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在历史转折关头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渴望和平,但蒋介石蓄意挑起内战,战争的乌云又密 布中国的上空。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晋察冀军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 于实行战略转变、调整战略布局的决策,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斗争。 在组织体制上,分别编组了野战军和地方军;在思想上,普遍进行了集中统一、 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着重解决长期游击战中形成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在军事技 术上,抓紧战斗间隙,进行应用训练,提高打运动战的能力。 较快地完成了从分散的游击战到大兵团运动战的转变。 这时,傅作义部不断对我热、察两省进犯。晋察冀、晋绥两军区遵照中央军委 指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发起了绥远战役,给傅作义部以沉重打击,不但保卫 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而且配合了控制东北的斗争。 晋察冀解放区军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军抢夺战略要点的进攻,打击敌人对边区的 蚕食进犯;在配合和平谈判的同时,利用暂时休战的时机,加紧开展练兵、减租、 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解放区军民提高了斗志,发展了生产,军 事和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为边区支援长期作战和击败蒋介石集团的军事进攻,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转眼到了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 支持和援助下,完成了战争准备,便撕下面具,公然撕毁《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 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于六月二十六日大举围攻 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面对穷凶极恶的蒋介石集团的猖狂进攻, 我解放区军民以大无畏的气概奋起自卫还击。这样,全面内战爆发了。我国民主革 命阶段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决战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 解放战争初期,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反动派的确是相当强大的。它拥有的陆、 海、空军总兵力达四百三十多万人,其中正规军就有二百四十八个旅(师)达二百 万人,美械装备的就有四十五个师。蒋介石还掌握着国家中央政权,在国际上据有 合法地位。全国3/4 以上的面积和70%以上的人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大城 市、交通要道和现代工业、商业,均被其控制。 国民党反动派的人力、物力来源相当雄厚,而且在军事上、财政上得到美帝国 主义的全力支持。 而那时,人民革命力量和敌人相比,则处于劣势。我军总兵力只有一百二十多 万人,数量不及国民党军的1/3 ,武器装备只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的面积和 人口都远不如国民党所控制的多,而且在日寇的多年摧残下,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敌我军事、经济力量的对比如此悬殊,解放区军民能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 狂进攻吗?在这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紧急关头,党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 势,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 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必 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全党对此应有充分的信心。”八月,毛泽东 主席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的著名论断,强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术上又要重 视敌人,善于斗争,善于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极大地增强了 广大军民的必胜信念,起到了极其伟大的战争动员作用。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 指示,结合本区情况,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八月九日,晋察冀中央局向党政 军民发出“紧张地动员起来,坚决勇敢地投入到自卫战争中去,彻底粉碎蒋介石进 攻”的号召,在全区迅速掀起了军民总动员的备战高潮。 当时,晋察冀边区军民面临的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蒋介石北平行辕及所属第 一、第十一、第十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队有三十七万九千余人,已向热河、冀东推进, 并准备从东西两面向边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张家口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边区的 进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晋察冀和晋绥军区以半年左右的时间夺取“三路四城” (即平汉路北段,、正大路、同蒲路以及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的战略部署, 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首长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先打大同再取平汉。为此,晋绥和 晋察冀两区联合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 成武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作战。 确定攻打大同后,军区机关的一批干部下到各部队去帮助工作。军区首长和政 治部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负责支前工作。 一接受任务,我就迅速赶到阳高与大同之间的聚乐堡,同军区兵站部部长刘显 谊、雁北地区专员张柱国同志一道,组织了战地动员委员会。我担任动委会主任, 刘显谊、张柱国为副主任。我和张柱国同志是初次相识。他长期在雁北地区工作, 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他对动委会的工作很热心,很积极主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总是千方百计去解决。动委会在聚乐堡的一个村子里办公,主要是依靠当地政府和 各级动委会,发动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打大同。战地委员会以主任、 副主任的名义发出布告。广大群众特别是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非常高,宁可自 己不吃不用,也把粮食、物资拿出来支援部队。动委会统一调配人力和物力,安排 物资供应和运输,组织民工担架队,进行野战救护,抢救和转运伤员等,为部队攻 打大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从七月十九日始,我军对大同南面的外围据点进行了围攻。七月三十一日,扫 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全面展开。我到了大同城南,随三纵队八旅行动。 部队攻击城南外围据点,打得十分勇敢顽强。战至九月二日,大同外围各据点 均被我肃清,大同城北我军控制了北关及车站,城南进至南大庙,城东城西亦抵城 垣。部队进逼城下,开始了坑道作业,做攻城准备。这时,归绥(今呼和浩特)的 傅作义集中蒋军两个军三个师和四个骑兵纵队,分三路驰援大同。大同前线指挥部 决定先打援、后攻大同。结果由于战场指挥失误,错失聚歼敌部分援军于集宁城下 之机会。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不宜再攻,我军于九月十六日断然撤围大同。 历时一个半月的大同、集宁会战,部队英勇作战,歼灭了一万二千余敌人,经 受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但集宁打援受挫,大同未克,傅作义部乘机东援,使我晋 察冀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张家口处于东西受敌夹击的不利地位。 对张家口的进攻,是敌人蓄谋已久的战略计划。敌人的部署是:先夺取承德和 冀东地区,以巩固平津地区,巩固北宁铁路,截断我华北、东北的联系,再集中力 量从东西两面会攻张家口。 中央军委、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从战争全局出发,分析了敌我力 量对比,确定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准备必要时主动撤离张家口。 我从大同前线回到张家口时,干部家属、小孩都撤到涞源地区去了。刚住了一 个晚上,聂司令员、潘自力、蔡树藩副主任向我交代了新的任务:带政治部一部分 同志去东线部队,参加怀来阻击战。第二天,我就带着宣传部的高天辉、组织部组 织科长罗亦经等十几位同志,赶往下花园。军区副参谋长耿飚同志开了吉普车来接 我们。 我军位于张家口东线的部队,主要是野战军二纵队、一纵队和三纵七旅等,由 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副参谋长耿飚等指挥,阻击由北平袭来的 敌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兵团)。一到怀来前线,我们就在野战军首长的领导下, 深入到二纵四旅等部队,协助动员广大干部战士,做好防御作战的各项准备。这时, 晋察冀边区党委派了由马辉之、何松亭等组成的慰问团,来到怀来前线进行慰问活 动。耿飚副参谋长、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向仲华和我等,陪同慰问团去前线慰问二纵 部队。九月二十日下午四时许,趁敌机盘旋减少的时候,我们坐车出了怀来城北门, 刚走了一里多路翻了车,有的同志受伤较重,我受了脑震荡,转到涞源后方。 虽然人在沫源休养,但心系张家口前线,时刻关注着那里的战况。七月二十九 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十一战区和十二战区的十一个师、七万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 进攻张家口。我军东线部队在平绥路怀来地区英勇地抗击敌人十三个昼夜,在许多 阵地上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歼敌七千余人。我军另一支部队出击平汉路北段,歼 敌八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怀来阻击战。十月七日,傅作义集中两万余兵力,从集 宁出动,愉袭张北,向张家口扑来,对我军造成极大威胁。为了保持主动,我领导 机关于十一月九日晚上,有秩序地撤出张家口,主力也随之转向察南地区。 十一月下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聂荣臻书记主持下,在涞源县召开了扩大会 议,总结了前一阶段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 的决定》,指出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运动战、歼灭战方针,只有歼灭了敌人 的有生力量才能主动,才能转变形势。《决定》号召全区指战员尤其是各级干部学 习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学习各兄弟军区作战经验,为争取战局 转变而斗争。这体现了我军打一仗进一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优良传统,对统一 认识,树立信心,增强团结,明确方向,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夺取战争的胜利有 着重要作用。 按照涞源会议的精神,全区部队兵力扩充到二十四万余人,并调整了战斗序列, 充实和加强了野战军。这是根据战争形势发展所采取的重要步骤。 部队由地方化向野战化转变后,军区决定随军的家属子女都留在后方。 这既能保证部队轻装前进,行动迅速,又可保证家属子女的安全。在聂司令员 的亲切关怀下,军区党委决定,把留在后方的家属、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一所子弟 学校,以利于干部集中精力在前方打仗,也利于培养教育第二代。 聂司令员指示说:“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接着,罗瑞卿副政委亲自召 集会议,研究创办学校的问题。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赞成以聂司令员的名字命名学 校,叫“荣臻小学”;并确定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负责筹建工作。组织部和有关部门 商量,成立了荣臻小学董事会,由我担任董事长,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余光文、政治 部总务处处长佟铮担任副董事长。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边振瀛担任校长,另外两 位同志任副校长。确定校址在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以北的易家庄村。一九四七年三 月一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学校设小学部和幼稚园,有教职员工二十四名,小 学生三十二名,幼稚生十八名,学生全部实行寄宿制。这所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 中诞生的荣臻小学,是我军在战争时期办得最早的一所小学校。那时,点线还被敌 人占领着,边区军民生活十分困难,办学条件自然很艰苦。学生都分散住在老乡家 里,教学设备一无所有,教材书本笔墨用具也极缺乏。但是,军区首长对学校非常 关心。 聂司令员和政治部蔡树藩副主任经常到学校看望,作指示。聂司令员特别关心 孩子们的健康,指示学校要搞好生活。他说,使学生身体健康少吃药,就是节约。 他还说,要算这个账,培养出一个马列主义者来值多少钱。在首长的关怀下,学生 们享受着当时最好的待遇: 每天两餐小米饭,每月一餐细粮。野战军的首长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等来 后方,总要到学校看看。首长们对办学如此重视,学校的领导和教职员工的劲头都 更大了,千方百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借老乡的木板当桌子,石头当椅子,用锅烟 子刷黑土樯当黑板,用白土当粉笔,教孩子们识字学知识。后来,随着我军的节节 胜利,荣臻小学由山区移到平原,从易家庄迁往平山县的古贤村;规模逐渐扩大, 有了幼儿园、小学,学生人数增加到三百多人。北平解放后,学校迁人北平,成为 北京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后改成北京市八一学校。这所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在一九四七年初,除筹建荣臻小学外,我还参加了几个重要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晋察冀部队先后发起了易(县)满 (城)战役和保南(保定以南的望都、定县、新乐地区)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一 定的胜利,但就整个华北战局而言,尚未完全掌握主动。为了加强军区部队的建设, 提高战斗力,争取华北战局的根本好转,中央局和军区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召开了几 个重要会议,这就是:研究作战指导思想及后勤建设、兵工生产等问题的各纵队负 责同志会议;加强司令部工作的参谋工作会议;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政工会议和中 央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其中的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央局扩大会议。 政治工作会议,是三月十八日在安国召开的。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主 持了会议,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作了《加强政治工作的报告》。会议以毛泽东同 志亲手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指导思想,认真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改 进措施。提出了当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是:加强军内外的团结,激励部队坚决勇 敢的杀敌精神;规定了两大中心工作,即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入开展群众性 的立功运动(颁发了立功条例);加强团结,改进军内外关系。会议还确定在团以 上各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政工会议刚结束,我们接着参加三月二十九日在安国召开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扩大会议。这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遵照中共中央二月一日发 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就作战方针对晋察冀 军区的历次指示,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检查执行军事斗争、土地改革和 生产三大任务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中 央局安国扩大会议的顺利召开,使晋察冀解放区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对贯彻 执行运动战、歼灭战的指导方针、夺取战争主动权、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 强军内军外团结、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等重要问题,进一步 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坚定了夺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会议的精神在部队和各 地传达后,得到了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各级干部的热烈拥护。经过学习,广大干部战 士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打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深入军心,立功运动普遍展开, 军内外团结明显增强,士气更加旺盛。 一九四七年春末夏初,我军在全国各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西北我军三战 三捷,华东我军大战孟良崮,基本粉碎了敌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其他战场, 我军趁敌转入守势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敌人,开始了局部反攻,有力地配合了西 北、华东战场的作战。晋察冀我军响应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加紧战斗工作,保卫党 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号召,先后于四月发起了正太(正定到太原)路战役, 六月进行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北战役。青沧战役时,我带着军区政治部的 文化科长高天辉等同志到第三纵队。先随七旅行动,协助做思想动员工作。战斗打 响后,随九旅二十七团行动。我们了解到王三班战斗出色,追击敌人从青县追到沧 县,歼灭、俘虏一批敌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便整理了王三班杀敌立功的典型 材料。罗瑞卿政委在战役总结讲话时,引用了王三班的材料说明开展立功运动的重 大意义。我军南下正太,东取青沦、再战保北,消灭敌人六万余人,控制铁路二百 多公里,拖住了准备增援东北的关内敌人,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转入反攻创造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时,为了适应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需要,晋察冀军区 决定建立野战军领导机构,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 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边区土地改革也进入一个新时期。为贯彻九月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 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于十月三日至十一月九日,在阜平县史家 寨召开了边区土地会议。边区地委以上领导干部和各纵队的政委参加了会议,我们 军区机关一些部长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聂荣臻、彭真、刘澜涛同志主持,回顾了 前一阶段土改情况,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深入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 的土地改革运动,并确定军队参加土改,进行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 运动。 在边区土地会议期间,传来了清风店大捷和石家庄解放的喜讯:晋察冀野战军 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秋季攻势,于九月初再次向保北出击。十月中旬,在平汉铁路 望都以南的清风店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一万四千余人,俘获敌军长罗历 戎等。接着,军区部队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经过六昼夜的激烈攻坚战斗,全歼守 敌二万四千余人,于十一月十二日解放了石家庄。 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对 大规模的反攻作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大胜仗,使边区军民受到很大的鼓舞, 大家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加紧工作战斗,迎接更大的胜利。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