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九、“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9 月22日和24日,中央专案“一办”、“二办”连续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 对“一办”所管十四个、“二办”所管八个重要专案对象,逐个研究定性。其中, 将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诬蔑为“叛徒、内奸、工贼”。 邓小平的“问题”被认定是“隐藏比较深”,将性质定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弄了半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邓小平的“问题”还是“现行”的。他的“历 史问题”,实在是“隐藏”得太深啦。 十、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 召开的目的,是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讲话中,毛泽东首先提出问题:究竟 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占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接着, 他明确地回答:“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 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再一次用他的不 可动摇,捍卫着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江青各率其属下“文革”大员,组织围攻参加所谓“二 月逆流”的老同志,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及“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罪名, 迫使老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交待和检讨。这次会议,通过了康生等主持下用伪证写 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 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上,还印发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当然是由毛泽东亲定的。但林彪、江青显 然不满足,他们在会上会下鼓噪煽动,妄图造成一个声势,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对此,毛泽东仍旧没有同意。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 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 毛泽东有他的顽强,有他那湖南人特有的固执。他一旦下决心作出的决定,任 凭何人均不能动摇。这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个性特点。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一次在畸形时代召开的畸形会议,是在许多中央委员 被打倒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 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 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在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十人外,能参加会 议的只有四十人。因人数不足党章规定的能够通过任何决议的半数,只好从候补中 央委员中补了十人,才算刚过半数。参加此次会议的非正式成员,竟占与会总人数 的一半还多,并与正式中央委员一样享有表决权。更为奇怪的是,后来发现参加会 议并参加表决的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此已两年有余,闹也算闹够了,乱也算乱透了, 反也造了,命也革了,权也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恐怕实际上毛泽东自己也不很 清楚。开始时,他说“文革”需要一年。后来又说大概要三年,那就是说,到明年 夏天差不多了。1969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说,“九大”开过 了,党章修改了,人事也确定了,一切都应该按计划完成了。但是,“文化大革命”, 还是结束不了。 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毛泽东是有所设想的。但是,“文革”发展到了此时,早 已从毛泽东设计发动的初衷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整个运动,也早已像脱缰的野马 肆意狂奔,不可控制。旧的矛盾还未解决,新的矛盾已经产生。派性、武斗、争权、 夺位,不但一样都没有消失,而且还会愈演愈烈,越发不可收拾。 在北京宣武区方壶斋的那两间小屋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和祖母在一起,相依 为命,似乎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大姐邓林本来因父亲的“问题”被管制和批判,不 能随便回家。这时学校中几个造反派组织之间自己打得不可开交,没人管这批“黑 帮”和“牛鬼蛇神”了,她就趁机得便在周末回家。哥哥朴方和二姐邓楠平时住在 学校,此时也因学校内造反派之间斗得不亦乐乎而得以“漏网”一下。特别是邓楠, 只要是周末,就尽量溜回家来。 1968年3 月29日,北大发生了两个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武斗是半夜开 始的,校园内满是拿着棍棒、梭镖、长矛和戴头盔的人。两派均是人多兵众,一时 之间杀声震天。大规模武斗之后,造反派组织两败俱伤,损失惨重。但两派均不甘 心,仍在秣马厉兵,准备再战。 武斗之后,整个北大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邓楠和一些同学在宿舍窗口目睹了这 场恐怖事件后,马上收拾东西,凌晨四点,趁天不亮,就从一堵残破的墙洞中逃出 校园。回家后,她惦记着在学校受管制的哥哥朴方,就让飞飞马上去北大,把哥哥 叫回家来。在这场北大最大规模的武斗中,许多人遭遇不幸。邓楠他们班一个同学 在旁观看(不是参加),结果一支当作武器的标枪横空飞来,被扎了个透,人虽没 死,但因肝脏破裂而落下终身残疾。 哥哥姐姐们都回家了,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和奶奶一 家人,算是在方壶斋这个家中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全家聚在一起,一改只有奶奶、飞飞和我的孤单,家中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奶 奶、朴方和飞飞住一屋,我们三个姐妹住一屋,中间隔着一个走廊,门对着门。我 一个表姐也在北京上学,她来时,一个大床要睡四个人。我嫌挤,就把两个大木箱 拼起来,搬个铺盖,睡到上面,倒也觉得优哉游哉。这时抄家的人基本不来了,我 们这个小小的角落,好像一时之间竟被造反派遗忘了似的。日子过得虽难,却不寂 寞。其实,要说生活并不算苦,真正苦的是人的内心。不过,我们家的人,就是在 最困苦的时候,也总是要想着法子在生活中尽量寻找乐趣。在方壶斋的小天地里, 我们自寻其乐,没有别的玩儿,我们就把一个小纸盒放在床上,远远地拿跳棋子儿 往里投,比赛谁投得准,玩得还挺认真挺高兴的。从父亲那里,要说我们学到什么 的话,就是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就这样过着,基本安然,只是用煤炉子不小心,发生了两次煤气中毒“事 件”。一次是奶奶和飞飞,那次不算重,两人头疼了几天了事。一次是奶奶和我在 一屋,睡得正香时,听见奶奶的叫声。因有前车之鉴,我一下子从床上起来,想也 没想,把门用力推开,接着就摔倒在地下昏得起不来了。这次煤气中毒中得不轻, 要不是奶奶年纪大了睡觉轻又有感觉,我们两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这是险事。还有趣事。一次大姐邓林从学校回家,刚要进家门,正好碰见我出 来。我神色严肃地把她一把抓住推到墙边,在她耳边悄声说:“chao-jia -la!” 她一听,以为是“抄家啦”,当时就惊得“魂飞魄散”。其实我说的是“吵架啦”。 原来,奶奶想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而管家的二姐邓楠却想尽量节俭, 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结果争执了起来。奶奶虽没文化,更没读过什么外国名著, 但她记性特好,可能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中记得的,一气之下,竟张口骂邓楠是 “葛朗台”———也就是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笔下的“悭吝人”。当时,吵架的 两人都哭鼻子,都挺伤心的。事后,我们则为奶奶的“博学”大大地乐呵了一阵子。 现在回想起来,那也真是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句“抄家啦”,就可以让人着实地 心惊胆战一番。 哥哥朴方自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被关在学校,这次是他最长一段时间住在家 里。在家无事,他便拿着锯子刨子做点木工活儿,就是用邓楠买回来的那一些破木 板,给飞飞做了个小书架,还给奶奶做了个放碗的架子,但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弟弟 补习功课。“文革”开始时,飞飞才上初二,运动一来,学也上不成了,闲着没事 儿时,飞飞就自己看书学点功课。这阵子哥哥在家,可以每天给他上课,每天给他 指导。哥哥爱教,飞飞也爱学。在数理化方面,飞飞的长进可真不小,飞飞日后能 够上大学,读硕士、博士,这些补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作用。哥哥比我和飞飞 大六七岁,以前我们小,他在学校又忙,虽然对哥哥相当尊重,但很少跟他说什么 或者聊什么。这次在方壶斋大家朝夕相处,就不免把心中不明白的问个清楚。记得 有一次我问哥哥:“为什么要打倒爸爸?”哥哥眼睛看着远处,说:“为了给林彪 让路。”哥哥对政治一向比较敏感,“文革”刚开始大家都还“革命”热情高涨时, 他就预感到有可能发生问题,因此运动中一直保持低调。不过,就是这样,也没有 使他逃脱造反派的关押和批斗。而这时,好不容易回家了,好不容易脱离造反派的 监视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精神顿感放松,有一天吃饭时一高兴,他竟然喝醉了。 醉了以后,神也爽了,脸也红了,话也多了。他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还流畅地大 背了一番《岳阳楼记》。我们看着他喝,看着他说,看着他背,看着他醉,心中只 觉怆然。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要知道,我们喝的,是一杯苦酒,是一杯人生的苦 酒啊。 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一家人,算是暂时得以远避狂涛,于逍遥之中自寻其乐。 没有想到,真正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时刻,很快来临了。 十一、恐怖的五月 5 月的一天,我们住的院子里突然开进几辆大卡车,一群拿着棍棒的造反派一 下子冲进我们家里,把朴方和邓楠抓了起来,用黑布蒙上眼睛,推着搡着把他们带 出屋子,拉上汽车。造反派们气势汹汹地高喊着“打倒邓小平”和“打倒反革命狗 崽子”的口号,把汽车发动机轰得山响。当时在家的奶奶、飞飞和我,看着造反派 开着汽车绝尘而去,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自“文革”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抄家批斗的场面也不算少了,但这样突如其来 地看着哥哥姐姐如此恐怖地被抓走,实在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从心底里泛起的那 种不可言状的恐惧,把哭声都堵在了喉头。从此,不但家中再次只剩下我们老少三 人,而且完全不知道哥哥姐姐的下落,甚至不知他们的生死,真是让人又悲又急, 凄凉和焦虑笼罩着生活。 朴方和邓楠被抓到学校后,先是被关在一个作为武斗基地的宿舍楼里,后来转 移到物理大楼。一个里外间,一人关一间,有造反派看着,不许说话。造反派经常 分别提审他们,审讯的时候都是用黑布蒙上眼睛,由人推着带到一个审讯室,连喊 带骂,趁人不备的时候,冷不丁地不时地用棍子抽打。审讯的内容,还是那一条, 让他们揭发邓小平的“问题”。 这个时候,正是“邓小平专案组”成立,并加紧搜集“罪证”,编造邓小平 “罪行”综合报告之时。林彪、江青等急于要找突破口,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子女, 特别是几个大的子女一定知道什么,于是指示其爪牙———恶名昭著的北大造反派 大头目、“文革”急先锋聂元梓,抓来邓小平的儿女,想从他们口中逼出“证据”。 聂元梓秉承其主子的意图,秘密策划,先派人到方壶斋我们的住处“侦察”,确认 人在家后,派了几辆大卡车拉了一个“红卫兵团”进行“包抄”,把朴方和邓楠抓 到学校,进行刑讯逼供。 从“文革”开始以来,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无论运动怎样凶猛,无论处境怎样 险恶,我们邓家的孩子,除了应付性地批判一下自己的父亲外,从没有为了表示与 父亲划清界限而“揭发”过父母亲。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父亲是无罪的。我们爱 我们的父亲,并愿与他共渡危难。在我们家,父母亲与孩子们之间的亲情,是无法 用语言来形容的。“文革”结束以后,父亲曾对母亲说过:“‘文革’中,我们的 孩子表现得都很好,为我们也受了不少苦,我们应该对他们好些。”正是这弥足珍 贵的人间亲情,使我们一家人在险恶的困境中,获得最后的精神支持。 在北大,在中央文革大员的指示下,造反派竭尽一切卑劣手段,对朴方和邓楠 进行威逼、恐吓、殴打和虐待。邓楠后来对我们说:“当时我怕极了。但怕有什么 用,只能和他们斗。我就说父亲在家从不谈工作上的事情,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总 之就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而朴方则对造反派说:“家里的事,只有我一人 知道,弟弟妹妹们什么都不知道,要问就问我吧!” 关押中,朴方和邓楠想到了我们几个在外面的兄弟姐妹。一天,趁造反派不注 意的时候,朴方偷偷递给邓楠一个纸条,和她对口径。邓楠看到后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要尽快通知其他的兄弟姐妹。可关得这么严,怎么办呢?她急中生智,对造反 派说,被抓来时什么也没拿,想叫家里送点女生用的必备生活用品来。造反派这次 答应了。正为哥哥姐姐下落不明而心急如焚的我,得到通知后,马上拿着东西赶到 北大。 北大,北京大学,一个多么有名的高等学府,一个对我们家具有特殊意义的学 校。我们的母亲,1936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我的哥哥、姐姐受母亲的影响,也都相 继考进北大,并且也都选择了物理系。从小学开始,我的梦想,也是将来考进北大, 上北大历史系。北大,在我的心目中,是让人充满幻想的神圣殿堂。可这次,当我 来到北大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和想像天差地别的景象。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 层加一层,厚厚地糊在墙上,有的已被撕掉,任风吹得翻转,任人踩来踏去,一片 零乱狼藉。许多建筑物的门和窗子都钉上了木板和铁条,有的楼门口还设置了路障 和掩体,一看就是武斗设防所用。一些武斗队员拿着棍棒,排着并不整齐的队伍匆 匆走过,有的人头上还戴着权做“钢盔”的藤条工帽。校园内行人稀少,路人神色 严峻,气氛已全然不似“文革”初期看大字报时那样的热闹拥挤,偌大的校园一派 残败冷落。 我整日在家闭门不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武斗阵势,不禁心中紧张。到了 物理大楼前,看到的更是一幅森严壁垒的景象。大楼灰黑,楼前无人,底层窗子全 用木头钉死,大门用铁条铁板封住,只留一个窄小的进口,门前用沙袋堆的工事垒 得高高的。大楼墙上污迹斑斑、伤痕累累,一看就让人想起毛泽东的词句“当年鏖 战急,弹洞前村壁”。后来听说物理大楼是聂元梓那派的大本营之一,是他们的武 斗基地,所以戒备格外森严。在楼前等了一会儿,邓楠由人带了出来。好在造反派 还允许我们单独说话。邓楠先问了一下家中的情况,然后赶紧小声告诉我一些供审 问时用的口径,并让我尽快到中央美院去告诉关在那里的大姐,让她一定要沉住气, 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只要顶住就行。因为大姐平时身体就不好,我们特别担心她想 不开,商量着要特别劝慰一下。邓楠还一再嘱咐我们家中的老小,要注意安全保护 自己。 看着姐姐被凶神恶煞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那个令人恐怖的黑黑的门洞,来时 的紧张和恐惧已荡然无存,心中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悲凉。想起身负使命,我赶紧 扭过头就走,而且恨不得走得越快越好。我家也没回,先赶到美院,找到大姐。我 把她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避开造反派的监视,赶紧把二姐的话告诉了她。大姐听 完后,为能知道弟妹的情况而深感宽慰。她感情激动地说:“你们放心,我什么也 不怕,我挺得住!” 朴方和邓楠在物理大楼被关两周之后,又被转移。邓楠被关到系里的武斗队。 这次分开后,她便不再知道哥哥的下落。在系里,一开始,造反派还是整日提审她, 后来看到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便日渐松懈,再后来还允许她自己去食堂打饭了。 春天过去,夏来临了。那是一个酷热的夏。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