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十八、劳动生活 生活安顿好之后,父母亲开始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离步校只约一公里,是一个修理农机配件的小厂,全厂 共有80来人。北京的人和省里的人来到厂里勘察后,省里通知厂革委会主任兼党支 部书记罗朋,邓小平夫妇要来这个厂监督劳动。省里交待,要绝对保证邓夫妇的人 身安全,不许发生围观揪斗,有事直接向省革委会保卫组报告。至于称呼,既不能 叫同志,也不要直呼其名,就叫老邓。邓年纪大了,活儿也不要太重,派些力所能 及的即可。 罗朋,抗日战争时期曾是邓领导下的冀鲁豫军区的一名干部,在太行山曾多次 听当时的政委邓小平作过报告,所以,说起邓小平,他一点儿也不陌生。解放后, 罗朋曾在北京公安部任副局级干部,1959年反右倾时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江西, “文革”后辗转到了这个小小的县级厂子。邓小平要到他的这个厂里监督劳动,对 于他来说,不只是没想到,简直可以说是惊愕不已。虽然邓小平现在是“第二号最 大的走资派”,但作为老部下,罗朋对邓还是有感情的。接到指示后,罗朋在厂里 迅速召开支部会,在全厂做了布置,并专门安排了一间小屋,准备给邓夫妇休息。 11月9 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吃过早饭后,一起出发去工厂劳动。为了方 便劳动,到江西后,他们让黄干事帮助,每人准备了一套卡其布的深蓝色的中山装, 妈妈还用松紧带把袖口缩紧,以便做工时用。今天,他们身着新的自备工装,脚踏 草绿色军用胶鞋,从大灰木门上的一扇小门中跨出小院,走上了步校红色的沙石路。 听着小沙石踩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看着周围满眼的苍翠碧绿,他们的心情是高兴 的。出了步校后,他们走在公路上,放眼望去,是田野,是收割后的稻田,矮矮的 稻茬在湿润的泥土中直直地立着,等待着翻耕。蓝天、白云、绿树、田野,周围的 景物,每一样都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可亲可爱。自“文革”爆发以来,这是他们 第一次出来,第一次“自由自在”地走着出来,走到“世界”上来,走到大路上来, 去劳动,去“上班”,去和世人接触。在禁锢了三年之后,这种感觉,无异于解放, 无异于新生。 走了约40分钟,到了工厂。在一间办公室里,罗朋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厂 里的情况。然后就到车间。车间负责人姓陶名端缙。像当时不少工厂那样,这里按 部队的连、排编制,车间主任就称排长。陶排长厚道直爽,人很和气又很心细。邓 小平在他的车间里干活,他很欢迎,是真心诚意的欢迎。陶排长是一个工人,一个 小小的县办工厂里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工人。工人,就是干活,就是要干好活。 他和这个工厂里所有的工人一样,干革命、搞运动是一回事,干活、工作、养家又 是一回事,而且是更加重要的一回事。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的年代,这个工厂里, 竟然没有红卫兵组织,也是少有的事。虽然也搞运动,也闹革命,但整个工厂风平 浪静,波澜不起,俨然一个小小的世外天地。陶排长心里是坦然的,什么“走资派”, 来我这里干活,就和我们一样。厂里的工人们想的和陶排长也是一样的,老邓年纪 大了,放把椅子,累了可以坐坐。老卓身体不好,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 安排老邓干什么活呢?这可是费了陶排长的一番心思。一开始,他想让邓干点 轻活,就分配他用汽油洗一些零件。但是邓年纪大了手抖,拿不住东西,而且弯腰 也困难。洗东西不行,陶排长又想安排邓干点看图纸的轻活儿,结果邓眼睛老花了 看不清楚。最后,还是邓自己提出,想干一点出力气的活。陶排长问邓,用锉刀干 点钳工锉点零件怎么样?邓立刻表示同意。钳工工作台在车间的一角,上面放着钳 工工具。邓看见后很高兴,拿起锉刀便开始干活。陶排长一看,邓完全不像一个新 手的样子。他哪里知道,早在40年前,邓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有名的雷诺汽车 厂里干过钳工,虽时隔已久,但对这门手艺并不陌生。当听到陶排长意外的赞叹时, 邓笑了笑。邓自己也没有想到,早年在法国一边干革命工作,一边学会的这门手艺, 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工厂中派上了用场。真可谓世事难料呀。 至于老卓的工作,很好安排。她身体不好,可以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在电工 班,一个叫程红杏的年轻女工,热情地招呼老卓坐下,一边比画着一边告诉她如何 拆线圈、如何洗线圈。旁边都是年轻的小姑娘,一个个笑笑的,和她们在一起,真 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 在邓夫妇来厂之前,根据上面的交待,任何人不经许可,不许与他们接触。初 来之时,工人们只能向邓夫妇投以好奇的目光。要知道,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的老 实巴交的工人,哪见过来头这么大的人物。什么以前的领导人也好,什么现在的大 “走资派”大“黑帮”也好,他们都没见过。几天以后,工人们就习惯了。老邓和 老卓,同他们一样,每天都来,每天都在一起,干着一样的活儿。没用多久,大家 就都熟悉了。那些什么规定,什么好奇,也都跟着消失了。工厂很快就恢复了往日 的平静。而对于邓夫妇来说,每日能和工人们在一起,远离政治的漩涡,没有标语, 没有批判,没有口号,也不再孤寂。在“文革”普天之下皆混乱的情况下,在揭发 批判满天飞的险境中,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然和谐地相处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 说笑,实在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生活享受。 一开始,父母亲从步校到工厂,从大路走,要绕一个大圈子,步行差不多要40 分钟的时间,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 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 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他们立即动手,在后土墙上开 了一个小门,在工厂的后面,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修出了一条小路。从这 条小路,只用20来分钟,就可以从步校径直地走到工厂。 从此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热天寒,除生病有事外,每日清晨,都可以 准时地看到,父母亲二人在前,黄干事在后,通过这条田间小道,到工厂上工。在 江西的3 年时间内,和工人的接触,劳动的本身,成了父母亲不可缺少的、也可以 说是极其重要的生活内容。 父母亲每日上午去工厂劳动,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以后,下午在家干些家务活 儿。他们除了去工厂劳动外,不能外出,因此奶奶和妈妈便张罗着,让黄干事和战 士小贺帮助买了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炊具厨具和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以便 开炉起火。院子后面,原有一个木头板子搭的仓房,正好放买来的煤和木柴。父亲 找了一个大木墩子,用斧子把木头劈砍成小木条木块。再找一个硬地,用锤子把大 煤块儿砸碎。他和妈妈一起,再把这些生火用的柴和煤用大竹筐装好,堆放在柴房 里。冬天来到的时候,他们已准备好足够的燃料,以备烧火做饭和烧洗澡水的锅炉 使用。洗衣服也有分工。妈妈洗平时穿的衣服。洗大的床单、被里的时候,父亲就 帮着用清水漂洗,两人再一起拧,一起晾晒。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下午的时光就 过去了。太阳的余辉把浓密的树影斜斜地投向院内,小鸟儿扑打着翅膀在树梢徘徊。 简简单单吃过晚饭后,三位老人洗碗擦桌扫地,把剩下的食物放进一个装着纱窗门 的碗柜,把火封好,把灯关上。一切安顿完毕,回到楼上,父亲看报纸看书,妈妈 和奶奶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每晚8 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 闻广播。10点钟,大家散伙,准备睡觉。父亲躺下来后,还要看一个来钟头的书, 然后关灯。长年以来,父母亲的生活一直很有规律,在这里,他们仍然保持了这个 习惯。 这个在“文革”中被解散的步校,本已空无人用,一片萧索冷落。空荡无人的 校舍门窗不全,凡遇风雨,便可听到空洞的门窗撞击之声回响不绝。天黑之后,路 灯不开,四周一片漆黑。远远望去,惟有小丘之上的那座小楼,亮着淡淡的灯光。 而在这最后的一盏灯光熄灭之后,偌大一个校园便陷入幽暗。月亮升起,一片银光 轻轻洒落。无人声,无鸟语,无风鸣。天地之间,显现出一层更深的静寂和空灵。 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忙着安顿新的生活,一般没有什么事情,黄干事不到他们住 的这一边来,战士小贺因为帮助买菜什么的,一天总来几次。平时没事,黄干事和 小贺就在小楼门厅里的一个乒乓球台上打球。 邓小平来江西是监督劳动锻炼,不能光劳动而无监督呀。11月23日,秉承上面 的旨意,黄干事上楼,让父母亲对到江西一个月来的劳动和学习写出心得体会。父 亲听后,只说了一句:“有事我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的。”说后再不发一言。 黄干事讨了个没趣,讪讪而去。 是啊,转眼间,来江西一个月了,一直忙忙碌碌,安排生活和劳动的事,该给 中央写封信了。 11月26日,父亲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他写道:“我们10月22日离开北京,当日到南昌,住军区招待所四天,26日移 到新居,房子很好。移住后,安排了几天家务,买了些做饭的和日用的家具。11月 9 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6 时半起床,7 时35分由家动身,20 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11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 起来后读毛选(每天力求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 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 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父亲详尽地把他来到江西后的生活一一写上。信中他说过得非常愉快,是真心 话。新的生活,劳动的锻炼,与工人们的接触,无不令人耳目一新,总的来讲,心 情是愉快的。 他继续写道:“我们是在新建县(南昌市属,距南昌20余里)里办的一个拖拉 机修造厂劳动。这个厂原是县的拖拉机修理站,现扩大为修理兼制造的厂,全厂80 余人,除劳动外,还参加了两次整党会议和一次大干年终40天的动员大会。厂里职 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很照顾,我们参加的劳动也不重,只是卓琳心脏病较前增剧, 血压增高到低一百高二百,吃力一点,但她尽力每天上班。” 把生活和劳动的事情写完后,父亲在信中表示,决不辜负主席和党的关怀,决 不做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事情,努力保持晚节。 最后,他写道:“因为要熟悉一下,所以过了一个月零四天才给你写第一封信, 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向你作一次报告。如有必要,请将上述情形报主席副主席和党中 央。” 虽然到了离京千里之遥的江西,父亲仍像在北京时一样,用通信的方式,保持 和中央的一线联系。 随同这一封信,父亲另外写了一封附函。函中提出:来江西时,“因飞机超重, 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书籍差不多全未来,原说由火车 托运,至今未到。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如决定留在北京,也 请方便时告诉我们。” 汪东兴收到信后,送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看了。关于未到的行李等事,交中 办副主任王良恩办。不久以后,所有的行李和书箱全部运到了江西。 收到行李,父亲就知道,他的信,汪东兴收到了。证明这条信息的渠道还是畅 通的。 在别人的帮助下,父母亲把那几个沉甸甸的大书箱搬到楼上,撬开钉子,打开 木板盖子,掀开盖在上面的报纸,一本本新旧不一的书呈现在眼前。这是多么珍贵 的书呀,这是千里迢迢从北京运来的书呀。有了书,生活的内容,顿时增加了不少 的色彩。 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等等;中国文学的,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三 言”、“二拍”《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 》和诗经、唐诗、宋词、元曲,及现代作家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等等;外国文 学,有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 兰、大仲马、莫里哀、萧伯纳、泰戈尔、海明威等等的诸多作品;还有许许多多外 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这又沉 又重的几大木箱子书,真是我们的宝贝啊。在孤寂的年代,靠着读书,可以疏解寂 寞,可以充实生活,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安静心灵。父母亲都喜欢 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静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 十九、回家啦! 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山山相连。那峰顶连成一片的,就是塬。塬,是山顶上 的平原。塬又大又平,大得走一两天都走不到边,平得一点起伏都不见。塬是纯黄 土的,塬是贫瘠的。塬上没有石头,没有水。要造房,得用黄土夯。要喝水,得打 20多丈深的井。塬上不爱长树不爱长草,只有在有人家有村落的地方才有树,才有 绿的颜色。我插队的富县,就在这黄土高原的黄土塬上。 那是1969年的10月,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塬上,天高高的,云白白的。秋来了, 天凉了,庄稼也收完了。村村落落打粮分粮,家家户户喜气洋洋。村子里,小毛驴 拉着碾子在场上转呀转呀,轧着黄澄澄的糜子谷子。收了的荞麦,用草绳扎起来, 一点儿也不重,一个娃子一背就是大大的一捆。富县不富,陕北穷呀,平常晚上 “喝汤”(吃晚饭),只有不见米粒儿的小米汤,和带糠渣子的又黑又硬的硬糜子 馍。收了庄稼可就好了,可以吃到新鲜玉米馍,可以吃到那一点儿也不白的白面馍, 还可以用新鲜荞麦面和着榆皮面轧出饹,拌上油泼辣子,一盛一大碗,热热呼呼 香喷喷。陕北老乡心眼儿好,看着我这个北京女子娃一个人在村子里,心里觉着怪 “凄惶”,家家户户的女子婆姨都会叫我去吃饭喝汤。她们架上柴,拉上风箱,把 火烧得旺旺的,烧得火苗从灶眼儿里蹿出老高老高。黄米做糕甜甜的,杂面面条又 辣又热。女子婆姨们一边给我盛给我拿,一边连声劝着:“多吃点儿,多吃点!” 看着拉着碾子打场的汉子,看着推着磨子转的媳妇子,看着满山满坡跑的娃子, 大家高兴,我的心里更高兴。我高兴,不仅仅是因为秋收的喜庆,更是因为我收到 了妈妈从江西的来信。 是妈妈的来信呀!我把信揣在兜里,攥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白天在阳光 下看,晚上在小油灯下看,甚至走到户外,走到旷野,在明亮皎洁的月光下看。最 让我高兴的,是妈妈信里说,允许他们和子女见面,也就是,允许子女去江西探亲。 我兴奋极了,兴奋得觉都睡不着。我想回家,想回家去看几年未见的父母亲,想回 家去看带我长大的奶奶。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被“管制”的“可教子女”,是 “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没有队里和公社的批准,我不能擅自离开队里。去五里 路外的公社都要请假,更何况回家去看我的“走资派”父母。我把母亲的来信拿出 来,向大队申请回家。大队说不能决定,要请示公社。到了公社,又说要请示县里。 到了县里,则说要请示延安地区。最后地区来了消息,说要回江西,必须要有江西 省革委会同意的证明。回家探亲,还要证明!跑了半天,就是这么个结果。我又气 又急,赶紧写信给母亲,让他们尽快想办法让江西省革委会发来同意探亲的证明。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