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夏日的暑气消散了,步校小楼中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从容有序。因为哥哥在家, 老人们忙不过来,就把我从陕北农村叫回来帮忙。对于我来说,能回家,比什么都 好。回家后,首要任务就是帮三老干活儿。在农村,我学会了擀面条,技术还相当 高。一根长长的擀杖,一大块面,能擀得又圆又大又薄,好像一大块布似的。擀好 后把面一层层叠好,再一刀一刀地切好,下锅一煮,就是道地的陕北手擀面。奶奶 是南方人,原来只会做四川饭,现在虽然学会了发面蒸馒头,但却不会擀面条。凭 着在陕北学来的手艺,我可算在家人们面前露了一手。不过,三位老人不甘落后, 也学起了擀面条。他们不但学,而且学得还挺快。尤其是爸爸,练到后来,手艺竟 然一点儿不比我差了。 我回来后,给哥哥翻身之类的事情也由我来“担当”,还帮着干点儿其他的活 儿。不过,我也是粗心大意,帮着干活儿的时候也会捅点“娄子”闯点祸。哥哥因 为瘫痪下肢萎缩,腿脚总是冰凉。妈妈细心,天冷的时候每晚拿个热水袋放在他的 脚下,帮他暖着。自打我承担这一任务后,可就糟了。一天,我不小心,把灌好开 水的热水袋挨着哥哥的脚边儿放了。第二天早上一看,惨了,热水袋把哥哥的脚给 烫了一大片。请医生来看了,说是二度烫伤,而且下肢瘫痪的人烫伤了特别不容易 长好。放热水袋时,我根本没想到哥哥的脚是没有感觉的,真是悔之莫及。挨了妈 妈、奶奶的骂倒没什么,哥哥的脚却用了整整三个月,才算长好。 朴方在家里整日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每日只有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 大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还特会动手,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 儿。看着他27岁的大好年华,一身的学问和技能,却只有瘫痪在床终日闲居,父亲 心有所思。一天,在工厂,父亲问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排 长很奇怪,老邓在厂里干活,一般只是来时和大家招呼一下,然后就拿着锉刀全心 全意一丝不苟地在钳工台上锉东西,从来不多言语。今天老邓主动提问,一定有什 么事情,不过这个小厂里的确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父亲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 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陶排长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 要干什么呀?”父亲告诉陶排长,他的儿子朴方在家里闲着,朴方会做一些机电和 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干就好了。陶排长听后明白了,和老邓相处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已很有感情,他真想能够帮上这个忙,但苦于厂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 父亲还不甘心,又问陶排长:“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 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老邓这样为 儿子操心,令陶排长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老邓:“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 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 音机呀!” 听此话后,父亲不再言语。不是因为没有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 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 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和他的同志们曾经为祖国建设殚精竭 虑,曾经看到过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胜利渡过三年自然灾害难关,曾经走遍祖国大地 与干部群众共谋强国富民之路,经历了多少的曲折和迂回,好不容易赢得了一个发 展经济的较为稳定的局面,竟被这一场“文革”大运动弄成这个样子。父亲现在已 被打倒,不再负有任何领导的责任。他谪居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僻远之地,听不见、 看不着、也不知道政坛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凭据着这些仅可看见、仅可听到和仅 可知道的情况,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他已可以分析到,目前的中国,动乱仍未停 止,政治情况仍旧相当复杂,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人民群众的生活仍然艰难困苦。 对于父亲这样一个老共产党员来说,不论在职也罢,不在职也罢,他都会时时刻刻 地惦念着国家,惦念着人民,惦念着党。如果说,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曾感到 惶惑惊心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惊心,已经变成了忧心。而今天,在听到这个 普通工人的坦诚话语之后,他所感到的,则是痛心。 南方的暑热还未退尽,北方的政坛上出现了爆炸性的事件。1971年9 月13日, 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 江西步校的小楼是闭塞的。不过,再闭塞的环境也挡不住消息的传入。 朴方懂得技术,平时又总爱摆弄电器和装修收音机,父母亲怕他一个人躺在那 里闷,就把家里一个最好的收音机给他,让他听广播解闷儿,朴方一看,这个收音 机是有短波的,就调调试试,每天收听短波电台,有的时候,还能收到一些外国电 台的播音。老年人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三位老人使用了两年,都不知道什么长波 短波,朴方一下子就全弄明白了。“九·一三”后的一天,从短波的一个外国电台 中,朴方突然收听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在蒙古坠毁。以后接连几天的 消息都在推测,说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朴方当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 亲,父亲没有说什么。到了“十一”国庆节,国家照常地进行庆祝活动,却取消了 从建国以来每年国庆都有的游行。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新闻中, 特别是在关于国庆节的报道中,没有了林彪,这是极其异常的。哥哥对我说,可能 林彪出事啦。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语。 林彪自爆身亡,应该说是“文革”以来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发五天 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0天后,扩大传达到地、 师一级。10月6 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 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11月6 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 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 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他们走后,我一会儿到哥哥的屋子里,一会儿到奶奶的厨房 里,心神不安地打着转转,等着他们听传达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 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 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100 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80多人十分郑重地 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 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 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 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 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 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 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 件回到家里。 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我迎上前去想问。妈妈一把 拉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厨房,在我的手心用手写:“林彪死了!”在“文革” 中,为了防止“隔墙有耳”,我们经常这样用在手心写字的方法“说话”。当我看 清这几个字时,一下子好像全身的热血一齐冲到头上。因怕有人听,当时也不敢多 问。我快步走到哥哥屋里,关上门,悄声把消息告诉了他。我看见哥哥浑身绷着劲,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回来后,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 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 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 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 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 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 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 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 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 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 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 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 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是的,他的确是情不自禁的。“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 种信函。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 的通用语言,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 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而今天,罪恶滔天的林彪,终于死无葬身之地,令人 何其痛快。对于中央的决定,他由衷地拥护,信中所写,均是发自内心。多少年不 能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 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 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 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 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 “文革”中邓小平之所以被打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林彪。但在同时,毛 泽东坚持保留了邓的党籍,这其中又不可能不隐含着政治因素。在这样复杂险恶的 政治环境中,邓小平本人,则无论处境怎样恶劣,都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 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保持人格、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和气 节的前提下,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作自我批评,就是为了保留这政治上的最后防线。 当然,在逆境中,他不可能做任何无谓的幻想,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 作为一个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共产党员,看到政治混乱,看到恶人当权,看 到社会动荡,看到人民受难,他怎能不耿耿于怀,怎能够无动于衷!在被批斗中, 在羁押中,他没有放弃希望,也没有停止思索。林彪倒台以前,他的目的明确,就 是保留政治上的最后防线。现在,林彪自爆了,他的目的就更加明确了。他要利用 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在这历尽坎坷的5 年之中,对于中国 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作过很多的思考,心中已经沉淀下足够的准备。如果有这 么一天,能够复出,他就要以自己的赤诚之心,要以在几十年革命风浪中所取得的 经验和智慧,挽狂澜于既倒,报效他所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 此时,以丰富的政治经验,父亲清醒地认识到,林彪虽死,中国的政坛仍然不 会平静。老干部要想复出,阻力依然很大,如果不去争取,机会就会瞬间即逝。林 彪自爆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安排和人事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机, 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时机。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除了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他要向毛泽东汇报 他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 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 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 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 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此后,他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 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 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 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记得刚来江西时,对“专案组”人员,父亲曾说过:“我还会出来工作。”两 年后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深信,在这样一个时 候,毛泽东是会对这一要求进行考虑的。 父亲这个人,首先是个政治家,因此,政治问题和大的问题,在他心中,永远 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长,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亲情,也 永远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在他给毛泽东的、谈有关他政治生命的大事的信中, 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家人。 父亲在这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及自己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 孩子们。他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 (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3 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 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 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3 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 分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 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 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 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看到此处,一股暖意在我胸中涌流。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 位爱我们的,一位在他自己都十分困难的时刻还在为我们操心的,一位值得我们骄 傲的父亲。 在2 月份的时候,父亲因大儿子来江西的事给汪东兴写信后,上面曾交待他不 要再写信了。但这次,他不但又写了信,而且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为了以后和中央 的联系,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 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11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 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