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身教育实践 王韬一生倡导改革,可几乎没能得到参与改革实践的机会。唯一例外的是在教 育方面,他不仅拥有一整套的教育改革构想,而且亲自参加了教育改革的实践。1885 年,王韬接受唐廷枢、傅兰雅、丹文的联合邀请,应聘担任上海格致书院( Shanghai Po1ytechnic lnstitute and ReadingRoom )山长一职,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的实 际尝试。 上海格致书院是王韬的老熟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 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倡议发起,经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 中国算学家徐寿、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筹备而建立起来的。 格致书院虽采传统“书院”一词为名,可与旧式书院毫无相象之处。它是近代 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型学校,并且兼有科学协会、图书馆、 博物馆等多种文教功能。它建有教授知识、演示仪器的讲堂,储藏各种中外书报杂 志的藏书楼,陈列各种西方工艺、机械、实验器具、动植物标本、枪炮武器、农产 品、电报机、摄影器材、汽轮机等“稀奇之物”的“知新堂”(后来改称博物馆), 拥有当时中国境内最优秀的中外籍自然科学教师。根据拟定的教学规划,格致书院 教学采用分班分科讲授,教学内容只讲自然科学知识,不涉及基督教教义,也不讲 儒家典籍。一句话,从内容到形式,格致书院在当时都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生 事物。 格致书院的开办宗旨主要是为了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推动中国知识分子 和一般民众学习西学的热情。创办人之一徐寿曾向李鸿章报告说: 窃维格致之学,大之可跻治平,小之可通艺术,是诚尽人所宜讲求,今日所当 急务也…… 欲使人人通晓而不虞日久废弛,则必有会集讲论之所,招集深思好学之人,随 会学习,讲求参考,以冀将来艺学振兴,储备人才施诸实用。卑职等筹议及此,拟 于上海设立格致书院,使风气渐开,以收致用之效。 格致书院董事会发送西方的劝捐公启也说在中国上海设立格致书院“其意欲令 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显然,这一办学宗旨与王韬 本人对中国新型教育的构想灵犀相通。两者因而一呼便应,一拍即合。 然而,王韬并不是自然科学的行家。他欣然接受此职完全是出于富强运动需要 自然科学人才的社会利益的考虑。他后来回忆接受邀请时的心态说: 乙酉秋,唐景星观察偕丹文律师、傅兰雅西士延余为监院,不获辞……余虽略 知西法,而格致之学仅涉藩篱,未足为肆业者师,况四方俊彦志乎西学者哉?窃谓 近今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低,非格致无以发明其 理,而宣泄其间奥,以是言之,格致顾不重哉,不通自然科学,但为了振兴中国的 需要,自己也只好勉从其难。勇于开路,舍我其谁的气概于此可见一斑。 在王韬之前,格致书院采取董事会集体负责的管理形式,先后担任董事的有麦 华陀、福粥士(F. B. Forbes)、傅兰雅、伟烈亚力、丹文(w.V.Drymmond)、唐 廷枢、王荣和、李凤苞、徐寿等。在这些董事主持期间,格致书院因资金短缺和学 界风气闭塞进展不大。除了傅兰雅主持的《格致汇编》具有一定影响外,教学、研 习、博物诸项基本上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状态。王韬接掌书院后,改革创新, 力图振作,并把他的教育思想贯彻到教学和管理中去,使院务起色不少。王韬担任 山长的12 年,是格致书院办得最红火、最有生气的时期。 王韬对格致书院的实际贡献主要有下列几项: (一)招收生童,进行初等自然科学教育。 在王韬担任山长之前,格致书院有过招生教学的设想。1880 年的《万国公报 》和《申报》还登过它的招生广告。广告这样说:“招致生徒究心实学…… 学有二端,一为学西国语言文字者,本书院延有名师,朝夕课责,来学者每岁 纳四十金,本书院供给饮食;一为讲求格致实学者,本书院于算学、化学、矿学、 机器之学,皆有专家。来学者先纳三百金。”然而一直没有足够的学生前来报名上 学。格致书院日常的教学活动不得不改为临时性不定期的西学演讲。王韬有心改变 这种不景气现状,他一方面通过在报端发表文章,大力抨击旧式教育制度,鼓吹格 致之学对国家富强以及个人生计的功效,开启民间风气;另一方面积极奔走联络, 组织规划,终于在格致书院开办了一个比较正规的教学班(王韬称之为“学塾”, 傅兰雅称之为“较高程度的科学学习班”)。此班大略有21 人。王韬为它亲自拟 订的教学内容是:“自西国语言文字外,教以格致诸端”。格致书院学塾是王韬从 事教育改革实践的第一次尝试。王韬把改革中国教育、促进西方式近代教育在中国 成长的希望,把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强邦兴国的理想几乎都寄托在它的上面。因此, 它花去王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的诞生是王韬热情与心血的结晶。 王韬所倡办的学塾在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上都是一种创新。它不教授四书五经, 单讲外语和自然科学,这与旧式书院授“文”不授“艺”、授“中”不授“西”的 教学,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欲进还退的教育均大相径庭;它不传授 宗教教义,这与传教士在沿海商埠办学旨在传教的方针亦属南辕北辙。它的授课形 式采用班级制,教学分门别类进行,虽然其规模不大,且断断续续不甚成功,但这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是中国人主办课堂教学的滥觞。 (二)四方张罗,为格致书院筹积经费和招募师资。 格致书院办得不景气的两大原因,是经费短缺和师资不足,前者更是问题的核 心。格致书院没有常年固定收入,它的经费全来自于中外热心教育人士和慈善机构 的捐献,因而十分有限。最初,它打算以开创风气为主要目标,实行免费教学和免 费提供服务,但因经费难募,后来不得不改为收费招生。 这在科举未废、科学与功名分为两途的社会条件下更使学徒裹足不前,招生量 更为减少。而招生愈少,资金愈缺;资金愈缺,收费愈高,学生就愈不愿前来报名 就学,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因经费困难,所聘讲授者均为义务讲学,毫无报 酬。时间一长,愿意前来讲课者亦复不多。王韬一接掌格致书院便立即遇到这一棘 手问题。由于当时王韬已经颇负中外时名,与一些洋务派大员之间私人联系亦多, 众董事往往推他于前台“劝捐劝教”。王韬当仁不让。为了格致书院能够继续周转 下去,实学在中国不至于毁于垂成,他常常借着名气,仗着私谊,游说四方。他的 尺犊中有不少信都是为了募集经费和召募教师而写的,如有一封致天津海关道盛宣 怀的信,就是当年他催讨经费和招募教师的写照。该信这样写道: 弟承乏格致书院,尸位素餐,自惭鸠拙……惟是经费不敷,待呼将伯……去岁 阁下曾许岁助千金,以资膏火,想见阁下造就子弟,乐育人才,庇广厦者千间,溥 慈云者九种,凡预闻者,无不合掌赞叹。今望者孔殷,而施者有待……(阁下)首 重电学,苟习之有成,可备他日之用,则即出资相助,当亦非难,今我塾中所教导, 似尚少电学一门。若自今日始,由大北公司霍洛师至塾教习,工夫既熟,即由各处 电报局员挑选备用,此或可以仰副阁下用意之所在耳。期劝学之有成,知出言之必 践。至于傅相之前,尚乞代为进词,庶使格致之学行之益远,或未必无裨于国是, 而可藉以立富强之基也。 名重中外,年在60 左右的王韬为劝捐求师竟如此屈着腰向一“暴发户”说话, 其为绵延中国近代教育的香火而不辞艰辛忍辱负重的苦心跃然纸上。 (三)创立考课制度,促进士人研究现实问题。 王韬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强调学习西 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早在70 年代他就多次对此加以 论述。入主格致书院后又写道:“夫有益于日用行常者,皆谓之实学……深愿院中 肆业之上,由浅以入深,由粗以及精。出其绪余,可以措之于实用,庶几为不负乎 所学。”为了贯彻自己一贯的教育主张,并借以扭转格致书院长期以来“来学者不 多”的冷清局面,王韬改变书院原先单纯学习自然科学和课堂关门面授的做法,创 立了一种把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探讨国内外实际问题揉合在一起的新知考课制度, 即傅兰雅称之为“汉语论文竞赛项目“(Chinese Prize Essav Scharne )的制度。 所谓考课原指旧式书院每年按季进行的诗赋时文考试。王韬以旧瓶装新酒,于1886 年倡议格致书院每年亦举办四季考课(最初每年四次,后增加特课两次,每年共为 六次一本书著者注),专门讨论西学新知识和现实新问题。参加者围绕某一拟定的 题目展开自己的议论,写定后交王韬组织评阅,评品优秀者可得到一定奖金,其文 章亦由格致书院负责刻印发表。格致书院考课制度的创立,极大地推进了西学在中 国的渗透和学人对国事民瘼的关心。格致书院也因此由一个科技学校一变而为一个 既研究西学西艺,又探讨中外时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重镇和思想策源地。 最能反映考课性质的是考课题目的设计。王韬自己并不命题,他只是根据现实 的需要设计一个范围,而后请有影响的中外人士出面参加这一工作。 据王尔敏先生所制《上海格致书院特课季课命题官绅名表》统计,从1886年 (光绪十二年)到1893 年(光绪十九年)参加命题的人共有17 位,他们是布政 使邵友濂、宁绍台道薛福成、盐运使周馥、浙江按察使龚照瑗、登莱青道盛宣怀、 浙江布政使许应、天津兵备道胡燏棻、北洋大臣李鸿章、宁绍台道吴引孙、南洋大 臣曾国荃、格致书院董事傅兰雅、署两江总督沈秉成、苏淞太道聂缉椝、南洋大臣 刘坤一、江海关税务司裴式模(M. B.Bredon )、登莱青道李正荣、招商局总办郑 观应。显然,命题者大多为倾心洋务的主政大吏及具有时代眼光的中外有识之士。 选他们来命题反映了王韬创办考课的良苦用心。 从考课题目分析,它们大多是与西学和现实密切相关的“时代焦点”。 王韬为题目划定的总方向是或询西学,或询时务,“务归实用”,“书院既以 格致名,则所命之题自当课以西学为主,而旁及时事洋务”。从1886 年至1893 年,格致书院所出季课、特课题目共有77 道,其中格致类或科学知识类有22 道, 富强治术类25 道,人才类4 道,教育类4 道,国际局势类3 道,边防类6 道,语 文类2 道,社会救济类2 道,其他类5 道。题目类别的比例安排充分反映了考课对 西学知识与富国强兵的重视。王尔敏先生为此评论道:“命题题旨所反映中国官绅 对于当前问题所严肃考虑之重点,即实以求富强之想望最为热切。在官绅大吏命题 之中,当已充分反映对于后学之期望,重大问题之提示,以至于时代思潮之传布与 推广。王韬与傅兰雅之命题设计,不惟使在朝在野人士思虑有所沟通,而且对于后 辈学者确实发生广泛多面问题之启发。”下面略举数道命题,以窥王韬创立考课用 意之一斑: 问“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 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即亚力斯多德),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 学始精。逮达文(即达尔文)、施本思(即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 溯其源流欤? 考泰西于近百十年间,各国皆设立上下议院,藉以通君民之情,其风气几同于 皇古,书有之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日:众心成城。设使堂帘高远,则下情 或不能上达,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以达舆情采清议……其果有利益欣?或有谓 行之既久,不无流弊,究未悉其间利害若何,能一一敷陈之欤? 外国之富,在讲求技艺,日新月异。所以制造多,商务盛,藉养穷民无算。未 悉泰西技艺书院分几门,学几年,艺乃可成?我中土何以尚未设技艺书院?各省所 设西学馆、制造局多且久矣,未识有精通技艺机器之华人能独出心裁囱造一新奇之 物否?必如何振兴其事,斯不借异村异域?请剖析论之。 问中国近年丝、茶出口之货,核通商总册,较光绪初年有增无减,而丝、茶各 商,日见耗折,其故何软?今议整顿之法,其策安在? 可以看出,这些题目都是围绕着实学和时务展开的,都是时代思考的焦点所在, 与王韬重视实用功利的教育改革思想也若合符节。而考生在题目的引导下所作的回 答也顺着王韬设计的思考方向,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和现实问题的要害。他们以西学, 包括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工艺甚至西方哲学和政治学说为利器,大胆剖析中国社 会存在的现实问题,阐述改革旧经济、旧教育、以至旧典章制度的必要性,为中国 走向富强寻找有效之方。王韬不无欢欣地写道:“有言天算者,有谈经济者,有论 时事者,有辨教术者,有备详舆图者,有精求农事者,有维持商务者,至于开矿、 冶铁、织纺、制造、屯田备边、裕利源、去积弊、述枪炮施放之巧妙、考中西医学 之源流,巨细精粗,无乎不贯。诸生所对,皆能荦荦举其大端,集思广益,萃众长 而备一得,咸有裨于国家大计。”王韬创立考课制度得到学界的热烈响应,“远近 名流硕彦,闻风兴起,彬彬称盛”。“院中肆业士子,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 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在考课带动下,格致书院名满东南,院务大进,“科 学班的听众有明显的增多”。 王韬创立考课制度的深刻用意在于,他不仅仅局限于引导参加者研究西学、探 讨时事,他有更宏远的目标,即推进中国现实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实践。 他试图惜助于应考学生自由发表见解与方面大员评阅考卷所造成的上下沟通机 会,实现上策当道、加快改革的初衷。从现存的学生论文和洋务大员的批阅材料来 看,王韬的愿望至少有一半得到实现。许多学生在回答问题过程中提出了极有价值 的真知的见,而批阅官员的确也有不少表示愿意采纳实行的。如常熟县学生商霖在 回答“中国近年丝茶出口有增无减而丝茶各商日见耗折其故何钦今议整顿之法其要 安在”题目时指出,中国丝茶业日趋衰敝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中国丝茶业缺少机器和 丝茶质量低下,而与一般俗论所认为的“关税厘金之重、外洋出产之饶”关系不大。 他这样论述说: 关税厘金之重,诚为病商之一大端,然我谓与外人争丝茶之利不在乎减厘金, 而在乎精物产;不在乎减中国之厘,而在乎轻外国之税。盖外洋于人口货之有益者, 必减税以招待。其无益者,必重税以相拒。今洋人于中国丝茶人口,有较成本加至 一半者,若不能请外国之轻税,纵尽弛中国关市之征,亦属无益。且洋人征税甚苛, 亦因中国税重,无可再加耳。若我减税一分,彼反增税一分,亦无如彼何,是徒为 他人藉手而已。今洋人于中国情形无不了如指掌,亦知丝茶完纳中国税厘,成本甚 重,始肯出如许之价。如向值百金之货,洋商知中国免税一成,则彼必以九十两相 奸……仍为洋商之利而已。若夫印度、锡兰、日本所产之丝茶日旺能夺我贸易者, 正坐中国之丝茶未尽讲求耳……诚能将所出丝茶精益求精,驾乎日本、锡兰、意大 利之上,则洋人喜用上品,不贪贱值,势必商贩争来,推之不去矣。因此,这位学 生认为振兴中国丝茶业的根本出路是在增加投资,引入机器生产以提高质量。他进 而提出了具体的整顿之法。他说:“整顿之法,其道约有数端。第一在讲制作。 如丝之饲桑剥蚕,虽必出于人工,而缫丝烘蚕,不妨仿照西法也。如用汽水薰 泡,则色白而软,质尤光亮;用机器纺制,则丝细而匀。尤能受染,价值略增十之 三四;如用烘房烘死蚕内之蛹,则不致齿破蚕头……价值倍增。至于茶,则种植采 摘虽不废人工,而焙炒制作不妨添用机器,则火候足而颜色匀,不至因茶师少而制 茶不多矣。其次在乎充商本。中国商务之衰,半由私利太重之故。同一公司、同一 矿产,在洋人则欣为有利,在华人则哗为大亏,正坐中西利息悬殊耳。如国家开设 银行,颁发钞票,鼓铸银币,则天下藏钡尽出,官市流通,官利仅取数厘,私利亦 不准一分以外,则丝茶之商虽借客本,亦不致受重利盘剥而倒矣……第三在化学… …”从生产领域中的机器手段、自然科学运用、工艺流程到流通领域里的利率影响、 资金走向、银行贷款对工商业的作用,分析得入木三分,切中肯綮。参加评卷的洋 务派大员看后受到极大启发,宁绍台道薛福成千文未评点说:“洞见症结。论中国 轻减税厘仍为洋人之利,议论透辟,足以破当世妄疑税厘太重之惑,前后各条,多 切实可行”。“议论警辟,痛快之至,精当之至”。可以预料,薛福成在办理地方 事务之时一定会参考这位考生的意见。 王韬在格致书院的十多年,正是中国社会新旧势力相持不下的年代。新思想、 新观念的幼芽在旧思想、旧观念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有遭到封杀的危险。 王韬不愿看到中国思想界再次退入昔日萧条局面,期望以弟子们的改革议论扩 大新思想、新观念声势,促进思想界的彻底觉醒。所以,他每年都将考课中的优秀 论文,以及他和其他考官的评语、眉批一起编为《格致书院课艺》刻印发表。此举 的意义已经超出教育的范围,而具有社会启蒙的深远意图。 当时的上海外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正是用“中国启蒙 的最有力的杠杆” ( Amost powerful lever for theenlightenment of China ) 一语来赞颂王韬此举的。 从印行的《格致书院课艺》内容分析,王韬惜课艺文字宣传西学,鼓吹变法, 开启风气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格致书院课艺》所收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针眨现 实,主张变法改革的议论,其思想之激烈、用词之尖锐在当时的中国堪称独步一时。 如江苏长洲县考生许象枢在对比中西政治制度时写道: (泰西)上议院下议院无国蔑有,诚以议院之有益治理,非浅少也……君主者, 权操于上,议院不得擅施行,弊在独断。英国为君民共主之国,君可民否,君不得 擅行,民可君否,民不得擅作……上情可以下逮,下情可以上达;我中国幅员之广, 物产之饶,人民之众,甲于五大洲。然而地利不能尽,国用不能充,弊政不能革, 刑罚不能简,民困不能苏,国威不能振,下有贤才不能这用,上有庸妄不能遽退, 非中国之君不若泰西各国之君也,上下之情隔焉故也。 是故中国……设议院其有利于国家有不可偻指计者。又如江苏丹徒县学生吴佐 清在揭露官督商办企业弊端时写道: 泰西虽官商一体,然商务则官第保护之、维持之,不侵其权也。中国之纺纱织 布局,若云官办,则实招商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商民 虽经入股,不啻途人。 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 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股商与总办分隔云泥,亦第君所日可据亦 日可,君所日否据亦日否耳。 自宫为督责,则所用司事皆官场荐举之人,情面太多,必有屡满之患。商人沾 染官气,则凡达官过境,下临布局,亦必多方酬应,献媚取怜,而局用浩繁矣。此 官督商办之万万不可也。 王韬把大批类似上面这样激昂慷慨、横议时政的文章加上褒奖、推崇、赞许的 评语、眉批抛向社会,这在严复、梁启超登台之前的中国无疑等于抛出一连串令人 警醒的重磅炸弹,其震聋发聩摧人振奋的作用无法估价。在《格致书院课艺》被众 多出版者争相转刻印行之中,王韬及其弟子们的改革变法思想激荡遐迩,社会风气 为之一新。 在主持格致书院期间,王韬除了于上述三个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之外,还与 傅兰雅配合,邀请中外专家举办临时性的讲演。1895 年以后又开办函授性质的成 人夜校班,该班每星期六晚上上课,每期至少有三四十人参加。 由傅兰雅所设计的课程看,它是一个应甩型自然科学班,所学内容有数学、矿 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王韬身为山长,对夜校的办学方针和具体 管理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 总而言之,王韬所主持的格致书院既是“中国近代新制教育的滥觞”,又是 “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更是近代新思潮的温床,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科学教 育事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教育而言,在格致书院引带下,宁波在薛福成任宁绍 台道期间仿办了一所类似的书院。四川川东道在黎药斋主持期间亦兴办了一所外语 兼科学学堂。1895 年,康有为到上海开办强学会,还特意托人介绍,拜访王韬, 参观格致书院,吸取其办学经验。就思想而言,在王韬独具苦心的“诱掖奖劝”和 “针刺棒喝”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科学精神审视传统和现实,从而产生了对 旧制度、旧传统、旧习惯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改变旧世界的动力。戊戌变法时期,许多出自格致书院的青年知识 分子,如叶瀚、瞿昂来、钟天伟等都是冲杀在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第一线的骁 将。他们为中国历史的向前跃进贡献了巨大的热力。 王韬晚年在格致书院的工作是他一生所从事的时间最长、用力最多的“实业”, 凝聚着他教育改革思想的精义,载荷着他富国强兵的希望。他用实实在在的教育实 践,为他的人才观和教育思想写下了最好最恰当的注脚。台湾史家姚海奇先生为此 十分崇敬地赞道:“王韬在遽归道山之前夕,仍以其余生,投注于教育事业,提携 后进,鼓舞士子,以富强思想,广播于士子心田,以时局时弊,求方于朝野仕绅。 其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实令人感佩。其精神值得后辈士子,仰之再三。”验之于 王韬的教育实践,此一评价毫无过誉之处。王韬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史上无论 从思想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先行者。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