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她以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方式,进行着特殊的抗争 说起思想转变的过程,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宋庆龄从理论上肯定“每一个建 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为了使它的党员保持高度的革命性,都会遇到 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进行斗争的问题。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这样,在取得政权后更 是这样。甚至在共产党赢得胜利之后,也必须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斗 争,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党内的还是社会上的(只要整个社会上还存在着资 产阶级思想,它就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 这是在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不幸的是, 毛泽东在认识上将这种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而脱离了实际。 鉴于“文革”是在新中国建立17年后展开的,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并举着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鉴于宋庆龄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 信赖和真诚合作;更由于这场“运动”理论与实践的错误的显示需要时间,以及江 青等反革命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是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手法进行,他们反 革命面目的暴露有一个过程,正是因为宋庆龄既是一位有着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置 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高尚情操,又是一位有着十分丰富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家,所以 她在很短的时间便走出了困惑,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去抗击那股反革命逆流。 在“文革”整整10年中,宋庆龄始终以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利益 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历史进程暂时的逆流中,年逾古稀的宋庆龄从未丧失对共 产主义的信念,没有随波逐流,没有袖手旁观,更没有意志消沉。 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她以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方式,进行着特殊的抗争,非 但保持了自己的崇高政治气节,而且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从196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以后,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前,除出席 极少数必须参加的国事活动外,宋庆龄基本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有些庆典仪 式,她不愿出席是因为她不愿成为“摆设”。但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反 革命逆流面前,她没有消极退缩,更没有置身度外。 除了本文上面所述她的各种抗争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她关心 着国家的生产建设及各条战线的状况,特别是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四人帮”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和破 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努力与那些一贯支持中国人民事业的外国朋友保 持着联系,并尽可能认识新的朋友,以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极“左”的自 我禁锢,向世界传递关于我国的客观正确的信息——宋庆龄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7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等一切方面都取得了 伟大的成就,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成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想抹 杀也是抹杀不掉的。 1970年1 月,她在给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真希望你们也 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以后给友人的信中,她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你和 金杨,让你们看看我们的一些成就。你将会为你的祖国感到骄傲”:“我希望在哪 一个好日子里你会来看看我,也看看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 宋庆龄确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新中 国前进历程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主流。她要把这些成就和取得成就的原因介绍给全 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