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三十一、再见了,步校(续昨) 二姑父张仲仁本来就能干活儿,这下子可是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成了家里的 主要劳动力。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解放”,可在家里,他还是老样子,有什么活 儿干什么活儿。妈妈和奶奶是总指挥,两个老太太很有点“指挥千军”的大将风范, 把一家人支使得虽然有点团团转,却忙而不乱。其他的东西都好收拾,可我们养的 鸡还有十只,怎么办呢?还是奶奶聪明,她指挥大家把鸡杀了,全都做成自制卤鸡, 带上火车,还可以美餐一顿呢。 要走了,要离开江西了,要离开步校了,要离开相处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 修造厂的工人们了。父亲叫母亲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母亲买了些糖 果和点心,分别去陶端缙、程红杏、缪发香等工人家,看望和道别。 听说老邓和老卓要回北京了,工人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三年之中与老邓、老 卓朝夕相处,感情很深,又实在舍不得他们走。老卓来时,陶排长没有在家,第二 天一早,他带着厂里的几个工人赶到步校小楼,无论如何他们要送送老邓和老卓啊。 看见门前有一辆大卡车,工人们说:“不好,他们可能就要走了。”说着赶紧进到 院子里。老邓、老卓听说工人们来了,立即张罗着让他们到楼上坐,还让人从已经 装好的车上取下一些点心、糖果和水果,热情地招待大家。陶排长在这三年当中, 和老邓、老卓接触最多,他有点激动地说:“老邓,听说你要走了,我们几个工人 来为你送行。”老邓也充满感情地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厂里三年多了,麻烦了 大家。现在要回北京去,我叫卓琳昨天下午去看望大家,表示我的意思。”陶排长 和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老邓、老卓,你们回北京后,有机会来江西,一定要来 厂里看看啊!”老邓、老卓连连地说:“会的,会的。厂里的工人、干部都很好, 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走的时候到了,工人们恋恋不舍地回去了。三年多的时间,虽不算长,但这却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三年。可以说,正是这些最不善言辞、最朴实的工人,给予了老 邓和老卓以心灵上的温暖和生活上的支持。这一份和工人们的感情,是不能用任何 言辞加以形容的。 1973年2 月19日,父母亲率领全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们,告别了步校,告 别了居住了三年的小楼,从南昌出发,坐汽车到鹰潭。次日上午十一点多,乘上从 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火车在上饶站特别临时停车几分钟。上饶地委的同 志们上车看望了即将回京的邓小平,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为他送行。火车喷吐着巨团 蒸汽,汽笛长鸣,徐徐启动了。江西省送行的人,很快地在视野之中消失。江西那 浓墨着色的崇山峻岭,那连绵起伏的红土丘陵,那昂然东去的滔滔江水,也都在视 野之中消失。 随着火车的颠簸,进入了浙江地界。我们一家十口人,受到列车上工作人员的 热情招待,吃饭时还给上了当时极为少见的茅台酒。我们家的人并不知道,铁道部 的专运局长和公安局长都上了这列火车,亲自负责安排和安全。我们家坐的这节软 卧上原先还有其他几个乘客,到杭州他们下车后,这节车厢没再上人,实际成了一 节专车。 火车一路向北,穿过富饶的江浙大地,穿过广袤的沿海地区。迎面而来的,已 不再是南方那和煦的暖流,而是北方那种早春天气里的、让人依然颤栗的飒飒寒风。 三十二、复出工作 1973年2 月22日,一列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一号站台。几辆中办派来的汽车依 次排列在站台上。我和贺平两人是来接站的。远远地,看见一列火车缓缓驶来,越 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们兴奋极了。火车终于在站台边停稳。从车上,父亲首先下 来,微笑着和来接他的人一一握手。接着,便是我们那一大家子的人,一个接一个 地从火车上下来。老老少少、拖儿带女、嗦嗦地忙了大半天,一家人才安顿停 当,坐上了汽车。 汽车开出北京站,行驶在长安街上。从车窗里,又看到天安门了,又看到中南 海的新华门了。旗杆上鲜艳的红旗在寒风中飘啊飘的,让人见之心仪。回到北京了。 这不是梦中,而是真真实实的现实。 车子驶向北京西郊马神庙附近的一个叫花园村的地方,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 院子里中间一条车道,从南向北,两边各三栋灰色的两层楼房。这里的房子全是新 盖的,据说是为“文革”中一些新上来的“领导”准备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东边最后一栋楼。进了楼才知道,这一栋楼分成两边,每一边 可以安排住一家。房子是新的,宽宽敞敞的,我们看着满意极了。比起江西的小楼, 这个房子显得挺高级、挺洋气的。全家人一到,就赶紧搬行李,收拾东西,又是一 阵忙。 当晚,中办主任汪东兴来了,看望了父亲。父亲向他表示,感谢他几年以来的 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邓小平回北京了。消息很快传开。一些老同志相继来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 大家相见,又是叙旧,又是问好,而更多的,则是讲述“文革”中各自的遭遇,痛 斥林彪集团的罪恶行径。从“文革”爆发至今,不过六年多的时间,可每一个人所 经历的事情,却是太多、也太不堪回首了。真有点几年不见,恍如隔世的感觉。 父亲惦念着他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家人。回京不久,他就让母亲去看望了罗荣桓 元帅的夫人林月琴。父亲和罗荣桓元帅相知很深,母亲和林月琴妈妈也是好朋友。 罗帅已于60年代过世,“文革”中林妈妈曾被林彪集团诬为“寡妇集团”的首要分 子受到迫害。幸而目前灾难已过,看到他们一家人都还安好,父母亲感到甚为宽慰。 父母亲去看望了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李富春和蔡畅在20年代起,就和父亲一起在法 国勤工俭学,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从事革命工作,父亲一直视他们为大哥大 姐,感情上特别亲密。几年不见,大哥大姐都已垂垂老矣。“文革”中李富春被诬 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已多年索居,现在更是重病在身。蔡大姐的眼睛也近失 明,所幸身体还好。大家都是历尽艰辛,能够重见,已是欣喜了。父母亲还特地到 三○一医院,看望了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从战争年代到建设年代,父亲和陈老总 的个人关系一直非常好,工作关系也非常密切,“文革”前又住在一起,是前后院 的邻居。“文革”中,陈老总因与林彪和中央文革造反势力斗争而被诬为“二月逆 流”,受到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已于1971年患癌症逝世。他的夫人张茜此时也因 心情郁闷而身患癌症。在医院里,张茜阿姨病容清癯,但仍然性情耿介。听着她愤 怒地控诉林彪的罪行,听着她讲述“文革”的遭遇,好像陈老总的音容笑貌就在眼 前,令人备感伤怀。陈老总惟一的小女儿姗姗,当时正侍奉在母亲的病榻边。父亲 看着这个刚刚失去了父亲,马上又要失去母亲的女儿,很是心疼。他对张茜说: “看着姗姗从小长大,从今天开始,我收了一个女儿。”这是他当时惟一能为老战 友尽的一份心意。 当我们一家人回到北京,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的时候,在中南海里,周恩来总理 已确诊身患癌症。 经历了六年多的“文革”运动,到了此时,周恩来已是心力交瘁。他一面主持 着党政军的全面工作,终日操劳,一面要不断地与中央文革势力进行斗争。“文革” 中间,大部分干部已被打倒,大大小小,繁复纷杂的工作,全靠他在支撑。国家离 不开他,毛泽东也离不开他。可是,偏偏此时,他的病情加重,大量便血,需要施 行手术。总理需要做手术、需要病休,可国家怎么办啊,工作怎么办啊!周恩来心 里急呀,他急于加快解放大批干部的工作,一次就让中组部提出了一个解放三百多 人的名单。他急于要让他的老战友邓小平尽快复出,他知道,邓小平复出,将会发 挥很大的作用,并完全可以顶替他的工作。如今,邓小平已经回京,他要想办法, 尽快履行让邓出来工作的正式手续。 1973年2 月下旬至3 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 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 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 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邓小平复出, 是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文革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 3 月10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 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 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周恩来并告毛泽东 :小平同志已回北京。当日,毛泽东即批复:“同意”。周恩来在毛泽东批示后, 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 内容提出意见。 3 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 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实现了让邓小平复出的愿望,周恩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毛泽东批示的当天, 也就是3 月10日,他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提出中央日常工作交 由叶剑英主持。 父亲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对于中央的这一系列直接关系到他政治命运的重大 事件,却不知道。虽然他以政治的敏感预感到他复出的时间已迫近,但绝对没有料 到事情的发展这样迅速。在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他工作的前一天,即3 月9 日,他 还在为孩子的事给汪东兴写信,说他的大女儿邓林已在北京冶金研究所(即有色金 属研究院)找到爱人,请汪东兴帮助将她分配到北京工作。汪东兴第二天就收到了 信,并进行了批示。 关于他复出的中央通知发出后,汪东兴向邓小平作了通报,遵周恩来嘱将有关 文件送邓小平阅。事情进展得这样快,既出乎预料,又令人高兴。 不久,受周恩来的委托,他的夫人邓颖超到花园村来看望邓小平夫妇。邓颖超 和父亲同岁,比父亲大几个月,所以父母亲称她大姐。这个大姐,与一般人称的 “大姐”意义又有不同。父亲清楚地记得,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地下党 活动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和他在一起。他们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一起冒着生命危 险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他们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曾经住在楼上楼下。周恩 来和邓颖超亲眼目睹了二十四岁的邓小平的第一次恋爱,亲自为他和张锡媛操办了 婚礼。他们曾看着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幸福地工作和生活,也曾为张锡媛的难产 而死和邓小平的悲痛而伤怀。在那个时候,他们叫邓小平为小弟弟。周恩来是当之 无愧的前辈和兄长,邓颖超更为同姓的大姐。生死相知几十年,一晃又是近七年不 见了。这次大姐来,本应是高兴的事,但不幸的是,大姐是受周恩来委托,来告诉 邓小平夫妇他本人的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这时,父亲才知道,周恩来患病,并且 患的是癌症这种恶性重病。相见时那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3 月28日晚十点,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江青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 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也是他近七年来,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从这天 以后,他们的见面次数很多很多。他将要和周恩来一起,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 经历许许多多政治上的惊涛骇浪。 3 月2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那个著名的书房中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 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自从1966年9 月之后,时隔七年多,邓小平再次见 到毛泽东。见了毛泽东后,邓小平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毛泽东提出, 政治局当场作出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 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这次会后,邓 小平正式恢复了在国务院担任的副总理的工作。 50年代设立中央一线、二线,让邓小平作为实际上的接班人之一,是毛泽东作 出的决定。“文革”开始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打倒邓小 平却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是毛泽东的决定。让邓小平复出重新起用,也是毛泽东 作出的决定。这次见到邓小平,毛泽东是高兴的。其实,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 存有一分赏识,或者说留意。在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决定后,首先,毛泽东对邓小 平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同时,可以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心中确实 是寄予了一份厚望。从以后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毛泽东确曾 给予了相当的重托和有力的支持。从此以后,在周恩来住院期间,许多外宾来访, 都是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进行陪同。在以后的三年中,不论是谈工作还是陪见外宾, 邓小平多次出入毛泽东的这间书房,直到再一次被打倒。 4 月9 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 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 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 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 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 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 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 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 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 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待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 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要 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 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的身上。 近七年的时光过去了,天地间发生了多少的变化,每个人又都经历了多少的沧 桑,真是说也说不完。党和政府还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着去做,这也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谈完的。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夜幕降临。共进晚餐时,他们还在交 谈。玉泉山新绿层染的丛林寂静了,清澈滢碧的湖水波澜不起,鱼儿也潜入了水底, 四周万籁无声,仿佛刻意地不去打扰这久已向往的、推心置腹的和重要的谈话。 1973年4 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周恩来总理抱病举行盛大宴会, 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参加宴会的人们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 眼熟的人。是邓小平!就是那个被打倒了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一些参 加此次宴会的外国记者特别敏感,宴席未散就纷纷抢先走出宴会厅。记者们直奔近 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第二天,港台及 世界上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之间, 邓小平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一家外国媒体, 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这次宴会上,人们看到的邓小平,是缄默的,但却是安然的。时势的变迁, 使他更加的深沉,更加的健康。在他身上,竟然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和苍老。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