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二十一、不变中的变数 妈妈知道父亲一定是犯了低血糖的老毛病,她问旁边的工人,有没有白糖,说 喝一点糖水就会好的。女工程红杏赶快回到在厂区的家中冲了一杯糖水拿来。父亲 喝了后,略感好转。工厂内没有汽车,陶排长找了一辆拖拉机,自己开着,把父母 亲送回步校,并将父亲扶送上楼躺下休息。 我们把窗帘拉上,让父亲静静地休息。我们都知道,父亲这次犯病,完全是因 为儿子走的原因。在父亲的心中,家庭、亲人、孩子,是他最珍贵的,也是他现在 所惟一拥有的。儿子远行,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他虽口中不说,却不能不思,不能 不想,不能不忧。 飞飞走后不久,我也要回陕北去了。我真不愿意走呀。一个人走,要走那么远 的路,回到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的生产队里。干农活,吃黑糜子馍吃杂面吃糠,这 些,我都不在乎,我所担忧的,只是他们三个老人。我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孤独地 禁锢在这个步校的小院子里。我们一走,留给他们的,就只有离情,只有期盼,只 有无尽的挂念。走在陕北高原绵延不绝的黄土塬上,我心所思,我心所想,就是一 个念头,时间快快地过,快快地过,到了秋天,收了庄稼,就赶快回家,像空中的 飞鸟一样,插上翅膀,飞回家。 二十二、庐山会议风波 父亲身在远离北京的羁旅生活之中,于世事本就寡闻,对发生在政治权力中心 的纷争更是全然不知。 时间飞逝,转眼间到了1970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四个年 头了。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今年,应该是这场“大革命”运动“收获”的时候了。 他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想修改宪法,想用这些方式将“文革”的“成果”固定下 来。 但政治的发展,出乎预料地扭转了方向。 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70年,不但发生了新的政治斗争,而且这场斗争, 恰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给已经被大动乱搞得乌烟瘴气的政坛,一刀子捅开了一个大 大的窟窿。 事情的起由,是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改变国家 的领导结构,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分析毛泽东的用意,是他在总结“教训”后, 为防止再次发生“大权旁落”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而林彪,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 并且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一眼便看透了,林彪之所以提出这个建 议,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数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他说 :“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还引古喻今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 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在毛泽东反反复复讲得如此明确之后,林彪及其党羽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要设国家主 席。从春天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日渐明显。 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实际上在此问题下掩盖着许多 的心思和矛盾。 很多人在当时曾大惑不解,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的时候,林彪 怎么会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怎么敢逆毛泽东的意愿而动?林彪已经是党章上明确 规定的接班人,为什么还要费劲去争当国家主席?其实,说穿了也好明白。一、到 了此时,林彪认为,党章上已确定他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自己的地位问题是保了 险的,有力量来争一争了。二、国家主席这一头衔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力,这是党 的副主席的地位所代替不了的。林彪的党羽也想让林彪出任此职。林妻叶群就曾说 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三、林彪的党羽觉得林身体不好, 怕他活不过毛泽东。特别是林妻叶群,竭力怂恿林彪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再进一步。 四、四届人大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的机会。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之间,自“文 革”以来一直就是有分有合,而越到后来就越是分多合少,并相互龈龉、争权夺利。 此次人大如能确立林彪为国家主席,就会为林集团带来与江集团角斗的重要分量。 以上几点,对于林彪及其党羽,的确事关重大。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因为 如此,在设国家主席一职的问题上,林彪及其党羽才敢于违毛泽东之愿,一意孤行。 1970年8 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庐山,一个风景秀美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发生过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多事之 地。在这里,林彪曾大肆恶意附和,整过他人。他并不知道,庐山,对于他来说, 同样是一个不祥之地。 一上庐山,矛盾就爆发了。 开始,是林彪抛出一个讲话,暗藏要设国家主席之意。林彪的党羽随之四处鼓 噪游说,宣传他们的主张。接着,就是江青等人出面,到毛泽东处告状,“反映” 林彪集团的异常动向。最后,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 林彪的党羽受到严厉批评,阴谋宣告失败。 9 月6 日,这个风云激变的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毛泽东最后发表了令与会 者振聋发聩的讲话,用他那特有的、尖锐却不失潇洒的言辞,批判了林彪及其党羽 的闹剧。 在这次全会上,一些林彪集团的干将受到了批判,纷纷被迫做了检查。最惨的 当属“半路出家”的陈伯达。此前不久,他刚刚改换门庭归附林彪,刚想借这次全 会有所表示,就落得个受到批判又受到审查的地步。 这次风云跌宕的会议,以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结果结束了。毛泽东虽然在会上 没有点林彪的名,但他极其敏锐地看清楚了,这是一场新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 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这场斗争的双方,是毛泽东,和他新选定的接班人———林彪。 会后,在发起揭发批判陈伯达的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 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多次尖锐地点名批评林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地对林彪本 人加以批评。 在这场斗争所涉及的几方中,林彪集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损兵折将, 伤了元气。其旗下几大干将纷纷被点名,被批判,被迫检讨,或被打倒。经此一战, 林彪集团不但势力大减,而且已经感到,未来的斗争可能会更加险恶。 对于毛泽东来说,庐山会议上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错误”, 而是林彪集团野心的真实大暴露。毛泽东感到愤怒,感到失望,更感到问题的严重。 因为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用来保障他的路线继续进行的重要政治砝码, 也是衡量他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成就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志。林彪竟敢利令智昏 地与他分庭抗礼,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向着这样冷酷的方向 发展,不能不使已年过76岁的毛泽东受到精神上的打击。 在这场斗争中,获益最大的是江青及其同伙。会前,林彪、江青两大集团间为 争夺权力,已明争暗斗不断。会上,江青集团告了林彪集团的状,算是“立了功”。 会后,在林彪集团的权力被削弱的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趁机得到了扩张。 林彪的地位出了问题,林彪紧张,江青高兴,毛泽东忧心。 这不是说书,也不是演义,这是动乱时期中国政坛的真实。 会开完了,下了庐山,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毛泽东一方面对林彪集团及其控制的部 门和地方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措施,以削弱其势力;一方 面,毛泽东于1971年8 月至9 月巡游各地,不断与人谈话,指出斗争的严重性。 林彪集团作恶多端,众人声讨,已成瓮中之鳖,单等就擒。林彪急了,林集团 中其他的人也急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策划谋害毛泽东未成,事情败露,林彪最终 走上了不归之路。 1971年9 月13日,林彪在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的怂恿下,仓皇出逃,在山海 关机场强行起飞,乘机向北飞行,企图逃往苏联。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鬼使 神差地,飞机未达目的,就在蒙古境内坠毁。漠漠的荒原沙丘,成了林彪这个十恶 不赦之徒的暴尸之地。要知道,在“文革”中,在林彪上升的路途上,多少人为其 所冤,多少人为其所害,多少人被关、被押、被打、被酷刑折磨、被迫害致残、被 迫害致死。林彪集团所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就曾以最残酷最暴虐而恶名昭 著。林彪及其走卒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此等千古罪人,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 的最终下场,实乃苍天有眼! 二十三、不安定的“平静日子” 1970年到1971年这两年中,政治舞台上跌宕起伏,突发事件目不暇接,真个是 热闹非凡。但在江西南昌城外望城岗步校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却照旧平常而又 “安静”地过着他们的被监管生活。 南昌,是中国有名的大火炉,这里的夏天,真热呀! 太阳毒毒地照在天上,温度计上的指示,不时地蹿升到摄氏40度。太阳地里热, 树荫底下也热。外面热,无风时屋子里更热,热得让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在南方 呆惯了的人可能好多了,但久居北方的人,乍一到此,实在太不习惯了。可是,再 不习惯,日子也还得过呀。在家还好,没人看见,就背心裤衩吧,少穿点。但每日 去工厂,总还得长裤长衣吧,本来就热,一劳动一做工就更热。父亲做钳工,每锉 一下就要出一身汗,几下之后衣衫就为汗水浸透。母亲看他大汗淋漓的样子,劝他 锉一会儿坐下来休息一下。父亲说:“不是不坐。一坐下来,我就站不起来了。” 毕竟是66岁的人了呀。 每次从工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用凉水痛痛快快地擦个澡。所谓凉水,也不 是真的凉,跟手的温度所差无几。晚上睡觉,草席热,换篾席,篾席还热,就在席 子上擦上水,再在地上洒上水,感觉上就会凉快点儿。半夜热醒了,就再擦个澡, 再洒点水。最讨厌的是天一热,小山丘又高,自来水就上不了楼。父亲在家中算是 壮劳力,从楼下往楼上提水的重活儿自然由他来干。有的时候,自来水连小山丘都 上不来了。楼里没水,就得到院子外面去担水,父母亲是不能随便外出的,担水的 “重任”只好由战士小贺承担了。 小贺个子不高,却挺能干活。他满头大汗,一根扁担挑着两个铁皮桶,不但把 水担进屋,还帮着担上楼,倒在澡盆里存起来。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奶奶请他吃 碗醪糟,他不吃。请他喝口水,他也不喝。他总是用手把脸上的汗一擦,憨厚地笑 着,一边摇头一边拎起空桶就走。小贺是个老老实实厚厚道道的孩子,在两年的时 间里,忙里闲里,帮了不少的忙。 生活就是这样,有乐就有苦,有苦也就必有乐。只要你能努力适应生活,生活 就会给你以回报。 在院子里,春天种下的各种瓜菜,早已长高长大。由于人勤肥足,苗长得壮, 结瓜结果便又早又好。茄子吊在枝上,一个个又胖又大紫得发亮。西红柿半掩在油 绿的叶子下,由绿变黄,再由黄变红,红得透明,红得让人心醉。辣椒朝天,叶子 尖尖,果实也尖尖。蚕豆绿油油的,摘下一颗,剥开软皮,露出豆瓣,一粒一粒水 水灵灵肥肥嫩嫩。豌豆荚子鼓囊囊的,捏一下,掰开来,碧绿的圆豆像珠子一样滚 落出来。那些豇豆长得最快,一条一条长卷弯曲,没摘几根就盈把满握。小葱、蒜 苗,掐了又长,长了又掐,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后院几根竹竿搭成搭子,架 上爬满了藤藤蔓蔓,一个个丝瓜苦瓜在头顶上吊着,一天天长长长大,长大长长。 丝瓜的皮绷得亮亮的,绿色纹线曲曲弯弯清楚可见。苦瓜疙疙瘩瘩,长不平整,却 越长越白。 在这个院子里,楼房灰灰的,土地红红的,梧桐树绿绿的,房前房后都是菜。 菜呀果呀,春天长得旺,夏天也不蔫,全凭的是三位老人经营得好。这下子可好了, 家里不但不用买菜,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还使得院子里一派生机盎然,看了就让 人喜上眉梢,心情舒畅。 盛暑的时候,大姐邓林告假成功,回了一次江西的家。 邓林从小身体不好,是父母亲最担心的。这次团聚,父母亲自然要详细地询问 她在宣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邓林告诉父母,她和学校的同学们是在一个部队里 “接受再教育”,虽然毕业领工资了,但却不算正式分配。别的大学的学生都分配 了,惟独艺术院校“特殊”。什么美术学院呀,音乐学院呀,都还得进行“再教育”。 谁让江青“同志”这么“关心”文艺界呢。邓林和同学们在一个造纸厂干了半年的 活儿,以后就是纯粹地“修理地球”了。种水稻,拔豆子,什么活儿都干过。干活 儿不怕,再苦再累也能坚持下来。最难过的是由军队管着,政治气氛太浓,精神上 时刻处于高压之中。有一次邓林的手表忘在干活的农田里了,她借了个自行车一个 人骑了40多里路去取表。也是太凑巧了,恰恰在这个时间里,发生了一起“反革命” 事件,就是发现一张林彪的像被人扎破了一个洞。学生连里首要的怀疑对象就是邓 林,结果平白无故地把她“审查”了好一阵子。还有一次是北京的中央美院来“外 调”,说有人揭发邓林给人画了一张中南海的地图。画中南海的地图,就是泄露重 要机密,可是重大“罪行”呀。为此,邓林也反反复复地给“审”了个半天。不过, 没有的事情就是没有,“审”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为了这些说 来就来的政治“审查”,邓林心情郁闷,精神上也总是承受着压力,不知掉了多少 眼泪。她羡慕在农村的弟弟妹妹。在农村,生活虽然苦,但精神是自由的。她羡慕 弟妹们,更想念弟妹们,就把一个月46元的工资,除生活所用外,全都买些棉鞋、 罐头什么的,给弟妹们寄去。她想回家到江西探亲,请了很久的假,连里却一直不 准。 现在可好了,回家了,没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审查”了,又能自由自在地和父 母亲人在一起,想起来就像在做梦一样。学生连给的假期短,在家里呆不了多少时 间,邓林想多尽点女儿的孝心,尽量地帮三位老人多出点力,多干点活儿。转眼间 走的时候到了,心里头真不愿意呀。一直拖呀拖呀,拖到最后一天,不能不走了, 邓林只好拿起背包,与三位老人洒泪而别。 女儿走了,又只剩下了三位老人。好在这个酷热的夏天,就快要过去了。 到了9 月,秋风虽还未起,暑气已不再盛。 不经意之间,房前四棵桂花树,一下子开满了金黄色的桂花。花儿开得真多, 绿叶之间,枝梢之上,全为一片金色覆盖。桂花美,桂花更香。这香,香得醉人, 香得悠远。这香,轻轻飘去,数里之外皆可闻之。奶奶和妈妈在树下铺上塑料布, 抖动树枝,桂花朵朵纷纷而落。她们把花收好,再用白糖腌在瓶子里,做成桂花香 料,等孩子们回来时,好给他们做最好吃的桂花糖馅儿包子。 前面所提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政治风波,父亲并不知道。1970 年9 月份,从新闻中听见召开了全会,他便于9 月13日给汪东兴写信,对全会的召 开做个表态,并请汪东兴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汪东兴将此信呈报毛泽东阅。毛泽 东看了,还批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阅。 来江西快一年了,父亲一直用这种方式保持和中央的联系。虽然他并不能确定 毛泽东本人是否能够看到这些信,也不能确定这些信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他 仍旧坚持不辍。 在写上封信的同日,他还给汪东兴写了另一封信。 第一封信是谈政治的,第二封信,是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他的家人的事情。 在父亲心中,家庭仅次于政治,十分重要。 他在信中写道:“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 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住宅和去工 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 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在盛暑, 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内,还种了点菜蔬。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 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 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 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30元,伙食25元外有五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 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 的时候,我们夫妇仍然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几个孩子,都 在农村劳动,一在山西忻县,一在陕北富县,一在汉中宁强县。” 父亲在信中,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父亲的个性,一向只重 大事,而现在,却不厌其烦地写家庭生活琐事。他是以此一边向中央通报情况,一 边留了一份心思:保持沟通,如果家中一旦有事发生,好找中央帮助解决。 父亲要用写信的方式保持和中央的联系,但又保持了节制和分寸。一般来讲,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信。但在上述信发出仅一个月后, 10月17日,他又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那是因为,他们刚刚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 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 这个消息,对于三位老人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 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等等,都使他们惶惑 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父亲写道:“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 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 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 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 我六十七岁了。卓琳虽只五十五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 近低压又由一百上升到一百一十六,高压一百八十几),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 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 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 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 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焦虑的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三 位老人无力照看,儿子惟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这样万般无奈的境 地,父亲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信送走后,三位老人别无他法,只有每日焦急地等待回音。总算是苍天不负人。 不久,上面通知,送邓朴方来江西的决定暂时作罢。父母亲三人,至此方才大大地 松了一口气。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秋天又来临了。秋天,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季节。秋收 完了以后,农闲时节到来,插队的学生们像候鸟一样张开翅膀,纷纷返回家园。我 和弟弟飞飞也分别回到了江西的家里。 1971年的新年到来了,那是一家人欢乐团聚的时刻。一家人高高兴兴的,人世 间的一切烦恼全都置之脑后。 新年过后不到一个月,又过春节。这时,二姐邓楠也从陕西汉中请假回家。步 校的小楼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人家都说,三个姑娘一 台戏。我们家两个姑娘嗓门都大,又说又笑,足顶人家三个。子不教,父之过。女 不教,母之错。我们这些女儿们,像这样一高兴就得意放肆、吵吵嚷嚷,实乃母亲 从小教训不严和迁就纵容之过。父亲呢,有名的耳背。对于这般吵闹,他是听见了 高兴,听不见也高兴。 从1967年被赶出中南海之后,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人在一起团聚———除邓林和 朴方两人外,全家人都沉浸在团圆和年节的喜庆之中。 邓楠在汉中和一个她的同班同学结了婚。她先被分到一个大深山中的生产队里 劳动。那个地方出了门就是大山,田地也少。老百姓真穷啊,连每年发的布票都卖 了,换点儿钱,用来买盐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不过,越是穷的地方,老百姓对邓 楠也就越好。那里的老乡,一年才养得起一头猪,一年也就杀这一头猪。杀一头猪, 半头上交国家,半头留给自己,一家人要吃整整一年。要想吃顿肉,可不是个容易 的事。但是,山里头的人,就是实诚,不管哪家吃肉,都会叫上邓楠。平时干活, 也都特别照顾。老乡在田里收稻子,就让邓楠到场上看秤,干最轻的活儿。他们才 不管什么“走资派”、什么“可教子女”。在那里,邓楠体验了最朴实的人间真情。 相比起在北京那种“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这里的生活过得可真 是轻松。只是有一次到大山里去砍柴,山高路滑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柴,一不小心摔 了一跤,差一点点就跌下万丈深渊,一命呜呼。 汉中大深山里乡亲们的心地淳厚让人感动,而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又着实地让 人心里不能平静。新中国建立至今已20多年了,老百姓还是这样吃不饱穿不暖。共 产党人流血牺牲打下江山,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春节来临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聚在桌旁,有说有笑地吃年夜饭。看到儿女们 一切都还平安,老人们甚觉安慰。父亲一高兴,多加了一杯酒,在灯光的照射下, 脸上红红的。 二十四、朴方的遭遇 正当我们一家人在江西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时,一场不幸,在遥远的北京发生 了。 1 月27日,是1971年的农历春节。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当人 们都在忙着准备辞旧迎新之时,罪恶之手又伸向了不幸的人。 有那么一些人,看到朴方安安稳稳在三○一住院治疗心里就不高兴。他们总想 在朴方身上做些文章,最起码也要把他赶出三○一去。前一段,他们要把朴方从三 ○一医院弄出来送江西,因父亲写信给中央而没有得逞。元旦一过,他们就又动手 了。 对于这些阴谋企图,朴方当然不知。新年过后,医生刚刚给他照过一个片子, 说脊髓半通,正在研究如何治疗。他完全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又要降临。 1 月21日,离过年也就还有一个星期了。医院的病人们都在忙着,有的接待提 着大包小包前来探望的亲人,有的则收拾东西准备出院过年。这一天,吃过午饭, 病人们各自回房,准备休息。朴方住的病房里,突然来了几个北大的人。他们态度 严厉,生硬地对朴方说:“组织上决定让你换一个地方疗养。”对这一“通知”, 朴方感到非常突然。从内心来讲,他当然不愿意离开三○一医院。但来人说得清清 楚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而且根本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朴 方面无表情地说:“同意。”接着简单地问:“什么时候走?”来人的回答则更简 单:“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从人来到现在,也就不过几分钟,却要“现在就走”!朴方不再言 语,连到什么地方去都不再问了。问有什么用呢?到了这种地步,他的命运,只能 任人摆布。来三○一医院时,他没带任何东西,离开三○一医院,也没有任何东西 可收拾。没东西可收拾,就马上走。朴方任人抬出病房,任人抬上车子,没有再说 一句话。 车子从北京西郊的三○一医院出来,走了很长的时间,拐进了一个大院子。车 子停下后,北大的人把朴方抬下来,再七手八脚地抬进一间屋里,了事之后一刻都 不多留,赶紧走了。 这里是北京市社会救济院,坐落在京郊清河镇。那时候的北京,城市老旧,交 通也不方便。清河镇,对于当时的城里人来说,可真远啊。 社会救济院里,收容的都是残废军人、军烈属,还有无依无靠无人照顾的老年 人、残疾人和残废小孩。朴方住的,是一间很大的屋子。这个屋里,一共住着11名 残疾人。在寒冷的十冬腊月里,屋里生了两个炉子,以供取暖。这个屋里能走能行 动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一位79岁的老头儿,他的耳朵半聋,主要帮助大家生火炉、 打饭、送收尿布。另一个是一个弱智的“傻孩子”,也能够帮助不能行动的人做些 事情。屋里其他不能动的病人,基本就靠这一老一少两人照顾。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