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八、狂涛中的一叶孤舟 可是,在大“革命”的狂涛中,哪有什么世外桃源?一些造反派,听说邓小平 的“黑”家属住在这里,便纷纷不请自来。造反派来了,还能干什么?不是批判就 是抄家。他们要打倒邓小平,找不着邓小平本人,正好拿他的子女出气。他们来了,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随地想来就来。他们来了,来了就是一顿 喊口号和大批判,让我们这些“狗崽子”站在那儿低着头听。他们来了,来了就对 年近七十的奶奶辱骂和吼叫,还动手推搡。他们来了,来了就是抄家,翻箱倒柜, 随手把东西扔得一地都是,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造反精神”。他们来了,来了就 贴上满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打碎了玻璃,然后喊着口号扬长而去。一开始,造反 派一来,我们常常会气得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和他们争辩。有一次,看着他们的狂 妄和野蛮,飞飞气得直发抖,让他们把扔到地下的东西拣起来。“黑帮”的“狗崽 子”居然胆敢对抗!几个戴红袖箍的大汉一下子冲上来就要打飞飞,飞飞也涨红了 脸要和他们拼。我看着着急,立刻抱紧了飞飞,大声哭叫起来。造反派看见外面有 邻居围观,口中骂骂咧咧,总算没有出手。事后想起来,真是万幸避免了一场灾难, 不然飞飞会被他们活活打死的。“文革”中,人命本来就不算什么,更何况我们这 些“黑帮子女”。后来,抄家的多了,我们也习惯了,不跟他们争也不跟他们吵了。 抄家的走后,看着满屋的散乱狼藉,看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我们一件一件地 收,一件一件地拣,把标语、大字报一张一张地往下撕,心里充满了悲伤,充满了 凄凉,充满了对造反派的仇恨。 我们在家里面对的是随时会来的抄家,哥哥姐姐们在学校里面对的则是造反派 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他们进行的揭发和检查。我们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 的家人,是最黑最黑的“黑帮子女”,是让人随便可批随时可骂的人下之人。在我 们身上,没有人道可言,没有公理可讲,批判、抄家和责骂是家常便饭。这一切, 我们都无言地忍受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1967年的秋天,同往年一样地来了,又同往年一样地走了。春去秋来,秋去冬 来,大自然的脚步总是这样的按部就班。自然界有其固定的法则,而且这种法则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都有规律规则,怎么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人类社会, 却没有规律规则,没有应该遵循、哪怕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呢?人类社会,难道就应 该这样的随意和无序吗?难道就应该这样充满混乱和纷争吗?为什么好端端的太平 日子不过,偏有人喜欢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动乱?为什么人的命运,在动乱的洪流中 显得这样的脆弱和无价值?为什么人类一直信奉和大讲特讲的正义、人道、公平和 尊严,瞬间即可被打得粉碎?为什么人类社会为自己所定下的信条和公理,竟会是 这样的苍白和无力? 在方壶斋黑暗的小屋里,冬日的阳光顺着近在咫尺的高高的后墙透进一线光亮, 呼啸的北风打着尖哨声从破旧的木窗中吹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紧紧 地围坐在小煤炉旁。我看书,飞飞学做无线电,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缝着 补着。炉中的煤球烧得红红的,炉子上坐着的水壶在静谧中轻轻地发出的声音。 这个小煤炉,以它能发出的最大的热量,给我们带来这漠漠人世间仅有的温暖。 1967年就这样过去了,1968年也就这样地来临了。 冬天,是漫长的。冬天,是寒冷的。天寒天冷,人的心更冷。人们盼望冬天快 快过去,盼着春天早点来临。 春来了,不慌不忙地姗姗而来了。那是早春,那是北方的早春。凛冽的北风虽 已过去,但草还没绿,芽还未发,天地之间仍是一片萧索,料峭的春寒,依旧浸人 心底。 九、“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1968年3 月5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 叶群、吴法宪、汪东兴等十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 平的材料没处存放,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 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林彪圈阅表示同意。 这应该算是“邓小平专案组”的正式成立。 “刘少奇专案组”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在此时成立,说明 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同意加紧对邓小平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5 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在人大会堂开会,主管专案工作的中央文革大员 康生和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等到会。主要讲话的是康生。他说,邓的问题不能 直接提审,但要注意内查外调找证据。他说,邓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在红七军 临阵脱逃,延安整风时在反王明问题上消极,和彭德怀关系好,在太行山实行王明 路线,1962年在莫斯科鼓吹“三和一少”。总的说,历史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搞 招降纳叛,军事上搞篡军反党。康生的讲话,算是给“邓专案组”支了招儿和定了 调。此后,他们把“邓专案组”扩编,充实到九人。 事情也真是奇怪,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可他的“专案组” 却设在“贺龙专案组”之内。“文革”之中,这类无法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 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 要求见主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 毛泽东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 否与邓谈话。毛泽东让征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革这些“大家”根本不 可能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经被彻底打倒 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来信,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邓,还 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时,毛泽东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区别,这是他 在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 江青等“文革”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两班人马一齐上阵, 责令“专案组”加紧搜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邓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处搜罗 批邓材料,并申请到中央组织部查阅了邓的档案。看了材料以后,他们感到,仅靠 揭发的材料,要定罪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怎么办呢?于是,他 们想出一个点子,让邓自己写一份历史自传。“专案组”要求,自传要从八岁起写 至现在,要保证做到:一、详细具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 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五、限定最迟7 月初全部写完。此报告 经黄永胜批准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转邓。 接到让写自传的指令,父亲并不知道是“专案组”的主意,而以为是中央的要 求。他没有任何推诿,极其认真地拿起笔来,伏案书写。 经过了大半年的囚禁,在寂寥独处时,在冷静下来后,对于这场令他倒台的 “文革”,对于一切在混乱时来不及细想的问题,他一定进行了很多的思考。从1922 年十八岁时投身革命以来整整四十六年,解放前,是敌情危重,戎马倥偬;解放后, 又是身居要职,忙于工作。对于自己的一生,对于亲身经历过的大小事件,根本无 暇回顾,更不用说思考和总结。如今,有人让他写自传———不论别人出于什么目 的,思考之后,他自己也一定愿意写。在冷静之中,他可以通过撰写,细细地回顾、 思考和总结自己的一生。 从1968年6 月20日起,到7 月5 日,父亲用十五天时间,撰写了他的自传—— —《我的自述》。在长达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父亲回顾了他的出生,他 的家庭,他在私塾的发蒙,和他几十年都没有去细想过的父亲;回顾了重庆留法勤 工俭学预备班,和出川出洋的经历;回顾了在法国当学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顾了 留法时期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生活和革命的同志们;回顾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党激 昂险峻的斗争生活;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战斗、失败和成长;回顾了江 西中央苏区的坎坷和长征的历程;回顾了抗日战争战场和一二九师的战友们;回顾 了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回顾了十七年建设新中国的努力和 十年总书记的工作…… 翻开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凝重和认真。在他的回忆中,历史 的每一个瞬间,仿佛都在他的脑海里重现重演。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 一步脚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 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 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毛泽东 的“区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 性。在当时那种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 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 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 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会忘记 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因一时之冤屈而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从来没 有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 在父亲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专案组”也一点儿都没闲着,他们开始 起草一份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对彻底整倒邓 小平可谓是心急如火,“邓专案组”的上司“二办”,也就是由林彪集团控制的 “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几乎隔几天就来个电话,催问进展情况。以整人为专 长的康生,也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案情专题研究汇报会议。 在“文革”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路线”错误,就不容 易打倒,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 才算是铁板钉钉的“罪行”,打倒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邓小平没有 被捕过,没有脱过党,弄了半天,也只有“现行”问题。后来回想此事,连父亲自 己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很幸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没有历史问题,也得找出历史问题,“邓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要绞尽脑汁千方 百计地去找。6 月18日,江青在关于邓小平“罪行”的汇报会上说:“邓小平的材 料,你们要认真分析,这个人很可能是叛徒。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们一起 同他斗争,他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要一起抓。”会后康生把“专案组”组长找去, 交给“专案组”由他亲自保存的“批邓小组”编写的十大本材料,还有当年红七军 老同志的“交待材料”和照片。 “邓专案组”埋头苦干,历时一个半月,九易其稿,编了一份邓“罪行”的 “综合报告”。7 月25日,他们全体到人大会堂东大厅,专门向康生、黄永胜、吴 法宪、叶群、李作鹏作详细汇报。康生作了指示,说现在看来材料不少,关键在如 何运用,历史部分弱了。吴法宪说邓入党有问题,介绍人都死了,死无对证。 会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与“专案组”到京西宾馆四楼,连续作战,仔细 从头研究修改。直至第二天拂晓,这份“综合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终于定稿。全文共七个部分,一万五千 余字。 “邓专案组”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立即上报“二办”。不到二十四小时, 此报告已从康生、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等处传阅一圈。康生批 示:“争取尽快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审阅。打印五十二份。” 两天后,康生办公室多次传话给“邓专案组”,说康老对综合报告很满意。 虽说康生对报告表示了“满意”,但“邓专案组”仍觉得“历史问题”分量不 足。他们加班加点,寻找“疑点”和“漏洞”,一而再、再而三地认真“研究”后, 认为在邓小平长达四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中,唯一可能进行“突破”的,只有红七军 时期所谓“逃兵”问题,有必要就此问题继续深挖,以求把历史问题砸死定罪。 1968年9 月11日,“邓专案组”写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和李作鹏,为 查清历史问题,要求邓“补充交代”一下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开小差” 回上海的活动。黄永胜批示请汪东兴帮助,汪则批示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用政治部 之名要邓再写。在接到中办通知后,邓再一次就红七军的有关情况,以及他两次从 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写出详尽并且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个说明, 又一次使“专案组”希望落空,没有捞到任何稻草。 在写上述报告的同日,“邓专案组”还写了第二个报告,向周恩来提出无理要 求,让周总理给他们一些“帮助指导”,以查证有关邓小平历史上的几个问题。 “报告”中说,邓入党问题交代得有矛盾,一是入党时间不一致,二是对入党介绍 人的填写含糊,因此,怀疑邓可能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邓专案组”还进一步要 求周恩来对一些所谓的“疑点”提供线索。诸如他们认为,邓1930年和1931年两次 从红七军“临阵逃跑”回上海,根本没有向中央提出汇报工作的要求,而是另有目 的;还无中生有地推测:“邓自述中说,1931年在上海,中央派他去安徽芜湖巡视 省委工作,去芜后省委被破坏即返沪。我们觉得如安徽省委早被破坏,就有可能是 邓小平出卖的嫌疑。”此件先报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人,经以 上各大员逐一批示后送周恩来,以迫周回答。对此无理要求,周恩来根本不予置理。 此“报告”送到周处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在周恩来处碰了钉子,“邓专案组”还不甘心,找来找去,最后总算是东拼西 凑地从原红七军老同志那里挖了一些“揭发材料”,编了一份“专题罪行”上报邀 功。 在“邓小平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加紧对邓“罪行”进行调查时,中央专案“一 办”、“二办”也加快了工作进度,对所管“黑帮”、“走资派”及有各类“罪行” 的人,加紧取证定性。加速专案定性工作的原因,是中央已决定,要召开党的八届 十二中全会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林彪死党黄永胜等召集由其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开会,逐个研究所管十 五个对象的定案问题。“邓专案组”送上的邓小平“专题罪行”受到黄永胜的表扬。 但吴法宪却不满足,说:“邓小平招降纳叛、包庇坏人的问题也很重要,也要尽快 地搞。”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