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出席党的“七大”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在第四军分区接到晋察冀军区的电报,通知我调任第一军 分区副政委。到职途中,经过大台,来到军区卫生部,见到江一真部长和姜齐贤政 委,互相交谈了工作情况。晚上,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打来电话,告诉我有要事, 明天赶回军区政治部。 第二天,我就急匆匆来到陈南庄花山沟军区政治部。吕正操同志也在这里,正 兴致勃勃地面朝大地跟人玩“顶牛”牌呢。朱良才主任见我回来了,立即对我说: “七大”要开了,你跟聂司令员一块去,两天后上路,快作准备吧,但一定要严格保 密。 党的“七大”,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筹备了。晋察冀根据地选举“七大”代表, 是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初的事。那时,我在军区组织部工作,是军区党务委 员会常委,分到第三军分区选为“七大”代表的。代表去延安是分批走的。舒同、 袁升平、陈泊钩等同志早在一九四○年就走了;后来,又去了一批。这次随聂司令 员去的,已经是第三批了。 要说准备,倒也简单,全部家当都在马背上,学习材料,揣在口袋里。 朱主任让供给部的同志发给我三十元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作零花钱,还 给我赶制了一套新军装,草绿色的,大反领上衣,大宽腿马裤,既合身,又精神。 后来,我在延安杨家岭礼堂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还称赞说:晋察冀的军装好啊, 样子好,颜色也好。 在做准备的两天里,组织部长李志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是刚从一分区副 政委的岗位上调到组织部的。我们畅谈了工作学习等情况。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上 路了。从阜平到延安,要经过好几个县的沦陷区,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路 以东需要武装护送。刚好,军委决定将晋察冀的17 团、22 团、26 团调归晋绥 军区。我们趁他们归编之机一同西行。蔡长元同志率领的晋察冀青年支队、曾美同 志率领的河北(滹沱河北岸)区队,也奉命担任了护送任务。聂司令员一行在吕正 操同志率领的17 团、22 团护送下行动。 我和王凤斋、王兆汉、刘杰、刘慎之、郑天翔、黄庆熙、张逢时等七位地方干 部,跟随26 团行动。团长彭龙飞和政委孙鸿志很有作战经验,有他们护送,我们 是很放心的。 当时,敌情很严重,连我们原先的老根据地五台县城都被鬼子占领了。 我们大都是夜间赶路,尽量走山野小道。我们经过了五台、崞县、代县、宁武, 在宁武县城以北越过同蒲铁路,翻过摩天岭等几座大山,终于冲出了鬼子的封锁线, 来到了岢岚县。这里是一二○师的根据地,安全了。完成了护送任务的河北区队和 青年支队回到了河北根据地。其余三个团留驻岢岚、兴县一带,编归一二○师建制。 我们赴延安人员在晋西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个晚上。接着,跟随聂司令员、张瑞华 大姐、吕正操同志等从岢岚出发,继续往西前进。渡过黄河,经佳县、米脂、清涧、 绥德,到了延安。先后跋涉了近两个月。 到了延安后,聂司令员住到杨家岭,我们进入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的校长由毛泽东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彭真同志,教育长是张秀山同志, 秘书长是黄火青同志。 这时,从各根据地汇集到延安的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党校共编了六个部。 在一部学习的都是地委和师职以上干部,包括区党委的书记同志;二部是县团职干 部;其他几个部,有的以知识分子干部为主,有的主要是西北局干部。每个部下面 又编若干个支部。 我编在党校一部学习。一部主任是顾大椿,组教科长栗再温,负责总务工作的 是牟作云。一部编了九个支部,每个支部有六七十人。我在一部第三支部。支部领 导都是学员兼任的。第三支部的支书是陈奇涵同志,副支书戴季英同志,学习委员 罗瑞卿同志,生活委员邵式平、曹里怀同志。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两年,这几位同志 连选连任。三支部下面又分了四个小组。我们四组的同志有陈锡联、余洪远、王盛 荣、帅孟奇、李培之(王若飞同志夫人)、刘英勇、刘澜波、廖华、李伯钊、章衣 伯、王凯、张庆孚、何柱成、刘景范,大家推选我担任组长。其他组的同志有邓颖 超大姐、宋时轮、谭友林、孔原、徐琛吉、郭洪涛、陈赓、钱瑛、聂鹤亭、李国华 等七十多位同志。 我们进入党校以后,就参加了整风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等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参加时,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 学习,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 刚到党校,第一件事,就是参加甄别工作。原来,在我们进入党校之前,中央 决定结合整风审查干部,这是必要的,但结果发展为一个抢救失足者(指特务叛徒 自首变节者)运动,搞逼、供、信,搞出许多“特务”、“叛徒”,制造了不少冤 假错案,伤害了一批好同志,幸好毛主席、党中央及时规定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 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 制止了错误做法。后来我们才清楚抢救运动主要是康生搞的,造成了严重恶果。为 了纠正错误,对在“抢救运动”中受到审查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工作。甄别工作要选 比较超脱的同志来搞,所以我们刚进入党校的同志,就担负了这个任务。当时我负 责甄别的有两个同志。我们主要是看材料,调查分析研究,鉴别真伪。其中一个人 的审查材料有一尺多厚,八斤多重,我都仔细看了,问了,提出了甄别意见。 甄别工作搞一段落之后,我们就投入了以分清两条路线斗争是非为重点的整风 学习。 整风学习的材料很多,内容非常丰富。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两厚本“六 大”以来的重要文献;有毛主席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改造我们的 学习》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二月在中央党校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延安 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及后来直接听取的毛主席在高级干部会议 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讲话等;还有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 党内斗争》;陈云同志的《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二十多个文件。对这么多学习材料,我们都进行了 认真的阅读和思考。以自学为主,有时小组讨论,有时支部大会发言。中央领导同 志多次来作报告、讲课,这对我们的学习帮助很大。 整风学习很强调联系实际,自觉地反省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同时,联系党 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联系到“六大”,同志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认 为“六大”基本正确,有的认为基本错误,两种意见争论激烈。 后来毛主席、彭真副校长作了一次报告,分析指出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 “六大”基本是正确的。学习中,大家对“左”、右倾错误进行分析批判,着重是 揭露王明的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记得有一次党校一部在校务部前面的 坪子里开会,孔原、王盛荣、朱理治等同志发言,揭露王明一九三○年反立三路线, 不仅没有纠正“左”倾,反而越反越左。有一次在杨家岭开大会,许多同志发言揭 发王明的宗派主义错误。王明的老婆孟庆树也上台揭发,说着说着哭了。毛主席劝 她:莫要难过,好好讲。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分析,我们学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 大的提高,党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 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更加坚信不疑。一九四五年 四月,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对这个决议,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对长期争论的问题取得了统一的认 识。 这表明全党思想政治上空前的一致,组织上空前的团结,伟大的整风运动宣告 胜利结束。参加整风运动,使我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教育, 对我以后的斗争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期间,还有几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朱德总司令拾粪。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们几个人出了党校,在 马路上散步,遇见朱总司令在拾粪。警卫员肩头背一个筐,总司令拿个粪耙子,见 到马粪、牛粪、狗粪就拾。此情此景,使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 一九四○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几次发动反共高潮,对我八路军进行经济封锁, 给我陕甘宁的中央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做衣服没有布匹, 粮食也不够吃。为了战胜困难,一九四三年,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口号,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时我们都听说毛泽东、朱德、刘少 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现在亲眼见到朱总司 令拾粪,更鼓起了我们的生产劲头。我们党校一部的同志都分了地,自己动手种菜。 我和刘澜波、刘英勇三人分了一点地,种了十几棵西红柿、烟叶,利用业余时间掏 粪,浇水。我们党校的全体同志还参加了修建延安飞机场的劳动。在参加生产劳动 的同时,大家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当时,生活上最突出的一个 问题,是窑洞紧张,住房困难。按规定,结了婚的干部周末可以夫妻团聚。但是, 窑洞没有那么多,每到周末,单身干部就主动挤到一块儿住,尽量让出窑洞,帮助 解决住房困难。 二是朱德总司令叫我们上汽车。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一大,我和曾保堂等几位同 志从延安新市场返回党校。在宝塔山下,见一辆卡车缓缓驶来,我们不假思索地攀 了上去。坐在篷车上的警卫战士让我们下去,这才使我们想到大概有首长在车上, 一看驾驶室才晓得朱总司令坐在里面。我们慌忙跳下车。 突然,车停了下来。原来,朱总司令发现有人搭车,就让司机停车,探出头来, 笑着对我们说:“没碍事,上来吧,上来吧!”见朱总司令招呼,我们也就不客气 地蹦上了车。坐了二、三里地,到党校门口下了车。我们向总司令道谢,总司令仍 笑呵呵地说:“没碍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一见面谈起此事。对朱总司 令的钦佩之情便油然而生。那时候,延安只有毛主席有一台旧卧车,中央其他负责 同志外出,都是坐卡车,坐在驾驶室副司机席上。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和 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关系密切,不管是哪位负责同志坐在汽车上,路旁的同志都可 以爬上去搭乘。可见,当时的党群、干群关系是多么的融洽。 整风运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也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 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党的“七大”召开之前,进行了极为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七大”代表都住 在党校学习,而在党校学习的不全是“七大”代表,但审查代表资格的工作,在党 校学习的所有同志都参加了。每个代表先写出个人简历,然后在小组会上自述,小 组的同志提问题,再组织专人对问题进行调查。负责对我进行调查的是李伯钊、李 培之同志。代表资格审查搞了十多天,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也为“七大”的召开 作了准备。 “七大”开幕之前,所有代表都集中到党校一部,组成了几个代表团。 晋察冀代表团的团委是聂荣臻、彭真、刘澜涛、罗瑞卿同志。分了四个小组, 罗瑞卿同志兼一组组长,让我担任副组长。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 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毛泽东同志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 我们的大会今天开幕了,大会的意义,是有关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是打 倒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大会,是决定中国命运之大会,是最后胜利的大会。 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指出:现在形势是很好的,西方红军快打到柏林,东方的 日本快失败了,而中国是有光明和黑暗的两方面,光明之中国是统一的自由独立民 主强盛快乐幸福的新中国,或是分裂倒退的旧中国。我们是要争取第一个前途(光 明),反对第二个前途(黑暗)。这是我们大会与全党全国人民的任务。能不能实 现?我们认为是能实现的。条件是:(一)有我们强大的党及其丰富的经验;(二) 有中国的解放区及其军队;(三)全国人民的援助;(四)全世界人民的援助。这 是过去没有或少有的条件。所以我们敢说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是有完全 可能的。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团结全国全世界一切力量,打倒侵略者,建设新中 国。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不时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接着,朱德同志讲了话。他风趣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特点,是在自己修的房 子内,及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召开的。这是与已往的六次大会都不同的。我们的党 经过二十余年的斗争,才有今天这样多的党员和军队,也才有今天的大会。朱德同 志还满怀深情他说,我们无数的先烈在与敌人斗争中光荣地牺牲了。我们的历史就 是被杀的历史,我们要为死者报仇。 最后,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说明了代表的选举产生“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有严肃性谨慎性,又要照顾到具体性。”“这次审查的结果是:正式代表547 名, 候补代表208 名,其中增补的为246 名。他们代表着全党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取消 代表资格者49 名。代表党龄:一九二七年前入党的210 名,占27.9%,二八年至 三六年入党的444 名,占59%,三七年至四一年入党的98 名,占13%。代表年龄 :平均36 岁半,最小的是方朗,23 岁;最大的69 岁,是徐特立同志,代表文 化程度:中学以上422 名,小学319 名,识字少的11 名。代表职别:军队324 名, 党务干部315 名,政民教最少。”四月二十五日,召开了第二次大会。毛泽东同志 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形势路线政策几个问题的报告。政治报告是 印发的,关于形势等几个问题是毛主席在大会上讲的。 毛主席开头就说,我今天的报告只是讲书面材料没有写上的或需要加以补充的 几个问题,书面写了的我就不准备再详细讲了。今天的报告主要说明下列三个问题 : 一、形势与路线(即总方针);二、几个政策问题;三、党内的几个问题。 接着,毛主席围绕这三个问题,深刻地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我们党领 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 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 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强调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 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砒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 号召全党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的实现。 在后来的几次大会上,我们听取了朱德同志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明确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逐步地实现从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 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听取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指出: 把毛泽东思想作为 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是我们党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是党的团结胜利的 重要保证。 我们还听取了周恩来同志作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号召全党 同志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胜利前进。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刘 伯承、陈云、彭真、李富春等同志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大会后半段的任务是选举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从酝酿候选人到选举, 都充分发扬民主,进行充分讨论。我记得,毛泽东同志对选举有几次讲话。在酝酿 选举时,各代表团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次讲话,大意是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的 人,一个都不选不好,不利于团结;统统都选上也不好。正式选举时,毛主席又讲 了两次话。头一天选中央委员44 名。毛主席在投票前说:东北的老同志,关向应 同志已去世,只有林枫同志。要照顾到东北,东北将来要首先胜利。毛主席还说, 自己可以投自己的票,我就准备在我的名字上投一票,对人民负责嘛。第二天选举 候补中央委员前,毛主席又讲了话,主要是提议选王稼祥同志为候补中委。大意说, 昨天选举中委,稼祥同志落选了,今天选候补中委,稼祥同志的名字放在名单的第 一位。毛主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 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工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 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我记得毛主席还说,稼祥同志是有功劳的:一是转达斯大林意见说王明有野心;二 是四次反“围剿”时开广昌会议,没有稼祥赞成我的意见,敌人的“围剿”不可能 粉碎;三是遵义会议上稼祥讲王明、博古的错误,站在正确的一边;四是整风文件 是稼祥同志起草,经过我审查修改定稿的。因此,把稼祥同志名单放在第一名,希 望同志们选他。结果,王稼祥同志全票当选为七届候补中央委员。 选举时的监票员是各代表团的小组推荐产生的,一个小组出一名同志监票,我 也被推举为监票员。我们监票时,毛主席在台上随意走走看看,等监完票再公布选 举结果。“七大”选举的民主空气是相当好的,选举产生四十四名中央委员,三十 三名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七大闭幕了。毛泽东同志致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指出: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 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 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 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毛泽东同志号召 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党的“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 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这次大会,为我们党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参加党的“七大”,使我深受教育,我的心情一直很激动。象我这样的苦伢子, 能够成长为党的“七大”代表,完全是党精心培育的结果。参加革命以来,我身边 的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了;眼下,许多贤才良将因抗战前线的工作繁忙,未能参加这 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这一切,有力地鞭策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自觉为 实现党的“七大”路线而奋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