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十九、回家啦!(续昨) 母亲接到我的信后,即请黄干事报告江西省革委会,请他们出具证明。省革委 会却说他们决定不了,要向北京中办报告请示。母亲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没想到等 到的结果,答复竟然是子女可以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听此答复,母亲再 也控制不住,顿时泪如雨下。为了见到孩子,为了让孩子们回到身旁,父母亲就再 次申请,再进行联系。最后终于得到了结果,江西省革委会出具了相当于同意的证 明。这就是说,孩子们可以回来探亲啦。 在陕北,日日盼,夜夜盼,盼了一个多月,我得到了通知,可以回家了。我一 听就乐得合不上嘴,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东西,背上背包就要走。那些平日里 和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的老乡,听说我要回家看爹娘,也喜得什么似的。他们才 不管什么“走资派”什么“黑帮”呢,那些大婶子大嫂子,连夜在大锅下架上柴, 生起火来,用新打下来的粮食磨成的杂面,烙成一张张又薄又大的煎饼,叠成四四 方方的一大摞子,再用自己织的粗布布包,包上一大包刚刚用黄米做的米糕,软的 硬的干的鲜的,一古脑塞进我的背包里。走的那一天,生产队里平日常和我在一起 的女子和婆姨们,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她们用头巾捂着眼圈红红的脸,不住地叮咛, 要一路小心。 我背着沉甸甸的背包,在黄土高原的塬上沟里,一口气走了30里路。到县城后 等了一夜,第二天搭上长途汽车,在土里灰里坐了9 个小时到了铜川。从铜川坐小 火车到西安,等了一夜,再坐火车到河南郑州。从郑州坐火车到湖南株洲,又等一 夜。第二天搭上火车到江西向塘,再坐小火车两小时,总算到达江西南昌。从插队 的村子里出来到南昌,花了整整的七天七夜。要回家,心里急,脚步急,七天七夜, 过得是慢是快,也顾不得想了。 到了南昌,还没到家呢。家在哪儿呢?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革委会,终于来了 个人说要带我去。我们先坐市内公共汽车,再换郊区长途汽车,过了八一大桥又走 了半天,最后在望城岗车站下车。快到了,我用最快的脚步,走进步校,绕过原步 校办公大楼,走上沙石小丘,一栋灰色的小楼豁然在目。小灰木门一开,人还没有 迈进,我就大喊起来:“妈!妈妈!爸!爸!”我把背了一路背得灰尘仆仆的背包 扔在院子的地上,抬脚就跑,跑进楼门,跑上楼梯,跑进屋里,一眼看见爸、妈。 爸、妈两人坐在椅子上,爸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正在看书,妈正在缝着什么。我扑上 去,一手一个,搂住了他们。这时,他们才缓过劲儿来,也不管我的脸是脏还是净,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边亲了起来。泪水在我的脸上淌,也在妈妈的脸上淌。我们的 脸颊紧紧地贴在一起,泪水也流在了一起。 妈妈看我胖了,黑了,长得不像原来了,长丑了。奶奶说我怎么穿着这么个到 处露出棉花的破棉袄,赶快烧水让我洗澡。爸爸身穿一件旧旧的灰蓝色的中式棉袄, 头上戴着一顶一看就知道是奶奶做的蓝布无檐小帽,看着妈妈和奶奶数落我,看着 我又黑又脏又撒娇又赖皮的样子,一言不发,只是笑,笑得那么的开心,那么的舒 畅。 这时是1969年的12月上旬。在北方,在陕北黄土高原,初冬已经来临,虽然还 未下雪,北风已开始凛冽。但是,在南国,在江西,在南昌,在步校,却依然是阳 光和暖,梧桐碧绿。这小楼,这小楼周围的冬青,这小楼前的桂树,这小楼后的柴 房,无一不让人感到可爱可亲。 到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爸爸妈妈在这儿,这儿就是家。妈妈和奶奶领着我, 在房前屋后转了一个够。真是什么都让人感到新鲜,小柴房的木板墙缝中透过的亮 光,刚刚劈好的木柴散发的清香,奶奶往灶中添柴时发出的哔剥响声,火苗在炉中 耀眼闪烁的跳动,啊,还有几只养得肥肥的母鸡,咕咕叫着在厨房后的沙土地上叼 啄石子儿。 爸爸使劲往小锅炉中加煤,好让洗澡水快点烧好。奶奶往锅里倒了好多的油哟, 铁锅碰着铁勺当当作响,也不知道要做多少菜。妈妈把我带回的所有衣物统统都给 洗了,再放到开水中又烫又煮,说是怕我带回虱子。唉,大姐刚刚给我织好、千里 迢迢用邮包寄来的一件漂漂亮亮的蓝绿色的毛衣,经开水这么一煮,可就全完了, 不但颜色淡得发白,而且缩得又紧又短,真让人心痛。 洗过澡,换上奶奶的衣服,我可真正是焕然一新。又吃到奶奶做的饭啦,真香 真香。爸爸、妈妈、奶奶和我,一人一方,围坐在小方桌边,他们连筷子都没怎么 动,光看着我一个人吃啦。 我一回家,闹得鸡犬不宁的这点乱哄哄的气氛,到了晚饭后,总算消停了下来。 我们一家人回到起居室,我紧紧地挨着妈妈坐着,他们问我答,我问他们答。几年 没见的话,真想一下子全都说完;几年没见的问题,也想一下子全都问完。他们问 我离开北京后在陕北插队的生活,知道老乡对我很好而由衷地高兴。听说我自学针 灸,半夜还去给人扎针,妈妈急得不得了,不断地警告我要注意安全。奶奶听着我 吹嘘学会了擀面条而且技术高超,摇着头一点儿也不相信。我告诉他们,我们队里 只有我一个北京插队学生,我们那个队在陕北算是富的,年成好的话,一个工(一 个壮劳力劳动一天)可以挣一毛二三。爸爸边听边皱着眉头。妈妈告诉我,邓林和 邓楠没请准假,现在回不来。飞飞应该能够回来,已请江西省革委会帮助和山西方 面联系了,但他也不写封信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家。朴方还在北京三○一医院, 不知病情能不能好转。至于他们自己,来江西后一切都好,只是担心孩子们。奶奶 则向我投诉,说你爸爸妈妈太节省了,不让买肉也不吃肉,就是要留着给你们防个 万一。还好,养了几只下蛋的母鸡,每天能吃个鸡蛋,不然每天要去工厂劳动,家 里的活儿也不轻,身体坏了怎么行?爸爸笑着说,怎么不行?来江西以后我比在北 京的时候还胖了呢! 我们在明亮柔和的灯下,聊呀聊呀聊个不停。夜越深,声越低,但话却说也说 不完。我坐在妈妈身旁,摸着她身上穿的奶奶来江西后新做的厚棉袄,软软的,暖 暖的。听着她们说话,好像是音乐,好像是梦境,乍来时的亢奋转换成了一种绵绵 的适意。陕北的黄土高原,七天七夜的火车汽车,都似已变成了遥远的记忆,飞向 了天边。 晚上,和奶奶挤着躺在一个床上,盖着刚刚晒过的闻起来还有太阳光味道的被 子,窗外无风无雨无声无息,一会儿不到,我就梦里去也! 二十、飞飞回来啦 没有节日的鞭炮,没有过年的喧闹,我们一家人同样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 安安静静地送走了1969年,安安静静地迎来了1970年。 进入三九后,南方的冬天真正来临了。 南方的冬天可真冷啊。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漫天白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 的痛痛快快的冷,而是一种阴湿的、透骨寒心的、室内室外一样的、无以缓解的冷。 北方的冬天,外面再冷,屋里总能取暖,哪怕是个小小的煤球炉子。而在南方,屋 里屋外一样冷,如果太阳出来,屋里就比屋外还要冷。我们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厚的 被子,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结果一个个的手脚还都生了冻疮。早 上起来,对着窗中射进的阳光,可以看到嘴里呼出的白气。想喝口水吧,杯子里的 白开水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白天,最盼出太阳,这样就可以跑到院子里的阳光下, 把周身上下晒一个够。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生起小炭火盆,感受这微弱的却是惟 一的热量。南方的冬天,可真不好过呀。 在北方住久了的人,实在难以适应南方的冬冷。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多穿 再多穿。只有爸爸和我们不同。他对付寒冷的办法,是“以冷制冷”,每天坚持用 冷水擦澡。其实,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在战争年代,就一直保持着洗冷水澡的习惯。 年轻的时候,是提着一桶冷水,一下子从头浇下来。现在快70岁了,不能再用冷水 浇了,就改用毛巾浸上冷水擦。每次他都使劲地擦,把身上擦得红红的。擦完之后, 不但周身发热,而且精神爽朗。他说:“我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可以提高 身体抵抗力,可以预防感冒不生病。”他还劝我们大家都来试试。爸爸自己洗冷水 澡,我们不反对,但是要让我们洗,我们可没有这个胆量。要知道,晚上脱了衣服 去钻冰冷的被窝都还需要点勇气呢,更不要说用冷水擦澡了。我们一致称赞爸爸勇 气可嘉,但绝没人响应他的倡议。 1 月初,飞飞回来了。省革委会的人从南昌把他送到步校,使全家人都意外地 惊喜了一番。两年多前,从中南海被赶出来的时候,飞飞只有16岁,人瘦瘦的,个 子也不高。可今天出现在父母面前的,却是一个高高大大道道地地的男子汉。 不过,这个“男子汉”,也实在让人不忍目睹。脸上黑黢黢的,沾着汗渍土痕。 身上一件旧军棉袄,又破又脏,四处开花,还用一个草绳横腰一扎。脚上一双破棉 鞋,沾满了泥灰,鞋帮和鞋底一副要分家的样子。肩上斜背个军用小挎包,松松垮 垮空空荡荡,还破了好几个洞。 妈妈看见儿子喜极而泣,但在高兴的同时,冷静而坚决地让他把所有的脏衣服 脱在大门外面,直到彻底清理之后,才让飞飞进屋坐下。奶奶让我把收藏起来的苹 果拿出来。我问飞飞:“吃几个?”飞飞说:“先来五个吧!”我们一个接一个地 递,飞飞一个接一个地吃,最后一数,他一口气竟然吃了12个。 我们围着他,七嘴八舌地审问: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1 月份了才回家? 原来,飞飞和几个同学盘算,别人都去“大串联”过,他们却没赶上,哪儿也没去 过,不如趁农闲之时游历一下几大名山。他和三个同学,从山西忻县插队的地方出 来后,就去了五台山、华山、泰山。他们背着一个小挎包,就跑了这么一大圈。妈 妈问:“你们哪来的钱?”飞飞不以为然地答道:“嘿!要什么钱呀!从村里出来 的时候,身上就这么点儿钱,我们把钱好好地藏了起来。我把十块钱拿小塑料布包 起来,然后烙到玉米面的大饼子里。看,这不在这儿呢!”我们掰开那个石头一样 硬的饼子,一张叠了又叠的十元钞票,还真的在里面呢。“我们穷学生没钱,谁也 不买票。反正外面乱得很,混车可容易呢。我们从一个站混上火车,看见查票的就 躲,实在躲不过了,就说没钱,不信搜吧,搜也搜不出来。有一个同学把钱藏在鞋 垫下面,搜的人看身上没有,就让他脱鞋,把他吓了一跳。结果人家拿起鞋来,一 看又脏又臭,赶紧扔了,还是没有搜走。没买票,让我们下车就下车,下车后,等 到下一班车再混上去。就这么一站站的,逛了一大圈。串联的时候我们太小,没赶 上,这次可把祖国的名山大川给游够啦。大家分手各自回家后,我到江西。一到江 西的九江,可就惨了。江西到处都是工人纠察队,秩序比别的省好多了,我让纠察 队抓起来还关了起来,说像我这样混车票的,要劳动,挣够了车票钱才让走。结果 在一个看守所里我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儿。幸好离家不远了,花了几块钱就到南昌啦。 在南昌,我实在太累了,在公园里一个长凳上一躺下就睡着了。要在别的地方,根 本没人管,可在这儿,又被工人纠察队给抓起来了。我说我要到省革委会找人,他 们看我这个样子根本就不相信,结果问了省革委会是真的,才把我给放了。” 飞飞一边吃苹果,一边眉飞色舞地说,很有些得意之色。我在一旁添油加醋, 羡慕不已地说:“我一个女孩儿,走这么远的路,可不敢这么干呀。就那么点儿钱, 还得老老实实买车票,都花了,真不值!”接着我和飞飞又大讲起来,什么地方武 斗啦,什么地方造反派连枪连装甲车都用上啦,什么地方插队学生没吃的饿得去抢 老乡的面呀馍呀。这些事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面“闯荡江湖”的插队学生来说, 实在是说怪不怪,司空见惯。 我们说起来兴致勃勃,洋洋得意,没注意到在一旁的妈妈和奶奶听得目瞪口呆。 要知道,“文革”以来,他们一直被关着,虽然知道外面“造反”、“闹革命”, 知道有派性有武斗,但那种全面的社会大混乱,他们既没亲眼见过,也从没听人说 过。在他们心里,还是“文革”前的印象和观念,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这么多 无法无天的事儿,离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实在太远太远。爸爸一直没吭气儿。我 们说完了,侃完了,终于歇口气儿的时候,他认真而且严肃地说了一句:“你们知 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听爸爸一骂,我和飞飞刚才那股子滔滔不绝的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们 两个人转脸相对,吐了一下舌头,噎回去了。 要知道,爸爸和妈妈一直处于禁锢之中,到江西来后,在工厂这个惟一与外界 的接触中,也不能随意与人交谈。我回来以后,为了让他们高兴,也尽是说些让他 们开心放心的事儿。几年中间,凡是那些烦恼、伤心、能令他们不愉快的事情,凡 是那些我们经历过和忍受过的批判、唾骂、侮辱,甚至饥饿,一概不忍心向他们诉 说。“文革”已经两年多了,父亲已经被批判,已经被打倒,已经成了“罪孽深重” 的“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理 想奋斗了一辈子的老革命者,他的信念,始终是神圣的;他的心,始终是纯粹的。 凭着良知和信念,他绝对不会,也绝对不可能想像得到,被“文革”的狂涛涤荡过 的中国,早已为疯狂、罪恶和无法无天的混乱交相肆虐。 我和飞飞不再只顾高兴瞎胡闹了,从头讲起,把“文革”以来最疯狂、最丑恶、 最残酷的事实真相和盘托出。 我们告诉他们,除他们知道的人外,中央和全国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差不多都 已被打倒被罢官,有的被揪斗,有的被抄家,有的被“群众专政”,有的被关牛棚, 有的下放干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吴晗夫妇、薄一波的夫 人胡明阿姨、李井泉的夫人萧里阿姨、刘澜涛的夫人刘素菲阿姨、刘少奇的大儿子 允斌哥哥都已被迫害身亡。孩子们中,彭真家的傅瑞、叶剑英家的楚梅和向真、贺 龙家的鹏飞、罗瑞卿家的猛猛等都给抓起来关过监狱。许多家都妻离子散,家破人 亡。“文革”中产生的造反派组织已分裂成许多派别,大闹派性,闹到相互争斗, 闹到进行大规模武斗,闹到军队也被迫参与,闹到真刀真枪真炮地打。江青还说 “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使得武斗不断升级,最后不得不由毛主席亲自出面制 止,还派了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校———跟“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没什么区别。 全国的公安、检察院、法院都砸烂了,许多工厂停工,好些地方连农村都不种地也 闹起了“革命”。要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现在比那时可能更糟。我们插队的陕北, 穷的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解放20年了,还是人无厕所猪无圈。安 塞、米脂一带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平时吃糠咽菜不算什么,春 天一到就没粮了,国家每年都要发两次救济粮和一次救济款。现在是“天下大乱”, 谁还管生产什么的呀,不让人饿死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慢慢地讲,父亲他们慢慢地听。“文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逐渐清晰地 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了解了,知道了,完全地明白了。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眉 头紧锁。他能说什么呢?才3 年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这样意想不到的 变化。才3 年的时间,就把经过全党全国努力艰苦奋斗而得来的经济好转的大好局 面完全摧毁。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