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抗大生活 山城堡战斗后,我们由陇东回到陕北。一军团军团部住在安边一个靠沙漠的村 子休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大家在酣睡中突然惊醒过来,边穿衣下坑边问 发生了什么大事儿。组织部长李子芳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刚才,军团首长接 总部来电,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李部长还说,大家赶紧作好 出发准备。 一听这个喜讯,大家真是激动不已,欣喜若狂。我们打起火把,边打点行装, 边烧水做饭。天刚蒙蒙亮,已吃罢早饭出发了。 红军主力这次急行军南下,是开赴西安一线,准备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对付 亲日派何应钦扩大内战的阴谋。 行军中,我们大家想的谈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处理罪大恶极的蒋介 石?有的说:“蒋介石罪恶滔天,必杀无疑!”有人说:“我们当红军的目的,就 是要打倒蒋介石,这次不毙他才怪呢!”是呀!我们是被蒋介石逼着起来革命的。 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们行军、打仗想的做的,不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 全中国吗?记得我们红军东征山西前,在临镇、秋林子一带休整时,为了活跃部队 生活,朱瑞主任创造了一种名曰“打蒋介石”的体育游戏项目,即用五根三寸长的 小木棍,摆成一个方块,中间的一根小木棍代表蒋介石,再用二根一二尺长的木棍, 站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打小木棍,先打掉四根四边的小木棍,再打中间的“蒋介石”。 这种游戏简单方便,寓意深刻,一时间部队开展得很普遍,连军团首长聂荣臻政委、 罗荣桓、罗瑞卿等,都跟大家一起玩“打蒋介石”。我心想,我们搞体育文娱活动, 都记着打蒋介石,眼下蒋介石被捉住了,岂能便宜了他! 经过连续几天急行军,大家都非常疲劳了。过了庆阳休息时,军团直属队政治 处主任汤平操着浏阳方言很风趣地说:“这回行军,累得嚼茶都嚼不烂啦!”一句 话,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我们赶到西安北面的三原县时,听到已经把蒋介石放了,这又出乎大家的意料 之外;不少同志尽管想不通,但相信中央避免内战,联合抗日的决策是正确的。西 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扩大内战的阴谋,促进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当时,我们就驻在三原县东里 堡村,部队在附近乡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队伍。 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天,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同志告诉我(当时任组织科科长兼 巡团主任),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抗大学习。临走前,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也找 我谈话,除了勉励我努力学习,还叮嘱:到抗大去学习,不带牲口,不带勤务兵。 我连声答,按首长指示办。 能到抗大去学习,我的心情很高兴。抗大,在我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抗大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它的前身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创 办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创办“红大”的目的,主要是培 养大批红军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后,面临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中央军委于一九三七年春, 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其任务除继续培 养红军干部外,还培养大批来启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 中央所在地——延安。 过了几天,一军团去抗大学习的同志集合在一起,由一师师长陈赓和二师师长 杨得志带队赴延安。所有同志都不带牲口,简单的行装集中起来,由几匹骡马驮着。 同行的有李兆炳、萧忠渭(萧锋)、刘忠、梁兴初、李祥、魏洪亮、罗文坊、张震、 曾国华、萧望东、陈正相、肖新槐、王克功等五六十位同志。我们从三原出发,傍 晚到了中部县(即今黄陵),借老百姓的房子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顺便到黄陵 桥山看了看黄帝衣冠家,又出发到洛川住了一晚上。后来,又到甘泉县的稻草铺住 一晚上。当时卫生差,臭虫特别多。刚睡着,就觉得身上痒痒,点上油灯一看,炕 沿上爬满了臭虫,得用苕帚扫到地上,用脚踩死。这样一夜间,扫了几回臭虫,实 在没有睡多少觉。 我们一行走了十天,就到了延安“抗大”。 我们一到抗大受到热烈欢迎。 这期抗大,学员的数量和学校的规模都比“红大”有了扩大,学校的组织机构 也较为健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兼任主席, 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当时校长是林彪,刘伯承同志任副校长,罗瑞卿同志 任教育长,傅钟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训练部长刘亚楼 同志,校务部长杨立三同志。这一期抗大仍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两大部分, 大学部在延安,附属步校在庆阳。大学部共有十四个队,学员一千三百六十多人, 其中第一至八队大多数是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先后成立的第九队至第十四队, 大都是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 编队前,林彪找我谈话,让我到一队学习。我说,一队都是师以上干部,好些 都是我的老首长,我程度低,怕跟不上,还是到别的队学习好些。结果,把我分配 到了二队。二队也都是红军的师、团干部。二队的队长是倪志亮同志,支部书记是 由学员选的,谢富治担任过红九军的政治部主任,大家就选他为党支部书记。我们 同队同学有张震、萧望东、曹广化、王克功、陈正湘、谢振潘(谢振华)、马文波、 钱江、彭富九、胡立教、李东朝、李兆炳、余秋里、刘转连、贺庆积等,康克清、 贺子珍、蹇先佛、孙湘、廖似光等几位大姐,也是二队的同学。二队共分十二个组, 分住两排平房,一至六组住在前排,七至十二组住在后排。分组时,倪志亮同志宣 布我担任第一组组长。 我们一组的同学有詹才芳,黄罗斌、袁耐冬、韩先楚、吴克华、曾国华、朱仰 兴、高士辅等。 到了抗大,我心想,一个穷伢子,没有文化,参军后一直随军打仗,没有坐下 来学习的机会,现在有了这样集中学习的好条件。一定要多学点东西。 但又觉得文化程度太低,基础太差,怕跟不上,心里对学习有点胆怯。 我们学习的课程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 另外,还有每周一次的会操或军事课。当时专职教员很少,很多课都是中央领导同 志和中央机关的同志讲授。党的建设由朱总司令亲自任教,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由总 书记张闻天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均由住队教员罗世文讲授。军事课主要 讲工兵知识,由二方面军俘虏过来的国民党的一个姓张的师长当教员。学习方法, 一般都是在领导同志或教员讲课的基础上,进行自学、讨论发言。这种启发式的方 法,很适合干部学习。通过系统学习,无论是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都有很大 提高。 在抗大期间,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二 是聆听毛主席讲哲学。 一九三七年四月,抗大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我们首先听了中央政治局抗大会议(“延安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从而对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根源及 其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紧密联系实际,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揭 发、批判、分析张国焘的错误。朱总司令几次带着张国焘到我们二队来,听大家的 讨论。张国焘坐在我们的对面,听大家的发言。四方面军的同志以亲身的经历和切 身的体会,揭发张国焘的军阀残余,假手肃反、排除异己、乱捕乱杀许多优秀同志, 分裂红军、逃跑主义等严重错误和罪行。 西路军幸存归来的同志,诉说大批党和红军的骨干和自己的战友被张国焘所断 送的悲惨情景时,真是悲愤交集,声泪俱下。张国焘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表情 极不自然。通过揭发和批判分析,大家深刻认识到张国焘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和逃跑 主义、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仅使红四方面军屡历险境、迭遭危难,付 出了重大代价;而且给整个革命事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同志们还以红四方面军 在张国焘错误领导下所遭受的损失,对比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 决北上抗日,取得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安到陕甘宁根据地的伟大胜利的现实,进一步 分清了路线是非,统一了思想认识。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中,采取的政策是正确 的。领导上一再强调,大家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决不能歧视, 不要因为红四方面军出了张国焘,就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好。所以,在我们小 组,我们大家对詹才芳、韩先楚、朱仰兴等同志始终是尊重的。通过学习,大家从 政治上、思想上与张国焘划清界线,更加信赖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从而进 一步加强了全党全军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此后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原第 四方面军与原第一、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步调一致, 并肩战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在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教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毛主席多次到抗大讲授哲学。他 讲哲学的总题目叫《辩证唯物论》,每周二、四上午来讲课,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 毛主席来讲课时,我们都集合在训练部门口的场坪上,专心致志地听讲。他讲的哲 学道理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有一次,他针对有的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心存疑虑,就讲了个“驴钩子”的例子。 他说,陕北老乡让毛驴子上山的办法是前拉后推。毛驴子不走就用驴钩子拉, 再不走就在后面推,还不走就用鞭子抽,赶着它走。蒋介石是不愿抗日的,但民族 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潮流势不可挡,他不抗战,全国人民就拉着他抗战,再 不抗战就推着走,还不抗战就逼着他走。“西安事变”就是逼着他走的例子。我们 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起决定作用。蒋介石不肯合作, 就逼着他合作,国共合作是一定能实现的。但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时刻提防他, 不要让他伤着我们,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毛主席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思想,给我 们以深刻的启迪。 毛主席讲哲学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很广,但最主要的是总结了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 实质、危害和思想根源。听了毛主席的哲学课,我们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认 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路线,而且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 对于我们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 用。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而物质生活却很艰苦。一九三七年,延安的物质条 件很差,每人每天的菜金才三分钱。粮食也十分紧张,一天吃两顿小米稀饭;稀饭 太稀,静止时可当镜子,照见人影。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吃饭照镜子。当时延安街 上有两家小饭馆,也只是烙饼之类的,有的同学想去吃,但不敢去,因为我们当时 一分钱也没有。即便如此,大家的思想是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充实的。那时,我们 抗大同学有个晚饭后散步的好习惯。每当夕阳接近宝塔山头塔影的时候,大家就三 五成群地漫步在晚霞映照的延水河畔,或研讨切磋、互相鼓励,或谈古论今,指点 江山,抒发为拯救中华而奋斗的革命情怀;处处充满战友的情谊,到处呈现一派盎 然生机。 在抗大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简称西青 代表会”)。 党中央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团结各界青年抗日,于一九三五年 十一月发表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 年抗日救国组织。此后,全国各地先后成立各种各样的抗日救国青年团体,中国青 年抗日救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次西青代表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 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城里召开的。出席会议的约有 三百多名代表。红军青年代表团有二十来人。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指定 我为代表团团长,刘西元(抗大俱乐部主任)为副团长。红军代表团住在延安南门 外石窑洞内,抗大的代表仍住在抗大,但开会时,我们代表团都是集合整队去的。 大家感到最高兴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林伯渠、徐特立等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会讲了话。毛主席作了关于党的团结抗敌政策的讲演。他指出, 中国青年应该团结起来,宣传新的口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这些主张而 奋斗、他号召西北青年和全国青年,与各界联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的讲 话,使我们与会代表受到极大的鼓舞。大会通过了《关于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案》, 拟定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和《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 确定以“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作为青救会的中心任务;凡是愿意抗日 的青年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可以加入青救会。最后,大 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作为西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 的领导机关,并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前,西青救为全国各地青年抗日 救亡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这次大会,为抗日战争中青年运动的发展,作了思想上 和组织上的准备。 西青代表会结束后,罗荣桓同志把红军代表团的同志找到位于延安城东南角的 红军后方政治部,开了个会,请周恩来副主席给我们讲话。周副主席首先讲青年工 作很重要,红军青年工作很重要,在过去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要发扬这个好传统, 在抗日高潮到来的新时期,要更好地发挥青年工作的作用。周副主席还讲了青年要 爱护身体,锻炼身体,要利用青春年华、黄金时代好好为党工作。周副主席还讲到 青年人要正确对待婚恋,要处理好婚姻恋爱。他讲他跟小超(邓颖超同志)三十岁 才结婚。周副主席站着讲了个把小时,我们听得入了神。会后,罗荣桓同志和我们 合影留念。 在二队学习不到半年,组织上调我到训练部政治教育科工作。这个科刚成立, 科长是从一队调来的张际春同志。同时调去的干事有黄志勇、钟仁方、谭政文等同 志。这个科的主要工作是到各学员队去了解政治教育情况。开展工作不久,我跟着 周子昆同志到八队去检查工作。没过几天,我被调到总政治部去了,抗大生活就此 结束了。抗大毕业证,是罗瑞卿同志后来寄给我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