中国近代报纸社会价值的提升,也标志着王韬近代舆论意识的发育成熟。 《循环日报》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它有一群学贯中西而又不受大清律令约束的 编撰人员、能够云别人之未能云、言别人之未敢言的特点,使它获得了广泛的欢迎, 其发行量处于同一时期各报发行量之首。它的发行处星罗棋布,遍及四方,“省会 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计有:广州省 城数处,沙面、河南各一处,澳门二处,国内还有佛山、东莞、虎门、厦门、福州、 牛庄等处;海外的有京都、横滨、安南、星加坡、边能埠、旧金山、新金山、雪梨 埠、庇鲁埠等处。此外,凡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 及日本的长崎、神户,均由“招商局代理”。 《循环日报》的文章还广泛地被《申报》等中文报纸所转载。这些都说明,王 韬主持下的《循环日报》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执掌了中国报纸草创时期的牛 耳。 从《循环日报》的特点,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循环日报》实实在在是一份中 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喉舌报”。它之所以得到正在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资 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其原因亦在于此。但是,王韬却为它起了一个令人猜不透的名 字:“循环”,引得后代史学家为此推测不已,莫宗一是。如戈公振认为“循环” 就是指“革命”,意指“太平天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但可惜报纸传播其种子,以致 循环不已”;方汉奇认为王韬所谓的“循环”含义不是革命,而是他心目中恒古不 变的“三王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思想。科恩则认为工韬选择“循环” 一词作为报名反映了他的循环史观,同时也可能隐含着王韬的信念,即中国一定会 重新变成她原初那样的伟大国家。笔者认为,分析“循环”的确切含义应与考察王 韬的多元世界观和“运会”观及王韬个人曲折复杂的经历结合起来,予以多角度、 多方面的理解。“循环”在这里至少有三重含义:一,天运循环,盛衰相继,历史 上没有长盛不衰或长衰不盛的民族,中国目前虽然处在“衰”的阶段,但“衰”即 “盛”之渐,只要把握机会,应天运而尽人事,亟图改革,就一定会由“衰”致 “盛”;同样道理,西方各国目前虽然处于“盛”的阶段,但“盛”也能趋于“衰”, 所以切不可恃强而凌弱,一意孤行。否则,天必将有以报之。 从这一角度讲,“循环”是变法图强的代名词,也隐含着反对和谴责西方侵略 的意思;二,世界发展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呈现一种循环状态。目前存在的诸 国林立的“分”是由原初的混然一体的“合”演变而来的,未来也必然走向天下大 同的“合”。所以,王韬的“循环”有世界大同、天下一体的含义,暗示《循环日 报》的内容将不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面向整个世界。 西方人将《循环日报》译为“The Univer-saI Circu1ating Herald ”,恐怕 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的。再者,王韬自认为是中国“学贯中西第一人”的世界 性报人,所以,以“循环”命名也预示着他要把静止封闭的中国放到全球性的世界 范围去考察,汇中外于一纸;三,“循环”也是王韬对个人经历的最高概括和对未 来命运的期待。王韬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蹇。从科举不第、弱冠失恃、佣笔西舍, 到投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而遁迹海外,再到漫游欧洲、鼓吹西学以致封疆大吏不时 垂询,“稍副时名”,这些在王韬看来或许也是一个祸福相依的循环练,“天之所 以厄之者,其即所以成之者”。 他似乎意识到世间事物有互补性,一个人虽然不能成为大官,却仍然可以做大 事;此业无成就,彼业却未必;今生不获知于“并世之人”,千载之后却可能备受 景仰。因为,世间的事情本来就是正反相成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 闭多于开放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大多数 中国人还圃于成见旧习,“见有谈时务者,则曰大言不惭,见有谈外事者,则曰夺 于外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韬把西方社会沟通信息与政见的重要手段报纸 引入中国,并把它的宗旨放在抨击时弊、扫除传统成见和倡导改革舆论的社会价值 上面,的确反映了王韬作为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伟大卓越之处。王韬宣告了中国 思想家倡导改革的古典方式的式微和近代方式的诞生。在他之前,中国改革思想家 一般都是以著书立说或书信往来传递他们的改革要求,因而影响面狭窄,往往撞不 开巨大而沉重的黑暗闸门。自王韬之后,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再圃于传统思 想家著书立说和书信往来(包括上书皇帝)那种对改革的呼唤方式,而把创办报纸、 诉诸公众舆论作为提出政治诉求的更有力的“施压杠杆”。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 革命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章炳麟,无一不把倡导变革与办报 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讲,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进过程中,王韬无疑 也具有“革命者”的历史地位。其披荆斩棘、开拓未来之功永远彪炳史册。 王韬不仅是一位近代报纸的创办者,而且还是一位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因 此有必要在介绍他的办报实践之外,进而考察分析他的新闻理论。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专文讨论报刊理论的“开风气之先者”。 他在《循环日报》上先后发表《西国日报之盛》、《倡设日报小引》、《日报 有稗于时政论》、《论日报渐行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 设西文日报之利》、《书日本新报后》等一系列文章,对报刊的社会地位、社会职 能等问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新闻思想的先河。 王韬认为,报纸是民情民心的一种反映手段。一个看重民心民情的社会必然要 重视报纸;反过来讲,一个不重视报纸社会地位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漠视民心民情 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既不符合传统的儒家圣人之治,也与现代西方政治理论背道 而驰。他说:“西国最重日报,有时清议所主,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士,位至卿 相。国家有大战事,橐笔从戎,随营记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英美两国每日印至 二十万纸,分布遐迩。”他建议中国统治者要向西方统治者学习,放下身段,主动 让报社及其主笔参加“朝纲国政”的制定,形成国家政治由“宰臣与主笔之士”会 商而后定的机制。王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拂民心民情。 王韬甚至把报纸的地位放在国家之上,期望实现一种报纸主导政策制定的局面。 他写道:“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 蒸霞蔚,持论蓬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 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 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从这段文字我们已可以看到“记者乃无冕之王”意 识的最初萌芽。 普通民众亦应重视报纸的社会地位,把它看成是可以左右国家事务的工具。王 韬批判了旧日文人轻视报纸、看重仕途、以为只有后者才叫经世致用的传统观念。 当保守分子质问他:日报是泰西各国的时髦货,中国自尧舜以来从未见过,你“既 读圣贤书,服周孔之礼”,应该“专志于帖括,以期策名筮仕,何以志不及此, “徒日操不律,东涂西抹,傅采遗闻,不知上进,既无以鲜好名之讥,而或兼蹈位 卑言高之罪也”。王韬回答说,儒者束发受书,固然是为了“致君泽民”,但既然 “不获如志”,就没有必要在科举的道路上“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穷”,变成一个 皓首无成而又身似寒蝉的废物。 办报则可以使平生见解得以抒发,进而可影响国家政治,实现经世致用之初衷, 从而不辜负“天地生我、君师成我、父母育我”之德。透过王韬辩证而又曲折的言 词,其价值观的转变已殷然可见。在此时的王韬看来,报纸及其报人的社会地位决 不在“科举”或“官”之下。 王韬议论最多的是报纸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报纸至少有三重作用,即“通上 下”、“通内外”和“辅教化之不足”。 (一)“通上下”。 王韬认为,中西政治有一根本区别就是上下之情通与不通。他说:“英国所恃 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而中国却是“堂帘高深, 舆论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 ;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欠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币抚恤,官 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 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其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 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 辄自以为朝廷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 那么通与不通之间转换的枢纽何在呢?工韬指出在于办报与不办报:“日报之设创 自泰西各国,固所以广见闻,通上下,惮利弊的然无或壅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 也”;又说:“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样鼓。所 以然者有日报为之邮传也。”王韬强烈呼吁中国统治者开放言禁,允许民间自由办 报和议论国家政事。他在《循环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明确主张各省省会均应设 立报馆,开辟民风栏,让人民发表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国家也应利用报纸把“大兴 作、大政治先期告民”,使人民能够了解国家政治的运作。王韬断言,一旦中国上 下一心,联结一体,中国将无敌于天下。 (二)通内外。 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长期的“内外不通”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 作用。一方面,中国人由于不了解外部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盲目地以天朝上国自 居,自我降低了对外来新知识、新事物的研究和学习兴趣,影响了中国古老文明的 更新繁荣;另一方面,长期隔绝所形成的文化隔膜也给中西关系蒙上了一层不祥的 阴影,造成中西之间诸多本可避免的误会、猜忌、仇恨和战争对抗。王韬看到了这 两个方面的负面作用,他写道:“韬也不才,揣摩洋务已二十年……于近今中国交 涉之端,微窥其利弊所在,而叹隔阂之为患大也。”他认为报纸能够破除中西之间 的文化之隔,减少中外交往中的误会和仇恨。 王韬指出,报纸首先可以将天下之大事汇于一纸,使国人改变过去那种耳塞目 盲,同于一隅的状况,因为,“地球之大,生齿繁矣,疆域广矣,其问良歹殊情, 安危异势,缓急异宜,动静之微,得失之机,虽有远见者亦不能驰域外之观”,但 报纸则可以“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将“敌国之机宜,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 创办”,《历史研究》,1992 年第之期。 制造之工能,舟车之来往,及山川风土祸福灾祥,无不朗若列眉”。国人一纸 在手,便可知彼之长,明已之短,从而丢弃夜郎自大、尊己轻人思想,采取正确的 向西方学习的态度。 不仅如此,报纸还可改变中国外交因内外不通而引起的动辄蒙辱局面。 王韬指出,报纸将外情通之于内之后,清朝官员将不会再象过去那样昧于世界 大势,办理外交时“颓预不灵”、“拘虚胶固”以至受辱。同时,报纸还可“译中 事为西文”,将中情布达于外,惮西方之人了解中国,以免个别侵略狂播弄是非, 颠倒黑白,煽动反华侵华舆论。他在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一封长信中纵论报纸在 “内情外情相通”方面的作用说:“(西国)国政军情,洪纤毕载,苟得而遍览之, 其情自可了如指掌。中外互市,各口大小官吏)咸当留心于西事,舍日报一途,将 何以入门!则译西事为汉文日报者,所以通外情于内也。西人日报不独风行于欧上, 而亦遍设于中国,其东游之商士,无不自以为洞悉中国情形,故其谈华事尤多。顾 同一西人日报也,在欧洲者其言公而直,在东土者其言私而曲。夫彼非甚爱我中国, 以无成见也,此非甚仇我中国,以有先入之言为主,而轻蔑疑忌之心积渐使然也。 甚且交搆其间,颠倒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惮中外因是失欢。然则将若 何治之?曰:莫若直书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达之于其国中,则译华事为西文日报 者,所以正内情于外也。”在另一封致唐廷枢的信中,他更具体地提出,应将中国 的官犊公布于中国在外国设立的外文日报之中,以使外邦人士了解中国政府外交政 策的命意所在。以减少外人对中国的误会和猜忌。在近代中外关系上,有些“变故” 的确不是中国或某一西方政府的既定政策造成的,而是一些办理外交事务的中外官 员的个人因素造成的。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例,中国方面的叶铭琛不了解外情,盲 目自大,刚愎自用与战争的爆发有相当关系;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illianI Bruce )有意借事生风,播弄是非,煽动英国朝野仇华好战情绪亦有关系。王韬在 那个时代能够看到这一点,提出大力办报以消除中外隔阂进而消除误会、仇恨、战 争,确有高瞻远瞩,独具慧眼之处。这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传 统保守主义的主战派或爱国论者无法企及的认识境界。 (三)辅教化之不足。 王韬的“教化”基本上接近于现在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十分 广泛而且模糊的特殊名词。王韬有时用它来指涉教育、教诲,有时用来指涉风俗环 境、道德感染,有时又用来指涉精神的培养和提倡……似乎凡是精神层次的东西都 与“教化”有关。 王韬充分认识到“教化”这一“形而上者”对国民精神素质的重要作用,而这 一作用在他看来又是与报纸的作用连在一起的。他说:“若夫闾阎细事,或得诸目 睹,或得诸传闻,采而录之,亦足使阅者生惩动之思。”又说:“夫以省会之繁众, 州郡之辽远,一己之耳目,安能家考而户问之。其出于风闻,得其大概者,不过借 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应之不爽,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 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教化”对人的精神素质有极大的影响力,这 是古代儒家思想家早已意识到的文化问题,但他们的立论根据是建立在四书五经基 础上的慎独思诚哲学和修心养性的教育理论。王韬撑破传统说教的外壳,把教化概 念扩展到公众舆论,竭力推重大众传播媒体对民德民智的塑造作用,标志着中国教 化概念的“升级换代”。至此,近代文化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除了对报纸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地论述以外,王韬还对报纸的文字风格 和编辑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反对有些早期受雇于外人报纸的华人编辑“故弄 玄虚”和“隐晦曲折”的文风,主张朴素的文以纪实的通俗风格,认为文章所贵在 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惮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反对报纸哗众取宠,“故作 惊人之语”,认为“采访失实,记载多夸”是办报之大忌,有害无利,提倡报道务 求详实,“始终持之以慎”。对报社主笔和编辑等“秉笔之人”,王韬力主要“慎 加进选”,凡“识小而遗大”或“挟私汗人,自快其忿”者,均应“摈之而不齿”。 总而言之,王韬是一位走出了传统,跨进了近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 在办报过程中,他创立了近代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这种理论是他变 法图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文化现象。他所提出的 新闻问题和理论几乎全是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第一次探索。从王韬开始,中国的新 闻学才算正式诞生。 王韬的新闻理论及其实践获得了中外新闻史家的极高评价。林语堂把王韬比作 “中国新闻报纸之父”。洪深认为王韬是一位水平高超的编辑作家,即使在二十世 纪的中国新闻界也很难找出比王韬更有水平的人。白瑞华称王韬为香港早期中文报 纸的领袖,其在报业的地位足与后来梁启超在杂志业的地位相颉抗。验之于王韬在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功绩,这些评价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肯之语。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