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三十二、复出工作(续昨) 父亲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不过,此时的国务院,和“文革”以前的国 务院,已有天壤之别。 1965年,由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是这样的: 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 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 秘书长:周荣鑫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到了1973年,原国务院组成人员中,邓小平、贺龙、乌兰夫、谭震林、薄一波、 陆定一、罗瑞卿、陶铸共八人被打倒;陈毅被批判并于1971年病逝;柯庆施和谢富 治分别于“文革”前和1972年死了;林彪1971年自爆;陈云、李富春、聂荣臻被批 判,已实际不能工作;秘书长周荣鑫也已被打倒。 目前的国务院,只有总理周恩来,和一位副总理李先念在工作。这么大的一个 国家,这么困难的经济情况,这么混乱的社会秩序,又要“抓革命”,又要“促生 产”,工作的难度和强度是可想而知的。国务院的工作不只是经济工作,还有外交 及教、科、文、卫等等各项工作,真是千头万绪,抓不胜抓啊。在这种情况下,国 务院设立了一个生产领导小组,由余秋里和谷牧两人协助周恩来和李先念管理经济 工作。这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是,就是这样,周恩来还是要日理 万机,以至于累垮了身体,累得得了绝症。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国民经济经历了由增长到大幅度下降,再到初步回 升的反复过程。到了1969年,经过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的努力,好不容易扭转了动 乱以来工厂停工、生产下降和经济遭到全面破坏的状况,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 经济也有所回升。1970年和1971年,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 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在这一基础上,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又一次产生了急 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了职工人数、工资总 额、粮食销售和货币发行的“四个突破”。还是周恩来及时发现,并着力扭转了这 一情况所带来的种种困难。经过努力,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有所增长。 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的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却要暂告病假。国务院的工作, 特别是经济工作,将主要交由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人全力来抓。这个时候,虽然经过 周恩来的努力,经济有所恢复,但是,由“文革”运动造成的破坏实在太严重了, 真是积重难返。1972年经济虽有好转,但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三个突 破”还在继续发展。需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刚刚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像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如何工作,如何处理各 种人事关系,还需要有一个熟悉和辨别的过程。到任之后,他一头埋进工作,处事 上则较为低调。只有一件事是他格外关心的,那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疾病的治疗情况。 而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对于邓小平也格外地信任。受周恩来 的委托,邓颖超于6 月9 日上午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并和他们谈总理病情。 总理的病,看来的确不容乐观啊。听完邓大姐的介绍,大家的心情十分不好。作为 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责无旁贷,要助周恩来一臂之力,与之患难与共。 三十三、坚持“文革” 路线的党的十大 在1969年4 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有两 大“成果”,一个是通过修改党章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极左路线;一个是 通过人事变动确定了一大批“文革”势力人物的政治地位,特别是确定了林彪为毛 泽东的正式接班人。 毛泽东认为,在召开这样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基础上,“文革” 的伟大历史任务就可以光辉地结束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以后竟然会发生那么多出 人意料的事件;更没有想到,林彪会阴谋政变,最后自爆身亡。离“九大”召开不 过短短的四年,九届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已有七名成为林彪 反革命集团的首脑和骨干成员。政治局现在仅剩下十三个人,缺额达三分之一,难 以正常工作。同时,林彪自爆,造成了接班人位置的空缺,也使人们对于“九大” 乃至整个“文革”路线的正确性产生了质疑。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有 必要提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林彪事件带来的诸多“后遗症”。 为准备“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于1973年5 月20日至31日在京举行工作会议。 会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 ;决定从湖南调来的华国锋和上海调来的王洪文,与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 三人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等起草政治报告等 “十大”重要文件,由王洪文负责主持修改党章的工作。这次会议的一个积极成果 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十三名老干部。 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郑重地向与会 者强调,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 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经过三个月的仓促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 月24日至 28日在京召开。 会议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央 委员会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十大”政治报告。该报告承袭了 “九大”的错误,再一次不容置疑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的错误。会议 通过了新的党章。与“九大”党章相比,除了删掉了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外,基本 上继承了“九大”党章的内容。大会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与“九大”相比, “十大”的组织路线也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人 物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惟一让人庆幸的,是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被 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其中有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 李葆华、秦基伟、杨勇、王诤等。 8 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召开。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 党的主席:毛泽东; 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 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 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 康生、董必武。 分析以上名单,虽然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增加了一定数量 的老同志,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却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其中,上海大造 反派头头王洪文和阴谋家康生成为党的副主席,中央文革主要智囊张春桥成为中央 政治局常委。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 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阵营。 在这一次人事变动中,最为醒目的要算王洪文。王洪文原为上海一个工厂的保 卫干事,“文革”后,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迅速成为上海最大的造 反派“工总司”的大头目,曾经以一手制造了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上柴事件”、 打死打伤无数人而名噪一时。后来,王洪文像暴发户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 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林彪事件后,党的接班人问题再度突出。毛泽东此时的心情已经相当复杂。这 个接班人,选也不是,不选也不行。思来想去,毛泽东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选 一个年轻人进入最高领导层,但不确定为接班人。这样,可以一边使用一边进行观 察。毛泽东选定了王洪文。毛泽东认为,王洪文工、农、兵都当过,又是由“文革” 造就出来的,可以继承和坚持“文革”路线。继承和坚持“文革”路线这一点,对 于毛泽东来说尤其重要。毛泽东后来说过,他的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战胜了 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进了北京;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 东来说,“文革”是绝对不能否定的,这是一个关系到他本人一生的作为和历史功 绩评价的大问题。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忠于毛泽东和他的这条“革命” 路线。在毛泽东的这一考虑下,王洪文,这一个无才无德、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便 一跃进入了中央的最高领导层,而且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了扶 植这个“新科状元”,毛泽东特意安排,让王洪文在“十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 修改党章的报告。由此,这个“文革”起家的造反人物,一下子青云直上、沐猴而 冠了。 王洪文的发迹,为江青集团大大地增加了实力。可以说,至此,在党中央内部, 形成了一个由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所组成的“四人帮”集团。“十大” 之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 表示可以考虑。“十大”开过了,对林彪集团的处理已经完成了,党章修改了,人 事也定下来了,可毛泽东的心,仍不安定。林彪事件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也 可以说,由林彪事件所引发出来的事情太多了。首先,是接班人的问题。虽然提拔 了王洪文,但并没有正式冠以接班人的名义。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但对这个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究竟可以使用到什么程度,仍需认真观察。还有一个更 大的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林彪倒台,使这个问题上升到最为 重要的地位。 要坚持“文革”路线,就要坚持斗争,坚持批判,批判一切与毛泽东“左”倾 思想不符的所谓“右”倾思想。“十大”前后,在批判林彪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 批判两千年前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并由此又展开了一轮新的全国性的“批林批孔” 运动。中央文革一伙趁火打劫,借此掀起轩然大波。10月,江青在清华、北大发起 了教育界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纠正极左做法、解放老干部的春风刚刚吹 过,秋日批判的肃杀之气就直逼而来了。 父亲到国务院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日常工作,并开始介入有关的外事工作和会 见外宾。 1973年9 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的时候,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在 日本大使馆官邸举行纪念活动。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本次活动。 邓小平的出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当时在日本外交部任职的国广道彦也参 加了这一活动。他原以为,经过一番被打倒的经历,邓小平一定是一副很“累”的 倦容。没想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邓小平,神色很好,也很健康。邓还在纪念册上 签了名,小川大使视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至今保存着。 10月份,父亲到武钢视察工作。他十分关心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新近引进的一 米七轧钢机工程。看到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工人们高涨的工作热情,他兴奋地说: “好,又一个淮海战役。将来可以搞一千万吨钢。” 10月10日至14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父亲以副总理的身份陪同客人到桂 林参观访问。在送走外宾后,父亲专程到湖南,到韶山毛泽东旧居参观。 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委屈,但在父亲的心中,对于毛泽东,始 终是敬重的。这种敬重,不是那种浅薄的服从,不是那种盲目的崇拜,更不是那种 趋炎附势的附和。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他对毛泽东的认 识,也是有分析的和清醒的。30年代初期,父亲因与毛泽东观点一致而被错误路线 划为“毛派头子”。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毛泽东的指挥之下战斗,对 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衷心信服。建设时期他受到毛泽东的重用,被委以党的总书记 和中央一线领导人之一的重任。可以说,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是毛泽东 的一个忠诚而又得力的部下。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的革命老战士,是追随着毛泽东走 过几十年漫长的战斗道路的,对于毛泽东的超人的胆略和伟人的气概,他们是深深 折服的。后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做法和思想上,父亲和一批党的高级 干部,开始与毛泽东产生程度不同的分歧,最后,还因此受到毛泽东错误的冤屈和 迫害。对于毛泽东晚年的日趋极左的思想和做法,特别是发动“文革”这一弥天大 错,父亲反对的态度是鲜明和坚定的,并想用他的努力来纠正这一错误。虽然对于 毛泽东的错误和做法持有异议,但是,父亲对于毛泽东本人的敬重,从来没有改变 过。要知道,这种敬重,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情感,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 这是在几十年的时间之中,经过岁月的磨砺积淀下来的。对于父亲来说,毛泽东是 伟人,是领袖,也是一个既亲切又高高在上的长者。父亲对于毛泽东的态度,总的 来说,可以归纳为几个字:敬重,却不迎合。这种敬重,是真诚的;而不迎合,也 是坚定的。 这次到韶山,是父亲向往已久的。他说:“1965年想来,工作忙,没来成。1966 年又想来,后来就来不成了。”这次来,他仔细而认真地瞻仰了旧居中的陈列。看 到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的遗照,父亲感慨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30年代他 和毛泽覃曾经一起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不久之后,毛泽覃即在战场上英勇牺 牲,年仅二十九岁。看到毛泽东二弟毛泽民的遗照时,父亲说:“我认识毛泽民, 还认识他的妻子钱希均。他是1943年牺牲的。”毛泽东一家在革命战争中,一共牺 牲了六位亲人。为革命,真可谓满门忠烈。参观毛泽东旧居,让人不禁感慨万千。 毛泽东,这三个字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个人的功过成败,而是涵盖了中国 共产党、中国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全部历程。无论它是光辉灿烂的,还是 艰难曲折的。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