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才3 年的时间,党的组织、各级政权、各级党政领导统统被冲垮打倒。我们千 百万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干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党率领人民群众千辛万苦 打下江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全国人民用10多年的时间不辞辛勤地劳动、创造、 建设和不断地探索到底又是为了什么?难道用毕生的理想和追求、用鲜血和生命、 用辛勤和汗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疯狂无序和恶人当道的混乱世界吗?父亲是一 个政治家,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感的老共产党员,面对这样一个 局面,他不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不能说。 在千里之遥的江西,身处羁旅与禁锢,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沉淀在心底。 不管世界怎样地变化,不管运动怎样地发展,我们一家人在江西的生活,照常 进行。只是飞飞回来后,家中的欢乐,又增添了许多。 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飞飞拿出小儿子的架式,故意耍活宝。一会儿说:“哎 呀,妈妈,咱们家的地板比我们队里的炕还干净呀!”说着就真的一翻身睡在了地 下。一会儿又把那根草绳拿出来,系在腰上,还满口学着山西话,怪腔怪调的。一 会儿说:“家里的力气活我全包了!”然后便拿起湿溜溜的拖把挥舞一气,把地板 拖得水汪汪的。一会儿嚷嚷着要帮着洗衣服,结果把一屋一地连他自己的一身,都 弄得湿淋淋的。 看着小儿子瞎闹一气,爸爸、妈妈和奶奶从心坎儿里高兴。上午,爸妈还是照 常去上工。下午在家,大家都凑在厨房里,琢磨着晚上弄点好吃的。我那个奶奶呀, 做饭最香了,鱼也会烧,肉也会做,就是最普通的土豆呀青菜什么的,也能做得有 滋有味。其实,爸爸也挺会做饭的,一些四川家常菜,信手炒来,又像样子又好吃。 爸爸16岁就离开了家乡,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手艺。妈妈不会做饭,只能帮忙打 扇子煽火,不过做饭的理论功底却很扎实。往往是奶奶一边做饭,妈妈一边讲解, 有点像现在的现场直播什么的。妈妈请工厂同车间的女工找了一点好的米酒曲子, 拿回来后,奶奶把蒸好的糯米发酵做成醪糟,每天早上做醪糟鸡蛋给我们吃。 1 月的南方,天气最冷。妈妈这时身体非常不好,血压经常低压一百一十,高 压二百二十,加上天冷穿得又多,有时下了楼就上不了楼。晚饭以后,大家收拾停 当,妈妈站在楼梯口喊一声:“拉我一把,老兄!”爸爸就会一手拉着妈妈,一手 拉着楼梯扶手,两人相跟着,一步一步往上爬。飞飞有时便趁机跑过来,把腰上的 草绳使劲一系,说:“妈,看我劲儿大,背你上楼!”妈妈就会笑得合不上嘴,说 :“看你那个蛮样子,非把我的骨头背散了不成!” 由于多年的生活习惯,爸爸妈妈睡觉一直要吃安眠药。“文革”以后由于心情 不好,安眠药的剂量已吃得不小。到江西来后,妈妈曾请黄干事到医院给他们找安 眠药。药是找来了,但可能是怕出问题吧,黄干事给他们每天发一次,开始时还要 看着他们吃。来江西一段时间后,活动增加,劳动量增加,父亲一改刚来时的瘦削 和憔悴,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许多,特别是孩子们回来,心情更是好了很多。 从1970年1 月1 日起,他不吃安眠药了。这么多年的习惯居然能够改掉,对他来说, 可真不容易。 二十一、不变中的变数 古语说,福兮祸所伏。也就是说,在你愉快的时候,不愉快的事就会接踵而来。 不幸的是,古语所说,往往准确。 刚到江西来时,父母亲每月工资仍按被打倒前一样照发,父亲是行政二级,四 百零四元(“文革”前规定,中央一至四级工资都是四百零四元);母亲十二级, 一百二十元。但1970年1 月,他们收到的,却一共只有二百零五元。妈妈请黄干事 问问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 时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 在“文革”中,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代表政治,工资发放问题的处理,也是 衡量政治问题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一般来讲可 以分几个档次进行处理:停发工资,或改发生活费,或只给没有工作的孩子发点生 活费,或连生活费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中,许多家的父母被打倒后,都停发了工资, 改成只发生活费。而一些人家则工资全扣,什么生活来源都没有,有的人靠变卖家 中东西,有的人靠亲戚接济。有一些“黑帮”子女更惨,父亲被关,母亲被逼自杀, 孩子们无依无靠,境遇十分悲惨。好几位“文革”前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 都是这样。这些家的孩子有许多是我们从小就认识或一起长大的朋友。原中央书记 处成员中,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家父母双双被抓,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家父 亲被抓,母亲则被迫害身亡。比起这些人家来,我们家的处境,相对来说还是好的。 在从中南海被赶出来后,虽然没钱的时候也卖过东西,但我们还领过一段时间的生 活费。插队后,我和飞飞的生活费停发了。我们靠自己劳动吃饭,大学分配后有工 资的姐姐们还可以接济一点,总算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地步。父母到江西后,工资照 发,也可以和我们联系了。可以说,这是我们家自“文革”以来过得最宽裕的日子。 而偏偏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候,工资停发。 在北京被批斗得最凶的时候都没有减少或扣发的工资,到江西两个月后突然扣 发———或者照上面的说法,改变为生活费,按“文革”以来处理政治问题的一贯 做法,这一定不只是个钱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发生,让人不禁要联想许多。这是不 是政治问题变化的新的风向标?是否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政治动向?这个政治动向又 会是什么? 工资改成生活费,在1970年一开年,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安和猜疑。 2 月9 日,父亲提笔再给汪东兴写信。 信中首先通告情况,父亲写道:“上次写信后,到现在又有两个多月了。这期 间,我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情况,同上次报告的没有什么变化,每天仍是上工厂 (劳动时间减少了一小时),看书,读报,听广播。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 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文革” 中,父亲给中央写信,除了有关的政治问题外,凡提出要求,就是为了孩子。在这 封信中,他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 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 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 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团聚一下,她们没 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他写道:“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 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 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 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8 小时,也似有困难。 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 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 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在为孩子的事提出请求后,父亲提到了生活费的问题。他写道:“从今年1 月 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 月份,曾请省革委负责同志向你 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 月份的,还是二百零五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 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 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 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 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饭二十五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十元),两个大 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约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 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 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 约需一百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 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 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 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这句话既是对组织上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讲的。信写完 后,父亲意犹未尽,他提笔再写,提出:“小孩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 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信的结尾,父亲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读了上述信,即使是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体会到当时那充满父亲心头 的忧思。比起与亲人隔绝的禁锢关押来说,现在能与子女相聚,已是奢望所及了。 但是,政治前景的不测,全家生活的担当,仍使他心头重负不释。他不能不有所思, 不能不有所想,不能不为了全家,为了子女,去请求帮助。 此信送走,虽没有得到答复,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变化。 政治上没有不好的变化,是好事,但经济状况改变,家中的生活也必然有所改 变。 首先,父母亲在平时就已相当俭朴的生活开销上,进一步节省。肉,儿女在的 时候,要吃。儿女不在,尽量不吃。再多养几只鸡,可以有鸡蛋,又可以吃鸡肉。 每顿如有剩饭剩菜,留着下顿再吃。还有,就是从父亲多年的生活习惯中节省,茶 叶,太贵,以后不喝茶了。酒,就只买江西本地出产的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 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抽了几十年了,一下子戒不了,但可以减量。省革 委会可以帮助买平装无过滤嘴中华烟,每月最多只买一条,控制三四天抽一包。上 午去工厂一根不抽,午后和晚上抽几根,按时按量,绝不多抽。 光是节流不行,还得开源啊。 寒冬一过,初春刚来,父母亲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荒”种菜。战争年代, 他们在延安开过荒,在太行山开过荒,现在,他们要在自己家里开荒了。只有自力 更生,才能丰衣足食。爸爸妈妈开荒种菜,我和飞飞插队学过农活,正好派上用场。 飞飞有劲儿,自称“种庄稼的老经验”,“开荒”自然是他的事儿。他把草绳子往 腰上使劲一扎,故意把锄头抡得老高,一副从“大寨队”出来的壮劳力的样子。他 一边使劲地挖,一边嘴里不停地说:“我们大寨队,就得这样把地挖得深深的!” 看着他挥舞锄头,土坷垃四溅的样子,奶奶在一旁急得直说:“哪用挖得那么深, 不就种几样菜嘛!”没多久,地就挖好,爸爸用锄头把地修成垄分成畦。妈妈搬个 小凳,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外捡石头砖头。奶奶再把涮锅涮碗的水,全都倒在地里。 全家合力,院子前面一大块地不久就开好整好了。战士小贺帮我们买了些菜籽,有 辣椒、蚕豆、豇豆、西红柿、茄子、小白菜等等。我们挖好小坑,撒让菜籽儿,一 畦一样,盖上土,再浇上水。新开出的菜地,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清香。在院子后面 的小柴房前,我们也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了丝瓜和苦瓜。新买来的几只小鸡,跟在 大母鸡的身后,叽叽叽叽叫得欢,原来空旷的院子,顿时充实生动起来。想着不久 就会从土中冒出的嫩绿的小菜苗,想着不久就会听到长大的小鸡下蛋时咯咯嗒的叫 声,我们已经开始憧憬着那收获的喜悦了。 我们家的人,不管境遇怎样不好,总的来讲,都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去 寻找乐趣。经过“文革”的各种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磨砺后,我们从父母亲身上和实 际生活中学到了很多。我们明白,欢乐与幸福,要自己去寻找,自己去争取。困难 和忧伤,要用自己的坚强和努力去克服。乐观主义,在逆境中更要保持。还是《国 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 福,全靠我们自己。” 节俭,劳作,当然都是好事。不过,父母亲,尤其是父亲,有时节省得太过分, 有的方式也使人不能接受,因而免不了时常发生分歧和争论。比如,剩饭要吃,我 们是赞成的,但如果稀饭馊了爸爸还要喝,我们就坚决反对。不过他却说:“有什 么关系?烧开了,细菌就杀死了,我肚子好,吃了没事!”碰到这种事儿,我们就 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气得干瞪眼。还比如说,想让菜呀苗呀长得好,我们没有意 见,但让我们自攒“农家肥”,我们就坚决不从。再和谐的生活也会有磨擦,再平 静的水面也会有涟漪。唉,没办法! 江西的春天,不是阴,就是雨,一点儿不像北方那样阳光灿烂。不过,春天一 到,在冬季里萧索寂寥的步校校园,一下子便活跃了起来。那无休无止的春雨,点 点滴滴,淅淅沥沥,滴到叶上,润到土地。墨绿色的冬青树上,顿时发出一层鲜嫩 嫩的小叶子。红土地里萎黄的枯草上,也迅速地冒出苒苒新绿。那坡上,那丘上, 平时没人注意的山桃树,刚才发出骨朵,不知何时,一下子便绽开了花瓣。那粉粉 的、红红的、艳艳的山桃花,一团团,一片片,烂漫无际,如云如霞,在绵绵细雨 中开放得那样的兴高采烈,那样的无拘无束。噢,还有栀子花,雪白的花尖儿已从 深绿色的护蕾中探出头来,马上就要尽情开放。细细的雨水珠,长时间地沾在发出 清香的白如润玉的花瓣上面,不肯滴下,显露出了无限的依恋。 南国的春天,就这样地来了。 春天来了,一家人团聚已经三个月了。其中之喜,其中之乐,可想而知。在此 期间,江西省革委会曾经示意,孩子们是否呆得时间太长了,我们全然不予理会。 不过,相聚欢乐,终有别时。 3 月来了,北方的春天也将来临。春耕春种在即,插队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所 在的公社大队。飞飞也要走了。妈妈和奶奶为飞飞收拾行装,破旧的棉衣棉裤也已 经全都洗好补好。走的那天,飞飞一身干净,腰上又系上了来时的那条草绳,在农 村晒得黑黑的颜色已经褪去,脸上露出健康的红润,浓浓的眉毛在眉心连成了一条, 嘴唇上方长出隐隐一片短短的胡子。告别了父母家人,飞飞转身走了,步子又大又 踏实。 儿子,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但父母亲,依然离情难却。妈妈自然是控制不住, 早已眼泪涟涟。而父亲的伤怀,却是内在的。他还是那样无言,还是坚持去工厂劳 动,却在劳动时突感不适,脸色苍白,满额沁出了冷汗。妈妈闻讯,赶忙和工人们 一起扶他坐下。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