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政治的方案 台湾学人姚海奇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王韬的政治思想》中曾有这样的观点, 认为王韬的改革思想“始终停留于器物阶段”,原文写道: (王韬)于实际政治中,却未曾体察出君主政治之弊,以及民主政治之善,故 于变法图强主张中,境界始终停留于器物阶段,而少言及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不同之 优劣长短。此点与当世知识分子观点,实相吻合,故于船坚炮利之器物,寄望过高, 而未曾思及变法及政治发展过程之环节。苟仅局变,而非全变,而将引发出更繁多、 更紊乱之问题与弊端。 显然,姚海奇先生把王韬归人到只主张“皮毛之变”的洋务派思想家一类,叹 其思想进路功亏一篑。 笔者认为,姚海奇先生的观点似有偏颇之处。王韬不仅不是一个只关注器物变 革的人,而且是一个对“仅关注器物之变”持否定态度的激烈批判者。 王韬是中国最早倡寻洋务活动而又最早对洋务活动只重器物层变革提出批判的 思想家。愤于洋务运动的小脚走路和舍本逐末,他多次对洋务运动的所渭“骎骎乎 富强之效”进行讥讽,认为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附肉于骨,剪彩为花,其血 脉终不能流通,色泽终不能焕发”的表面文章,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内部状况。 他在论著中写下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文字,试举数例,以见王韬政治思想之原貌: 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肆业,囱其外观之, 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 在治民。 事至今日,奚言哉?由其外观之,设海防,重边备,讲火器,制轮船,似乎富 强之效可著,骎骎乎可弛域外之观。然而军政之未修也,吏治之未肃也,士习之未 端也,民心之未靖也,因循苟且,粉饰弥缝,一切皆如昔日。如是虽袭西法之皮毛, 而犹如附肉于骨……令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则莫如以自治为先。 自强之道,自治为先。今日之弊,在上下之交不通,官民之分不亲,外内之权 不专,中外之情不审,于是乎一切之事,昏然如隔十重帘幕。今当一反其道而行之, 然后可选举人才,简择牧令,搜罗遗逸,广储材艺,而与民开诚布公,相见以天… …国有大政,宣示中外,布告遇迹,使民间成得预闻。从上可见,王韬已经清楚地 看到“徒变器物”并不能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富强之境;只有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变 革,挽回民心,才能真正使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 怎样进行政治变革以挽回民心呢?王韬认为首先要“去弊”,即消除封建君主 专制制度和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一切以现实需要和民意为依归。 王韬的“去弊”主张可概括为三项内容: 第一,精简官僚队伍,裁撤冗吏,惩治贪官。 在王韬的价值天平上,冗官俗吏只是与“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尼道士和 草营人命以害人为生的庸医等量齐观的“游民”而已。对社会而言,这种游民纯粹 是有害无利的毒疣。他揭示说: 闲员末秩,各位枝官,无益于民心,徒足以耗国家度支……一省之中,既有巡 抚而复有总督,有时意见龈龋,而事权不能归一,往往至于误国愤事。 佐官为治者吏也,舞文坏法,半由于吏,以吏无责成而品望又卑贱,其惟利是 视宜也。今之为吏者,大抵皆狡黠龌龊,足以持官短长。官或一岁数易,吏则累世 相传,官多深居简出,吏日周旋于民间,其足以欺蔽官者,势所必然。 官吏贵精不贵多,官冗吏滥不仅必然造成磨擦内耗,降低行政效率以至“误国 愤事”,而且在人浮干事、人多薪低的情形下,无公可干而又胆大包天、精力过剩 的“官场游民”极易将其精力倾泄在时非法利益的疯狂追求和钻营奔竞之上。这势 必带来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冗官与贪官的合二为一。 因此,王韬建议对清朝各级官府实行一次甄别筛选的普查,凡属冗员,不论是 官是吏,为文为武,“悉从而汰之”;凡属贪员,则“必严其典章,纠其贿赂,戍 边不赦,籍没不贷,即其家资以充军需”;而对经过筛选合格留任的官员则应该重 其权,增其薪,使其安心放手办事,“专司责成”。王韬认为如此正反相合,官员 必将“顾恤名节,相尚以廉,而治道可兴”。 第二,改革储才和用人制度。 王韬认为自己是清朝储才和用人制度的牺牲品,因而对此一制度的厌恶尤为强 烈,改造它的愿望也特别急迫。他说,清朝的主要储才和用人途径科举制度是”败 坏人才,所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的毁人机器,活生生的富有创造思想的人一旦 经过这一机器的作业,就会变成一个“毫无心思智慧”、“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 长,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的 “废人”。这样的“废人”虽然符合最高统治者希冀臣民都是驯服二具的愿望,对 国家、民族而言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王韬指出,世变亟矣,在万国相通的世界格局下民族的竞争就是一种人才的竞 争,昔日驯服的工具已经明显不能使中国立于氏治久安的不败之地。因此,为今之 计,“莫如废时文而尚实学”,即废除八股制义取士而提倡经济、法律、格致、天 算、制器、兵法等有用之学。此外,另辟“荐举人仕”之途,凡才识兼备,或“身 怀某一技艺不论其有无通过科举考试者”,只要地方“乡举里选”,国家便当“不 次擢用”。 捐纳是清朝用人制度中比科举更腐败、更不得人心的一项弊政。据统计,1840 年在道、府、州、县四个层级的地方官中有29%的人是靠捐纳得到官职的;1871 年这一数字猛增到51%。数以千计的捐官将清朝官场变成了一个靠官职剥削的“权 力黑市”。敲榨勒索,贪赃在法,贿赂公行,一切丑恶现象均随之而生。王韬也注 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揭示道: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儿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 递下,一切皆有价值……其用倚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垣者, 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 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 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取盈于民,尚忍言哉! 捐纳之初,既以利进,入仕之后,便难免赤裸裸地以“膏血”为目的,寡廉少 耻,不择手段。而这无疑又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扩大官与民的相互不信任。民无路 可走,便群起劫官犯上。因此,王韬大声疾呼:“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 第三,停止妄费,与民休息。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平民百姓落 入了贫困不堪的悲惨境地。但是,以“朘民”、“食民”为能事的中国统治阶级, 从君主到各级官员绝大多数仍改不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贪婪本性和奢侈作风。为了满 足欲望,他们编出各种苛捐杂费的项目来,加紧对劳动者的搜刮。王韬认为此种 “剥民政策”乃饮鸩止渴之举。他告诫清朝统治音赶快把注意力从追求多征捐费和 奢侈生活转移到关心国事民痪和节制开支上来,放弃竭泽而渔、不计后果的短视国 策。他上书清朝当道大员说,自战乱之后,民间创巨痛深,连昔日富庶之地江南也 “户牍衰减,殷富散亡,已万不如前”,因此,清朝政府不应再在已经不堪负担的 人民头上横征暴敛,而应与民休息,“招集流亡,抚恤灾困,俾各归其所。给之牛 种,课之耕作,无主不垦之地,许以其所出半归于官。减赋损捐,勿再多取令其重 困。其他裁冗去烦,革奢崇俭,开源节流,次第举行”,务使“农不情于田,妇不 嬉于室,商不重征,贾不再榷,各勤其业……上益下富,藏富于民”。 王韬特别提醒封建君主要率先体察国难民艰,崇尚节俭,革除官中的“妄费”。 他写道:“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节俭,必自君躬始。每岁织造 中有可减者减之,有可罢者罢之,不必辄循常例。宫中所需,宜有定数;内务府宜 岁支以若干,而不必求之外省……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工程之不必兴者,一例勿 行,自然费不至于浩繁。”王韬在这里差一点就要要求中国的封建君主象英国的国 王一样“预算公定,布告天下”了。后来,他研究了英国和法国的税制,终于说出 了税收“藉以养民而便民”,君主亦“不得擅自支取”的话。通过全面的“去弊”, 王韬到底要把中国政治改革到什么方向去呢?王韬没有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但他 的思想倾向性却又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西方议会民主政 治既是王韬批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参照系,也是他倾心向往、不断呼唤的理 想目标。 王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始于他“浪迹香江”之后,而真正静下心来比较研 究,进而把它介绍给国人则始于1870 年他自欧洲旅行归来之后。1870年到1871 年《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书的翻译使他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有了比较全面而 清晰的了解。此后,王韬基本上没有改变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在许多后来写 成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文字里,王韬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急切之情溢于言 表。 在研究对比中西方历史的过程中,王韬首先对民主制度优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肯定无疑。他在研究了法国国会之后评论说:“逸史氏王韬曰:国会之设,惟其有 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是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 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亦乱旧章也。偶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拿破仑 一朝即可援为殷鉴。夫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 虐殃民,贪暴失众。盖上下两院议员悉由公举,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 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涉之。 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中国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尝不如 是,每读欧史至此,辄不禁睪然高望于黄农虞夏之世,而窃叹其去古犹未远也。” 相比之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简直成了剿杀民意、祸国殃民的恶魔。王韬毫不掩饰 地表达了他对此一制度——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的厌恶。在前面“社会批 判者”一节里,我们已引述过他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谴责文字,这里再举数 例他对西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文字,以见其思想之一贯和全面: 西国当百余年前,国皆世传,至君尊民卑,上下否隔,国势愈离,人心愈散。 波旁也,阿良也,拿破仑也,斯三族皆王族也,而百姓鲜爱戴之忱,大臣无拥 立之志,天之所弃,谁能兴之。 英昔日之政,王揽事权,国多变乱。 王韬强烈谴责封建帝王的“威福自擅”、“政令由己”和“传柞于子”,指出 它们全是“大拂民情”的倒行逆施,必将招致内忧外患交相迭乘的衰乱局面。这是 对东西方统治者的共同警告。 王韬是一位眼光犀利的思想家。他不仅比较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制 度的优劣,而且观察到西方民主制度中君主立宪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差别。他这样叙 述道: 泰西之国有三:一日君主之国,一日民主之国,一日君民共主之国。一人主治 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 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 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 能行也,此君民共主也。 三者相比,王韬最推崇的政体是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政体。因为,“君为主, 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但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经找不到毫无私心 的尧舜之人,所以实际上君主制是导向衰乱之制;“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 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只有君主立宪制,“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 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王韬虽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赞不绝口,但从来 不主张在中国切实推行。从上面所引录的史料看,王韬确实没有明确提出要在中国 推行君主立宪制度,但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指向是明白无误的。 在王韬的价值观和语词里,“三代”是人类社会美好之最的代名词。每逢王韬对某 一事物推崇备至而又无法形容时,他才用“三代”一言以敝之。王韬在这里的真实 用意显然不是为了推崇“三代”而推崇之,“三代”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完美。王韬 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所比事物的赞美推重,同时借“三代”的神圣招牌,消减保守 分子的抵抗排拒心理。所以,王韬把君主立宪政体誉之为“有三代遗意”,而又不 断地呼吁要返朴归真,重返三代,也就是主张在中国推行这一制度。王韬不是一个 游手好闲的无聊文人,池的文章往往都具有直接的强烈的实用功利色彩。很难想象 王韬在大声赞美、极力推崇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不主张在中国实行之。 事实上,王韬还是写过一些指意非常明确的文字,直接了当地主张要在中国推 行西方民主政治。如他在《与方铭山观察》一信中借1880 年中俄伊犁交涉日趋紧 张、中俄大战迫在眉睫的危机,强烈呼吁立即变革中国政治,推行君民一体、上下 一心的“西国之法”。他写道: 欧洲诸邦,土地不如中国,人民不如中国,然而能横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 君民共治。 我中国民人为四大洲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争 不亲,一手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诚如西国之法,行之于天下,天下 之民其孰不起而环卫我中国…… 今我朝廷诚能与众民共政事,同忧乐,并治天下,开诚布公,相见以天……撤 堂帘之高远,忘殿陛之尊严,除无谓之忌讳……将见众民激励一生,其气磅薄于罔 外,复何有乎俄人。我中国自强之道,亦不外乎是耳。 御侮、自强、推行君主立宪政治,三者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王韬最强调的 重点是后者。在他看来,没有后者的实现,前两者目标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水 中之月,画中之饼。 关于王韬的政治理念,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史学界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 点,即认为王韬反对共和制度。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王韬虽然对英国君主立宪政 体最为佩服,但并未反对共和制度。在大多数情形下,他并没有严格区分两者,而 是将君主立宪制度与共和制度同视为西方民主政治,并同时以之作为反对封建君主 专制制度的参照系。前引工韬有关西方国会的赞美之词就是王韬在介绍了法兰西第 三共和国之后所下的结论。王韬对西方共和政体的称赞还有多处,兹再举一例,以 佐证笔者观点之不误: 总之,凡事绅(即议员)主之,官成之,统领统之而已(即共和政体)。下情 得以上达,不至间阎之疾苦,民庶之休戚壅于上闻也。而国中所有秀良之民,贤能 之士,怀才负德,具一材一艺者,多由公举,无所谓湮没不彰者矣……举办一切, 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碑也。人 谓西国之强由于兵力,吾谓西国之强由于民心,众志成城,亿兆之众若一人。 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4 年2 月10 日)的《循环日报》上,王 韬还专门写过一篇题为《法辟议院》的文章,盛赞法国的民主政治,说“统领麦马 韩大辟议院,筹论国事,爵臣绅士咸集”,群策群力,使法国危而复安,乱而复治”。 他由此断言民主制度可以兴邦救国,而君主专制制度只能弱国、亡国,“盖一人端 拱于上,而百执事趋承于下,万机之理,为务之纷,非一人耳目心思所能周也”。 当然,王韬文字中也的确存在一些对共和制度感到怀疑或困惑的说法,但那些 往往是对某一具体事件或现象、如红色恐怖、“共和党误信自由作事残忍”、国会 党争等而发的愤激之言,它顶多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对共和制度的担忧,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正说明王韬政治思想的深刻性: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在肯定西方民 主政治的同时,也看到它的相应的弊端。因此,这不能作为王韬反对共和制度的证 据。王韬要反的是忽视民意、没有人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和共和 制都是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型武器。王韬考虑问题固然有时欠缺严谨,但还 没有傻到以反对民主共和制度来击垮自己的理论根据的地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