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后的呼唤 王韬第二次居沪时期正当列强蚕食鲸吞味口增大、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危 亡年代。中法战争炮火掀起的尘埃还未落定,英国便在1885 年发动了侵略缅甸的 战争,清朝在缅甸的宗主权被剥夺。1888 年又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夺取了在西 藏自由旅行和兔税通商的特权。进入90 年代以后,日本作为新兴的亚洲资本主义 强国开始染指朝鲜,1894 年终于爆发了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战争的失败使中国 丢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和边疆的大片土地。此后,俄、法、德在日本侵略行为的刺 激下也伺机待发,蠢蠢欲动。中华民族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面。 但是,面对着亡国灭种命运的清王朝却依然缺乏变革的勇气,它期望以不痛不 痒的“皮毛之变”求得暂时的安宁。王韬不能忍受这样的现实,他不顾年老多病, 毅然再次拿起他的如椽之笔,写下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在离开人世之 前对富国强兵理想的最后呼唤,饱醮着他对中华民族深厚的苦忠血诚。 王韬晚年的政论文章主要发表于《申报》和《万国公报》。《申报》是王韬的 女婿钱征主持的报馆,王韬自己也一度担任过它的“编纂部主任”。 《万国公报》为西方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其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林乐知、 慕维廉、韦廉臣、艾约瑟等都是王韬比较熟悉的传教士朋友。因此,从人事讲,王 韬与这两家报刊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再者,《申报》和《万国公报》在当时都是提 倡变法改革的中文报纸,思想倾向与王韬的改革主张若合符节。所以王韬选择这两 家报刊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均在情理之中。 王韬这一时期在《申报》与《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极多,仅据1892 年至1893 年的《万国公报》统计,就有《哥伦布赞》、《救时刍议上》、《救时 刍议下》、《论宜兴制造以广贸易》、《论宜得人以理财》、《论川东设立洋务学 塾》、《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阅德国什好船厂章程书后》、《论巡阅炮台》、 《论中国煤铁之富美国金银之富》、《论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欧亚金银宜 各自为价论》、《论出使须求真才》、《论所谈洋务终难坐言起行》等十多篇。王 韬是在与他自己的生命衰老周期比赛速度,他要把更多的声音、更多的光与热留在 人间,传给后世。 在这些文章里,王韬除了继续鼓吹他早年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主张以外,还发 展了或修正了某些早年不成熟的观点。其发展或修正之处略有下述几方面: (一)考虑工商问题更深更细。 王韬在主办《循环日报》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大多具有“大而化之”的特点。其 时,中国社会风气未开,不但王韬本人专门知识有限、对工商问题看得不够清晰透 彻,而且广大读者也不可能理解过细过专的理论文章。中国此时最需要的是打破保 守而又沉闷状态的呐喊,是冲击旧传统、旧观念的勇气,是租犷雄劲的扫荡封建马 厩的狂飚。所以,王韬泛而不专的文章刚好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 经过近二十年的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国的社会风气已逐渐开通,国人的认识水 平得到提高;同时,洋务运动中所暴露的具体问题又亟待理论的指导。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那种狂飚式、粗放式的议论已不能适应解决现实问题的 需要,也不可能再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因此,王韬把他的笔触沉得更深,对工商 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更加具体细致。与《循环日报》时期的文章喜谈兴办工商的意义 或益处不同,此时的文章却大多涉及工商活动中的具体细节。 下面略举两例,以窥一斑: 丝茶为出口大宗,磁器为著名要物。西人至名之为华器,以其得自中华也。然 则贵重可知矣。今可揣西人之所尚,将丝织成文绮美绸,色式同于外洋所制而又胜 之,以投其所好,不必由华商运往外洋,自有西商贩运,而外洋之绸匹不来矣。夫 西商以华丝运出华口,入其本国,织成绸匹,又出其本口,入我华口,关税重叠, 工价又重,尚能贸利,则华工以自有之丝,织缎匹,关税既少,工价又廉,货值必 较贱。西人在中国者固乐就近取用,即运往外洋,较之洋绸工价较贬,且更坚致, 西人在本国者无不乐用……磁器由日本来者不少,华人反有用日磁者,见异思迁, 人情不免。日磁之料,虽逊于我,而外观之美,几能胜我。是当描画精细,工料坚 实,使日本不能夺我自有之利,并夺我应得于西人之利。推之各色纸料、图绘、仪 器、灯盏、各铁器等,一名一物,凡有益于日用者,无不绳度曲中,动合自然。 今国家兴大摇投,欲与民间贷债一千万,准以十年尝还,尔民其输将勿缓,民 间果有应之者乎?乃外国银肆发出股票,民之趋者如骛,名为贷债于外洋,其实取 货于华民,华民之预股者多,而洋人反得以坐扣其息,呜呼,民至不信上官而信外 洋,此真可为叹息痛哭流涕者也。 从上述文字可见,经过二十年的人生磨炼,王韬看问题变得更深入、更冷静、 更细致了。“言之有物”、“论必征实”、“辨析必细”成为他这一时期有关工商 文章的风格。(二)强调“推洋出新”。王韬对洋务活动中只知“引进西器,不知 探求西法”推而出新的消极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最愚笨、最原始的学习西 方的模式。中国在学习西方活动进行了二十年之后,应该把重心放在“自造”上面。 这是中国能够臻于象日本那样的真正的富强之境的唯一有效途径。他写道: 铁甲兵轮水雷渔艇联珠枪炮棉花火药铅弹等有益于军需者,皆能自造,较之岁 以数百万银钱托外详定造者其得失损益为何如。且一旦与某国失和,他国即守局外 之利,所购船舰概不得驾运而来。法之事其明征也。如能自造,然后百工有业者多, 生之者众,利权可以节节收回,而富强可望……我国虽己设船政局、机器局、军火 局,船舰枪炮可自制造,而凡其中所需精微细致各物无不取之外洋。他如惜舵帆缆、 锅炉汽机、轮叶船皮年中时须修理者亦无不自外洋购至。有自制之名而无自制之实, 其利仍流于外耳,可为叹矣。尝按美国出产多于英国,而英国制造易于美国。英以 美产,加以运费,制成物件,价反贱于美之所自造。同一物,同一价,英可获利而 美则失利,未尝不叹英之工价廉而机器多也。中国工价更廉于英,倘能皆用机器, 安见所制之物不足与英竞胜哉。而且,“自造”也非简单地依样画葫芦,而是在进 口之器物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反驾乎原器物之上。王韬由此提出了“得 其器”与“法其法”两组概念,指出“徒知购器于西人”只能称之为“得其器”, 而引进方法,吸收消化,推洋出新才是正确地学习西方的态度,才能被称为“法其 法”,“得其器”者制于人;“法其法”者制人。(三)力主严禁鸦片。60 到70 年代,王韬曾提议清王朝自种鸦片并开征重税来抵制洋鸦片的进口。80 年代以后, 他发现这种方法不仅不能禁住鸦片,反而诱使鸦片之灾难扩散开来。因此他修改了 早年的观点,提倡绝对地严禁鸦片。 他在《救时刍议上》一文中这样写道: 自道光以来,鸦片日盛。由外洋人口易白银出口者,岁不下四千余万两。而各 省不种嘉谷而种鸦片者,岁亦值银数千万两。国家收鸦片税银亦近千万两。呜呼! 奇矣!海禁大开,辟埠通商,以洋货易华货,除鸦片,值相当。自道光至今五十年, 鸦片银之流出外洋而不返者,截长补短,可十五万万两,此十五万万两者,皆十八 省人民之脂血。而中国种鸦片者,以华病华,虽获利数倍。而食者病,种者亦病。 前晋豫奇荒,赤地千里,人相食,其明征也。国家增其税银,使天下知鸦片能病人 能贫人而不可食,所谓不禁之禁也。然天下食者如故。夫富强者,天下之急务,而 禁鸦片者,富强之要著也。禁鸦片,禁食禁种禁洋运。食鸦片者有疲,有瘾者食则 生,不食或死,禁之者,不问其生死,不问其贵贱,逾限而仍食者杀无赦。种鸦片 者……洋运鸦片者……杀无赦。或日鸦片洋药也,能治病。当禁有癌,不当禁治病。 或日鸦片烟类也,各省颇种烟,何独禁鸦片。且我种者多,则彼来寡,是塞漏卮也 ……此数说皆非也。鸦片之为药,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其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也多。则必禁。烟无瘾,鸦片有瘤,自种自瘾是自病也……若复耗银数十年,天下 尚可问乎? 王韬早年不仅是一个鸦片“弛禁论”者,而且他本人对鸦片还时有所染。 晚年的他能提出如此绝决的严禁主张,表明他不是谬执己见的固执老人。为了 民族的长久利益,他既可改变自己的观点,也可将自己的行为宣判为“罪恶”。 王韬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满怀期望地写道:“富国强兵,全在乎人之自为。 以有用之心思,施之于有用之地,日事讲求富强之效,可操券而得之矣。我不禁日 夕拭目以俟之”。然而,他所期望的清朝大吏终于没能将中国导入富强之境。甲午 一役,中国跌进了更加耻辱的灾难之渊。此后,已经发落齿稀的王韬把拯救中国的 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维新主义知识分子身上。 1894 年,他在上海与当时仍属改良主义者的孙中山见了面,对孙中山变法维 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大加赞赏,并为其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时在李鸿章幕中供事 的罗辛禄,请他介绍孙中山与李鸿章见面。 1895 年,王韬又在上海接见“公车上 书”后名声正响的康有为,声援康有为组织上海“强学分会”的努力,鼓励他把改 革的主张变为改革的政治活动。与孙、康二人的见面,使王韬预感到中国改革运动 的高潮即将全面铺开。在严寒萧条的冬天里生活了数十年的王韬终于嗅到了一丝春 天的气息。 甲午战争之后,是中国政治领域风雷激荡的年代。王韬满心欢喜地注视着新一 代改革者的政治实践,自己却再也没有精力直接投身其中了。他象一只用尽了气力 和心血啼春的杜鹃鸟,当满山花红叶绿的时候,他只能带着临终前的喘息默默无声 地凝视着自己的呼唤成果。风烛残年的王韬,身体急剧地衰老,一年之中几有大半 年为“药罐在怀”。心力亦告衰竭,稍一动脑,便觉头昏目眩,困顿不支。1897 年,他终于怀着烈士暮年力不从心的遗憾在上海寓所里撒手尘衰,溘然逝去。时年 70 岁。一代思想伟人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后来者在他停止的足迹之后走出了一 片更加灿烂辉煌的新天地。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