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五十三、天怒人怨(续昨) 妈妈住院了,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 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 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无非说什么“走资 派还在走”,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不看报 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 呆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 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幸亏邓楠在父亲临走时的最后一刻,想 起给父亲口袋里塞了一副扑克牌。在东交民巷,父亲一人孤独度日,全靠着这副扑 克牌以为消遣。这副本来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 都磨白了。“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及其结局,给本已病重的毛泽东带来的,绝对不 会是欢快和喜悦。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压在毛泽东心头的忧虑变得更加 沉重。4 月30日晚,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来,向毛 泽东汇报全国形势。毛泽东用不听使唤的手,颤抖着,亲笔为华国锋写下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第三句 是:“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虽然已重病沉疴,但他非常明白地知道,他确立 华国锋为接班人,“四人帮”必然不会满意,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他的身后, “四人帮”会闹事的。毛泽东为华国锋写下三句话,是在用他最后的一点气力,白 纸黑字地写下他的嘱托。他要把中国,这个已经满目疮痍的家当,托付给华国锋。 邓小平被打倒了,“四人帮”又不可信任,只有华国锋了。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是 一个厚道人,是从湖南毛泽东家乡任职出身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毛 泽东对华国锋的这一嘱托,由华国锋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传达。 5 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 托。从电视中,人们可以看到,镜头中的毛泽东,面容憔悴,行动不便,面部缺乏 表情。在这两次会见外宾后,中国政府发布对外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 场合露面。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病体垂危,已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 母亲住在三○一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是三○一医院眼科的尹素云主任和 唐佐怡医生。母亲的眼睛不好,经常看病,因此和这两位女医生的关系一直很好。 以前,医生们对母亲好,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这种政治高压的状况下, 她们依然对母亲非常好。她们不但给母亲精心治疗,而且还把她们听到的各种各样 的消息告诉母亲。她们的态度,表达了对“批邓”的不满,表达了对“四人帮”的 憎恨,也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在医院,母亲虽然住在普通病房,却是一个人 住单间,平时不能出自己的病房。但有尹主任和唐医生的照顾和关心,她并不觉得 寂寞。一天,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 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 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 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 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风声,可能有事情发 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呆在这里,他 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 月10日,父亲给汪东兴 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他在信中提出,卓琳因病住院,这里太孤单,要求与家人 住在一起。滕和松将这封信送交汪东兴。汪东兴看后对滕和松说:“让邓小平把信 写得具体点。要写上要求回原来的住处。这样主席批了我才好办。”滕和松把汪东 兴的交待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将信改好,由滕和松再送汪东兴。汪东兴将此信呈报 了毛泽东。这封信报到毛泽东处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父亲不知道,在这个期间, 毛泽东病重了两次。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 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在这封邓小平的信上,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画了圈。 母亲住院五十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 她的要求,6 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 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 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这时,在育群胡同的我们,也接到通知,说父母亲要回宽街,我们也可以搬回 去住。真没想到,搬到育群胡同才一个多月便要“打道回府”。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