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旧教育 人才是教育的生成品,教育是人才的摇蓝,王韬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关系。 因此,他的思路自然地从重视人才进到重视教育。他说:“地之于草木,何地 不生,国之于人才,何国蔑有,然则盛衰有不同者,无他,由乎养与不养焉耳”; “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来至”。这里所谓的“养”与“求才之道”就是 指教育。 王韬是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巨大功用的。他是一个“教育救国论” 者,相信教育关系到兴学育才、关系到开启民智、关系到富国强兵,因而是国家命 运的杠杆所在。中国只要教育发达,才智之民多,则民富国强指日可待。 然而,清朝的教育并没有造就出合格适用的真才,只培养了一批道貌岸然而又 毫无实际知识的“伪才”和“伪君子”,因此,它无疑是中国经济贫穷落后、政治 黑暗腐朽和军事赢弱不堪的祸源。王韬以中国三代时期的教育为参照系,对中国封 建社会的教育痛加挞伐。他说,与三代相比,中国封建教育弊端重重:第一,三代 之时,学校教学内容甚为广备,是“德”、“行”、“艺”三者并重,全面发展, 所培养的人才“德行足以为人之师,才能足以应当世之务”。而今之学校,教学内 容狭窄呆板,四书五经、词章考据之外别无所学。士者图务虚文而薄实行,“其能 通当世之务者百不一二”;第二,三代教育是“不惟其书惟其行,不惟其理惟其事”, “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莫非事也,盖使人从事于日用实务而至于其理”,教之以实事, 程之以实功,于是实才备出。今之学校,牵制章句,剖析文义,用力于末节,而不 复顾其实际,“不惟其行惟其书,不惟其事惟其理”,教者、学者要么为帖括所拘, 要么高谈性命、衍说仁义,细析毫芒,至于钱谷财赋,舆图天算,则茫然不晓;第 三,三代之时,教者即官即吏,“教”与“治”、“学”与“仕”如出一辙,教学 内容即为人仕为官之实际学问。礼乐刑法,钱谷算数莫不于学中俱备,学其所仕, 而行其所学。今之学校,与实政脱节,仕学歧而为二,所学者章句,所业者文词, 所志者科名,学者及其入仕为官,如不习操舟而泛于海,茫然四顾,束手无策;第 四,上古之时,文武出于一途,学校将射御并于文艺,学者既能文,又能武,一有 征战,人皆知兵。今之学校,教文不教武,致使文武分为两途。武人率不知文,儒 者亦藐视武事,以为非我所宜知;第五,古者学问有专,古人专学一事,学成而仕, 终身不变其任,所以事专而功易成。今之教学,泛泛而谈,散乱无纪,学成为官, 亦用心不专,今日治兵,明日理刑,故事事无成。 三代或上古教育并非如此完美无缺,王韬在这里借“三代”这一易为中国士人 接受的传统名词,并将近代西方教育的新因素、新精神犀入其中,不过是想借一种 理想化的教育模式来抨击清朝教育的不合理和呼唤教育改革罢了。后者是王韬所要 表述的关键。至于前面所用武器的名称是否确切、是否合于历史真实,王韬似乎无 暇顾及。马克思曾说过,在历史上有过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时候,革命者常常请出古代亡灵来助战,借用古代的名 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 史的新场面。在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事物诞生,而不是为了模仿旧事 物;是为了提高想象中某一任务的意义,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 中解决这一任务。王韬在这里的真实用意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一样,在于寻找批判 现实、变革现实的“革命精神”。 与“借古讽今”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韬也曾利用英法和日本等国的先进教育样 板来反衬清朝教育的不合时宜。比如,他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这样推崇日本 的教育: (由巴黎博览会日本馆格致器具物质之盛以观之),日本幼孩自少学习西法, 出囱平日父母之教训,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已与泰西不甚相悬,其教习 之法仿照英国北省章程,最为讲究。男女皆分塾督教,房屋均高大通风,并令学徒 请晓保养身体臧腑方法,虽伦敦巴黎无以加此。古时学塾墨守旧法,但读中国书, 全不明格致要理,饱餐糟粕,以误终身。今皆读外国有用之书,测绘地图,认真不 苟,论欧罗巴各国疆域甚详且尽。所列水师表,凡各口岸险要处所,有图有说,朗 若列眉……谓通商泰西历年无多,而已能如此,国政人心效应如响,岂偶然哉? 与自然朴实的三代教育方钠圆凿,与清新实用的现代世界教育潮流亦背道而驰, 清朝以务虚为特征的教育实在是应该寿终正寝了。王韬举出两个参照系的目的于此 昭然若揭。 王韬尤其痛恨与清朝教育联为一体的八股取士制度。在他所留下的文字中,这 一方面的嬉笑怒骂连篇累犊。其文字所显示的时间跨度略在50 年左右。也就是说, 从1847 年王韬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起至1897 年他撒手尘寰前为止,他就一直没 有停止过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口诛笔代。对同一问题花费如此之长的时间、如此之多 的精力反复论驳,表明他对这一制度的深恶痛绝。 王韬认为,八股科举制度是明清以来教育退化、人才不出、国家不振的根源。 他带着愤怒的情绪写道: 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迹,乃犹以之取士,日制科, 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日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日:取 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国家以时文取士,数百年来莫之敢废。士之习此者,多有青年就学,皓首无成 者。至于莅官之后,身之所行,尽非少之所习,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吏,上下其手, 是非颠倒,官场之坏,由于士习之颓。 科举不仅不能培养人才,反而将自然生成的材质聪颖子弟砍析尽净,“夫天地 生才,而国家非惟不能用,又从而摧残屈抑之,以自斫其元气。今国家取士,三年 而登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日进士,重之日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 率天下之人才而出无用者,正坐此耳。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 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因为,学时文无论成与不成,最后的结果不外是变成 “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的废 人。相反,倘若人们一开始就摒弃科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 则优者可治国安邦,服务于社会,差者亦可凭一技之长自谋生计,“足以终身用之 而有余者”。 八股取士既然如此十恶不赦,统治者为什么还要视之如宝乐此不疲呢? 王韬揭示说,封建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与天下人人有才不相容的。封建统治者既 然把国家当成一姓的私产,便免不了时时刻刻提防别人的攘夺,而削弱、消除攘夺 者的最好办法便是愚民政策。砍所智慧、扼杀灵性的科举制度正是一种高级愚民政 策:“以时文取士,盖欲其废书不观,使之圃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围;往往有 髯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其愚不少矣。呜呼,此徒以功名富贵鼓舞其心志, 虽有奇才异能,非是莫由进身,其愚黔首之心,实无异乎祖龙之一炬也。”明清以 来,科举考试专试时文,不论实际,人才智慧全被禁铜在四书五经的枷锁之中,这 的确给中国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直至王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 统治者依然抱住这一有害无利的制度不放,民间学子亦热心追逐而不悔,这便不能 不引起志在振兴中国的王韬的极大愤慨。所以,他终身不厌其烦地攻击八股取士制 度,并视之力中国社会落后、腐朽、黑暗及其他一切不如人意现象的“万恶之源”, 甚至把它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举相提并论,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观点 不无简单和偏颇之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