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百团六战前后 我治好了病回到军区组织部不久,就参加了一九四0 年七月中旬在唐县娘子神 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各军分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军区机关的部长们都参加了 会议。在会上,我们听取了彭真同志作的《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聂荣臻同志作 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朱良才同志作的《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几个报 告,系统地总结了军区三年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部队、开展军事斗 争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和方针。这次会议,还根据八 路军总部提出的“创造模范党军——铁军”的号召,结合军区部队的实际,提出了 “创造模范党军——铁军”的要求与计划,动员开展革命竞赛。这次会议对提高高 级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加强部队建设,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有着重要作用。 娘子神高干会议刚结束,我们就投入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击战, 即后来所称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始于一九四0 年八月,是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 挥下,由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齐动手进行的。 根据总部七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关于大举破击正太铁路战役的预备命令》,晋 察冀军区的任务是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平定段,以娘子关到井陉煤矿段及其两侧 地区为重点;同时对管区内的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 公路进行广泛的破击。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军区调集八个步兵团、一个骑兵 团又两个骑兵营及其他分队,组成三路纵队,开展广泛的攻坚战。 在战役开始的前几天,聂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带着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 赶到前线。“前指”设在井陉附近叫洪河漕的小山村里。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同志留 守后方,让我带着宣传部的干事刘秉真、巡视员王思众、记者、诗人田间和敌工部 的几个同志,组成野战政治部,随聂司令员的“前指”行动。我们在“前指”起草 签发了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电报,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其主要内容 包括: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必须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切实保证战前一切准 备工作(如筹划粮食、预备各种器材)按时完成;严格保守军事秘密,不许泄露战 役意图;在集结前的行军中,应确定军政工作计划,做好卫生防病工作,保证部队 不生病、不掉队,保持战斗情绪;到达集结地点后,立即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提 出有力的政治口号,如“实行打胜仗比赛”、“夺取敌人据点”、“彻底破坏交通”、 “争取创造模范党军——铁军的优胜”,并告诉每个战士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各 作战部队要随时研究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特别要做好新战士的思想教育;要加 强后方勤务部门(供给、卫生、兵站等)的政治工作领导,以保证前后方密切配合 ;各级政治部门要密切同地方的联系,适时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战,保证人力满足 战役需要;正确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敌占区的群众工作,以团结广大群众,孤立打 击敌人等;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积极认真地进行深入有力的战前动员和战斗 准备,在接敌、进攻、冲锋等阶段,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工作,鼓舞部队的政治情 绪,有力地保障每个战斗的胜利进行,等等。 这次战役,从八月二十日夜间全线出击正太路开始,至九月十日,为战役第一 阶段。这二十天的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作战,从八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七日,主 要作战地点在正太路东段,作战成果为攻克了正太路上许多重要据点,包括贾庄 (井陉煤矿所在地)、蔡庄、乏驴岭、南峪、北峪、地都车站、娘子关、磨河滩等, 摧毁了敌人控制的铁路、车站、桥梁,歼灭了各据点的大部分守敌,彻底破坏了井 陉煤矿,敌寇损失在三千万元以上。第一期作战后,部队作了休整和转移。从九月 四日至九月十日,开展了第二期作战。这次作战,主要是巩固正太路上所获得的胜 利,扩大战果,出击位于军区西南部之敌,摧毁敌之据点,连续攻克会里、上社、 下社、宏道关等重要据点,包围了盂县城,大量破坏盂县周围之公路。 在这两期作战中,我们野战政治部的同志,分头到战斗部队,协助开展政治工 作,参加战斗。八月二十日总攻发起前,我奉聂司令员的命令,赶到十六团,帮助 他们开展山地攻坚战。十六团一直战斗在冀中平原,有丰富的平原作战经验。这次 到正大路西执行作战任务,存在着不熟悉地形,缺乏山地作战经验等实际问题。我 带着政治部的几个同志赶到十六团时,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团长盛治华、政 委邓东哲、政治处主任赵君一等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十六团的作战地点在娘 子关以东、正太路以北的乏驴岭一线,这里都是山地,山上布满了敌人的据点。十 六团的兵力形成了对敌据点的包围。八月二十日夜晚十时,十六团按时发起攻击, 经过一夜激战,摧毁了敌在乏驴岭的各个据点,掩护其他部队破击正太路交通。 十六团完成作战任务后,撤到平山古月村待命。聂司令员令我再去这个团,对 他们撤回冀中表示欢送。我对部队讲了一番鼓励的话,肯定他们乏驴岭战斗打得好, 伤亡小,取得了山地战的经验,欢送他们回冀中迎接新的战斗。部队情绪很高涨。 送走了十六团,我转到二分区。这时,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已进入第二期作战。二分 区的部队打下了上社、下社,取得了胜利。之后,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 陆带领部队回到平山县蛟潭庄司令部。 赵尔陆同志兴奋地端着日本三八枪,穿着呢子大衣,照了一个相。他还请我吃 了咖喱鸡。开始,我不明白咖喱鸡是什么菜,后来才晓得是缴获的一种黄色的咖喱 粉烹调的鸡。我从蛟潭庄回到了唐县和家庄军区司令部,汇报了情况。随即回到了 曲阳县武家湾军区政治部。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虽属两个县,但相距只有几里地。 回到政治部后,我们野战政治部的几位同志,讨论研究了一个政治工作总结。 我在《抗敌月刊》上写了《百团大战中正太战役的政治工作》一文,谈了这次战役 的政治工作体会。 第一阶段的作战结束之后,部队进行了几天休整。接着,发起了战役的第二阶 段——涞(源)灵(丘)战役,摧毁敌人的许多重要据点。军区首长让我到雁北地 区第五军分区。我翻山越岭赶到广灵县,见到了邓华、李天焕、易耀彩等分区领导 同志;赶上二团打了个胜仗。涞灵战役打掉了敌人一些据点,歼灭日伪军一千多名。 我军一个多月接连不断的破击战,引起了华北敌人的极度震惊和恐慌。敌人为挽救 局势,急忙调集兵力,在晋东南、平西、北岳和冀中等地,对我军进行疯狂的报复。 这次“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便构成了战役的第三阶段。这时,我从五分区 回到军区汇报情况,聂司令员对我说:三分区政委王平同志生病了,躺在担架上; 你赶到三分区去,协助司令员黄永胜工作。我从娘子神翻山过去,走了一夜,到了 唐县米城,参加了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主要是在完县的大山中和敌人打转转。 在这次反“扫荡”中,游击军司令部受到敌人袭击,司令员王薄被打死。军区命令 三分区参谋长唐子安同志帮助整顿游击军,后兼任游击军司令员。王平同志病愈后, 我又回到了军区政治部。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多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 此后不久,日寇将屠杀我东北同胞的刽子手——冈村宁次派到华北,任敌华北 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到华北,就调集七万余日伪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 大“扫荡”,妄图消灭边区和各分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他采取“铁壁 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首先扫荡北岳区。一九四一年八月下旬,敌人以 重兵向边区的中心分进合击,阴谋聚歼我军区领导机关。军区机关、边区政府及直 属单位在聂司令员率领下,在敌人包围的缝隙中穿插转移。后来,为了迅速跳出敌 人的“铁壁合围”,军区首长决定,除边区、军区首脑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直属 单位人员分散多路行动,这样比较轻便灵活。军区机关向第四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 岸地区机动时,也是分成几股行动的。聂司令员和分局的领导带着精干的指挥机关, 在一分区一团的掩护下转移。朱良才主任随聂司令员行动,让我和吴志远同志带政 治部的部分同志转移;一个警卫连跟着我们行动。我们采取摸清情况,避开敌人, 穿插迂回,确保安全的方法,在山沟里转来转去,见机向安全地带转移。我们由龙 泉关南出到达灵寿县漫山,再向西进入大山。在一次夜行军时,我们组织部统计科 科长舒仁同志失足跌到山下,牺牲了。他是河北大城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对 他的牺牲,我很悲痛。再往西走了一段,就到了滹沱河边上,我们穿插在李家沟和 平山卸甲河之间的大山中。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旷伏兆、周彪、帅荣、吴西、马泽 迎等几位冀中军区的分区干部。他们是奉调到延安去学习的,碰上敌人扫荡,过不 了封锁线。他们原打算随二分区机关行动的,但未如愿,就转移到卸甲河的山上来 了。旷伏兆等几位同志对我说:王部长,我们在一起行动吧。我说:可以,要死咱 们一块死。我们在山上的一个小村子里,隐蔽了几天。转移到了李家沟后,聂司令 员、军区机关来了。这次反“扫荡”斗争结束后,旷伏兆等几位同志按照他们的计 划单独行动了。 这时,聂司令员同我说,一团掩护军区行动时,团的干部有不团结现象,要我 找他们谈谈,解决问题,搞好团结。我照聂司令员的指示,把一团的几位领导干部 召集在一起,开了两天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促进了团结。 从解决一团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我想到百团大战和这次反“扫荡”中,部队 都暴露出一些不团结现象,这些问题对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妨碍很大,应很好 解决。为此,我为《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写了一篇题为《巩固部队的 团结成为当前政治工作上一个重要问题》的文章,主要宣传: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 团结的本身就是力量的表现,反之不团结,就等于一盘散沙,亦就无法抵挡敌人的 攻击,易受敌人各个击破。为了巩固部队的团结,要在部队内部、党内外干部中, 进行广泛的宣传,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团结的重要性和如何巩固团结;要有严格的自 我批评与自我检讨的精神,虚心检查与纠正自己的缺点,接受别人的意见,学习他 人的优良作风;要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坚决反对军阀主义、本位主义、损人 利己、骄傲自大、轻视同志和友军等有碍团结的坏风气;政治机关及党员负责干部, 要经常督促检查,对巩固团结负起责任;在部队中建立密切关系、增强团结的制度, 无论在工作中、战斗中都注意巩固部队的团结。这些观点不一定准确、全面,只是 针对当时部队团结方面的一些问题而发表的个人看法,其目的是对增进团结有所裨 益。 这次大规模的秋季反“扫荡”过后,军区机关从李家沟回到平山县陈家院村。 一天,晋东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立即上报一份营以上 干部名册。项目不多,只要写上姓名、部别、职务这三项就行了,但在当时的条件 下,也使我们忙活了一阵子。 那时,我们组织部编有五个科,组织科、青年科、统计科、巡视团,都有科长, 唯独干部科科长缺位,一直由我兼任。两名干部干事到职不久,情况还不熟悉。更 难办的是我们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要说干部档案,连份老花名册也没有。这种状 况,是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一九三八年秋季,晋察冀军区进行第一次反 “扫荡”时,我们烧掉了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 履历表,埋在唐县稻园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三尺,把它挖了去,暴露了我们一 些实力。此事报告了聂司令员后,聂司令员指示:“往后反‘扫荡’前,把文件、 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结束,打完仗后再填表、整理”。后来几次反扫荡时, 对文件的处理我们都是这么办的。这次秋季反“扫荡”后,填表的事还没有来得及 布置,八路军总部就催着要花名册了。若制表发下去填、再汇拢上来,显然等不得。 我手拿电报,自言自语他说:“这是一场考试呀!”我把两名干部干事叫到我的房 间,对他俩说:“我来写,你们誊清,考考看,能得多少分”。 我拿出笔来,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以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一一列出了名 单,然后,又把第一至第五军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 长、科长、协理员等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一一列了出来。我在前边“开 路”,他俩一个制表,一个抄写,仅用了约五个小时,一份营以上干部花名册造成 了。合计总数近两千人(因分散,萧克同志领导的平西挺进军和吕正操同志领导的 冀中军区按惯例自报,不算在内),与实数一个不差。许多同志为之惊讶,军区政 治部代主任朱良才同志等,都表扬我“记忆力好”,是干部工作的“活辞典”。 许多同志问我,为什么对干部情况这样熟悉?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奥妙,是军 区首长教诲和严格要求下,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聂司令员经常询问干部情况,谈到某个干部,他总爱问: “哪儿人呀?哪年参加革命的?任现职多久了?有啥特点?”等等。 我知道他爱问,起初身边总有个小本本,尽记这些情况。有一回,我现翻现答, 忙作一团,他呢,平静的目光望着我,严肃的表情中透出一丝不悦,随后轻声慢语 他说:“基本情况尽量记在脑子里”。 这平平常常的小事,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语,使我找到了工作上的差距。 之后,我就在熟悉干部上下功夫。 干部开会,我尽量参加,尤其是学习讨论会。从他们的发言,可知籍贯、性格 ;他们的音容笑貌,可以帮我加深记忆;就连他们的就坐顺序也可引起我事后的回 忆。偶尔把某人名字忘了,同志们就会提醒我:“呶,就是坐在墙角落的那个……” 多跟干部交谈,这是熟悉和了解干部的有效方法。经常到部队去了解情况,一个单 位转上半月一月,回到机关呆上三五天,搞搞总结、汇报之类的事,再下到部队去, 找干部谈心,那时干部谈心,都是以诚相待,推心置腹,有什么想法看法意见都愿 意谈,从中可以了解各种情况。了解干部情况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填表(那时不可能 建立完整的档案),掌握基本情况。这当然不如直接见面了解得深入,但也是一条 途径。搞干部工作,就是搞五湖四海,不管是兄弟部队调来的老同志,还是北平、 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冲破敌人封锁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分配工作之前,我 大都跟他们谈过话,了解他们的家庭、爱好、个人经历、特长、对分配工作有什么 要求等。每次谈完话,自己总要闭目回想一下他们谈的内容,直到记住了,才罢休。 对干部的使用,强调公道正派。不管哪个方面军,哪个根据地来的干部,都是党的 干部,一视同仁,择贤任用。同时,注意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 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团结,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互 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我们组织部比较老一点的同志,过去都没有念多少 书, 而后来补充进来的新干部,大都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但大家相互 尊重处得很好,在一起愿意说心里话,关系融洽、和谐,工作起来积极性很高。干 部问题中另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心爱护犯错误的干部,既要严肃批评所犯 的错误,处理和分配工作时又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使干部心悦诚服,轻装前进。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教训的,对有的干部的处理,也受了教条主义、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的影响。 当时曾怀疑几个干部有叛变行为,对有的干部处分太重。这几件事,我虽然没 有直接参加批判和处理,但作为组织部长是有责任的,后来汲取了教训,更注意正 确掌握党的干部政策。 军区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军区军政学校和抗大二分校的毕业生。毕业分配 来的,大都是连、营级干部。有的是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来的,如魏巍、姚远方、 徐逸人、张逎更等,都是延安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为了熟悉二分校的学员, 并根据他们的实际才能分配工作,我经常去二分校了解情况。 我也常去军区军政学校,给学员们上课,讲怎样做支部工作,怎样把青年工作 搞活等。跟这些学员熟悉了,对他们的使用、调配就心中有底了。 因为我在工作中作了些努力,受到了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好评。一九四○年,在 河北省曲阳县武家湾,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开会评选先进个人,舒同主任宣布评选结 果,我被评为“模范干部”、“模范党员”。这对我既是鼓励,更是鞭策。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