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二十五、皇天不负有心人(续昨) 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 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父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当时父亲 并不知道他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地看到了这 封信。 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其实并 不知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 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 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 东兴来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 一下。” 二十六、峰回路转 林彪自爆事件,不啻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当惊世界殊” 的大事。 事情的爆发,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件足以令万众额手称庆的大快人 心之事。但是,这个事件,也用极其冷酷的方式,为“文革”这场运动,写下了一 个大大的问号。 毛泽东为保障他的革命路线的不断进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而树立林彪为 接班人,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选择接班人的失败,不仅关系到看错了人 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于“文革”以来整个路线、方针、政策及措施如何评价的问 题。林彪自爆后,虽然众口一词都说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 利,但毛泽东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林彪叛逃 后,主席就大病一场。所以林彪叛逃对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有一次,我们 听见主席又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民谚,心里就难受。我们 安慰主席,主席反而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 要死的,不死是屁话。‘“ 毛泽东对于他所追寻的革命理想,对于他所制定的革命路线,对于他所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不但自己坚信不疑,也绝对不容他人置疑。但是,林彪事件的爆 发,使得他不得不对一些具体措施重新审视,特别是对于一些以前他认为既要革命、 就必得矫枉过正的“文革”中的过激做法,加以更正。 林彪覆亡后,首先,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交由周恩来主持。10月3 日,毛 泽东决定撤销原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 剑英主持工作。 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务院(包括外交)方 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军队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 总理参加”:“文革”运动方面,由江青集团全力“担当”。 林彪覆亡前,中国政坛上的主要阵营,分为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勾结是他们 之间的事,角斗也是他们之间的事。林彪覆亡后,政治分野变化,基本格局为:一 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方则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 势力。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熟读中国古籍 史典,通晓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的全部历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那些活跃在历 史舞台上的各类事件和人物,无不在他脑海里投下鲜明的印象。帝王将相之仁政与 霸道、文人墨客之浪漫与高傲、义士侠客之叛经逆道,还有那些中国历史和文化中 所涵盖的智慧、哲理、思维方式,也无不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纵观毛 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的信仰,是现代的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的情怀, 是浪漫洒脱诗情画意;他的思路,是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他的行为,是我行我素浪 漫不羁;他的战略,是沉着挥洒无往不胜;他的政治,则既有执着又有霸气。青年 时代的他,是挥斥方遒豪情满怀的革命者;盛年时代的他,是指点江山气势宏大的 战略决胜者;而老年时代的他,在追求理想的自信与急切中,越来越浓重地添加上 了偏执的阴影。 他先选刘少奇,后选林彪,相继的失败,使他难于再相信任何一个个人,也再 不会把权力相对集中地赋予任何一个个人。如果说,以前他也曾注意过在他以下的 权力的分散与平衡的话,那么,到了此时,他就更为介意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 互制约。为使国家机器继续运行,他用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 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毛泽东从来信奉对立的统一,在他 的晚年,在驾驭政治问题上,他更把这一信条用于实践。对立统一作为一个哲学法 则是对的,但如果用在政治上和人事上作为相互制衡的手段,则就要另当别论了。 这是一种险着,如果运用不当,不但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甚至还会是很危险 的。此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不管在人事上怎样安排,总之,毛泽东是对于“文革”以来发生的事情 进行了审视,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文革”初期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有所认 识,在一些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进行纠 正和调整。 在纠正一些极左过激做法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逐步地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 大批干部,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首先,毛泽东为被批判为所谓“二月逆流”的高级干部平反。1971年11月14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 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 (力)、关(锋)、戚(本禹)。”后来他又多次作出批示,要求纠正对陈云、罗 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对于这些曾和他一起生死与共、共同战斗、 共同开创新中国历史纪元的老同志,他真诚地做出了自我批评,多次公开讲到,处 理有错,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并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 点自我批评。”对于此时已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他也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 错了,我要负责呢!” 在毛泽东做出自我批评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立刻抓住时机,从全局 上尽其可能地、尽快地推动干部的解放工作。周恩来的努力,使一大批干部解除了 被羁押、被看管、被迫害、被强制劳改的状况,有的还获得了平反和恢复了工作。 “文革”以来那种极其混乱的随意打倒、随意批判的局面终于遏制住了,大批干部 的政治生命获得了重生,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文革”以来那一派肃杀严酷的政 治气氛,终于得到缓解。冬天虽然寒冷,但一阵暖流开始流动在人们的心间。人们 那紧锁了多年的眉头,开始舒展。 1972年,就在这股涌动着的暖流中开始了。 在林彪覆亡之后,在大批解放干部之时,毛泽东一定想到了邓小平。1967年, 在“文革”闹腾得最厉害时,他就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 那么,此时,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更为现实。 1972年1 月6 日,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在京病逝。 1 月10日,一个时值三九却并不寒冷的冬日,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 毅追悼会。陈毅曾因所谓“二月逆流”被批判,愤懑忧郁之中患了癌症,不治病逝。 他的辞世,使人们多年积蓄在心中的抑郁迸发了出来,一片控制不住的悲伤弥漫在 追悼会场。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在长长的大衣里面, 毛泽东仅身着一袭睡衣,花白了的须髯垂在颔下。他走到从井冈山时期就与他在一 起的老战友、老部下的遗像前,郑重三鞠躬,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对陈毅的 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 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 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 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 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1 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 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 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这些关于邓小平的消息,虽然已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但在江西极其闭塞的环境 里,我们家的人对这些并不知晓。不过,从我们日益宽松的生活上,可以嗅到一些 让人感觉得到的积极气氛。 1972年的元旦,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 李井泉的三个子女:在望、大蓉和二蓉。他们是从江西老干部刘俊秀那里打听到邓 伯伯的住处的。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全家异常高兴。要知道,他们可是我们这个步 校小楼中的第一批外来的客人啊。李井泉叔叔家和我们家的关系相当好,我们这些 孩子们也是一起长大的,从小就是好朋友。“文革”以后,我们两家只是相互听说 一些对方的不幸遭遇,但多年没有见面了。李家三个兄妹告诉我们,他们的爸爸李 井泉“文革”初期被打倒后,在四川常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仅万人以上的批斗会 就有一百多次,后来被送到北京,至今仍关押在卫戍区监狱。他们的妈妈萧里阿姨 因不堪虐待,“文革”初期被迫害身亡。家中几个孩子,老二在“文革”初期贴了 一张“炮轰……”的大字报,表达了对毛泽东极左做法的不满,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最小的老八也被关在北京一个叫“少管所”的地方。其他几个孩子,现在大都在 江西临川老家插队或在工厂工作。听着他们的述说,大家都神色黯然,深感伤怀。 父母亲听到老同志家中的不幸,一定感触良多。他们尽可能地把家里好吃的东 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 鸡蛋吃。李家的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住了五天后,回临川去了。临走前,妈妈一再地 对他们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后来,李家的几个孩子三三两两的,来 过我们这个步校的家好几次。特别是他们家的小八华川,年龄最小,被关了几年才 放出来,最让人心痛。他来的时候,妈妈拿他当自己的孩子,走时还怕他生活没有 着落,硬塞给他一些钱。李家的孩子没有了家,但我们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虽然周恩来已开始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虽然我们家的政治处境已经随之而有 所改善,但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干部,还在忍受着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 二十七、江南春来早 1972年,家里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还是在前一年,也就是1971年下半年,我还在陕北的黄土塬上的时候。著名老 将军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正好分配在离我们村子五里地的公 社卫生院当医生。她的小名叫胖胖,我从小就叫她胖胖姐姐。在陕北这个遥远的穷 乡僻壤,竟然会遇到北京的熟人,真是令人高兴。我常常抽空走到公社,找她去玩 儿。有一天,我们聊着天,聊着我们在北京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胖胖突然说: “哎,我认识一个人,叫贺平,一定跟你合得来。我要介绍你们认识!”她也是个 说干就干的干脆人,在回北京的时候,还真的去找人,并且生拉硬扯地让我们通上 了信。 贺平的父亲贺彪早年是洪湖赤卫队的队员,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解放后任 中央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又挨批判又挨斗争,此时已下 放到江西卫生部“五七”干校住“牛棚”进行劳动改造。贺平本人是哈尔滨军事工 程学院的学生,“文革”中莫名其妙地被诬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成员, 被手铐脚镣地抓进监狱关了一年零四个月。审查了半天,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 据”就放了出来,现在分配在湖南沅江一个军垦农场劳动。 吕胖胖人太热情,把我们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生生地给拉在了一起。不然,一 个在陕北农村插队,一个在湖南农场劳动,怎么可能相互认识呢?可能是因为遭遇 相似吧,几次通信之后,我们就感到有很多共同语言。不久,贺平准备到江西永修 探望在“干校”里劳改的父亲,要路经南昌。我将此情况如实地“报告”了父母亲。 我那个妈呀,平时就老是觉得他们的“问题”影响了我们子女,总怕我们找不到对 象,正在担心着呢。一听说贺平要来我们家,立即乐得什么似的。 2 月的一天,我到南昌火车站去接贺平。通了两个月的信,只见过照片,相互 还未谋面呢。我是近视眼,还是贺平先认出我来。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么高 的个儿!我带他坐着公共汽车回到步校的家中。要知道,这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 自己都还没想什么呢,可是我的爹呀、妈呀、奶奶呀,三位老人却好像进入了“紧 急状态”似的,一下子忙了起来。妈妈一来就问东问西的,俨然一副相女婿的样子。 奶奶把锅敲得叮当响,做了好多饭菜,把一个小方餐桌摆得满满的。这么一个二十 六岁的大小伙子,又是从湖南军垦农场来的,一定是饿坏了。奶奶做得多,他也就 吃得多,一点儿都没客气。那么多的饭呀菜呀竟然一扫而光,最后把一桌子的碗和 盘子全都堆着摞在了他的面前。我们四川人请客,就喜欢人家能吃。奶奶一边收拾 碗筷,一边乐得喜上眉梢。 下午,妈妈和奶奶在种丝瓜,贺平就去帮忙。他个子高,又会干活儿,三下两 下,就把个丝瓜架子搭好了。奶奶说:“还是高个子有用哟!”晚上大家坐在楼上, 贺平把各种听来的、看来的消息,什么林彪倒台的“内幕”消息呀,什么老干部解 放的情况呀,全都一一告诉了三位老人。他们男孩子,到处能跑,见的人又多,消 息比我们可灵通多了。我们最爱听的,是林彪倒台的经过,最关心的,则是解放老 干部的消息。 贺平这个人,是个大实在人,初来乍到就一点儿也不认生,见了三位老人也这 么亲,一下子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住了两天,他离开我们这里,去永修卫生部 “干校”看望他的父母。临走前,他把给他父亲带的一条云烟(当时挺不容易买到 的)一分为二地掰开,给我的父亲留下了一半。 把贺平送走后,我回到家,只见三位老人,一人搬一个小竹板凳,坐在厨房后 面小院儿的丝瓜架旁边,正在说着什么。看见我回来,妈妈叫我也过去,好像还挺 正式的。爸爸一脸高兴的样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看样子, 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