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二十七、江南春来早(续昨) 父亲这个人,干什么都那么认真。定个儿女的亲事,竟也好像当年决定国家大 事一样的正式。当然啦,父母亲最高兴的,就是儿女们的幸福。 林彪覆亡后,他在江西的走卒程世清也倒台了。新上任的省委领导是老干部白 栋材和黄知真。黄知真来步校探望了邓小平,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 生活的通知。父亲虽没被开除党籍,但却一直被监管被软禁,人身自由都没有。直 到这时,才算名副其实地恢复了作为一个党员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实质 性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政治生命的恢复。父亲和母亲非常高兴,在和黄知真谈 话时,发自内心的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4 月初,江西省革委会通知我们,将安排飞飞进江西理工科大学上学,安排我 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这真是一件让我们全家人感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是孩子能 够上大学,父母亲心头的一个大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更重要的,说明父亲前一年11 月8 日给毛泽东写的信,毛泽东不但收到了,而且还回应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这 说明,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 在这种形势的鼓励下,4 月2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毛毛 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 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 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 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 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段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 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 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 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 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得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 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 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 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 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 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 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妈妈,也 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 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 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 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 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 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 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 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谈完家人的事后,在上述信的结尾,父亲写道:“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 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 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 这是父亲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经过这么多年的沉默、观察和等待 之后,父亲现在的目的是明确的,尽一切可能,争取回到北京,争取出来工作。 我的小姑姑邓先群9 月要生孩子,她写信来江西,问奶奶能不能去她工作的天 津帮她带带孩子。我们一家人讨论后,认为奶奶应该去。特别是父母亲,认为这几 年里,从中南海到方壶斋,再从方壶斋到江西,奶奶不是一人担负起照顾孩子们的 重担,就是与他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实在太辛苦了。应该让奶奶换个环境,散散 心,休息一下。父母亲让我送奶奶去天津。准备好后,我和奶奶于4 月25日从南昌 起程去天津。奶奶是个闲不住的人,刚一到天津,就又开始忙着帮姑姑做事儿。不 过,姑姑和姑父两人本来就是要尽孝心,接奶奶来散心的,当然不会让奶奶累着。 劳累了这么多年,奶奶总算能过一段“享福”的日子了。 把奶奶送到天津后,我回江西路过北京。还是那个热心的吕胖胖,说要带我去 见王震。王震,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王胡子!“文革”中造反派 斗他,他毫不示弱,和造反派对吵抗争。“九大”以后他又帮助好多老干部传话递 信,古道热肠,名声在外。许多“黑帮”们及他们的子弟们为了看病,为了回京, 都找他帮忙。胡子叔叔见了我,热情地问我父亲的情况,并让我住在他的家里。他 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 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他让我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家里。 从胡子叔叔家出来,正好是“五一”节。此时的北方,春意已浓。走到天安门, 看着宽阔的广场上蓝天白云,红旗飘扬,让人心情豁然开朗。六年了,整整六年了。 六年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北京这样美好过,从来没有觉得天安门广场这样让人 心旷神怡过。 赶回江西后,我将胡子叔叔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抽着烟,没有说话。但我看 得出,他的内心,是激动的。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可在1972年,对于我们家来说,好事确是 太多了,真可形容为“纷至沓来”。父亲总爱说一句四川土话:“运气来了,门板 都挡不住”。难道,我们的劫难真的到头儿了,“运气”真的来了?你看,1 月份, 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2 月份,父亲恢复了组织生活;4 月份,我和飞 飞得知可以上大学;而在6 月份,我们又接到通知,父母亲的工资开始照发了。 原来,汪东兴在收到邓小平4 月22日的信后,于5 月30日批道:“邓小平同志 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 报周恩来批示。 6 月27日,周恩来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 可让其来京施手术,此事可问杨德中同志如何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口头指示 中办将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张闻天、乌兰夫和他们的妻子的工资自5 月份起 开始照发。 工资照发了,生活的拮据状况可以改变了。但大家都明白,这绝不单单是个钱 的问题。在“文革”中,工资一照发,就基本上说明政治“问题”解决了。这其中 的意味,实在太重要了。 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 宽裕了,母亲请工厂的负责人罗朋帮忙,找一个人来家里帮助干点儿杂活和照顾朴 方。罗朋帮助找了一个叫缪发香的工人家属,缪阿姨来了以后,分担了一些父母亲 身上的担子,特别是在照顾朴方方面,减轻了父母亲许多重负。 从北京来时,朴方带来一个手摇的轮椅。回家后,由于父母亲的悉心照顾,他 的身体不再那样病弱,体力也有所增强,在旁人的帮助下,可以每日坐到轮椅上, 把轮椅摇到屋子外面,到院子里转一转。能够坐起来,能够到外面来,多好啊。在 院子里,可以看见墙里墙外的绿树,可以看见地里种的各式各样的瓜菜,可以看见 一群大鸡小鸡跟在老人们的脚步后面咕咕地叫,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可以看见风儿 吹过梧桐树梢时那树枝和阔叶的摇曳,还可以对着太阳,把全身上下爽爽快快地晒 个透。还是家里好啊。回想起来,北大、校医院、积水潭医院、三○一医院、社会 救济院,真像是一场长长的噩梦。 6 月10日,在天津七机部七院工作的小姑父栗前明要到江西出差。他先去四川 成都,到二姑姑邓先芙和二姑父张仲仁那里,向他们通报了奶奶在天津的情况。听 说前明要去江西看大哥大嫂,二姑姑说她也想去。毕竟许多年没见了,虽然不断地 有通信往来,但大哥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二姑姑两口子和前明商量好, 前明先去,如果能见到大哥,马上发个电报来,说“同意”。如果见不到大哥,就 说“不同意”。三个人好像做地下工作似的,把“暗号”都商量好了。二姑姑把自 己保存了多年的四瓶成都大曲酒找了出来,要前明给大哥带去。她一边把酒绑好, 一边不放心地对前明说:“大哥就是爱喝口酒。你可要好好提着啊。”前明是个典 型的憨厚老实人,他按照二姑姑的话,小心翼翼地提着这四瓶酒,从四川坐船,6 月23日才来到江西。 前明来了,我们全家高兴极了。小姑姑邓先群刚解放时才十几岁,跟着奶奶到 我们家后,一直在大嫂的“领导”下长大,先是和邓林一起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学, 后来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再后来毕业分配并和同学栗前明结了婚。从小到大 这一切,都是大嫂一手操办的。所以,她跟大哥大嫂的关系特别的亲。小姑姑等于 在我们家长大的,和我们几个姐妹从小就是玩在一块、闹在一块,没大没小的。结 了婚后,前明受到小姑姑的“牵连”,也让我们给闹得没大没小的。 前明来江西,好多年没见了,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母亲责怪地说:“先群 写信说你要来,可好久又没消息。我们以为你掉到长江里去了呢。”父亲也十分高 兴,他只说了一句:“前明来了。”就赶紧给前明倒水喝。奶奶不在,家里“掌勺” 的是父亲。前明来了,父亲就去厨房,说:“前明爱吃饺子,包点饺子。”说着就 拿盆舀面。前明看见大哥为他做饭,赶紧帮着和面。在自己家里,都是让小姑姑 “宠的”,前明从来没有做过饭,这下要帮大哥,却笨手笨脚地把面和稀了。父亲 看着前明弄得一手的稀面,一副不可开交的样子,就说:“不会弄!掺点干面不就 行了。一点都不聪明。”说着就忙着去烧火。前明一边往面盆里掺干面,一边看着 大哥大嫂。在大热天里,大哥穿着一件破了几个大洞的老头汗衫,虽然满头大汗, 但却熟练地烧火做饭。大嫂则跑前跑后,又是帮着在高温闷热的灶前拿扇子煽火, 又是切菜烧水,忙个不停。前明看着看着,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在南昌公干两日, 前明就要回天津了。临走前,他依依不舍地跟大哥大嫂道别,反复地说:“你们别 太累着了。先群生完孩子,就让她和奶奶一起来江西。让她来帮你们一些忙。” 前明走前告诉我们二姑姑先芙也想来,还特地告诉我他们约定的“暗号”。爸 爸叫我马上去给二姑姑发电报,说:“不要说什么同意,就写速来。”二姑姑接到 电报,看到“速来”二字,和先前约好的“暗号”不一样呀,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情。她马上让二姑父去买火车票,还买了两大包苹果、蛋糕、四川牛肉干什么的, 带上就走。坐了两天火车,7 月3 日就到了南昌。 二姑姑也是在妈妈的“领导”下长大的,她的工作安排,她的婚事,都是由大 嫂安排的。她的两个孩子,生下来后都是放在我们家,由奶奶和妈妈帮着带大的。 直到“文革”爆发,1967年2 月,家里的情况越来越坏,妈妈才让我把两个幼小的 弟妹送回四川。六年没见了,二姑姑多想大哥大嫂啊。 我到南昌火车站去接二姑姑。几年没见,我长大长胖了,二姑姑一下子都没认 出我来。我在农村锻炼过,有的是劲儿,把二姑姑带来的两个沉甸甸的大包包提起 就走,二姑姑在后面赶都赶不上我。快到家的时候,我在我们住的小楼后面的山坡 上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早就等在那里了,听见我的喊声,就赶忙在楼上的窗口问 :“来了没有?”进家门后,二姑姑一眼就看见了大哥大嫂。大嫂穿着奶奶做的又 大又侉的衣服,裤子老长老长的。大哥穿着个松松大大的汗衫,站在楼门口。一家 人都在那里等着,个个笑得那么高兴,好像“迎接外宾”似的那么“隆重”。 二姑姑来了,全家又是一阵兴奋。二姑姑特会干家务活,她要帮父亲做饭,父 亲不让。要知道,现在做饭可是父亲一个人的“专利”呀。父亲给二姑姑又做红烧 肉,又做狮子头,还做了牛肉加西红柿的“意大利”面条。妈妈说:“知道你要来, 我们端午节发的二十个皮蛋都给你留着呢。上次你让前明带来的酒,大哥也舍不得 喝,看,还有两瓶没动呢。”爸爸说:“先芙,我们这里有肉吃哟。”二姑姑看着 厨房里锅是锅、勺是勺,连擦桌、擦碗的抹布都分得好好的,一根一根挂得整整齐 齐。二老不让她做饭,她只好帮助洗碗和干些别的。早上,父母亲要去工厂,6 点 钟他们就把早饭做好,吃完走时,还叮嘱我们,不要叫二姑姑,她一路累了,让她 多睡会儿。二姑姑来了,妈妈可有了说话的人。她们两个人一天就是凑在一起,有 那么多的话,说也说不完。六年了呀,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说。二姑姑把他们在 四川的情况和她知道的外面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妈妈。妈妈也把这几年的经历一 一诉说。父母亲每天到楼后边去摘丝瓜苦瓜,做来给二姑姑解暑。妈妈拿出她和奶 奶做的糖腌桂花,和二姑姑一起包桂花汤圆。 住了十一天,父亲对二姑姑说,这里太热了,你早点去天津看奶奶吧。二姑姑 来一趟挺不容易的,临走前,我们找出家里的一个旧照相机,想大家一起照张相。 父亲正穿着一件破汗衫,在楼梯边上的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个盛米的盆子,正准备 淘米做饭。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