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8 月1 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中办派来了一个新 “秘书”,而这个新“秘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母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屋 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新“秘书”声色俱厉地让母亲揭发 父亲。母亲从容地说:“小平同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 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 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眼看着捞不到什么东西,对母亲的“审讯” 便如此了了。 家抄完了,下一步,该是批斗会了。 8 月5 日,为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谢富治和戚本 禹到“揪刘火线”进行煽动,建议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讨批判大会。 同一时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分别在住地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 陶铸夫妇进行批斗。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造反派事先通知要进行 批斗,我们全家已有准备。妈妈叫我们在家的孩子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如 何不要出来。 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后,从屋里把父母亲押出来,由造反派团团围在院子中 间。一些造反派上前将父母的头强行按下,让他们弯腰、低头认罪。一阵震耳欲聋 的“打倒”口号声后,造反派们气势汹汹连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便七嘴八舌 乱糟糟地进行质问。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从上海调来的中办秘书局的女造反派喊叫 的声音特别尖锐特别刺耳。母亲的眼镜让造反派给拿掉了,她低着头想看一下父亲 都看不清。父亲耳聋,又弯着腰,根本听不清那些吼叫,因此也无从回答。他刚刚 辩解了几句,话还未说完,便被粗暴地打断。造反派说他态度不好负隅顽抗,接着 便又是一阵乱批乱吼。造反派还在院内架上喇叭,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 大会实况放给他们听。 妈妈不让我们出来,我和两个姐姐在屋里,紧紧地拉上窗帘。姐姐们听着批斗 的吼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她们怎么也不忍去看父母亲被斗的惨状。而我则 站在桌子上,从窗帘缝中一直看着。我说,我要看,要看到底,而且我要把这一切 永远地记在心里! 批斗结束后,母亲扶着父亲走回屋里,看到父亲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 再扶着他躺下休息。这一天,就这样在吵闹混乱之中结束了。 事后我们听说,这次批斗刘、邓、陶,对邓,还是最“文明”的。对于刘和陶, 则残酷得多,特别对刘少奇,进行了残酷的人身摧残。 批斗抄家后,父亲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彻底打倒了。 在中南海我们的家中,父母亲已处于软禁状态。我们几个孩子还可以住在家里, 但不准到父母亲住的北房。不过,院子里没有进驻造反派,所以我们还是经常悄悄 地去父母亲那里。受到批斗以后,父亲沉默、无言、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显露出过 分的激动和绝望。在父亲镇定情绪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的心情也并没有低落不堪, 只是更少出去,尽量多地呆在家里。要知道,“文革”中,在社会上,在我们所认 识的人中,境遇比我们糟、情况比我们惨的,实在太多了。见怪不怪,相比起来, 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在这期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事,让我们全家人永远难忘。 我们的家在怀仁堂旁边,一个小胡同,从南到北前后四个院子。一院李富春, 二院谭震林,三院邓小平,四院陈毅。原本,四个副总理,四户人家,大人们既是 老战友又是老同志,关系亲密。小孩子们更是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 甚欢。“文革”以后,到处标语口号一片混乱,每家每人都忙于应付运动,自顾不 暇。父亲被打倒后,我们更是不愿出门,不愿见人。有一天,我和大姐邓林从家里 出去,走到胡同口,看见陈毅伯伯带着警卫员,正从外面走来。看他严肃地沉着脸, 就知道一定是刚刚被迫看过大字报。许久未见,陈伯伯人瘦了,我们从小就熟悉的 那副动人的笑容也消失了,只是他的腰板,还是挺得那样的直。我们知道,在“二 月逆流”中,陈伯伯也挨了批判。为了不再连累他,我们自动躲着靠在一边。不想 他一眼看见了我们,脸色一变,眉头一扬,老远的几步就跨了过来。他叫着我们的 名字,并突然弯下腰来,像是鞠了一个躬似的,然后问道:“都好吗?”我们一下 子愣住了,当反应过来,知道他是在问候谁时,心头一热,忍不住眼泪就要夺眶而 出。我们赶紧回答:“都好。”陈伯伯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他又 沉下了脸,缓缓向巷子的深处走去。当时,我们曾为此激动了好几天,却无论如何 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和陈伯伯最后的见面。 还有一次,公务员老吴回来,把一包香烟交给母亲。他说,在胡同里,碰见李 富春的警卫员小孔,小孔看见周围没人,悄悄塞给他一包烟,小声说:“这是富春 同志给小平同志的。”老吴看着小孔走后,半天才回过神来,赶快回家。父母亲看 着这包香烟,许久没有说话。他们心里明白,在这艰难时刻,他们的老同志老战友, 惦记着他们呢。 一年多前,邓小平送桔子给彭真。一年多后,李富春送香烟给邓小平。世事变 迁,怎不令人感慨。 这种状况又维持了一个多月。9 月13日,公务员老吴突然急匆匆地来告诉我们, 刘家的孩子们被撵出家、撵出中南海了!刘家三个念中学的大一点的孩子,一人只 让带一个铺盖卷、一辆自行车,给强行送到各自学校去了。小的一个上小学的,交 给带她的阿姨也被强行撵出家门。老吴焦急地告诉我们,你们也要有准备呀。 这时,在家的只有邓楠和我。我们跟妈妈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像刘家的孩子那 样被撵走,要走,也要有个去处。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奶奶,即使我们能去学校,奶 奶怎么办?奶奶解放后一直住在我们家十几年了,这么大年纪,总不能让她无家可 归吧?刘家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小,就这么让人赶走,太惨了。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 我们的命运绝不能任人摆布。商量定了以后,我们也是铁了心了。 不久,造反派和中办的人真的来了,凶神恶煞地命令我们回学校去,命令我的 奶奶回老家去,而且两小时之内必须“滚出中南海”!父母亲被软禁不能出来,我 们姐妹二人对着造反派申辩起来,说要走可以,但必须给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我 们坚决不去学校住,奶奶也不能回老家乡下,那里根本没有亲人了,难道要她去死 吗?除非你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走,否则我们决不走!造反派吼,我们也吼;造反派 凶,我们也不示弱。我们横下心来跟他们大声喊着,控制不住的眼泪一串串地顺着 脸颊往下流。那些造反派见我们这个样子,没办法只好暂且走了。他们走后,我们 放声大哭了一场。自从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怒, 和即将与父母亲分离的悲伤,像洪水一样再也禁制不住,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知道逃脱不了被赶走的命运,我们把大姐从学校叫回来,赶紧一起收拾东西。 我们在西屋忙着收拾,妈妈在北屋也忙着找。我们在屋子拐角的地方偷偷“交接”, 妈妈找到一件,交给我们一件,她和父亲是想让我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 最终,我们胜利了。过了几天,造反派通知我们,给我们在中南海外面找了两 间房子,但要在两小时内立即从这里“滚出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分别悄悄地走到父母亲住的北屋和他们告别。妈妈趁我们去 时,从她的屋里赶紧再拿出一些东西交给我们。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从她手中接 过东西时,我感到她的手烫烫的。爸爸正好在房后的走廊里,我走过去匆匆地亲了 他一下,又匆匆地走了。爸爸是最爱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不敢再多看他一眼。我知 道,虽然他从来坚强,从来遇险不惊,从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与朝夕相处的儿 女们分别,也许从此再也不能相见,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大的伤害。政治上的遭遇 再险恶也打不倒他,亲人的生离死别,却是他最难于接受的。 七、秋日的悲凉 1967年9 月的那个秋日,我们离别了父母亲,离开了居住了十年的中南海的家。 从那个时候起,父母亲开始了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而我们这些孩 子们,也开始了与从前迥异的人生道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面前没有平坦的 大路,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在中南海———那个往日的避风港———以外的漠漠人 世。艰难的人生磨练,将时刻伴随着我们,无处可躲,无处可藏。 在此后的两年中,两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直在中南海各自 的家中被囚禁。由于毛泽东对于刘、邓的处理有区别,因此刘、邓的处境也大不相 同。 刘少奇被囚禁在中南海的家中,其夫人王光美被关进监狱,身边的工作人员换 成监管人员。刘少奇———这位迄今为止尚由宪法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重 病在身,受尽折磨,最后遭到遣送,惨死于河南开封。 而邓小平,虽也遭囚禁,但始终没有把他和我们的母亲分开。要知道,在艰难 的时刻,能与亲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够两人在一起,即便被打倒被批判得 再凶再狠,总可以从相互支持中获得安慰。 父亲的秘书早被调走,换了一个不知可以冠以什么头衔的人,实际在此尽看管 之责。家中原来工作人员就不多,警卫员和司机调走了,但厨师杨维义和公务员吴 洪俊保留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我们家都已工作了十多年,虽然对“走资派”也得批 判、也得划清界限,但对我们这一家人还是相当有感情的。有他们在,一是父母亲 的生活还有人照料,二是院子里总不至于显得那样的孤寂。特别要提的是老吴,他 来自我们家乡四川,本来没有文化,也不懂政治,但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即便 是他,也学会了很多的政治。有的时候,他还能把听来的或认为重要的事情,趁人 看不见的时候,在后过道里偷偷地告诉母亲,使得处于完全禁闭状态的父母亲,可 以得到仅有的一点消息。 在囚禁之中,父亲面对的是对自己的狂躁批判,有时还被迫根据一些造反派组 织的要求为他人写证明材料。要为某人写证明材料,就说明这个人正在受到审查和 批判。看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受到不公正待遇,父亲愤然而无奈,他只有用坦荡的 直言为同志的清白作出证明。卫生部三个造反派组织要求父亲交待如何重用被打倒 的卫生部长钱信忠,父亲于1967年11月3 日写出说明:“钱信忠同二野的工作历史 关系是很久的。我们,主要是我,对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长期认为, 他在主持卫生工作方面是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术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他的 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过去对他的总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 但大的方面还好,对战争是有功绩的。钱信忠当卫生部长是总理提出来商量的,我 是赞成的,对钱信忠任卫生部长事,我同安子文没有什么密谋。”父亲用这个证明 材料,表达了对受迫害同志的同情和支持。 在那个年代,凡是被批判被打倒的人,都会被强制参加惩罚性的劳动改造,有 些造反派甚至用强劳动来达到迫害和折磨人的目的。父母亲被关在我们自己家的院 子里,要劳动改造,却没有什么可干的活。一开始让他们自己做饭,不过没做两天 就不让他们做了。可能造反派突然想起,不能让这个大“走资派”接近刀子之类的 利器吧。于是改为勒令母亲每天扫院子。刚开始是母亲一个人扫,后来父亲自动拿 起扫帚,跟母亲一起扫。两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寒天热,他们每天都扫, 一笤帚一笤帚仔细地扫、认真地扫。在单调孤寂的囚禁生活中,这仅有的一点劳动, 竟成为他们的一种需要,成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扫院子再怎样用心,也 只有那么多的工作量,除此之外,父母亲就只有坐在屋子里,看书、看报、听广播, 或者静坐沉默。 为了节省,两年之中,他们没有添置任何衣物。父亲有一件羊绒开司米毛衣, 还是刚刚解放上海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晓给他买的。穿了二十年,肘部已经 磨破,怎么办呢?母亲会织补毛衣,她找了一些颜色差不多的毛线,把粗线破开, 变成像开司米那样细细的线,然后用针穿上线,用织毛衣那样的方法进行织补。那 么大的一片破洞,经她一补,竟然和原物所差无几,不知道的话,一眼都看不出来。 还有那些破损的边角,母亲也都细心地一一补好。这件又破又旧的灰毛衣,就这样 经母亲的巧手织补一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父亲一直穿着它,有新毛衣也不肯 换。这当然不只是为了节省,要知道,这件毛衣上的一针一线,都记述着那被囚禁 的日日夜夜。 到了晚上,院子寂静漆黑。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点一盏昏暗的小灯。父亲无言 无语,闷坐抽烟。母亲先是看着他抽,后来也跟着抽了起来。为了节省,她只捡父 亲抽剩下的半截烟抽。父亲知道母亲心脏不好,劝她不要抽,说:“现在你的烟瘾 比我还大,将来怎么办?”母亲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们。只要能见到他们, 我马上就不抽了。” 这种囚禁的生活虽然难过,但可庆幸的是,他们总算没有像别的“走资派”那 样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 父亲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和虐待,并不是什么侥幸。还是前面 所提到的那个原因,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安排。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在对其批判打倒的同时,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 上也是保护的。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 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到了1967年11月5 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 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虽然仍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错误地批道:“刘、邓互 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 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 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 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