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二十七、江南春来早 我对他说:“二姑姑要走了,咱们照张相吧。”爸爸平生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 就是照相,他说:“衣服都没换照什么相。”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楼拿了件外 衣来,硬是给父亲穿上拖着他到院子里来。父母亲,二姑姑,还有我和飞飞,一起 照了相。由于技术不好,这些相片照得灰灰的,但是,就是现在拿出来看,心中仍 会有说不出的眷恋。这是“文革”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照相啊,而且还是在江西, 在他的羁旅之地,和他的家人们一起照的相。看着这些照片,就回想起那时的生活。 人的一生,有这样一番经历,是值得追念和回味的。 10月初,我们接到通知,中办同意朴方回北京,到三○一医院住院治疗。我们 全家实在是太高兴了。特别是妈妈,她多盼望儿子能够得到治疗啊,或许还有好转 的可能呢。10月7 日,江西省革委会派了两个人,加上我一个,送朴方回北京治病。 这次回北京,可不像我从陕北回来时那样坐大板儿硬座,而是货真价实的软卧包厢。 四个人一间,还有铺的盖的,可真够舒服的。 我们在江西的生活环境的确是宽松得多了。不仅是生活上的宽松,更是精神上 的宽松。六年之中,那根一直紧绷在心头的弦,已不再那样地揪心。虽然奶奶去天 津小姑姑家了,做饭的“重任”落在了爸爸身上,但朴方已去北京治病,家务活儿 毕竟少了许多。加上我和飞飞两个壮劳力都回来了,父母亲身心都很愉快。这时, 工厂的领导和工人们也可以到步校我们的家中来坐坐。罗朋、陶排长、程红杏几个 比较熟的人都来过。程红杏来时还一起帮忙包粽子,和妈妈有说有笑的。 回想一下“文革”六年以来,我们何曾有过这样的舒心,何曾有过这样的放松! 难道真的是峰回路转,绝处逢生了吗? 二十八、对极左做法的纠正 林彪自爆后,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的 工作,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周恩来的做法,在开始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六年多以来,人人闹“革命”,个个去造反,全国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 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发出了一系列通知,进行各项调整工作,其中包括调整部 分企业工人工资。周恩来提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管理,恢复和健全被破坏 的各项规章制度。国务院还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 的若干措施。经过整顿,各级企业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经毛泽东批准,我 国决定恢复对大型成套技术设备的进口。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旋即 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周恩来主持的整顿工 作艰难而又阻力重重,但经过艰苦努力,当年,国民经济即有所恢复,工农业总产 值比上年增长了4 .5 %。 在致力于调整经济的同时,周恩来顶着阻力,大力纠正“文革”以来被严重破 坏和扭曲了的党的干部政策。4 月,由周恩来亲自指示、修改和审定,《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文革”中老干部和 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迫害,以及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严重情况,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 强调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 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周恩来的努力安排下,1972年,朱德、陈云、李 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 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监 禁,或得以住院治疗。这些党的高级干部的“解放”,带动了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高 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与此同时,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不治 而死的事情,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督促安排近五百名副 部长以上的老同志检查了身体。他还支持叶剑英,使军队中一百多位将军“解放” 出来,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务。不少老同志从外地“五七干校”回京体检,并借此 机会而获得了“解放”。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老干部纷纷从监狱出来,从“干校” 出来,从“牛棚”出来,很多人恢复了工作。 这些整顿和纠正“左”的错误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传遍全国,温暖了千万 人的心。“文革”爆发以来,那样的疯狂,那样的触目惊心,不管愿意不愿意,人 人卷入其中,人人不得幸免。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苦难磨砺和大起大落的 跌宕波折后,人们已经开始醒悟。如果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还茫然不知所 措的话,六年后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开始进行思考,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已 经开始发出疑问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林彪自爆,真个是老天有眼。恰恰在这个时 候,毛泽东有所自悟,实可谓苍生有幸。恰恰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更是 深得民望深得民心。那些回到北京的老干部们,还没有分配工作,还没有检查身体, 就赶紧走大街串小巷,寻访他们的老战友、老同事。他们想找找,他们想看看,看 看谁还活着,看看谁回来了。战友重逢,不胜欣然。然而风雨六载,也实在不堪回 首。他们相互询问,相互倾诉,谈论着各种“消息”,谈论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大批老干部陆续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还在江西。虽然他的处境已发生了根 本性好转,但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关于他的进一步的消息。这时,因为我们这些孩 子的对外联系面比以前宽了一些,南昌步校小楼的消息也不再那样闭塞,许许多多 鼓舞人心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对于这样一个形势,父亲做出了清晰的分析。此时, 他的目的更加明确。他要争取回北京,他要争取复出。 1972年8 月1 日,父亲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和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 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报告的传达。 在这次听传达后,父亲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两日之后,即8 月3 日,此信 经江西省革委会送出。 在这封信中,父亲用大量的篇幅和真切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 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进行揭发、批判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 父亲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在信的最后,他明确地提出了工作 的要求。他写道:“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 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 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 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 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父亲知道,毛泽东是要看他的表态的,其中既包括对于林彪的批判的态度,也 包括对于他自己的“错误”的态度。信送出后,父亲相信,毛泽东会看到的。但他 没有想到,毛很快地便看到了这封信,而且很快地作出了批示。 毛泽东在1972年8 月14日的批示上写道:“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 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 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 《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 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 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 现在再说一遍。” 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 员。 对于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批示。虽然在批示中并未提出要 重新起用邓小平,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甚至可以说,在一定 程度上,他是在为邓说话。可以认为,到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真地在考虑重新起 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但是,“文革”发展到此,事态已经演变得非常复杂,到了相当失控的程度。 也就是说,连毛泽东这样可以“指点江山”的伟人,也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想要怎 么办就能够怎么办了。 毛泽东此时想要重新起用邓小平,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第一,邓小平是全国 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犯了“错误”、被打倒的。要重新 用邓,就必须要对邓的“错误”有个交待。第二,林彪倒台后,以江青为代表的中 央文革一伙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的复出,他们坚决反对, 形成了强劲的阻力。而此时,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已成为继续进行“文革”的惟一的 支撑力量,在运动方面,毛泽东对他们是倚重的。他们的反对,毛泽东也不能不有 所顾忌。第三,对于像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起用,既有有利的方面,又 有危险的一面。说透了,就是这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是否会翻“文革” 的案。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对于起用邓小平,采用了一种先“造声势”, 继续观察的方式。 林彪虽然倒台了,但中国的政坛仍不宁静。在继续进行“文革”的道路上,仍 旧充满了激流和险滩。 毛泽东对“文革”中的一些过激和过左的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容许周 恩来在一定范围内做出调整。但是,周恩来所进行的纠“左”和对“无政府主义” 混乱局面的批判,却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伙的极大不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 “文革”大员,公开诬蔑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是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并与周 恩来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错误地站在了中央文革这边。毛泽 东的表态,从根本上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批极左再次成为禁区。 对于毛泽东来说,吸取教训,纠正一些过激的做法是可以的。但是,他绝对不 会容许任何人否定他所坚持奉行的那条极左路线。这是毛泽东在其最后的政治生涯 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的最后的“原则”和立场。毛泽东的立场不变,“文化大革命” 的使命就没有结束。这场政治大闹剧、大悲剧的道路,还没走完呢。 北京政治舞台上的风云跌宕起伏、瞬息万变。在江西的邓小平的处境,在总的 大形势下,进一步地宽松好转。 父母亲的境况的确是大大好转了。江西省委内恢复了工作的老同志黄知真不但 亲自来看我的父母亲,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更多的关照。由于步校经常没水,洗 澡困难,省里安排我们一家人每周去省委招待所洗澡。在我的父母亲的要求下,经 请示,批准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和他的妻子来江西,帮助我们料理一些家务。 他们来后,父母亲家务劳动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虽然朴方已去北京治病,但家里一点儿也不寂寞。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到 现在还没有给学生分配工作,于是学生们便开始“造反”,全都跑回家了。邓林也 就从宣化回到江西,在家里等待分配。自“文革”以来,她们艺术院校“造反”也 厉害,管得也严,难得这样在家里住着优哉游哉。 邓楠也回来了。她这次回家可了不得,是准备生孩子。要知道,她肚子里的, 可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孙儿呀。邓楠俨然一副大功臣的样子,挺着个大肚子,在家里 转悠来、转悠去,什么活儿也不用干,还尽吃好的。妈妈专门为她生孩子“坐月子” 做准备,养了十几只鸡。不过,我认为,她也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以前妈妈说过她 苗条,现在可就“面目全非”喽。肚子大当然不足为奇,但整个人也都变得胖乎乎 的了。活像个大圆桶。她还借口为了孩子,使劲儿地吃。不过,她吃饭也的确是香。 看着她吃得这么香,爸爸就打心眼里高兴,妈妈则忧心忡忡地说:“也不能太胖了, 将来不好恢复。”为了不让邓楠长得太胖,也为了将来孩子容易出生,大家逼着邓 楠运动。父亲每天在院子里散步,命令邓楠跟着他一起走。一开始,迫于无奈,邓 楠还腆着个大肚子跟着走。但没走几圈,她就不干了,嚷嚷着说“爸爸走得太快了, 跟不上”,便逃之夭夭了。对于这样一个女儿,父母亲也还真的没招儿。 我和飞飞已在南昌上大学。我们那一批是江西的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当时全国 的大专院校刚刚恢复招生,学生不是从中学考进来的,而是从工厂、农村和各单位 “推荐选拔”上来的。大部分学生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一些从工厂、农 村来的学生,学习更加困难。这种小学文化水平的“大学生”,也是“文革”的一 种特殊产物。这样低的文化水平怎么学大学课程呢,只好先补文化课。文化高的地 区,补习文化课一般用半年时间,但江西的学生文化水平太低,用了整整八个月来 补习文化课。文化课的内容,不过是原来初中的数、理、化。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一,飞飞虽然只上了初二,但在这六年中,他已经自 学到大学一二年级的理工科水平。我们虽然在农村插队,但一直都在不间断地利用 时间自己学习。在我们家中,父母亲特别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和教育,不但要求每一 个孩子都要学习好,要上大学,而且要求考上好的大学。父母亲从小教育我们的这 一想法,成为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学生生活所追求的明确目标。“文革”开始以后, 哥哥姐姐们好歹都是大学毕业,就是我和飞飞没上过大学,这成了父母亲的一块心 病。所以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 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 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 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 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 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 不可能上大学。这下好了,我们两个人上了大学,总算是了却了父母亲一个大心愿。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