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生蒋,何生汪 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 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 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 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 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 (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 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 (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 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 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陈 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 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 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 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 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 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汪闻讯 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 我必归。(二)请转孟余、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行得开否? 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 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汪精卫再电陈璧君,并请转交 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12)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 谦复。”汪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 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汪打电话告驻德大使程天放,嘱预定北德船公司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 披茨坦号轮船票。12月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发表书面谈话,并以英、法、德文 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文中称:“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 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 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 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 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 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 由之恢复。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 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 回此危局也。”汪精卫曾问驻法大使顾维钧:“蒋先生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 回答说:“有此可能。”汪精卫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已没有出来的可能, 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了。那时中国之天下,舍我其谁?所以, 他在归国之前,曾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 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 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12 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 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 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 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 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 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 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1 月11 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 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 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 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 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 (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 (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 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 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 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 “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 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 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 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 月14日, 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 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 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 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 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 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初步实现,蒋介石将改变“攘外必 先安内”政策,使汪大为失望。他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 月18日,汪返南京,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讲话,重弹反共老调,说什么:“现在有人提议 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 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2 月15 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致开幕词,称:“当此国难 时期,国民党及全国所必须解决之根本问题,就是要收回已失的领土及保卫未失 去的领土,同时安内问题亦非次要,须于最短期内完成剿共。”并主张以“尽量 忍耐”外侮,“按部就班、缓而不急来积累各方实力”为“民族生存之长期纲领”。 此后,寄人篱下的汪精卫忙碌于事务性工作中。3 月2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 党部纪念周,报告赴绥远印象,并就国共合作问题说明共产党必须诚意接受三中 全会决定。5 月3 日汪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对日态度。谓:对日态度,简 括一句话,是“抗日”不是“排日”。我们本无害人之意,而人既加害于我们, 我们不能不予以抵抗。我们今日一切工作都有一个中心,这中心便是加强国家的 抵抗力。24日,汪精卫主持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6 月5 日汪精卫偕陈璧君、褚民谊、彭学沛等飞往杭州,向浙江省学生集中训练队 训话,7 日飞返南京。7 月7 日,汪精卫同褚民谊在庐山同蒋介石商讨国内政情。 7 月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 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蒋介石 迫于形势,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7 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 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 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 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汪精 卫感到抗战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高喊几句抗战口号,7 月29日晚,汪精卫 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称:“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日本的 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中国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赶 快做种种准备工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 来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 我们如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但他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8 月3 日,他在南京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称:“和 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 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 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他认为“战必大败”,主张对日讲和, 最终走上了通敌之路。 8 月7 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成立,汪精卫任副主席。是晚举行第一次 会议,决定:(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交涉,仍不轻弃和平; (二)今后 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当时,朝野上下,惴惴不安, 特别是在上层人物中,充满了悲观气氛。一次,汪精卫宴请国民政府要员,大家 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局势,在座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跪在汪精卫的面前,无 限悲戚,无比激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你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 你对党的责任,不要为了只求自全自保之私心,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精卫 不知所措,只好相对而跪,感叹一番。汪精卫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 “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 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 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 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媾和。为了制造和谈的舆论,他利用胡适、陶希圣、高宗 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 “战”问题,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 等失败主义论调。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 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 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 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 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 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 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 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 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胡适把他们的聚会取名为“低调俱乐部”。陈璧君虽 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但她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人们 谈到战事,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息。当前方军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 说是转进时,陈璧君就讥讽说:“你们看,我们又‘转进了!不知要’转进到什 么地方了?”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 本。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 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 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 判。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 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 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 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像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 的地步。1937年11月5 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 蒙成立自治政府; (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 察维持; (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 (四)中国停止反 日排日政策; (五)共同反共; (六)减低日货关税; (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 权利。12月2 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 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 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说: “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 日下午,蒋介石会 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 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12月6 日, 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 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的蒋介石打来电话,表示和谈可 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 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他说:“现在是抗 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 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 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 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 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 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 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 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 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 (二)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 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 月15 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中国政府没有按期 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 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 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1 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 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 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 战争的屡屡失败,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英、美的不干涉,使一些国民党官 员对战争的前景失去了信心。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人组织了一个所 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明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 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 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 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1938年6 月,原《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席间,陈 曙风谈到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时,陈璧君却大谈“抗战以 来,上海丢了,首都南京失陷了,我们‘转进到了武汉。为了赢得一点’转进的 时间,最近不惜把郑州附近花园口的黄河堤给炸开了,黄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 使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一年来,丢城失地,损失惨重,半壁江 山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她稍微停了停接着又说:“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 幻想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如果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 古罪人。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 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 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她越说越激动,胡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 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 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的这一席谈,不但陈曙风感到愕然,就连汪精卫也 瞠目结舌。 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汪精卫一伙加快了投敌步伐。汪精卫召 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人商量对策时,陈璧君便越俎代庖,替汪做了决定。 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 出来的。” 对于与日本人合作搞“和平运动”,汪精卫开始也有些犹豫,正如梅思平所 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 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 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汪精卫感到不 离开重庆无其他出路,决心“跳火坑”。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