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四十六、恶人先告状 11月3 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在 10月下旬的一次谈话。在讲话中,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 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 东还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线路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表态支持迟 群和谢静宜,点名批评刘冰动机不纯,还点名说邓小平偏袒刘冰。这样的表态,具 有给事件“定性”的决定意义。清华大学党委于11月12日召开扩大会议,一千七百 多人参加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 冰,连同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也一起受到批判,说他们“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 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北大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 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市奉命组织干部和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两校大字报的 内容迅速传布,全国各地一些学校也相继开展了一轮新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这 些,都是在“四人帮”一手策划下进行的。但是,批判刘冰、周荣鑫,并不是“四 人帮”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倒邓小平。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开了有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 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八人参加的会议。“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气氛如何,可想而知。会后,毛远新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八人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后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 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毛泽东指示召开八人会议的宗旨,还是 想通过进行批评和做工作,以达到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毛远新问毛泽东:“这次 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 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对。”毛泽东还特 别对毛远新交待,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他是怕江青从中生事。 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想通过统一思想,“息事宁人”,维持他安排的 这个“安定团结”的结构和局面,不想让江青他们把事情闹大了。不知道是毛泽东 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他根本没有认识到毛远新早已上了江青“四人帮”的贼 船,他竟然会让毛远新不要把事情告诉江青。你想想,毛远新操办的事儿,张春桥 参加的会,江青怎么能不知道?也可能,毛泽东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诫毛远新不要 与江青走得太近。 四十七、艰难时日 197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们在宽街的那个家,地处十 字路口,进出十分不方便。父亲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经常在家里开会和找人谈话, 而院子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地方,来客的车子根本停不下。一些要客,如政治局委员 的车,时常不得不停在大街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办安排, 父母亲搬到东交民巷十七号去住了。 东交民巷十七号,过去被称为老八号,是50年代初期盖的一个住地。院子里从 南到北,前后四栋楼房。说起来,我们家跟这个房子挺有缘分的。1952年我们家从 四川迁居北京后,曾把这个院子里的第三栋楼分配给我们家。在我们还没有搬来之 前,有一次,父亲去看罗荣桓元帅。罗帅的身体很不好,看到罗帅住的房子有些潮 湿,父亲当时就对罗帅说:“你住在这里不行。中央给我分了一处住房,我让给你 去住。”在父亲的亲自安排下,罗帅住进了东交民巷的房子,而我们家则在后来搬 进了中南海。“文革”以前,东交民巷这个院子里住着罗荣桓元帅、贺龙元帅、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四户人家。“文革”开始后,罗帅的遗孀林月琴阿姨 带着孩子们被赶了出去。贺龙被揪斗后,先是由周恩来把他们夫妇藏在中南海西花 厅自己的住地等处,后来被林彪一伙抓走关押,孩子们都被“扫地出门”赶出了家。 “文革”以后,东交民巷十七号这个院子便空了起来,没有人住。后来,周恩来生 病,中央把原来贺龙元帅住的那栋楼修缮了一下,准备总理来这里养病,可是总理 一直没来住过。偌大一个院子四栋房子便一直空无人住。 这时,正好我们家的住房成了问题,于是父母亲就被安排暂时住到这里。我们 住的,就是原来贺龙元帅曾经住过的,后来又为总理修缮的那个楼。一开始,父母 亲说是暂时住一住的,没有带家小去。但不久,他们嫌寂寞,就让眠眠和萌萌两个 孙儿跟着住过去了。再后来,邓林、邓楠和我,三家人也都搬了过去。没办法,我 们家的人就是爱热闹,爱扎堆儿。这个楼本是为总理修缮的,总理家没有孩子,人 口少,所以楼内的卧房不多。我们家十几口人都搬了过来,房间一下子就不够住了。 于是我们把人家原来准备办公用的房间,都住上了人。我和贺平住在客厅旁边原来 准备做书房的房间里面。没有书房了,父亲就在南边的前走廊上放了一把椅子,一 个桌子。他说,这里阳光好,空气也好,又可以看着孙子们跑来跑去的,是最好的 “办公室”。就这样,从1973年回到北京后,我们先住花园村,再从花园村搬到宽 街,然后从宽街搬到东交民巷。两年多搬了三次家,也真够折腾了。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