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惊魂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20日上午,汪精卫偕陈璧君、 周佛海、陶希圣、汪文婴等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100 公里之海滨。下午,返回 河内。23日移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不慎将腿跌伤。12月25日,周佛海、 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 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 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26日下午4 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 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1939年1 月 28日,汪精卫以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这是一栋两层法式小 花园洋房,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 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成了汪氏夫妇的卧室。在这里,汪精卫没有特别的警戒,但他 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向他行刺。 1938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 三次对华声明。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一方面对近卫声明表明态度, 同时也否认汪等行动与政府有关。他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 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 信”。但蒋介石想错了。主子的招降书一发表,奴才赶快响应。29日,汪精卫致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公开发表。这是汪精 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一个近卫声明,一个汪精卫《艳电》, 主唱奴和,紧密配合,二“卫”双簧开演了,吹出了一串的“和平”肥皂泡。 国民党的副总裁叛国投敌,使蒋介石感到大丢面子,便使出了先软后硬的手 段,但都没起作用。图为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在发表《艳电》的同时,12月30日,汪精卫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 提出4 点要求:一、日华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 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 至6 个月期间,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 币300 万元,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支出; 三、在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 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轰炸重庆等,要求日本发动 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汪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 1939年1 月2 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 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国民党 内,以冯玉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投降,也 相当恼火。蒋介石首先试图用软的一手,进行笼络,以弥补裂痕。蒋介石表面上 宣布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但暗地里又派人去河内进行游说。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 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 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 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 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 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 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 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 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2 月中旬,谷正鼎受命第一次赴河内,希望汪精卫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 汪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蒋介石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 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 则权操中央,他不愿意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 的行止。汪并托谷正鼎转告蒋介石,“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我之 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汪的以上自白,已 表明他投敌卖国的决心。 一个月后,谷正鼎再赴河内,携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 照,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生主张,写写 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 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 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一听,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想起过去和蒋 的矛盾,狠狠地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 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又说:“你去 告诉蒋,他曾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 时回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护照?!”一席话,说得谷正鼎目瞪口呆,心知游说 无望,便拿起护照告辞。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 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做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 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 在谷正鼎游说失败的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 带着陈布雷的信,劝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周也以安全无保障为借口, 拒绝会面。也就是在此时,高崇武正在日本东京,代表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 一郎及其他军政要人谈判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知道已经笼络不住了,于是决定来硬的一手。蒋介 石为了应付舆论,立即找戴笠密谋,做了暗杀汪精卫的布置。 戴笠奉命于1939年1 月飞抵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调兵遣将, 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 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 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 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 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 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 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 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 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 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另据沈醉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戴笠把原任军统 局临津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 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 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之后即在汪 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 高朗街二十七号,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 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 大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 也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的卧室。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 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并搞到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当 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 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 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 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 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 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 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 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 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 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 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 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 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 再伺机行事。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 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 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 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 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 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此时,对汪精卫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了,坏消息不断传来,1939年1 月16日, 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 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 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汪精卫开始向法国殖 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是,已为时过晚。再据陈国琦口述:“在河内时曾仲鸣荒淫 糜烂生活始终未改,每天晚上十时一过,等汪氏夫妇就寝后就出门寻花问柳,直 到深夜二三时才回来,这时不敢开铁门,怕铁门声响惊醒了汪氏夫妇,只好爬上 围墙,然后循着预先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下到院子,再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 为住在对过窥探了一个多月的军统特务看得一清二楚。”后如沈醉所记述的:戴 笠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决定越墙而入。3 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 墙攀上三楼走廊,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 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军统特务 从花园后面逾墙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奔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 上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军统特务已了如指掌,所以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 后,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 当时,曾仲鸣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音,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 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弹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 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 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 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 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 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 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汪兆铭漏网”, 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无效,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 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 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 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当汪精卫到达急救室时, 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 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 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 高朗街的枪声,二十七号楼的血污,给汪精卫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他亲笔写 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认定此事是重庆特工人员所为,绝不是私 人的仇杀。尤其使汪感到悲伤和刺激的是曾仲鸣的死。曾是他亲信的部下,是同 盟会老会员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对曾 一向视为己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 院院长时,曾仲鸣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 事无巨细,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枪声——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断然措施, 导致了蒋、汪关系的最后决裂。 3 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 务会议的记录。声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揭露 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 月5 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 卫、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 子。 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 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 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 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 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 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汪哀叹道:“在河内的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 能忘却的。” 曾仲鸣遭暗杀,又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使他不得不另谋途径, 河内非久留之地。离开河内后往哪儿去呢?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 四川最好,因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由于西南诸省将领纷纷通电讨 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经过和陈璧君等人反复商量,陈璧君说:“香港 虽然好,并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 但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至于广东, 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很深,而且是汪精卫、陈璧君的桑梓之 地,他们当然愿意回去。但广东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 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与之相比,上海 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军队保护,表面上看来, 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还很大,市政也归外国人掌 管,裁判权亦操在外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 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4 月9 日,汪精卫发表《重要声明》,否认重庆《大公报》所揭露的已与平 沼缔结了五项条款之报道。称:关于中日和平,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 得以苏息,得以复兴。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 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绝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 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所 乘的“北光丸”于4 月16日抵达河内,18日即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 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影佐回忆说:汪先生对日华事变的 发生和发展表示遗憾,而且说:“他的信念是日华有合作的必要。关于这一点, 或通过书面、或和蒋介石氏促膝交谈,但是,蒋介石氏一则他自己对日本的真意 有所怀疑,一则制造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终究是不可能实现和平。当时 考虑:放弃留在重庆内部改变蒋介石意图的打算,只有从外部掀起舆论,策划重 庆转向。这时候,从高宗武、梅思平两氏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日本如若真正 坚持这个方针,确信取得舆论支持绝不会不可能。”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 的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激励。” 汪精卫对日方说:“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 据地发展运动。”“从河内向上海转移,考虑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下进行, 到达上海以后开展运动,考虑按照以前的计划,采取更加跃进的方式,目前正在 研究之中。”影佐表示担心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作梗,汪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 说不定觉得我离开河内,好像给他们甩了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会赞成我离开这 里呢。”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沪,汪精卫认 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 吨的小船——“冯·福林哈芬”,等离开海防后,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 其护送他们到上海。陈璧君则认为船太小,怕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 不好坚持。4 月25日深夜,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汪精卫、陈璧君等在海防附 近登上小货轮。 按约定,26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但两条船失 去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其实汪精卫、陈璧君并未遇害, 只是因基鸿港码头设备陈旧,船上所需食品、饮用水全靠人工肩挑手提,加上搬 运工少,所以比预定出发时间延后了三小时,等来到巴库伦比岛,“北光丸”早 已离开,在大雾中,无法判断“北光丸”的去向,只好从海南岛内侧海峡行驶。 两船走岔了道,所以无法联络上。几天来,“冯·福林哈芬号”由于吨位小,遇 到一点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正巧赶上大风,船上的人就像摇煤球一样,摇得 一个个哇哇呕吐,半死不活地躺在船上。陈璧君哪里受过这份罪,大哭大闹,埋 怨汪精卫没有上日本的大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现在又遇恶浪,即使不葬身鱼 腹也会活活折腾死。汪精卫拿她没有办法,尽管自己连苦水都吐出来了,还得强 打精神,挣扎着将陈璧君扶起,好言劝慰。28日,海上大风骤起,小货轮颠簸得 更厉害,汪精卫不顾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4 月30日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 合。汪精卫、陈璧君爬上“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人“同舟共济”了。在“北光 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谈到:“以前,和平运动的计划是 :企图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通过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传 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惟一办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在最后,使重庆转变方向。 好好考虑,只用言论很难使重庆政府转变方向。 “和平论毕竟是为爱中国,但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露。但是,和平论和 卖国论只是毫厘之差,要使一般人接受和平论是有困难的。相反,抗日论一般人 容易听得进。但是,由于日本措施政策的公正妥当的事实,证明和平论开始放光 彩。即在近卫声明如实实施的情况下,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已没有依据,确信即 使重庆政府,也只好跟从舆论大势,倾向于和平。 “为此,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实现近卫声明是一条捷径。所以, 放弃以前的计划,建立和平政府,除依靠言论对重庆进行启蒙工作外,进而考虑 用事实证明日华提携的好成果,加强抗战无意义的舆论,由此来使重庆政府的动 向向和平发展。这是上策。因此,如果贵国政府对上述新计划没有异议,那么, 希望更改以前的计划,以建立和平政府的方针进行下去。 “建立和平政府的目的不在推翻重庆政府。只要带来和平,连政权谁掌握也 不问。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停止抗战。因而,在政权建立 问题上,也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如和重庆斗争引起内战,发生同一民族之间出流 血惨案,这是并不希望的。将来,在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一致的情况下,业已达 到运动的目的,由此我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两点,我明确说出,表露我的心 境。” 汪精卫在会谈上表示: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 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三、为了建立和平政 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 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 旗。 5 月2 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汪精卫就遭到当头一棒。龙云发 表复函,谓:“蒙手赐复书3 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 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 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 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 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5 月 4 日,“北光丸”驶离台湾,前往上海。汪精卫在日轮上,心情沉重地写下诗一 首: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芒月半阴。良 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5 月6 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虹江码头,8 日,汪精卫离“北光丸”上岸, 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 ---------- 中文阅读网