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十一、恐怖的五月(续昨) 天气越来越热,势得让人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北大聂元梓一派抓有邓小平的 子女在手,本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打倒邓小平立功,以报效其主子中央文革。 但几个月过去了,竟然一无所获。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一定知道不少情况, 一定还有油水可捞。据说聂元梓曾经下令,从邓朴方嘴里,一定要得到些东西。 造反派进一步加紧了对朴方的审讯和残酷的迫害。他们每天提审他,走路、审 讯时都用黑布蒙着眼睛。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江青在北大大操场上尖 着嗓门进行煽动性的讲话,看着她那个狂妄的样子,朴方当时说了一句:“看你能 够猖狂到什么时候!”造反派抓住这一“事件”,让朴方交待是不是“谩骂”了江 青“同志”,以图给他定上“反革命”的罪名,还反反复复不停地逼他揭发“黑帮” 父亲邓小平的“问题”和“罪行”。造反派对朴方在政治上加压和审讯,进行打骂 和侮辱,还利用一切可能对其身心进行迫害。 他们把朴方不断地易地关押,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把他关在学校体育馆浴室 的洗澡间,里面又阴又湿又不见阳光。在此期间,有一次邓楠去食堂打饭经过体育 馆,远远地看见了哥哥。那么热的夏天,朴方却穿着厚厚的破旧的灯心绒外衣。竟 然还是抓他来学校时穿的那件衣裳啊!远远望去,在阴影中,只觉得他的脸色异常 苍白,身体显得极其虚弱。对于朴方来说,那真是一段艰难时日呀。在关押的地方, 三伏的盛夏,朴方也不觉得热,只深奥从心里往外发冷。当时他惟一的寄托,就是 可以抽烟。他让看守帮他买两毛多钱一盒的烟,早、午、晚一天只用三根火柴,不 停地抽。一天,从刺耳的高音喇叭中,他听见造反派将他和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一 起定为“反党小集团”。他知道,造反派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他们关押他、审讯他、 虐待他,还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要从他身上彻底地摧毁这最后 的政治上的尊严。 人们可能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在书中,季先生详尽地描述了 “文革”中,北大大造反派聂元梓等人整人害人的罪恶行径。凡读过此书的人,对 北大造反派的狠毒,一定有所了解。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 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 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 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 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 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 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 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 “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 “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 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姚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 聂元梓等人在北大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在来看,无论从道义角度来 讲,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讲,毫无疑问,聂元梓及其一伙都是恶行累累,罪不容赦。 但是,那个年代,却恰恰是由他们所主宰的年代,恰恰是由这些造反派虎狼当道的 非常年代。 燕南园萧条了,萧条得生灵涂炭。未名湖污浊了,污浊得沉渣泛起。 1968年的这个夏天,真是异常的热,异常的长,异常得令人难忍难熬。 十二、天降横祸 8 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 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她说:“哥哥摔了。学校要把他送回家!” 说到这儿,她已泣不成声。她说她尽快回家来和我商量。接完电话后,我们在家的 人如五雷轰顶,极度震撼而坐立不安,因为什么也不清楚,只有焦急地等待着二姐 回来。 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 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行前,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 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他写道:“造反派非要我讲,我不能讲, 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 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 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真是一个惨无人道的黑暗年代,人的性命,贱如草芥。后 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北医三院虽然收了人,但只让朴方躺在走廊上,连急诊室都不让进。一夜之后, 眼见病情危重,医院决定给朴方做脊椎穿刺,但需要家属签字。北大造反派到关押 邓楠的地方,将朴方的情况告诉了邓楠。听到哥哥摔伤和脊椎骨折,邓楠一下子都 蒙了。跟着造反派来到医院,在急诊室里,她看到了哥哥。原本好好的一个人,如 今却躺在这里,脊椎骨折,发着高烧,生命垂危。邓楠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她流着 眼泪,拿起沉重的笔,签了字。造反派连话也不让说,马上又把她带走了。 在非人的摧残、审讯的虐待下,朴方的决定早已在心中下定。困惑和疑虑都已 过去,他是理智的。他太理智了,他毫不犹豫,毫无惧怕,非常镇定地做出了选择。 一个大学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高材生,一个历来严于律己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只有 二十四岁的中共预备党员,曾经有那么多的信念,曾经有那么多的追求,曾经有那 么多的理想,曾经有那么多的期望,而此时,只剩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一个不可 动摇的决心。他非常冷静地走向了自己的选择。摔下来后,朴方昏迷了过去。他记 得曾经一度醒来,感到躺在冰冷的地上,但瞬间便又昏迷。再次苏醒时,他已身在 医院。看着周围人的冷冷目光,看着头顶上不停晃动着的输液瓶,一切都那样的恍 惚,那样的不真实。就这样,在北医三院的急诊室里,朴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 不知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还是逃脱不掉的宿命,生命竟然是那样的顽强,竟然 可以战胜死神。朴方的性命保住了。生与死,是人世间永恒的话题。生与死,是一 场恶战,更是一场搏斗。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人之于此,心如死灰。清醒的时 候,朴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心中没有激动,没有悲伤,没有思索,也没有 悔恨。造反派的吼叫,医生的问话,都像风吹过耳,听而不闻。 朴方刚摔的时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下肢虽不能动, 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按任何医疗程序讲,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马上施行手术,进行 清创减压,否则脊椎内的出血会向上逆行,凝结后会加重截瘫病情。如果当时哪怕 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手术,朴方是不会致残如此的。但在那 个年代,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对朴方这样的“反革命黑帮子女”,对“自绝于人民” 的“反革命”,送医院没让人死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治 疗。就这样,朴方的截瘫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演变到第七胸 椎水平。也就是说,造成了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功能丧失,无可挽回 的高位截瘫。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险期已过,他 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邓楠听见学校说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连伤心带着急,立即坚决地反对说 :“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里面商量一下。”获得造反派准许之后,邓楠赶 快坐公共汽车回家来见我们。 奶奶、邓楠和我,坐在方壶斋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邓楠 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这样把看护的责任推给我们,更不能让我 们把一个连危险期都还没有渡过的病人送回家来。如果真送回家来,仅凭我们几个 人和年老的奶奶,怎么照看他,怎么给他看病?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我们得去找 人,去找中央!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门,说我们要找中办的领导,没人理我们。我们说要找平 时给我们送生活费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给我们找。没人理睬,怎么办?我们找到 一个公用电话,绞尽脑汁地回想原来记得的中办有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我们一个一 个地拨,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遍。接电话的,有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有的说 你们找北大去,有的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最后凭着记忆,我们拨通了中办警卫 局值班室的电话。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说不管。我们急了,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 :“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 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 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 你们大家看看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 放下电话后,我们仍然情绪激动,甚至激动得手都颤抖。站在中南海外,望着 那斑驳剥落的高高红墙,我们两人觉得那样的孤单,那样的无助。这个时候,真是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漠漠人生上,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啊? 从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真正困难的时候,没有人 能够帮助你,也不会有人帮助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我跟姐姐商定,无论如何也不 能让北大把人送回家来,这次就是拼了,也要和他们斗! 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终于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谁最后作出了决定,北大 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转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 在校医院里,仍然没有给予朴方任何治疗。一开始,造反对派还派人看着。一 周后,他们不想管了,就把邓楠叫去,说现在他们没有看护的义务了,要让我们家 的人自己看护,命令她把弟弟飞飞叫来看护朴方。邓楠和我一商量,一致认为不能 让飞飞去。飞飞才十七岁,脾气又倔,万一和造反派冲突起来,会被打死的。我们 决定由我们两人去校医院,轮流看护哥哥。 由此,我到北大,和二姐邓楠一起看护伤残的哥哥。那时朴方尿路经常感染, 一感染就发高烧,一烧就烧到四十度以上,还经常伴有高烧寒颤,烧得抽搐。由于 朴方是胸椎骨折,不能起身,连坐都不行,需要不停地给他翻身,否则很容易长褥 疮。截瘫病人,只要一长褥疮,就很不容易治好。我们姐妹二人没有一点医疗常识, 只能进行最一般的生活护理,对哥哥的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真是一点办法都 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也不放过哥哥和姐姐,经常来病床边批判他们,让他 们交待,让他们揭发。哥哥躺在病床上,两眼直直地瞪着,任凭造反派呐喊辱骂, 一句话不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在庆祝,医院的病人改善伙食都能吃顿饺子, 惟独哥哥,因为是邓小平的“狗崽子”,因为是“反革命”,连吃饺子的权利都被 剥夺了。 我只有在去食堂打饭时才能走出校医院,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每次走到 户外,不管是睛空万里,还是阴云密布,我都会挺直了腰,仰起头来,看一看那浩 渺无垠的天空。有时,我还可以偷空走到未名湖,在杂乱而浓密的绿荫掩蔽下,踏 着落叶铺满的小路,走到湖旁。我紧紧地靠着湖边坐着,看着那水波不兴的湖面, 看着水中隐隐绰绰倒映着的绿树蓝天,让整个心灵浸透在这一泓碧水之中,把所有 的喧嚣统统抛在脑后,全心享受这片刻的静谧。 我们憎恨造反派,我们厌恶周围的政治狂潮,我们无意也无力抗争什么,我们 仅仅是想寻求心灵上的宁静,仅仅是想躲藏回避。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岁月,哪里 有宁静可寻可觅,哪里又有地方可藏可避?在昊昊苍天之下,人的命运显得这样渺 小,这样微不足道。我们受尽心灵上的磨难,自觉时运不济,但在那个年代,命运 像我们一样悲惨,甚至比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的,实在太多了,多得数不胜数。举 国上下,在被冠以“革命”名义狂涛的无情冲击下,被打倒监禁的大有人在,被迫 害致残致死的大有人大,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那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 公理、没有人道、甚至没有人性的疯狂岁月。今天,我们之所以回首往事并将这所 有的一切详细记述下来,只有一个愿望:愿所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铭记这一人间 悲剧;愿所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知晓这一人间悲剧;愿苍天有知,永远不要 让这一人间悲剧再度重演。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深秋的北京,寒风日劲,天渐渐地冷了。 10月中下旬,召开了前面提到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对于全会,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不是关心制定了什么新的革命路线,也不是 关心进行了什么新的人事变动,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此次会议会不会对 父亲作政治结论。这次如作结论,就是最终定性。是好是坏,对于父亲本人,对于 我们全家,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我们到处打听消息。得知毛泽东仍决定保留父亲的党籍后,我立即跑到中央美 院去找大姐。大姐邓林6 月份被抓到学院后,一直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消 息闭塞。我去看她时,造反派一直看着我们,监视着我们,惟恐我们进行“反革命” 黑串联。我急于把情况告诉大姐,但碍于看管人员而无法说话。我说我口渴想喝水, 那个看着我们的人居然“开恩”去找水了。趁着他离开的一瞬间,我赶快小声地告 诉大姐:“爸爸没开除党籍!”我看见大姐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这对于我们来 说,意义太大了。也就是说,父亲还没有完全被置于死地。其实,对于父亲的政治 前途,我们根本没抱幻想和奢望。但我们知道,能保留党籍,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为 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来说,太重要了。党籍,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不 过是一支政治的风向标;而在忠诚的共产党员心中,则高于生命,重于生命。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